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雁冰 邓华贵 沈越 赵恺健 苏文琪 (2012-09-10)  | | 新加坡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新加坡人对移民问题的关注出于移民人数的大幅度增加。 |
新加坡人口数量及结构近年来的变化，在我国引起不少讨论。新移民的一切都成了人们关注的课题，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行为表现。这样的讨论在网络上一波胜似一波。而部分新加坡人对外来人口的关注和某种程度上的排斥，也在最近成为国际传媒包括《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焦点。李显龙总理在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时，特意提醒新加坡人不要让偏见或狭隘心胸所蒙蔽，应该展现人性中更善良美好的一面。《新汇点》本期推出专题报道，探讨新加坡人与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的新移民之间，彼此感受到的问题，哪些摩擦会影响彼此的观感，又有哪些会被放大？
新加坡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但是在建国以后相对稳定的三四十年来，新加坡人已经接受了所谓的“新加坡人”，就是有祖辈在“雾锁南洋”的时代来到这里，赤手空拳打拼出今天的繁华大都会，并在这里扎根成长，生育培养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新加坡人”。 这些“新加坡人”与新加坡的制度一起成长，看着一年年的国庆表演，听着一年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几乎就要以为新加坡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岛国而已。但是全球化速度之快，让新加坡在步入21世纪之后出现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不仅关系到市容及建筑交通等基础硬件，更关系到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人、工作方式、邻里生活等等。 根据政府今年7月发布的数据，新加坡在过去5年里，每年引进的新公民人数为1万8500名，是2006年以前的1.3倍。在2004到2008年间，我国每年也平均引进5万8000名永久居民。目前这个人数已经由于移民政策的缩紧，减少为每年不到3万名。 截至去年12月，我国526万人口当中有327万名新加坡公民，54万名永久居民，146万名非居民，非居民人数占总人口的27.8%。也就是说，每10个人当中有近4个不是新加坡公民。这也就是一般“新加坡人”在我国各个角落所感受到的新加坡：“真正”的“新加坡人”在茫茫人海中，已经快要变成少数了。
对中国新移民的反应最大
整体而言，从马来西亚和印度移民过来的族群，感受到难以融入的情况比较少，反倒是中国新移民，虽然与本地占人数最多的华人族群是同文同种，却感受到更强烈的疏离感。关于这点，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宏教授表示，这也是他的研究所关注的课题之一。 刘宏说：“新加坡华人和中国华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新加坡华人从小受的是英文教育，文化多元并以西方文化为主，工作语言、学校教育都是西式的，后面连带的一整套行为、思维方式，包括对人情的认知，和中国的华人都不一样。而中国人整个文化环境是依据中华文化的传统，来到新地方更注重的是人情关系。在中国行得通的习惯，来到这里却不太被接受。所以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化是十几年文化教育熏陶的结果，所以要求新移民来到这里几个月就要改变是很难的。” 除了思维方式，刘宏认为中国华人与新加坡华人的处事方式和习惯都受到当地地理、政治和文化社会环境所影响。“最简单的像过马路不那么重视交通法规，在中国和印度都很普遍。我觉得舆论应避免简单的价值判断，认为我的做法就是好的，你的就是不好，而应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刘宏也发现在很多时候，新加坡华人对于中国华人的批评和挑剔程度，甚至大于其他种族对中国华人的批评。“其他种族已经知道我们就是不一样，所以没有那么大的期望。而华人，本来以为四海之内都是一家，结果发现落差更大。”  | | 社区活动在促进新移民和本地人交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
家庭社区媒体作为促进融入平台
新加坡人对移民问题的关注也出于移民人数的大幅度增加。从新移民带来的好处上来说，新加坡的文化领域，包括艺术团体、学校里的很多艺术家和教师都是新移民。从大众文化来说，过去十年以前新加坡吃不到的中国菜，像东北菜、四川菜都在这里出现，大大丰富了新加坡的文化氛围。国人在享受这些艺术、文化、餐饮等等的同时，却一方面面对新加坡日常生活环境的改变。 “以前的新加坡华人多数来自中国南部。今天的华人来自五湖四海，包括黄河长江以北地区。不是说同一个种族就一样，这里面存在差异性。中国移民大量进入新加坡，各行各业都看得到，也让新加坡人感觉到竞争的压力，除了工作岗位，还包括日常生活挤地铁巴士，子女在学校与新移民子女竞争。当然这牵涉到引进新移民的速度，从2000到2009年，新移民增长速度是8％到10％，新加坡公民人口增长却只有1％到2％。所以速度上也让新加坡人难以接受，觉得自己家变成外国。”
改变民众的心态
刘宏相信，移民速度和基础设施增长速度的暂时性不协调是可以调节的，更大的问题是改变民众的心态，同时要求外来移民有意识的寻求社会融入。 “可以从家庭、社区、工作场所来展开融入的工作。新加坡的国际婚姻有39.2％，配偶一方来自新加坡以外的占很大部分。这本身就是融合的桥梁。在社区，也可以通过文化、社会活动增进相互理解与尊重，求同存异。了解与尊重是融合的起点。我们还是有共同的地方，包括对教育、家庭的重视；相对西方社会，对政府的尊重。
马国移民偶尔会被“嘲笑”
与新加坡人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甚至是血缘最接近的，应该就是长堤另一头的马来西亚了。 由于历史及地理因素，不少本地人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移民，或是马来西亚移民的后代，因此与长堤另一端的亲戚还保持联系，所以国人对于马来西亚人相对较熟悉也较容易接受；马来西亚人来到新加坡，也相应地觉得一切不太陌生。 然而，这不代表马来西亚人来到这里，在融入方面完全没问题。有时候他们也和其他外国人一样，会受到一些嘲笑，不过整体来说并不严重，就感觉无伤大雅。 受访的马来西亚移民指出，新加坡人对马来西亚人有些先入为主的偏见，比如认为他们穿着谈吐比较土。 在时尚界工作的戴敏琦举出一个例子，时尚界的人穿着比较时髦，一些新人刚加入时穿着比较随便了，同行就会说：“你看那人穿衣服这么土，一定是马来西亚来的。”可是这种说法往往是错误的，那个新人很可能是本地人，因为时尚感较弱就被说成是邻国过来的。 戴敏琦来这里工作7年，已成为我国公民。她认为马来西亚人与新加坡人表面看不出分别，较容易融入。因为曾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台湾居住过，她坦承：“其实去到别人的国家，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排斥，这是正常的现象。”她觉得，相对来说，新加坡人对于马来西亚人已经是非常友善的。 不少来自马来西亚的受访者觉得，本地人对于马来西亚人较普遍的误解，就是认为马来西亚很落后，马来西亚人都是从甘榜来的；大家虽然是亲戚，但你们是穷亲戚。所以，让马来西亚移民最受不了的，就是被轻视。还有，称马来西亚人为“联邦人”，说马来西亚人讲话有“联邦腔”，也可能引起反感。 来新加坡念初级学院，后来念大学、工作，在这里居住了8年，如今是我国永久居民的王俊苹，则表示从未感受到本地人对她有任何歧视。她说：“朋友里面，大家从没刻意去区分谁是马来西亚人，谁是新加坡人，没有什么问题。”当年念书时，同学对她非常友好，从来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有冷嘲热讽，相反的，知道她来自槟城，不少人会提起在槟城也有亲戚。
 | | 阿尔蒂：通过艺术管道，让来自不同背景的族群有近距离互动。 |
印度新移民：是时候探讨有人不愿融入课题
阿尔蒂·森（Arti Sen）的丈夫4年前因为被跨国金融公司聘请，派来 新加坡工作，于是，他们夫妻俩在2008年10月带着当时4岁大的女儿，从印度孟买迁居到本地。
阿尔蒂：社区活动扮演重要角色
现年37岁的阿尔蒂目前在本地担任室内设计师，一家三口刚在两三个月前申请到本地永久居留权。当《新汇点》记者拨电问她，可否针对印度新移民与本地族群之间的关系分享看法时，她马上说，是时候应该深入探讨不少印度新移民不愿融入的课题。 “我来新加坡居住快四年了，看到有不少印度新移民不愿意主动和本地人交流，也没尝试融入社群。他们较多选择住在聚集许多印度移民的地区，譬如东海岸，也只和同一公寓里的其他移民来往，不愿抽出时间参加社区活动，接触本地人，这是十分可惜的。” 不过，她也指出：“来到一个新环境，难免人生地不熟，自然会想找些相同背景的人交朋友。一般人都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对新地方产生归属感。我也相信，来到异乡就必须懂得入乡随俗，尤其是打算在这里长期定居的，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总不可能一辈子只跟其他新移民来往吧？” 阿尔蒂积极投入许多社区活动，以扩大交友圈子，加深对本地的了解。她目前是名为“社区创意”（Social Creatives）的社区企业的常驻画家之一，协助策划壁画活动和设计壁画图案，作品包括于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SCWO）和新加坡摩天观景轮外展出的壁画和地画。她去年也参与本地团体“儿戏轩”（Playeum）的儿童壁画活动，协助设计壁画。 她认为：“社区活动在促进新移民和本地人交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音乐、美术之类活动，因为具有艺术这共同语言，能提供一个管道，让来自不同背景的族群有近距离互动。当然，这些人必须愿意踏出家门，主动参与这些活动。”
拉克什：不会遇到太多困扰
来自旁遮普州（Punjab）的拉克什·萨巴瓦尔（Rakesh Sabharwal，43岁）也有同感。他在1999年带着妻子来到新加坡，设立一家软件公司。 谈到本地印度族群和印度新移民之间的差异，拉克什认为，两地的印度文化相近，即使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上有些不同，但新移民大都很容易适应本地印度人的文化习俗。他指出：“印度是个大国，别说在新加坡，就算是在印度，不同地区也有不一样的语言、习俗、宗教和饮食习惯。大家早已习惯这些差异，加上英语也是多数印度人的共同语言，因此生活中不会遇到太多困扰。” 阿尔蒂和拉克什在适应新环境方面，可说是相当一帆风顺。
希拉：不能一竹竿打翻全船人
希拉·纳拉亚南（Sheela Narayanan，39岁）是“tabla!”的执行级记者，这是一份以本地印度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免费英文报，她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接触到来自不同领域的印度新移民，她说：“我见过不少不愿意和本地人打交道，只和其他印度新移民来往的人。不过，我也遇过许多愿意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新移民，所以不能一竹竿打翻全船人。 “不愿和本地人来往的印度新移民，他们主要是觉得本地人不太友善，很难亲近。然而一些本地印度人同样认为，印度新移民非常高傲，因此不愿与他们打交道。问题是，双方并没有采取主动去接近对方，所以这偏见一直维持着。” 令她欣慰的是，和10年前相比，已有越来越多国人和新移民愿意主动认识彼此，甚至一起参与社区服务。“尽管我们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印度人，但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价值观，大家同样重视家庭和社区。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却依然能在多元化中找到团结。”
中国新移民：网民恶言放大误会
来自中国河北的李海岩（33岁，化学系博士生）定居新加坡已有六年，在这里组织家庭，孩子刚在5个月前出生。她认为中国近年来发展神速，也让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成为焦点。 她说：“中国新移民很大一部分是有一定学历、技术和能力的人，属于中上水平阶层，可能一些本地人看到新移民生活较好，开始更关注我们。” 在新加坡定居了16年的广东人胡霞珍（40多岁，房地产经纪）也认同这种看法。 她说：“80、90年代来的中国移民是赤手空拳地来到这里讨生活。中国改革开放后，现在的新移民很多是自我感觉优越的富二代，吃得好住得好。这样的现象增加，自然造成新加坡人心理上的对抗。” 她说：“前几年新加坡国门开得太快，中国人一下子进来并留了下来，买房子置产，而新加坡又是自由市场，让本地人认为是中国人推高了房产价格。换做是很多印尼华人一下子涌入，也会成为焦点。”  | | 杨叶认为，人们不应该把社会裂痕问题看得太严重，因为那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感觉的问题。（受访者提供） |
感觉到社会出现裂痕？
李海岩认为，社会裂痕确实存在，但程度已被夸大。她说：“网上恶言的确有，网民在不透露正式身份和面目的情况下，言辞可能过激。但是在公开场合，我很少看到这样的事发生。” 胡霞珍说：“在衣食住行方面，本地人觉得不像以前那么舒服，怨气就会产生。但是社会本来就有不同的声音，民怨也是正常的。” 上海人杨叶（30岁，金融服务人员）在本地定居12年，在这里上大学和工作，已是本地永久居民，在1个多月前被新加坡雇主派遣回上海工作。 他接受越洋电访时表示，显而易见的裂痕层面在于本地资源有限，新加坡人和外国人共用住房、交通等设施，因此出现生活空间拥挤的问题。 他说：“文化、教育和背景，甚至是思维模式上的不同会造成一些摩擦，但我们不应该把问题看得太严重，因为很大程度上那是个人感觉的问题。” 在本地定居15年、来自安徽的上海人马倩（48岁，个人财富经理）则根本不认为新加坡存在着社会裂痕。马倩本身是永久居民，但丈夫和女儿都已是公民，以新加坡为家。 她说：“之所以产生负面感觉，可能是因为彼此习惯和心理的不同。比方说，有些本地人觉得中国人讲话声音太大。 “我的公司里九成是新加坡人，每天工作也要接触很多其他人，但大家彼此合作开心，他们也愿意帮我提高英文水平，向我解释本地文化，没什么隔阂。” 马倩认为，中国新移民如果很敏感，心理承受能力不高，就可能把一些原本善意的事联想成恶意的。 “新移民还是应该入乡随俗，新老移民互相尊重学习，任何事就比较好办。”
认可在这里的贡献
不少中国新移民认为，一个国家要以国民为重，他们能够理解以不对等方式对待国民和外国人的国家方针，但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也应该认可外国人的贡献。 杨叶说：“没有政策是十全十美的，我能接受保护本地人权益的政策。但新加坡长期引进外国劳动人口，而这些人长期对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做出贡献，这些都是不应该忽视的。” “从发展角度来看，把新加坡的经济蛋糕做大，那么引进外籍人口就更有意义，不代表与本地人之间的竞争。” 胡霞珍则说：“本地人看到一些新移民风光，却没看到他们背后的辛苦。要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移民需要付出比本地人更大的努力才能过好生活。我们的视野是个人的，容易造成误区，希望人们能以客观的角度去理解事情。”
不喜欢新加坡人哪方面？
在应对不喜欢新加坡人哪方面这个问题时，受访者也表现得点到为止。 杨叶说：“我们应该避免把一群人单元化，因为人群中不是所有人都有某个特性。” 李海岩提起向本地店主买东西的不愉快经验：“出去买东西时询问商品的价格和品质，店主偶尔会用揶揄的口吻说，这东西不是Made in China，品质好的很。不过，这真的是偶尔才发生的事。” 李海岩也不忘添一句本地人对她的好：“新加坡邻居对我都很好，会与我聊天，端午节时还特地送我两个粽子，人与人的交往就是从生疏到熟络的。” 胡霞珍想了一想，说：“有些本地人在交谈中，会以开玩笑的方式流露出他们不欢迎我们来竞争的态度，而真正有能力的人是不会担心这一点的。” “有时候去巴刹买猪肉，店主的态度不是很友善，看到我就会抬高价格。卖给本地人10元的肉，卖给我要13元。有时候吃亏，我也不知道，反正买了就是买了。” 对于这些芝麻蒜皮的事，胡霞珍是一笑而过。她说：“世界不能百分之百完美，适者生存嘛。我来新加坡太久了，不能天天为这种事情生气吧。”
 | | 本地大学有越来越多外国学生，有些能跟本地人融合在一起。左一为梁博渊。（受访者提供） |
本地两代人看新移民各有不同
有关新移民的负面声音从何而来？记者找来两代人——有大学生也有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年长一辈，谈谈他们如何看待新移民。 国大商学院学生何进汉（24岁）说，一些中国人在地铁和巴士上聊天或讲电话时，声量特别大，感觉很吵，“遇到这样的人时，会觉得他们不是很有文化。” 受访的大学生也认为，有些人比较不会替他人着想。 新生代看似对新移民的行为有较多意见，年长一辈则对新移民的人数较有顾虑。 王标（66岁，退休人士）说：“公共交通比以前拥挤多了，有时候还觉得外国人比本地人多。” 张瑞玲（52岁，行政助理）则觉得，沟通不良是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她说，公司里这些年请来不少印度籍员工，因为他们口音重，“刚开始时根本听不懂，时间久了才习惯。” 大学生在这方面也有同感。何进汉说：“和一些新移民沟通，有时候要花好些时间才能明白对方。” 至于其他方面，受访的长辈说，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新移民的存在，不会在意了。他们指出，二三十年前的本地人更排斥外国人，因为对他们不够了解。苏岳喜（65岁，退休人士）说：“那时大家的心里总会不舒服，在言语和行为上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他认为，往往是小部分新移民的不良行为，影响大家对他们的印象，“这样的偏见一产生，就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除。” 就像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咖喱事件，还有孙旭事件等，都可能造成偏见。南大中文系学生梁博渊（24岁）认为，这些孤立事件会煽动起一种情绪，让本地人倾向讨厌外来者，“不过很多时候大家只是嘴巴讲讲，心里其实没什么芥蒂。” 要改善本地人和新移民之间的隔阂，受访者认为，一些新移民或许也应该脱下对本地人的“有色眼镜”，尝试融入。过去因为新移民较少，他们似乎比较愿意融入，但梁博渊指出，现在大学里有越来越多外国学生，他们好多都很自然地与同乡聚集在一起，形成小团体。他说：“小团体就好像他们的保护网，却也隔离了他们跟本地人接触的机会。”
| 
IP卡
狗仔卡
提升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