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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商贾投资中国大陆，早已不是稀奇话题，自两国1990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新加坡对华投资不断激增，最高年投资额一度高达34.04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势头低点回升，2008年投资总额再次迫近30亿美元大关。
隆威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也是新加坡投资商队中的一员，10几年前，当他们将新加坡花园公寓建筑风格首次引入中国海滨城市秦皇岛，获得中国“国家优质工程奖”和“1997年度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之际，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座身披荣誉光环的花园公寓会将他们自己带到被告席上，并令其倾听败诉的宣判。
关于这场诉讼，简单说来就是：61户业主在现房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生效5年之后，因投资回报事宜与隆威公司发生纠纷，诉至法庭，要求撤销合同，退房退款。本文无须赘述其来龙去脉（详情可参看国际互联网相关报道），倒是期间发生的一些现象引人深思。
首先，在法庭一审判决隆威公司败诉后，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崔建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符启林、李显冬、隋彭生等著名法学家，对法庭判决均表异议，并联名出具《专家法律意见书》，认定法庭判决有违民法公平原则。
其次，众多法律专家、专业律师纷纷指出：61户业主购买的是已经建好的现房，并全部办理了房屋产权证，购房合同、租赁合同已签订5年之久，远远超越了以1年为期的“除斥期间”（即诉讼有效期），法庭却判决双方撤销合同，这是明显违背合同法相关规定的。
其三，众多法律专家指出：61户业主都是具备法定行为能力的投资置业者，其中有人还是法官身份，对5年前的合同条款应当理解得非常透彻，如此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对合同的信用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均构成极大损害，法庭判决61户业主胜诉，无益于信用社会、法制社会的建设。
……
如此强烈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法庭当局却不为所动，今年4月二审依然判决隆威公司败诉，这令诸多新加坡投资商深感困惑，也使笔者产生了深入分析法庭当局心态的欲望。
窃以为，中国秦皇岛的法官也有苦衷。当前全球陷入经济危机，社会的稳定自然是邦国首要大事，判定隆威公司败诉，受伤的无非是几个新加坡商人，断不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当下该词汇是“社会稳定”的反义词之一）；倘若判定61户业主败诉，激怒的将是61个主体对象，群起上访、围堵法院的浩荡之势或有目睹，委实不利于和谐稳定社会的构建。孰轻孰重，法官自明，法律专家的质疑自可列入“业界争鸣”之范畴，总不至将危机招惹到乌纱帽上。
由此看来，中国秦皇岛法院领导的处境似乎也可以换来几分同情。但是，窃以为他们的思路中却潜伏着可怕的“昏招”。
首先，稳定与发展本应统筹兼顾，它们是互为基础的辩证关系。面对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大手笔拉动国内经济、刺激投资，以发展促稳定，这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路。本案法官为维持稳定而人为调低新加坡投资商的砝码，维持的是当地小群体的稳定，伤害的是社会投资大环境，与中国政府“以发展促稳定”的战略思想无异于背道而驰。投资大环境受到干扰，必将影响投资热情和信心，从而使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最终受到损害的才是真正的公众利益和大群体的稳定
其次，“以法律为准绳”在中国法律界已是老生常谈，但是，本案法院领导的“准绳”明显偏离了纯粹的法律，倒是更贴近“行政管理”一些。本来在健全的法律法规及其条款中，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本案法官的头脑中却不适宜地掺杂进一些法外因素。本案判决后，众多法学家发出质疑，广大新加坡投资商也普遍失望，这足以说明，法官操作的法律不是纯粹的法律，法官考虑的政治也不符合政治大局，把法官自己还累得心力交瘁，真是一无是处了。
早在本案诉讼阶段，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就已极其关注，并致函秦皇岛市市长寻求妥善处理。秦皇岛市作为中国首批开放的沿海城市，一向致力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因而，市长对此亦非常重视，将函件转发给法庭方面以期慎重审理。遗憾的是，法院领导的“准绳”依然偏置，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61个业主中间还有一位拥有法官身份的“特殊原告”……
说到底，笔者由衷希望中国法官以本案为戒，真正做到“以法律为准绳”，切忌受到非法律因素干扰。纯净的法律能够维护一个优良的经济秩序，优良的经济秩序孕育投资高潮和经济繁荣，这样的良性循环才符合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终极战略，法官必须要为这样的终极战略服务。此外，在华投资的新加坡商人也应从本案中获取一些宝贵的经验，像秦皇岛隆威公司那样，不要轻易放弃对法律公正的追求，信任并依靠当地政府，同时，在驻华大使馆的荫蔽下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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