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北京孩子们的小升初，庆幸自己离开了

男人如树

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疯狂中，京城“幼升小”、“小升初”的赶考之路愈发艰难。相对于医疗、住房领域，教育的灰色与不公，对社会显然更具毁灭性。然，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对其表达了更多的沉默？
  
“老师真的说要我了”
  
数年前，从东北搬到北京朝阳区的张兰跟丈夫发生过一场“战争”。当时，她一心想把6岁的儿子送到海淀区上小学，她的丈夫却认为孩子小，上学路不要太远。
  
但张兰有自己的打算。海淀区知名中学与小学环立，被外界认为是通往清华、北大的“预备队”。张兰下定了决心要把孩子送入“预备队”。在海淀，张兰找的第一所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小。当时，人大附小组织了一场跨区招生的考试，对外称准备招收200人入校。北京各区的家长们闻声云集，张兰带着孩子也挤入其中。
  
考试数日后，张兰接到人大附小电话，说孩子属于替补资格，如果别的孩子来不了，再给通知。后来，张兰打听到虽然对外宣称招收200人，但实际仅会考试收录80多人，其他的名额早被“关系生”占下了。
  
张兰只好赶快去找别的学校。她想去找中关村一小，在不熟路的情况下，反倒找到了中关村三小。三小的招生负责人看了看张兰的户口本，随声问了一句，孩子会不会20以内加减法。张兰应声说会，负责人便让张兰母子下周参加入学考试。
  
到了下一周，孩子顺利通过了考试。试后，招生负责人把张兰叫去一旁，道了声喜，紧接着便示意张兰去学校财务室交3万元择校费。张兰自是不敢怠慢，交完款后，财务很麻利地开出一张收据，让张兰拿着收据去教务办，以此为凭，领取入学通知书。至此，孩子成为了海淀中关村三小的一员，张兰手上没留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曾经为这个学籍花费了3万块钱。张兰并不在乎，她甚至很庆幸，“3万块的择校费并不算多，在北京这几乎是最低额度。”
  
张兰孩子入学时，中关村三小总共招收了20个左右班级，每班50多个学生，而此后数年，北京各中小学的新招生名额被严格控制，入校门槛随之提升，花费10万元以上却不得其门的故事开始出现。曾有大陆媒体报道，至升学旺季，某学校校长的随身包中，要求入学的条子竟重达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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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张兰，陈女士今年动用了更多资源，结局却更差。
  
陈女士家住东城区，膝下有一女，视若明珠。女儿四岁时，她便开始留意周遭名校，府学小学、朝阳师范附小和朝阳外语小学列入目标。其中，陈女士最中意的还是府学小学，一方面府学被认为是京城牛校，另一方面府学有校车服务，便于接送孩子。
  
巧的是，陈女士正好有朋友与府学小学校长比较熟。于是，今年女儿入小学前，陈女士特意给朋友打了招呼，心下盘算，有了熟人，只要报名考试考得好，就应该没有问题。
  
府学的考试安排比较滞后，在空隔时间，陈女士又带着女儿去了朝阳师范附小和朝阳外语小学，作为垫底备选。这两个学校倒是痛快，朝阳外语小学对孩子进行了简单测试，便通知交钱，而朝阳师范附小测试后亦表示欢迎孩子入学，但要先交1000元报名费和2万元赞助费。
  
陈女士心下犹豫，她一边向朝阳师范附小打听交过钱后还能不能退款，一边焦急地等着府学开考。尽管考上府学，听人说也要交5万元赞助费，但陈女士还是想把孩子送入府学。
  
终于等到了考试日，穿越过人山人海，陈女士把女儿送入考场。半小时后，女儿奔出考场、扑入母亲怀中。听女儿说考得不错，陈女士一颗心就此放下，准备等待入学通知书。
  
过了好几天，朝阳师范附小的催款电话打来了不少，但府学的通知却迟迟未至，等得越发心焦的陈女士便上网查询，结果竟然是女儿没被录取。数年来的美梦与数月来的辛劳，一朝破碎。陈女士疯狂给远近各朋友打电话，恳请帮在府学说情。当天晚上，陈女士辗转不能寐。第二日，精疲力倦的她决定不再求告府学，转而去了朝阳师范附小交款了事。
  
事后，女儿问陈女士，为什么没有去府学小学。陈女士如实答复后，女儿一声惊讶道：“可是，那个老师真的说要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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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新“S-A-R-S”
  
入小学难，从小学升入中学，更难。2011年，北京市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0.2万人，其中至少有超过5万名孩子不是通过电脑派位进入目标学校。
  
按照北京“小升初”规则，若不想参加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对多数家长来说，往往剩下“奥数点招”一条华山路可以通行。
  
在此阶段，择校与升学蔚为产业。
  
这一年多来，每至周末，老邢都会准时出现在北京苏州街的一家披萨自助店中，邀三五人同食。同食者总是变化，但大家聊天的话题几乎不变。因为他们有着一个相同的身份：学生家长。在孩子紧张学习的周末午后，他们集中在“坑班”对面的披萨自助店中，分享话题。其中，最热门的话题无过于升学。尤其是进入12月，大家越来越多地谈到这个话题，有些家长开始变得焦虑，“S-A-R-S”在这样的气氛中蔓延传播，多少亦影响到了健谈的老邢。
  
所谓“S-A-R-S”，并非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而是“严重急性人大附中综合征（SevereAcuteRDFSyndromes）”的代称。北京教育界人士对此症状的解释是：一种因有人大附中早培班、仁华学校以及人大附中情结，但一直没有如愿入学而导致的发热、干咳、胸闷等症状；严重者出现快速进展的呼吸系统衰竭，是一种新的焦虑型传染病，传染性极强、病情进展快速。更多时候，该症状泛指“小升初”综合征。
  
“S-A-R-S”综合征爆发的时节，往往是北京两所标杆性中学——北京四中和人大附中——举办“小升初”考试时节。每年此时，北京应届小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会如“赶考”般，云集而至，参加由两校关联培训机构所办，但却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的选拔考试，以期能够被两校点招入学。考试内容都是奥林匹克数学（以下简称“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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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以奥数、英语为标尺，以选拔小学生“尖子生”为目的，公立学校自办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开办的“坑班”开始渐次出现。其中，根据对应重点学校的含金量，“坑班”又分为“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种类。“金坑”对应学校是北京市一流的学校，其通过“坑班”考试招收学生数量亦较多，依次下分，“银坑”多为区重点中学所办，“土坑”是一般中学所办，“粪-坑”则大多属于骗钱机构。
  
北京知名的“金坑班”，有四中网校，它与四中有着裙带关系，三帆则是师大二附中的“坑班”，仁华学校则是人大附中的“坑班”。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金坑”中，仁华学校被认为是“金坑中的金坑”，是北京市“小升初”的风向标。其前身是华罗庚数学学校，是华罗庚后人与人大附中合作开办的，目的是为了搞超常教育试点。但后来，华罗庚数学学校逐渐变成了选拔“小升初”生源基地，华罗庚的家人便不干了，遂取消了冠名合作。但仁华学校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影响。据悉，每年报仁华且能考进去的学生在6000人左右。考进去后，每年都要淘汰学生。到六年级，只剩下4000人，最终点招300人左右。每年仁华学校会给一些大校、名校与知名附小更多进坑名额，而普通小学则难获同样待遇。进入仁华的学生，每学期每人要交纳1000元学费，从二年级至六年级的仁华学生，每年给仁华带来的收入不止千万级。
  
据了解，仅海淀区，每年毕业年级人数在2.6万左右。除了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海淀区小学平均参加奥数课外辅导的学生比例是60%，知名小学在90%左右。
  
蜂拥的学生，亦带动了课外辅导班的生意。北京某知名课外辅导班负责老师向《凤凰周刊》介绍：“上‘坑班’学奥数、英语的孩子大多从二三年级就开始听不懂了，到了四五年级，百分之八九十的孩子已经听不懂了。因为‘坑班’教育基本是不成体系的，完全看孩子悟性，那么孩子要想有好成绩，就只能在外面再报班，接受辅导。”学而思、高思、巨人等教育机构由此而立，其中学而思教育甚至已经赴美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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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数的华山路拥挤，一爬便难以掉头。现在老邢和爱人，为了孩子升学，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时间。他曾跟孩子算过一笔账，每周，不算时间成本，仅花费在参加5个课外辅导班上的费用就超过1000块。老邢对记者表示，他的花费还算是偏少的。   与家长的升学经济重负相比，学校与老师则成为了得利者。在升学动力下，名校老师成为了家长争相趋附的对象，给老师送礼成为了不可少的规程。据一家长向《凤凰周刊》记者叙述，其曾请人大附中的某化学老师给孩子私授课，睹这位年轻老师，衣着名牌，手挎LV，一身豪阔；另一位人大附中的语文老师更令其瞠目，该老师每日换衣两件，整整一个夏天，衣装不曾重复。   名中小学老师，有寒暑假期，有层出不穷的隐性送礼，却没有像官员和企业家那样的外部压力，因为他们永远不缺好学生。

奥数的华山路拥挤，一爬便难以掉头。现在老邢和爱人，为了孩子升学，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时间。他曾跟孩子算过一笔账，每周，不算时间成本，仅花费在参加5个课外辅导班上的费用就超过1000块。老邢对记者表示，他的花费还算是偏少的。   与家长的升学经济重负相比，学校与老师则成为了得利者。在升学动力下，名校老师成为了家长争相趋附的对象，给老师送礼成为了不可少的规程。据一家长向《凤凰周刊》记者叙述，其曾请人大附中的某化学老师给孩子私授课，睹这位年轻老师，衣着名牌，手挎LV，一身豪阔；另一位人大附中的语文老师更令其瞠目，该老师每日换衣两件，整整一个夏天，衣装不曾重复。   名中小学老师，有寒暑假期，有层出不穷的隐性送礼，却没有像官员和企业家那样的外部压力，因为他们永远不缺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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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要求，“小升初”户籍与学籍需统一，跨区入学应受到严格控制。但人大附中和四中等一流名校，却不受管制，往往会利用户籍与学籍转移的便利抢占优秀生源。据《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出自人大附中的某届北京市高考状元，其学籍在人大附中分校，但就学地点却在人大附中本部，两校间因裙带关系，学籍交换并无障碍。相形之下，归北京市委所属的二流名校，则在此方面颇为掣肘。老邢的女儿曾被位于海淀区的首师大附中所看中，但对方在询问了老邢女儿的户籍与学籍后，面露难色。   

一般而言，选择奥数升学的孩子往往会参加不同学校的考试，其中被称作“牛孩”的佼佼者往往会获得多所学校的签约，如果拿到更好学校的签约，“牛孩”们往往会放弃次等学校的邀请。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次等学校往往会首先放弃最优秀的孩子，以稳为主，选择资质稍弱的孩子，及时签约。于是，在“牛孩”与名校的制约中，北京名校的差序等级格局愈发明显。   

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严令禁止奥数培训。但奥数如野火烧不尽，北京尤甚。据北理工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小学阶段参加奥数班培训的累计时间平均2.6年，其中北京高出全国水平，为3.2年；“小升初”占坑班所占的坑数全国平均为1.8个，北京为2.1个；孩子每周用于占坑班的时间全国平均为4.3小时，北京为5.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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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奥数普及化的趋势，北京市人大代表几度联名反对。作为奥数普及化的策源地，人大附中备受非议。2011年年初，在该校教育实践报告会上，校长刘彭芝谈及外界对奥数的非议，数度哽咽，并谓：“奥数不是反革命！”   

深陷奥数囹圄的家长群体大部分反过来支持刘彭芝的观点，认为北京“小升初”的问题并不出在奥数上。   

同样暧昧的还有具体管理部门。有知情人士表示，“坑班”之所以屡禁不绝，是因为管理部门并没有下定禁止决心。究其原因，“坑班”考试其实是现时北京“小升初”中最公平、客观的考试，无论是权贵子弟，还是民工子弟皆要统一应试，考试程序甚至严于高考。以北京某“金坑班”举例，定在早上8点考试，为杜绝作弊，7点才印出试卷。而在北京混乱的“小升初”局面中，希图选拔“尖子生”的校长亦格外清醒，唯有通过“坑班”奥数等考试，才能选拔到优秀的学生。   

颇具意味的是，据相关教育机构统计，近年来，东城、西城和海淀三区所出的高考状元和前十名都上过“坑班”。   “如果所有应届毕业学生都参加统一考试和电脑派位，我们也不会走上奥数的道路。但总有人能通过‘特殊’的方式进入名校，我们只能通过自身努力，用奥数给自己趟出一条路。”经历过“小升初”的董女士认为“不患贫而患不均”是大多数家长的真实情绪。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人大代表们热衷于批评奥数，却对为权贵开门的情况视若无睹。”老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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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学生”的秘密   

纵然是奥数“牛孩”，每至北京“赶考”季，其家长亦难得平静。“坑班”考试与面试的标准暧昧，往往让家长们心力交瘁。   “我儿子升学的2006年，那一年，风声很紧，教委对点招入学正在打压，故而仁华学校都没有像往年一样，安排家长与孩子一起面试，而是在教室里，单独对孩子面试的。”董女士回忆道，“那是12月份，面试结束后，几个女孩兴高采烈出来，我的儿子却感觉很差。但是结果出来，兴高采烈奔出的女孩美梦落空，我的儿子却被选上了。”因种种因素，难为外人道的选拔，经常让家长们如坠雾里，迷失方向。   

迷途之中，找关系推优入学与特长生证书买卖之风，愈发呼啸。   

北京“小升初”，明面上可以选择学校的通道有四：电脑派位、奥数点招、推优和特长生。后两者是“小升初”中最“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也最具操作空间。因名额不多，水也更为深。   

特长生制度亦始自奥数勃兴的1997年，不过当时只给了2%的升学名额，甚至后来一度要取消该制度。然而，与奥数的改革回潮一样，特长生制度非但没取消，反而是增加了名额比例，现在特长生占“小升初”的比例都超过了10%。   

10%的名额至如今成为了权钱收受的由头。目前，小学特长生分文艺、科技、体育三类。很多人垄断了特长招生，通过花钱买特长证，以此来为孩子牟利，此种情况在海淀尤著，比如180斤的孩子居然是田径特长生。特长证交易并不昂贵，一般在1万元左右，但只能保证孩子进入区级学校的普通班。近些年，各中学开始重视特长生面试，以避特长证之假，但一位家长向记者抱怨，其为使女儿成为艺术特长生，投入不菲，一节钢琴课或声乐课，少则五六百，多则上千。但等到参加某小学的特长生公开招生时，学校基本是在走形式，“早已内定”。   

相较之“坑班”的艰苦、特长生的局限，推优升学是“小升初”中可以较为轻松地进入名校的方式。亦正因此，推优升学中之疯狂，亦最撼人。   按照标准，能取得推优名额的学生，需满足三点要求：1.课内成绩每门在90分以上；2.是三好学生；3.体育成绩达优。其中1、3两项，对小学生而言不难达到，第2项对三好学生资格的要求，则充满了操作空间。   

“当年，我儿子的毕业班推优，备选的有3个市三好学生与3个区三好学生，最后入选的竟是2个区三好学生，而其中一个孩子，在推优结果出来之前，就对同学们放话，他肯定能进入101中学，结果分毫不差。”董女士对《凤凰周刊》记者如是言道。   有教育观察者对《凤凰周刊》记者透露，“小升初”中推优贿选，各地皆以出现。在南昌，有家长为了孩子获选三好生，对老师汽车相送；在广州，有家长为此给老师送房。   

而在北京，各个区县都出现了小学生评三好生贿选的情况。其中，老师、家长、学生三方皆参与，有的学校，老师甚至明确告知，一票多少钱，高至二三千元不等。有的重点小学，快到评三好的时候，参选学生会请全班同学去钱柜等地方消费、请吃饭，其家长尾随于后，躲在一隐蔽的地方，避免让同学发现。其间，一应同学点单，每点单，家长则于暗处负责掏钱，以此来笼络同学。据了解，这样的情况正不少出现。此外，四年级之后，班主任收到的礼品档次提高很多，尤其是在知名小学，家长送礼成本非常之高。即使如此，京城某小学班主任仍在一饭局上直言，很多家长都送礼，所以没法特别照顾他们的孩子，但是不送礼的家庭，那是一定不会照顾的。   

某些重点小学，犹会在“幼升小”之时，设置关卡，筛考家长。如查实家长是否大学本科毕业，如让家长背四首唐诗、把唐诗翻译成白话文之类。其目的在于考察家长素养如何，能否辅导孩子学习。据《凤凰周刊》了解，考家长始自200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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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房接力跑   

家长们不得不使劲逮住进入名校的一丝一毫机会，据《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调查报告中披露，目前，“小升初”入学方式已经多达15种。   

在择校路上，手持巨款、无路可投的家长，往往会在学区房上做文章。所谓“学区房”，即是重点小学划片内的房子，购买了学区房，落了户，就获得了就近入学的资格。尽管学校越好，接受电脑派位生的比例越来越小。但据估算，目前北京市各城区通过电脑派位入学的比例大致还有：东城44%、海淀40%、西城33%。  

“因地制宜”的“学区房”在售价上比周边房产贵出许多，但销量却出奇地好，即便国务院已祭出史上最严厉的限购政策。如今买“学区房”成了一种接力跑，前一位家长完成小孩学习使命后再卖给下一位家长。从北京目前情况看，一些中小学名校也利用自身招牌，主动与地产商合作，跨区开办分校，在教育资源的对外支出，与圈地并行不悖。   

而对于能量特殊的家长，则索性直接搭上了“直升机”直飞入重点学校。坐“直升机”登顶的孩子，被称作“条子生”。   

据北理工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查，北京各区每年都会在几所重点学校，给“条子生”预留名额。“条子生”的家长部分来自对区的建设有影响的要害部门，如工商、税务、规划、纪检等，甚至级别更高。一般，重点学校的“条子生”占当年招生人数8%-10%左右。   

就北京而言，“条子生”最集中的学校或属101中学。与人大附中等隶属于大学或部委的学校不同，101中学是北京教委直属的学校，同时军队背景深厚，故被认为是“北京教委的后院”，北京教委渠道的“条子生”，大多安排于此，相应地，北京教委对其拨款，亦居对北京中学拨款前茅。

jjrchome

体验真切，感受至深！

我的侄子今年小升初，现在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