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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5-2-2013 09:18:13|来自: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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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ki_ivan 发表于 25-2-2013 08:59
【评论】叶鹏飞:予岂好辩哉?
只有对自己的道理没有信心,才会诉诸于耍流氓的手段。
这样的辩论无法让真理 ...
联合早报网叶鹏飞
只有对自己的道理没有信心,才会诉诸于耍流氓的手段。
这样的辩论无法让真理越来越明朗;
但这实际上并非辩论,只是宣泄情绪的骂街,是一种不可取的语言暴力。
中华文化重视言说,孔子就说过“不知诗,何以言?”中国历史上翻译佛经,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佛理的公开辩论诘难,也记载了很多精彩的辩论。但相对于西方文化传统,尤其是古希腊市民民主政治的重视辩论,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论语》多处记录了孔子对于口若悬河之辈某种不信任的态度,比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需要辩论,往往容易流于自我采取道德高姿态,不能平等地对待对手来就事论事。
被尊为“亚圣”、在儒家道统里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孟子,对待辩论的态度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孟子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的话是一种修辞(rhetorical),并非他真的不喜欢辩论。对社会充塞太多的“邪说、诐行、淫辞”等不道德的现象,孟子的出发点不是通过辩论诘难去寻找“道”,而是在辩论前已经深信己是彼非,是出于匡正对方错误(正人心)的动机。当然,孟子是知“道”的,所以虽然辩论态度带有强烈的自我道德正当性,论述的内容还是理据充实——流弊在于,这种未开始就以对方为非的辩论态度,如果参与者学养不足,就非常容易沦为意气用事,非但毫无营养,还可能混淆视听,越辩论越偏离真理。
盖辩论有两层重要的意义,第一层是对真理的追求,从结合正反两极证据和观点的过程中,让辩论者与旁听者都尽可能扫除自己认知里的盲点——当然,这需要所有参与者首先具备正确的态度(“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显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虚心地对事不对人。第二层恐怕更为重要,是辩论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对实践言论自由的确认。20世纪初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与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名言一语中的:“自由始终是、并且只能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已故美籍英国专栏作家、著名记者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用另一种表述方式说:言论自由的意义仅在于异议者思考的自由。
换句话说,对于孟子所谓的“邪说、诐行、淫辞”的容忍,必须是辩论参与者应当遵守的底线。既然是“邪说、诐行、淫辞”,就应当息之、距之、放之,为何还要容忍呢?主张绝对的言论自由的希钦斯提出两个关键的考虑:一、压制邪说、诐行、淫辞(言论自由)不只是伤害发言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听众的权利。人不是上帝,岂能以为自己就全知全能,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呢?二、极端的意见(邪说、诐行、淫辞)可以提供一面检视自己立场的镜子。我们如何确定自己是站在真理的这一端呢(佛教也警惕修行者要避免“我执”)?让邪说、诐行、淫辞存在于一端,并与之争辩,才能证明另一端真理的正当性。
厘清这些概念之所以必要,因为国人接下来将面对越来越多公共议题的辩论。人口白皮书仅是一个重要的开始。近日本报言论园地出现了对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辩论,除了反映政策高度的争议性,也显示了国人公民意识的高涨。遗憾的是,同时在街头巷尾及网络虚拟空间进行的同一场辩论,却出现了采取道德高姿态贬低对手,甚至进行群殴式人身攻击的做法。这当然是错误的行为。只有对自己的道理没有信心,才会诉诸于耍流氓的手段。这样的辩论无法让真理越来越明朗;但这实际上并非辩论,只是宣泄情绪的骂街,是一种不可取的语言暴力。
正因为如此,2月16日芳林公园反对人口白皮书的集会,才更值得国人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这场集会也是一场公共辩论,在集会的演说者当中,有人提出白皮书要继续大量引入外来人口的政策,是在贱卖国人下一代的幸福与未来;要力挽狂澜,唯有把力推这一政策的行动党政府换掉不可。关于集会的人数,至今有几个版本,从1000人至4000人不等,加上日子是周六,又逢当天连绵大雨,集会到底有多大的民意代表性,本身也存在争议。但是,如果集会只代表少数国人的立场,而看似极端的论述又能够在集会公开表达,则其实说明社会对少数的宽容态度,集体民智已经日趋成熟。
有论者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察曰:整场集会全程只用英语进行,说明英文英语才是代表新加坡人集体身份认同的象征。无论同意上述观点与否,至少集会的发言都是用讲道理的方式进行,虽然间中不乏慷慨激昂,却没有骂街的情况。难道真的是形式决定内容?用英语辩论比较讲道理,一用华语辩论就非置对手于道德死地不可?事实不应该如此,相信也不是如此。传统总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既然有幸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就应当在观念行为上与之匹配,做一个成熟讲理的现代公民,身体力行促进社会更大的自由民主。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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