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论坛2】日本妓女“南洋姐”在新加坡的风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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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新加坡住着一群被历史遗忘的少数民族—日本妓女“南洋姐” (Karayuki-san)，她们早在1877年已经到新加坡谋生，比侵占南洋的日军早来了超过半个世纪。日妓的来源地主要是九州(日本南部岛屿)的长崎县与包括天草岛在内的熊本县（Shimabara Peninsula in Nagasaki Prefecture，Amakusa Islands in Kumamoto Prefecture）。今日的日本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明治（1868-1912）前却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十九世纪末日本经济萧条，九州的农村生活贫困,日本少女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离乡背井，到国外赚钱，汇款回乡。她们的牺牲为日本开展泉源，找到新的活路。

追溯日本“南洋姐”的足迹，如果以上海、香港为中心的话，那么北起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部，南止于新加坡为核心据点的马来半岛，朝西以印度为跳板，直达非洲东海岸，一直将势力范围延伸至好望角;向东更是渗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

日本官方统计，1908年“南洋姐”总数有30791人，尚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偷渡者。仅在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可能达数十万之多。仅在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可能达数十万之多。当时，“南洋姐”月收入有70-80美元，远高于当地木匠、钢铁工人、橡胶园工人，堪称高收入人群。一战后，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日本意识到这是“国丑”，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人数从此大减。

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再度大受打击。为了养家,农村女子重复着历史命运，出国当娼妓去了。当日本军队占领新加坡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关键词屏蔽]，日妓的数量更是空前，连南华女子中学也被征用，成了日本艺妓馆。有人戏称日妓为“大和部队”，与皇军“并驾齐驱”。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把不少[关键词屏蔽]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锐减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女子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可是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她们实在无法继续谋生了。

虽然这群以世界为舞台的“南洋姐”几乎没有留下显眼的记录，人们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她们的存在，但她们展现给世人的是另类的近代日本发展史，另类的日本海外殖民史。有一部著名的电影《望乡》反映的正是这段历史。

电影《望乡》剧照

翻开新加坡的发迹史，头家离不开劳动苦力，苦力离不开妓女。自由港使新加坡成为南洋姐的最大市场，日本妓院多集中于小坡的马来街（Malay Street），海南街（Hylam Street）和武夷士街 （Bugis Street），是当今Bugis Junction的所在地。在大坡的日本妓院则集中在丁加奴街（Terengganu Street）。

（分布在大坡与小坡的妓院）

在花街柳巷讨生活的日本女子，凭着美貌与温柔，满足了男人的欲望。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含辛茹苦的割胶工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妓院生意欣欣向荣。明治十年（1877年），马来街有两家日本妓院；到明治二十年（1887年）南洋姐人数约100人，日俄战争爆发时（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有妓院109所。因此马来街还有个俗名，叫做日本娼馆街。

(马来街,角落头坐着南洋姐，c.1910)

（海南街日本商店，c.1920）

（马来街日本商店，c.1920）

南洋姐是美丽值钱的商品，新日关系起源于南洋姐，并通过南洋姐带动其他相关行业如美食、摄影、医疗、时装、汇款中心等。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南洋姐在当时赫赫有名的G.R. Lambert & Co合拍的玉照，在不知不觉的娥眉淡扫中，这个城市已经记取下她们的面容。

（从马来街走到炮台路Fort Road的G.R. Lembert拍照）

南洋姐喜欢拍照，除了为妓院搞宣传，她们也把近照寄回家乡报平安。下图中右二的女子特意带上西式项链，和服围带束在腰际，颠覆传统。左二的女子戴上手套，心意似乎一脉相承，体现出面临国际文化冲击的日本风尘女子在他乡的融合心态。

（金兰姐妹）

随着日本经济复苏，日本政府已不再需要依靠贩卖南洋姐赚取外汇。1920年,日本政府以有辱国耻为由，禁止日本女人在国外卖身，不过许多南洋姐都不愿回乡。日本人加在南洋姐的名堂是很屈辱性的，如淫卖、丑业妇、娼妓、贱业妇、娘子军、卖笑妇等。南洋姐怕被家乡和族人排斥，宁愿继续留在本地。当时滞留在国外的日妓：新加坡2086人，美国

(Batavia city, Illinois)970人，海参崴（Vladivostok，Russia）1087人，上海747人，香港485人，马尼拉392人，西贡192人。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再度蒙受打击。秋来春去的滚滚红尘中，农村女子重复着过去的宿命，以最原始的本钱，往外寻找出路去了。

新加坡实龙岗中心附近有一个日本墓地公园（The Japanese Cemetery Park，825B Chuan Hoe Avenue），墓地公园，其实就是坟场。1888年, 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七公顷橡胶园建成日本墓地，埋葬那些年年纪轻轻死在异乡的南洋姐。

南洋姐都有过青春年华，但很快都成了一枚枚琐小的骨骸，掩埋在他乡的荒草中。在上千个墓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慈音信女”、“端念信女”、“忍芳信女”、“妙芳信女”等等，好些还显然是死者的姐妹们凑钱托人刻上去的。她们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

脚踏着Bugis Junction的马来街，是重新打造过的新生命，很难想象摩登建筑物背后的似水年华；童年的马来街是另一幅典型的新加坡60年代风情，无法想象它在更久以前曾经埋藏着几许日本少女的青春年华。人生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借助于墓地公园与现代化建筑物内保留的旧街名，形成生命的交汇，让我们在阡陌间抽丝剥茧，追忆一个过去的世代。

（现代马来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