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论坛】读走新加坡：赤道上的中国化大乘佛教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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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创建于1921年，是新加坡第一所中国传统丛林寺院。（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妙传）

普觉禅寺万佛宝塔，1985年奠基，1991年落成，富有东南亚色彩，与中式古色古香的殿堂交相辉映。

耀智大和尚率领“海丝路”代表团参观新加坡晚晴园，这里记载着抗日英雄普亮法师的事迹。

2015年9月16日，以广州市佛协会长、大佛寺住持耀智大和尚为团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与文化之行”首航团队抵达新加坡，在为期两天的佛教巡礼中，代表团密集参访了新加坡普觉禅寺、新加坡佛教总会、亚洲文明博物馆、佛牙寺、晚晴园等佛教与文化胜迹。随团青年学者李远达在参访中，深为赤道上中国化大乘佛教的开显而感动，他提出：新加坡佛教界秉承临济宗风，在赤道线上开显了中国化的大乘佛法所特有的智慧与慈悲。无论是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抗击日寇，还是今天接引善缘、弘法利生，都确证着新加坡佛教界如同马六甲海峡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作用一样，发挥着沟通佛教与其他宗教、中国大陆与南洋诸国伟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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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现在进行时：关照民生，多元共存

在新加坡535万人口之中，华人居于主流地位，占到74%以上。政府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多元宗教和谐发展，在佛教界内部，又分为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南传佛教又有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三种不同的佛教传承系统。有趣的是，众多往来新加坡的佛教僧侣和信众，几乎从未发生过矛盾。

1921年，转道老和尚有感于南来僧众无处安单，也意识到弘化狮岛的机缘业已成熟，遂择光明山兴建道场，接纳十方僧众。由于建在光明山的橡胶林中，因此命名为光明山普觉禅寺。它是新加坡第一座中国丛林寺院。九十年来，随着普觉禅寺的逐步成长，新加坡的佛教事业也蒸蒸日上，蔚为大观。

1943年转道老和尚圆寂。1947年，宏船老和尚接任方丈职务，成为第二任方丈。秉着坚定的信念加上信众的护持，宏船老和尚将普觉禅寺从一间荒山小寺，逐渐扩展成新加坡面积最大且庄严无比的修行道场。今天，光明山普觉禅寺已成为东南亚殿宇辉煌的佛教名刹。1990年，宏船老和尚圆寂。追随宏船老和尚的徒众有28万人之多，遍及天南地北。1991年，演培长老担任该寺方丈，1994年隆根长老接任方丈。第五任方丈是菲律宾大乘信愿寺兼华藏寺住持瑞今长老。2004年，广声大和尚升座，成为普觉禅寺第六任方丈至今。多年以来，新加坡普觉禅寺和新加坡佛教总会关系密切，历任佛教总会主席大部分来自普觉禅寺。

据广声大和尚介绍，新加坡佛教总会的性质是民间的佛教信仰者组织，其中既包括汉传佛教，也包括南传佛教。在新加坡有注册局，佛教总会在那里注册登记，由会员推选制确定每一期会长。当选后，会长履行总会的日常管理及对外事务。新加坡佛教总会成立于1949年，为华族四众佛教徒共同发起的组织，代表新加坡佛教团体与佛教徒的母体。李俊承居士受邀为华族四众佛教徒发起组织总会，成立“星洲佛教总会”。

成立后由李居士担任主席达七届至往生为止（1949—1964年），继第八届后由法师为领导。先后曾由宏船法师（1964—1988年）、常凯法师（1988—1990年）、广洽法师（1990—1991年）、优昙法师（1991—1993年）、妙灯法师（1993—1994年）、隆根法师（1994—2004年）、惟俨法师（2004—2006年）担任主席职务。广声法师曾于2006—2014担任过八年的佛教总会主席职务，现任主席是广品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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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个世纪以来，普觉禅寺与新加坡佛教总会的弘法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他们不仅建设寺院，接引众生，而且还逐步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各类慈善事业。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普觉禅寺与新加坡双林寺、新加坡居士林等诸多寺庙一道，齐心协力，初步建成了集图书馆架构、医疗服务体系、学校和文化事业、慈善服务事业等多位一体的佛教弘法系统。这种弘法利生的壮举不仅在在新加坡当地起到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而且面向全社会开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例如，早在上世纪末，普觉禅寺就颇具前瞻性的成立了普觉出版社和觉渊有限公司，定期发行《普觉》杂志，通过零售书籍、有声光碟和文物把佛法弘扬到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人当中去。

临济宗下南洋：佛教传播史上的奇迹

谈到普觉禅寺所传承的汉传佛教，广声法师非常明确地强调：“我们传承的是临济宗。”并向来宾介绍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转道老和尚开始算起，临济宗在新加坡华人佛教界已经传承到第三代。临济宗是禅宗南宗五个主要流派之一，在禅门五宗中，临济宗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

在远离中国大陆的赤道线上，临济宗在这里演绎出具有中国气质的大乘气象，意义非凡。在7—14世纪的室利佛逝时代，这里是经由印度传承而来的大乘佛土。15世纪至近代，大乘法脉在此地断绝，在最近一百年间，临济宗从中国回传新加坡，然而，此时回传南洋的临济宗已然是中国化的禅法，它是在中国大乘佛教系统完成以后，经过中华文化充分滋养濡染的禅法。临济宗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起有落，但它贯穿了究竟了义的大乘智慧。这个有起有落的禅门宗派居然在联通两大洋枢纽的独特位置上，得以如此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不能不说是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奇迹。

依《大般若经》记载，佛教是由印度弘传到中国，又往南方传入大海，最终还有一个短暂回传印度的因缘。但经文中并没有提及大乘佛法在南海的南端，临近赤道的南洋岛国新加坡还有这样的传承。可以说，新加坡临济宗风的孳乳，是转道老和尚等近现代诸位大师的特殊愿力，也融入了太虚大师、圆瑛大师、守培法师等中原高僧的心血与愿力，才使得临济宗风在新加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成熟的禅宗面貌示人。

勿忘普亮法师：新加坡佛教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事实上，近代以来，新加坡的临济宗寺院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做出贡献。二战时期，新加坡成为募款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主要的阵地。中国佛教界诸位大德多次来往新加坡，从组织动员到募集筹款，竭尽全力。当地的佛教界也积极投身到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中来，谱写了我们这个民族捍卫生命尊严的可歌可泣的篇章。

1939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造谣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太虚大师率佛教访问团对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越南进行访问，沿路宣传中国抗日的正义与意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与诬陷，取得了友邦的精神支持与物资支援，对中国抗战的胜利竭尽了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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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太虚大师在新加坡总商会曾发表过一篇激情洋溢的《南洋华侨与宗教》讲道：“现在中国人民或海外南洋华侨的宗教行为的表现，则中华民国的整个国家、便是一大神殿，中华人民的整个民族、便是一大神像了。中国人在这国家庙、民族神之下，充满了慈爱救护和整肃诚敬的心，所以能发挥出抗战的伟大力量，和担任著建国的艰钜工作。”大师的法布施鼓舞了南洋人民，使得新加坡华侨团结一心，积极投身到抗战事业中去。

七•七事变爆发后，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亲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他还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为筹集救难资金，他携徒明旸法师两次到南洋诸地募捐，新加坡是其中核心的一站，大师以他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前后共计募捐国币三万二千四百元，这笔资金悉数被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的费用。

不仅是太虚、圆瑛两位大师，面对日军侵略的野兽行径，新加坡本地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僧人群体，当时新加坡中华佛教会会长、双林寺方丈普亮法师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普亮法师，福建人，1900年出生，1944年被日寇杀害。法师童年即在福州西禅寺出家。民国元年（1912年），只十二岁的他便远涉重洋到新加坡双林寺修行，二十七岁时成为双林寺住持方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铁蹄几乎踏遍了整个东南亚，各国人民群起反抗，抗日怒潮高涨。普亮法师虽是方外之人，但爱国热情正义之心不泯。在反抗侵略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普亮法师积极与新加坡华侨华裔的抗日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取得密切联系，为该团体筹集大量的资金。

他还积极主持招募具有爱国热情的华裔技术工人（以驾驶技术为主），组成“南洋技术救国服务团”。他全盘负责该服务团的招募、组织、集训（在双林寺中进行），然后分批秘密开赴祖国内地。大多数技工从事军事运输任务，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组团集训，事务繁琐，开支巨大，普亮法师四处募捐八方奔走，其精神为时人所钦佩，作为大乘佛弟子，其拳拳爱国之心令人动容。

1942年2月，日军攻陷新加坡，疯狂镇压当地的爱国人士，新加坡顿时一片白色恐怖。普亮法师招募集训“服务团”的工作，也不得不转入地下，艰难维持，并时时处在危险之中，但法师怀揣正义之心，早把生死置之度外。1944年夏，普亮法师在双林寺中秘密集训“服务团”有关人员时，被日寇围捕，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四岁。

来源：凤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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