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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首位获奖中国作家
新闻来源: 新华网 于October 11, 2012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奖，成首位获奖的中国作家，莫言著有《红高粱》、《蛙》等小说。
莫言得知获奖后的第一反应：狂喜并惶恐
据媒体报道，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文学奖宣布者对记者说，当他电话告知莫言获诺贝尔奖消息时，莫言的反应是："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他狂喜并惶恐）"。
莫言获奖理由：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融合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11日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法新社的报道称，莫言将他青春的经验和在家乡的经历放置在了作品中。
莫言坎坷诺奖路 热议渐息尘埃落定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至此，自8月国外博彩公司公布赔率以来，种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猜测的争鸣也终于偃旗息鼓。
2009年，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2012年8月欧洲“全球博彩”公司(Unibet)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莫言以1赔5.5位列第一，而日本诺奖热门村上春树则以1：8的赔率紧随其后。莫言赔率第一，引发国内外媒体及作家热议。瑞典最大日报《每日新闻》、德国《波茨坦新闻报》等外媒纷纷表示看好莫言，而麦家、崔永元等国内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力挺。针对“被诺奖”，莫言专心写作，不发表任何看法。而8月25日，作家张一一又造谣声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马悦然。莫言发微博反击怒斥，并在此后拒谈诺奖。
多年来跟踪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并出版相关著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瑞典文学院很久以来就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汉学家马悦然被选为文学院院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院需要有精通中文的专家来准确解读中国。长期以来，莫言的作品如《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等都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而其由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女士翻译的巨著《生死疲劳》今年刚在瑞典成功出版，在哥德堡国际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莫言此次得奖，可谓众望所归。
回望坎坷诺奖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献媚？贿赂？诺奖青睐却引“《蛙》”声一片
2009年，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然而，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造的这第11部长篇小说《蛙》，在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奖青睐之余，却被人指责，说小说中的日本人暗指大江健三郎，这是在讨好诺贝尔奖。对此，莫言表示：很多人说我是向洋人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
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认为：莫言挖掘了计划生育主题，而西方又对中国的这种举措存在很多歧视和误解。莫言从一个辩证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这样文学主题是比较受欢迎的。
8月25日，媒体又爆出作家张一一声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的新闻。张一一在微博上表示：“2012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赔率高居第一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大伙儿知道‘指鹿为马、道貌岸然、一点儿也不能让人心悦诚服’的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翻译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四个作品收取了多少的好处费吗？”
在受到攻击后，莫言按捺不住愤怒，发布微博回应造谣：“针对张一一在其微博上传播的谣言，本人郑重声明：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在瑞典只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我对造谣者深恶痛绝，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并对蒙受不白之冤的马悦然先生深表歉意。”至此，沸沸扬扬的“贿赂门”事件才终于告一段落。
▇ 赔率第一“被诺奖”，淡然闭关作新篇
成立于斯德哥尔摩的欧洲“全球博彩”公司(Unibet)今年8月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莫言以1赔5.5排在第一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1赔8排在第二位。荷兰作家赛斯·诺特博姆、意大利作家达西亚·马莱尼和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奥茨并列第三位。从该公司押宝的历史成绩上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帕慕克、2009年的赫塔·米勒，以及2011年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都曾被Unibet相中。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着，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很值得一看。
与此同时，国外媒体也对莫言热情追捧。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9月25日以“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热门”为标题，专门介绍了莫言、村上春树以及美国民谣之父鲍勃·迪伦等人的情况。德国《波茨坦新闻报》10月8日以“莫言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为题称，这是一个伤口，每年都会受伤，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赢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虽然高行健获得过，但他是以法籍华人的身份。不过，这个伤口在未来一周内很可能愈合。德国《图书报道》则认为，今年将是一场“亚洲的竞赛”。法国《世界报》称，两名亚洲作家最有可能获得本次文学奖，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个奖的竞争意义很特别。不过，也有瑞典媒体认为，上述预测只是在文学奖公布前的一种预热和调侃，不能当真，历史上在博彩公司排名第一位的候选者很少得奖。
针对赔率第一，莫言始终不愿谈起这个话题，他曾说“忘掉所有的奖项是作家最高的选择”。在接受采访时，他也表示：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在它的历史上，也确实有很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并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
莫言签约的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说：“他不是特别在意，(只是)觉得作家成为博彩业赌注很有趣。莫言是个低调谦和的人。莫言自己也从不提诺奖，作家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陈黎明称莫言已经回山东高密写新的作品，面对大家那么高度的关注，莫言很低调，“想安心写作品”，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出来前，不接受采访。
莫言难能可贵地坚持着自己的写作立场，从《红高粱家族》到《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在以英、法为主流的阅读市场中，莫言的作品是被翻译最多、最精准的华语文学作品。莫言签约的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认为，莫言用国际化的措辞，构思，来书写中国化的内容，使得外国文学家“能看懂莫言书中一些意义，能接受他的表达方式”，因此莫言备受青睐。《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则分析称：在欧美国家，一般而言，中国作家得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莫言的作品在国外出版之后，得到了核心文化圈的认同，莫言作品的丰富性被更多人所知。或许，这就是莫言今年离诺奖最近的主要原因之一。与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打过交道的、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曾预言说，“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法兰克福书展总裁于尔根·布斯也曾说：“在很多西方评论家眼中，莫言是有希望获得这一殊荣的中国作家。”
在莫言和村上赔率榜上有名的消息爆出后，麦家、崔永元等都曾表示过希望莫言此次能够获得诺奖。其中，最有趣的还要属因翻译村上春树作品而闻名于世的林少华，他调侃道：“如果村上春树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于我个人也有好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是更希望莫言能得奖。”
实际上，今年和莫言一起位于前列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已经连续多年处于各大博彩公司赔率表前三。此外，中国诗人北岛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这个名单里。因此，不少作家学者也呼吁广大网民理性对待诺奖及诺奖赔率。马悦然(诺奖评委)在复旦座谈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瑞典几个看不懂欧洲以外文字的70岁以上的老头子，按照他们独特的口味评出来的一个奖，不必太重视。中国人之所以这么看重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本身太歧视文学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鉴于诺奖评选过程十分严格，从未提前解密，当前对于莫言获奖的各种猜测更多是一种新闻炒作，对颁奖本身没有太大意义。对于中国民间和舆论对今年诺奖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周宁认为，这反映出一种急于被西方主流文明认可的心态。中国人愿意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做是一个代表最高级别认可的奖项，因而产生对它的崇拜，这就可能走进误区。我们应保持心态平衡，得不得奖绝不影响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学者看《蛙》
▇ 童庆炳：直面计划生育，充满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张力
媒体把《蛙》定位为计划生育题材，就像以前的农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宣传策略。但计划生育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题材，它存在一个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矛盾的问题。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国家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的国策是没错的，但是从人文关怀这个层面上考虑，这又是令很多人特别是农村人无法接受的。面对这个题材，莫言的处理是非常巧妙的，他依然把小说写得很精致，巧妙之处在于他以给日本友人写信的方式来讲述姑姑的故事，以及与计划生育相关的事情。因为是写信的方式，他不可能和盘托出，他要适可而止，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段惨痛的历史，同时又进行了淡化的处理，让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有了张力。同时也正是因为采用这种写法，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冲击力。我觉得要真正面对这段计划生育史，应该有一些更残酷的东西，一些突破人性底线的东西，而《蛙》写得还不够深入。
▇ 梁振华：蛙——孕育生命的意象，考量民族对生命的态度
《蛙》的题目十分有意思，在剧本部分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为何以“蛙”为题，从青蛙到女娲，女娲造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认为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在现实中，蛙是壮族的图腾，象征人类强盛的繁殖力和生命力，这也是剧本中蝌蚪关于精子精彩对话的内蕴。计划生育是传媒宣传小说的一种策略，作品根本不是仅仅写计划生育的，我觉得它有更宏大的意图，它写到的是孕育生命。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孕育生命，莫言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点，即妇科医生姑姑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孕妇、孕妇的丈夫、孩子的角度，从妇科医生对生命的客观、冷静的角度出发，描述若干个主体对生命的态度，包括孕育者、职业接生人对生命的态度，但更宏大的意图在于时代、社会对生命的态度。依据人道主义观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恰恰在中国这个独一无二受到了质疑，把时代历史对生命的态度最终指向一个民族对生命的认识。
▇ 张清华：由宏大叙事转向历史横截面的小动作
我们知道，莫言过去的很多大作品给读者带来很强烈的冲击，来势汹汹，主题和结构都是很宏大的，时间跨度是很长的，从《透明的胡萝卜》、《红高粱》到《丰乳肥臀》都是如此。特别是《丰乳肥臀》，讲述的是一个世纪的完整历史，《檀香刑》则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大主题，《生死疲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被各种政策不断折腾的历史，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很大的决心和抱负。而读《蛙》，我感觉到莫言的求变思路，这可能是一个作家创作到一定程度、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想来个小的动作。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动作偏轻了些，它故意使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段来写小说，正像莫言所说，这是一种“节制”。相比于此前小说从头至尾的紧凑、饱满、大气磅礴，刚开始阅读时我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很松弛；待读到三分之二时，小说叙述开始紧张起来了，节奏加快，情感的浓度加强，作品的力量也显示出来了，其对当代中国一个大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的强烈关注，对历史创伤的关怀，试图进入历史的决心就凸显出来，所以我觉得小说越往后读越感觉到好，这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
莫言其人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痛苦时产生的幽默感是活下去的方式
据世界新闻报报道（记者 邱晓雨），他的文字，拥有梦境的奇幻与丰饶；而他的梦境，又不断与现实重重缠绕。是谁让他塑造出电影《红高粱》原著中的女性形象？他为何认为小说《丰乳肥臀》中，有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缩影？近日，本报记者邱晓雨（以下简称“邱”）对话著名作家莫言（以下简称“莫”），聆听他在梦幻文字背后的现实足音。
最屈辱的事跟食物有关
邱：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
莫：不是说我喜欢吃什么，我什么都喜欢吃，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我选择。因为我生在1955年，等我有了记忆时，也就是1960年左右，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大家还觉得很正常，以为人生下来就应该这样半饥半饱的，见了食物眼睛发红，像狼一样要往上扑。我们一生下来就没有体会到像现在的孩子这样一种食物过剩的生活，就感觉到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没东西吃，永远伴着饥肠辘辘的一种感受。
邱：而且小孩也不会把食物和尊严联系在一起……
莫：小孩儿，我想他确实体会不到一个人应该有自尊，应该忍受肉体上各种各样的痛苦来保持人格的尊严，只是在长大之后才会有这方面的思考。我想别说是小孩子了，即便是一个成年人，当他连续几十天都吃不饱时，突然面临美味佳肴，那真的就很像我小说里说的一样，什么尊严都是顾不上的。
邱：现在回想起来，在挨饿的那段时光，给你这一生当中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莫：最深的印象，就是我现在经常做梦，梦到又在跟人抢夺食物。我想我生活当中很多最屈辱的事情是跟食物有关的，最丧失自尊，让我最后悔的事情也和食物有关，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可能也是跟食物有关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后，真的，突然一回家，父母亲非常欣慰地把家里的粮食都掀开让我看那时候我已经当兵在外了你看今年我们家里有多少粮食，不但今年够吃的，就是明年颗粒无收也不会发愁了。我也感觉到真是幸福，家里面竟然一下子存下了两三年都吃不完的粮食，这种幸福我想是城里人很难体会到的。回忆起往事，我就会感觉到人世间最宝贵的是粮食，而不是什么黄金、钻石，所以这个影响我一辈子。
在煎熬中活着就是生活
邱：在你的书里常提到你的家人，尽管那是一些艺术的形象，不是真正的“我爷爷”、“我奶奶”，或者“我妈妈”，但那些形象又很真实。
莫：很多读者，包括一些西方读者和批评家也在问我，我的小说里为什么总是有一种女性至上的感觉，好像女人是包容一切、创造一切的，男人都是病态的、软弱的、破坏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这可能来自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每当遇到重大问题，家庭生活里出现重大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时，女性的表现母亲和奶奶的表现，总比父亲和爷爷要坚强。
我爷爷刚开始是个胆大无比的人。当时叫“跑警报”，一旦日本要来扫荡了，所有的农民就牵着牛羊，老太太就抱着母鸡，立刻跑到田野里去，钻到高粱地去躲避。但我爷爷就说不怕，他不走。但后来真的来了日本人，把他堵在堂子里，逼着他交待八路在哪里。我爷爷哪会知道，一个日本士兵拿着刺刀在我爷爷头上来回拉了两下子，头上豁开了两个血口子，血流满面。日本人也没再怎么着，就把家里的鸡给抢走了。后来再说日本人要来了，我爷爷跑得比谁都快。
邱：即便是当时活下来的人，很多人也一直感觉到一种很煎熬的状态，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个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存活的意义是什么？
莫：即便在那样的环境里，日本人来，国民党伪军来我们叫二鬼子、黄旗子，各种各样的游击队来。我们想老百姓干吗还活着，都死掉算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老百姓还是要生活，还是要关心粮食的问题、收成的问题，要考虑明天的问题，明年的问题，还会为了钱财来争吵。所以这就叫生活。 w
幽默是活下去的方式
邱：在《生死疲劳》里面有好多笑话。让你觉得那么残酷的场景中，他们的生活那么累，那么辛苦，但还是开很多玩笑。你身边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吗？
莫：这种幽默是老百姓使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方式，是解脱自己、减轻压力和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实际上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幽默感，甚至是黑色幽默，荒诞的幽默。
我们当时叫拉怪话、拉熊话。比如说寒风刺骨，抱着个铁锹，穿着单薄的衣服，哆哆嗦嗦地被生产队的干部赶出去挖沟挖河，这个时候我们照样会讲一些会令人捧腹大笑的话，一边讲还一边唱。
邱：谁是拉怪话最牛的，你是吗？
莫：我可能拉得比较多吧，因为我父亲是从来不讲的。他是非常严肃、方正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几兄弟在外面是很有名的拉怪话的人。当他的面，我屁都不敢放，我二哥他们一见我父亲也特别正经，吃饭时没有一个人说话。
莫：不怕，但是几十年形成习惯了。我吃饭跟我太太一块儿，5分钟解决战斗。我女儿喜欢一家人围着饭桌，倒上一杯红酒，她欣赏电影电视里面那样一边吃，一边讲，很优雅地吃。我哪有那么多的优雅，稀里哗啦吃完就走了。我父亲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饭桌上很多菜还没摆完，他已经一抹嘴吃完走了，到一边去了。所以我想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真是依靠这样的一些幽默，私底下感觉到生活很有乐趣。
上官金童是我的写照
邱：每一个小说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精神自传，《丰乳肥臀》封面上有一句话，说你可以不读所有的书，但是要了解莫言，一定要读这本书。
莫：是的，因为《丰乳肥臀》里面，上官金童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懦弱，这真是我的精神自传，我想也是中国像我这样的一代人精神方面的一个弱点。武汉大学的邓小芒曾写过一本书，里面有评论《丰乳肥臀》的一章，他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都有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这话让我很感动。
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
上世纪80年代之后，慢慢地感觉到对一个男人来讲，懦弱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懦弱使我们不敢坚持真理，也不敢坚持自我，这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
邱：会想方设法去战胜它吗？
莫：那就是经常要受到提示，包括别人的提示、自己的提示，但到了关键时刻还是退缩。我想懦弱这个东西有它正面的一些好处，确实可以息事宁人。当你受到很大的侮辱时，不懦弱的话，真是会到拔刀相向这种程度了；因为懦弱，你退却了，那么也安全了。
我小说里之所以写了像《红高粱》里的奶奶，以及余占熬这样一些敢作敢为的男子汉，可能就跟自己身上缺少这东西有关系，缺什么就写什么，缺什么就梦到什么。当感觉并认识到自己的懦弱是一个巨大的弱点时，于是在我的很多小说里就出现了那种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敢于坚守自我的人物。
作家莫言
莫言，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主席团委员。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参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1年毕业于北师大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7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工作。
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5卷。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获得过很多重要的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莫言的斗篷
记者\邱晓雨
每次走过离我们国际台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我都会抬头看看。如果我身边有人，我就像鲁迅笔下的某女那样千万遍地叨咕起来：你知道么？莫言原来就在这上班，《检察日报》，10年。
我每说一遍，“上班”这两个字都在我的嘴里扎一下我的舌头。因为把莫言和上班联系起来，就像往鸭掌里挤芥末那样，让人觉得刺激。莫言小说里的文字像是高天上的流云，但他现实中的身份却如同云影下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看着那么普通，连反刍的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有什么特别。
当时还在国内部的记者杨琼把莫言从两会的住宿地接过来。她坐在录音台子的一角听我们的采访。杨琼姑娘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因为就连《编辑部的故事》里的任何一个编辑，看上去也比他有戏剧性。“莫言是个正常的叔叔”，这让看过莫言文字的杨琼备感泄气。但是我则有另一重惊喜，总是觉得如果莫言有一顶斗篷，一定可以呼啦啦地钻出我们直播间的大玻璃，飞得越来越远。
不瞒你说，想起莫言，我就想起两个字：超人。我的眼前，甚至好几次出现过莫言整理好了行头，低下头来系着红色斗篷的样子。
莫言新月般的两弯眼睛，和电影里的那个人绝不会形似。但是他更像真实世界中的超人。我们都知道，超人是个坐在办公室里，看上去最不起眼的，还有些书生气的平凡小白领，好像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那样。但是私底下，当他披上斗篷，这个世界就掌握在他手中了。
莫言也是有斗篷的人，文字就是莫言的斗篷。高粱穗子织成的土地裹着猩红色的历史，白狗黑孩加上金色的红萝卜，这些颜色让他的斗篷那样绚烂夺目。而斗篷下面的莫言，平时又能把自己掩藏得极其到位，让人一点都看不出他曾经飞翔过。
（作者系世界新闻报记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 (微博)著名节目主持人）
阎连科：莫言得诺奖是名至实归
2012诺贝尔文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公布，中国作家莫言摘得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腾讯文化频道在第一时间采访到莫言好友，著名作家阎连科。
阎连科接受腾讯文化的专访时说：“莫言得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名至实归的，这表明了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的提升，中国文学需要这样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中国文学30年大发展的一个肯定。这个奖项对莫言来说是公正的，他的作品多，并且优秀，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阿来：诺奖不应被神圣化 本土文学创作需要鼓励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腾讯文化针对此事对作家阿来(微博)进行了专访。
阿来首先对莫言获奖表示祝贺，在开心之余，阿来补充道，此次莫言获得诺奖，无疑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学的莫大肯定。希望中国作家能端正创作态度，再接再厉。
在问及是否每个作家都需要被诺奖加冕才能奠定文学地位时，阿来否定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当今中国文化界缺乏自信，又缺乏良好的媒体及舆论环境对中国作家进行支持，而能潜心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和阅读的人就更少了。归根结底，这是崇洋思想在作祟。一方面，我们希望外国作家能够在国际文坛上斩获重奖；另一方面，又过度抬高国外文学奖项的地位，进行自我贬低。这两点可谓是中国文化界崇洋的具体表现。
阿来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应被过度神圣化。托尔斯泰、易卜生等许多文坛大家都与诺奖失之交臂，所以诺奖并不是衡量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另外，当下社会商业化气息浓厚，使一些作家被虚浮的躁动气息所裹挟，借此次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阿来呼吁：端正创作态度，正视文学创作。
记者就为何大陆本土作家一直无缘诺奖向阿来进行了提问。对此，阿来表示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重理轻文的思想，而在这一思想环境中，人文精神逐年萎缩。阿来希望大家能用客观眼光看待文理，正视中国本土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并呼吁媒体和公众改变对大陆本土文学的轻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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