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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一个很不错的网站上看到了一篇，发过来给大家看看在全世界几乎已把和解英雄纳尔逊•曼德拉当作一位圣人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朱利叶斯•尼雷尔。大多数民族领袖和前民族领袖都可以被归入三个类型。引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肯尼亚殖民地总督帕特里克•雷理臣爵士关于已故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塔的不吉利的话来说，有些领袖引领人们“走向黑暗与死亡”，比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朝鲜的金正日。有些领袖是拙劣的管理者，比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和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还有一些则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人物。这三种类型在非洲应有尽有，不过，非洲也有一些值得自夸的非凡人物，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每个人都会马上想到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的第一位总统。不过，还有坦桑尼亚的第一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1922－1999），最近，达累斯萨拉姆的红衣主教波利卡普•彭格已经开始了将其封为天主教圣人的事项。在民族领袖们对数百万人的流血牺牲负有责任的年代里，像曼德拉和尼雷尔这样的人以其美德令人称奇。在一个由于玩世不恭、自私自利、充满偏见和血污斑斑而变得丑陋不堪的世界里，曼德拉对和解与种族和谐的捍卫以及尼雷尔的谦卑与正直成了灯塔。而且，他们没有约翰•肯尼迪式的家丑。关于曼德拉的传记汗牛充栋，最近的一本漂亮的茶桌消闲式传记是罗萨林德•考沃德撰写的《曼德拉：经过许可的画像》。像同一种类型的大多数著作一样，这本书描述了他在早年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他开始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历程，他在罗本岛上的被囚，以及他担任总统职务时的岁月。它避讳了他不完美的地方，字里行间流露出阿谀奉承。曼德拉在南非被人称作“马迪巴”（当地土语“老爹”的意思――译注）。马迪巴并非没有缺点。他结婚三次，离婚两次。他和伊夫琳的第一次婚姻在13年后破裂，主要原因是他经常不在她的身边以及他对革命的投入，而伊夫琳作为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则避开暴力并且公开宣扬政治中立。在伊夫琳之后，马迪巴娶了温妮，这位新妻子本人是一位实力派的政治领袖。在经过多年的被迫分居之后，他们在政治上变得疏远了。他想要和解，而她却不像他那样宽容，并且试图通过暴力手段维持权力。于是，马迪巴在80岁的时候又娶了前莫桑比克领袖的遗孀格拉萨•马谢尔。这第三位妻子的前夫曾是曼德拉的一位密友，在一次坠机事件中身亡。曼德拉也犯过一些严重的政治错误，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支持南非的宪法。这部宪法虽然在政治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曼德拉对它的支持却让南非变成了世界上最缺少道德善恶感的社会之一。但是现在已经88岁的曼德拉留给后人的将是宽恕与和解的宝贵财富，以及对每个公民的尊重，不管他的肤色如何。他帮助利比亚和英国进行谈判，使得1988年洛克比飞机爆炸案的两个嫌疑人得到公正的待遇。当其中的一人梅格拉希被证明有罪并被单独囚禁的时候，曼德拉前往探视，并且敦促将其关押在一个能够见到其家人的地方。他知道怎样赢得人心。当他身穿一件南非橄榄球队的衬衫出现在橄榄球世界杯决赛上的时候，白人们对他的疑虑烟消云散了。能够拥有一位这样的领袖，南非是幸运的。坦桑尼亚之父朱利叶斯•尼雷尔也是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人。他相信自己的坦噶尼喀能够教给非洲以及其它地方许多关于容忍和人类和谐的东西。尼雷尔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曾经把《威尼斯商人》译成斯瓦希里语，并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一所天主教传教学校里任教。在离开教育工作后，他成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领袖，扮演起一个组织者的角色――该组织的目标是脱离英国、取得独立，并且废除部落制和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而且由于拥有明确的目标，联盟的两个目标都实现了。尼雷尔的远见不只是表现在政治方面。作为一个每天都参与弥撒、领圣餐和默想的人，他的天主教信仰影响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甚至是在他已经成为一名重要的政治人物时，他仍然利用多年的时间，把天主教要理和主日圣经阅读翻译成自己所属部落的语言。和曼德拉不同，尼雷尔在其国家诞生的狂热岁月里，与时代步调一致，过着幸福、投入的婚姻生活。在一个一夫多妻现象非常普遍的国家里，他对妻子守一而终的情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坦噶尼喀及其沿岸的海岛桑给巴尔岛联合起来、成为坦桑尼亚的时候，尼雷尔说：“我们这些人愿意点起一根蜡烛，把它放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上，让它的光亮越过我们的国界，给绝望的地方带去希望，给存在仇恨的地方带去爱，给以前蒙羞的地方带去尊严。” 他态度和蔼但是为人果断，因而经受住了殖民地政府的折磨，后者当时试图镇压联盟的活动。由于尼雷尔和殖民地总督有着极好的关系，也由于他本人的正直、诚实、智慧、组织才能以及向普通民众展示自己先见之明的能力，坦桑尼亚顺利地实现了独立。但是他不是一个听任摆布的人。尽管穆斯林在坦噶尼喀拥有举足轻重的势力，尼雷尔却仰慕以色列所取得的成就。他在1961年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朋友们来决定我们的敌人应当是谁。”他坚定地认为所有的种族都有权获得公民资格，并以辞职相威胁，要求对一项公民资格方案加以修正；结果是他取得了成功。当全世界都在袖手旁观的时候，他命令军队开进乌干达，驱逐血腥的暴君伊迪•阿明。尼雷尔总是告诫要反对腐败： “在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里，财富往往会让拥有它的那些人们腐化堕落。它往往在他们身上滋长这样的欲望：比其同胞生活得更加舒适，穿得更好，并且在每一方面都胜过后者。在他们自己的舒适和社会上其他人相比而言的不舒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明显差异几乎成了他们享受财富的实质内容，而这会引发个人竞争的螺旋式上升――这是反社会的。” 他的告诫是有远见的，这在许多非洲国家里都已经得到证明。比如在邻国肯尼亚，在超级富豪富裕的生活方式和大多数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后者靠着每天不足1美元的生活费果腹度日。对于尼雷尔来说，解决腐化的方案在于他的乌贾马（家族）政策，一种非洲式的社会主义，它会避免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矛盾。他说：“富人和穷人在非洲社会中都是十分安全的。没有人因为缺少个人财富而挨饿――既不缺少食物，也不缺少尊严：他可以依赖自己所属社区所拥有的财富。”在尼雷尔当政期间，国家宫向客人们提供软饮料（不是葡萄酒和烈酒）；他的年薪很少，他的政府机关从未受到过有关贿赂或者腐败的指控。尼雷尔有两个方面令人遗憾：首先，西方把乌贾马当作搀了水的马克思主义；其次，这种体制无法运行。尽管有关乌贾马的想法是高尚的，但是它基本上属于空想的范畴，听任人民继续贫穷和失去动力。在这一点上，尼雷尔似乎像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足够谦卑和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在他离开了最高职位之后，姆瓦利姆（斯瓦希里语“老师”的意思）所到之处仍然受到热烈欢迎，人们空巷而出，倾听他的谈话――这个人从未失去过平易近人的品质，他们能够轻松地把他当作自己当中的一员。或许，尼雷尔最大的成就是把存在广泛差异的部落和种族（非洲裔以外的人们是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团结到了一起，因为在今天的坦桑尼亚，民族自豪感是非常显著的。借用汉娜•阿伦德特的话来说，主要归功于他的指导和远见，坦桑尼亚设法避免了其它非洲国家里的“部落式民族主义”。甚至是在今天，许多西方人可能仍会把这两个伟人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当作他们二人的污点。他们关于这件事情的观点却不是可以轻易弄明白的。至少，尼雷尔就绝对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曼德拉的观点则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立场，不妨看看尼雷尔于1969年在多伦多大学的演讲，其中的一些话是颇有教育意义的。 “像葡萄牙一样，南非声称自己是非洲反对共产主义的一个堡垒。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的政权声称正在自己的领土上捍卫非洲的纯洁，对抗由于共产主义而引起的混乱。这些国家全都热切盼望西方把它们反对自由运动的斗争解释为世界范围内反共斗争的一部分。 “让我担心的真正危险是西方会接受这种解释，并随之支持这些南非政权，从而背叛它自己的原则。这些自由斗士运用共产主义这个武器，并在共产主义国家受到训练，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这种事情现在正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下去。然后，南非和葡萄牙就会向它们的同盟者们出示这种‘证据’，证明它们正与共产主义进行战斗。它们将会展示从共产主义者那里缴获的武器，展示一些不幸的战俘，以便劝说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支持它们反对自由斗士的战争。 “非洲不从冷战的角度看待事物，（冲突）可能成为贫穷的有色人种世界和富裕的白人世界之间的对峙。” 对于非洲人来说，苏维埃只是另外一些白人，他们说自己愿意帮助非洲人赢得自由，并且为此训练非洲人，向非洲人提供武器。自由是直接而且现实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一旦解放真的发生了，那么，白人们，不管是资本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就都得回到他们的老家去。曼德拉和尼雷尔：两位真正伟大的非洲领袖，他们为自己国家里的许多代人确定了前进的方向和方式，他们的榜样值得其他非洲领袖们――的确还有全世界的领袖们――好好学习。转贴自http://www.sinaworld.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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