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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刘”是住在科特迪瓦阿比让市的中国人对我们附近一家小诊所的刘大夫的称呼。
我第一次去刘大夫的诊所是刚过了2001年春节。我那时患有慢性肠炎。腹泻第三天,有点撑不住,于是去了诊所。这是我和他首次相识。他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或许是生疏,所以话语不多。也或许在经参处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我代表我们新到的项目组做自我介绍时他看到过我,这首次相识连我的身份他都没问一句。他只询问了我的症状,为我做了检查。开药方时他问我自己带的有什么药,怎么服的。我一一回答后,他为我开了些“痢特灵”,(这是我忘了从国内带的药,)又注射了“庆大霉素”。总共收取了三千西非法郎,相当于人民币三十元左右。
刘大夫已是花甲之年,但看上去却年轻得多。他身着体恤,尽管那因岁月而微微隆起的小腹清晰可辨,但体格十分强健,胸部和手臂的肌肉也很发达。诊所庭院当中的一棵树上挂着一只硕大的沙袋,足以令当地的黑人小伙子望而生畏。他们的意识里中国男人个个会工夫。不知这沙袋是否刘大夫用来练功的,但看得出他平时一定从事体育锻炼。
我后来又有两次去诊所是因为踢球蹭破了腿。他帮我处理后谢绝收取费用。自从科特迪瓦1999年发生政变后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中国人无论公派还是私营的日子都不好过。刘大夫的诊所里其他中国人都回国了,只有他一个人和雇佣的一个黑人在留守。
经参处一等秘书老杨和刘大夫要好。稍后我才知道他俩同在当地一个乒乓球俱乐部打球。据杨秘说他们参加的俱乐部在科国数一流。全国冠军就在其中。杨秘出国前曾经是外经贸部乒乓球队的队员,受过正规训练。但他说刘大夫球技比他更胜一筹。俱乐部里没老刘的对手,全国冠军也不在话下。杨秘允诺以后有机会带我们欣赏一下刘大夫的球技。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杨秘和我们共进晚餐,讲好餐后先去俱乐部看他们打球,然后开车送我们回家。不料晚餐延误了些工夫,我们到达时,俱乐部黑人成员们告诉杨秘刘大夫等不及先走了。我们失去了唯一一次欣赏刘大夫球技的机会。不久,他突然去世了。大家都很惊讶,一个外表体魄如此强健的人怎么会一发病就是晚期肝癌!
我代表我们项目组前往吊唁。灵堂就设在我曾经接受过治疗的疹室。门口一张桌上摆着一只“义捐箱”,桌边坐着经参处姓张的女会计在登记礼仪册。坐在她身边的同事厨师为前来吊唁送花圈者书写挽联。花圈由“华联会”经办,就在现场有两个黑人用鲜花和树叶制作。可能是制作数量大价格有减让,因此吊唁者只要认购登记无须交现钱,待事后算账。我代表我们项目组交了募捐,登记认购了花圈。写挽联时突然有了灵感想要自己书写。我借用厨师的笔墨写下一幅挽联:“叹身躯客逝他乡;愿英灵早归故里。”全当报答他两次为我免费治疗。
追悼会很隆重。大使馆和经参处的人员都来参加。大使赵宝珍讲了话。她遗憾地说去年我们大家在这里送走过一位同胞,现在又在送另一位同胞。代表生前好友致悼词的是杨秘。他叙述了刘大夫的简历。这是一段充满了坎坷人生的经历。他曾经赴云南支边,一去就是十多年,后来调回天津在一家企业的职工医院工作,几年前公派到科国办诊所,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却没来及回家乡颐养天年。
出殡的队伍也很庞大。科国没有火葬场,尸体须送往邻国加纳火化。一名黑人警察头戴蓓蕾帽全副武装骑摩托在前面开道,紧跟着灵车的是大使的专车,接下来是使馆经参处的其他车辆,再后面是参加追悼会的其他中国人的车辆。送葬的车辆排成长龙缓缓地在大道的正中央行驶,那阵势看上去肯定是在送一位重量级人物,那场面令我日后每每忆起来都感动不已。送葬的车队到了市郊检查站折返。灵车载着棺材继续朝加纳方向驶去。
刘大夫的在天之灵不知能否欣慰。在国内他恐怕很难得到此等规格的出殡仪式。在国内他充其量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而在科国他不仅是位医生,还是乒乓球无冕球王呢!
2003年6月11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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