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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1）
在宣布新增外籍劳工税后，政府再度出手，在国会辩论人力部开支预算时，宣布了进一步让雇主减少对外籍员工依赖的措施。新措施或能产生两个效果，一方面紧缩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促使雇主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借拉近外籍员工与本地雇员的薪金差距，为本地人在劳动市场创造较好的竞争条件。与此同时，国人也必须从经济以外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措施的意义。
人力部提高雇用外籍员工门槛的措施有两条：从今年7月起，雇主借以符合聘请外劳比例的本地雇员，底薪将从目前的650元提高到850元。但这并非最低工资，因为不单纯依赖外劳的雇主，依然可以按照市场供求决定薪金；850元的规定，是为了确保雇主并非为了聘用更多外劳，而随意雇用本地人充作人头。 同样从7月起，被归类为“人才”组别的外籍员工的底薪也都调高，中级技能的S准证持有者，起薪从1800元提高到2000元；熟练工人和技师（Q1准证持有者）从2500元提高到2800元；专业及管理人员的底薪，也分别从3500元调高到4000元（P2准证持有者）、7000元调高到8000元（P1准证持有者）。 由于中低收入的国人不但要面对廉价外劳的竞争，“人才”组别外籍员工的涌入，也为本地中产阶层（专业人员、经理、执行员和技师，PMET）形成了就业压力。提高各类就业准证持有者的底薪，既能增加本地白领的竞争优势和收入，也能让雇主更认真地引入本地经济所需要的真正人才。 新措施的首要目的，便是政府近来反复强调要提高生产力的宗旨。财政部长尚达曼提出要在10年后使国人收入增长30%的目标，一个关键的前提便是生产力也必须相应提高。虽然新加坡经济近几年的总体表现不错，但是劳动生产力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甚至每况愈下。多份报告均指出，新加坡过去10年的平均生产力增长只有1%，不但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也不如香港和台湾等经济体。 一个显著的情况是新加坡的制造业、建筑业、酒店和餐饮业、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劳动生产力都在下降。亚洲竞争力研究院最新公布的报告明确表示，生产力下降的罪魁祸首是新加坡严重依赖外劳。很显然，此前一味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只重量不重质的粗放型增长策略，终究是一种短视且难以为继的错误做法。 尤有甚者，大量引进外籍员工的政策不但危及生产力，也导致住房、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娱乐设施等供不应求的后果。公共空间骤然拥挤，以及外籍员工凭借低薪优势，在劳动市场产具备比本地人更强的竞争力，更引发国人对于社会凝聚力及国家认同感的深层焦虑与激烈辩论。若不及时因应，外籍员工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恐将引发深远的政治效应。 因此，提高雇用外籍员工的门槛，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考虑，虽然那也至关重要。长期而言，有选择性地引入确实能增进本地经济生产力的外籍员工，应能实现最终提高国人收入的目标；同样重要的，减少对外籍员工的依赖，也意味着国人有时间去适应外来人口涌入的变化，并逐渐消化由此产生的社会紧张。对于建国历史短浅、地少人稠的新加坡，社会人心的稳定，也是长远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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