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中记载着孔子和子贡的谈话。子贡问老师,子张和子夏谁优胜?孔子说子张显得过头,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就说是不是子张强一些,孔子的答覆是“过犹不及”。 中庸之道追求的中的确切位置,是优化选择决定的,座落在过头和不及之间的“无过无不及”的“临界位置”。 过头和不及是事物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者说两种错误倾向,孔子认为都不足取。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为政过严或太宽都不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制订政策,借用现代政治语言讲,就是偏左(激进)和偏右(保守)都要犯错误。孔子主张凡事有度,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中道也。 孔子将中庸视为君子应有品德,尝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无忌惮者,无所顾忌,任意横行,放纵极端也。 毛泽东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过头或不及,往往首先表现在量的范畴。量的过头或不及终将引起质的恶性变化。在政治领域,人们常常把过头或不及称为左倾或右倾。反右防左,反左防右,就是去肯定政局相对安定的质的需要。 孟轲讲了一个关於经济政策上过犹不及的故事:周人白圭是个好心肠的经济学家,建议更改税制,把当时实行的“什一而税”降为“二十而取一”。孟轲指出,这种低税率适合於北方貉国那样五谷不生,唯黍(一种称为黄米的杂粮)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餐,无百官有司的後进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行之於中国,不顾“器不足用”的後果,将造成“去人伦,无君子”“不可以为国”的倒退恶果。白圭听了,明白了它的不可行性。孟轲以为,如果违背了体现中庸原则的尧舜之道,把税率降得偏低,就成了大貉小貉,反之,过於加重税收,则大桀小桀也。(见《孟子·告子章句下》)可见经济政策上过头或不及的量变,会造成政权性质恶化变质。
《论语》中说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片语中,每个“而不”後面的字儿,非过即不及也。 中庸反对过头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简单折衷,不等于不讲原则的平均主义。中庸之道崇尚和平渐进,但并非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不排斥必要的战争,主要指反抗侵略的战争、为消灭战争而战的“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以及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暴力抗争等。 在一切可以量度的应用科学范畴,像上文提到黄金分割比例体现视觉最佳效果;或要种好庄稼,土壤酸度必须适宜;或根据不同国情制订适当的税率那样,中庸之道不仅有其科学的定性要求,而且应能在实用层次上做到定量分析,可以计算、检测和考核。 人世一切失误,其实无一不是“过”或“不及”的後果,教训例子俯拾即是。万物之灵之高明,在於透过万花筒般的无数表象,悟出一个“无过无不及”的优化求中道理,并进而掌握这个优化求中的主要途径,方能落实求中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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