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讲，在香港引起极大的反响。香港15家报纸、多家电视台及新闻网站都大事报道。总理在演讲中勾画的机场及港口发展计划，让香港对本身的竞争力感到忧虑。总理谈到的贫富差距拉大及住房问题，触动了香港人的心弦。此外，总理保证所有新加坡人，包括月收入低至1000元的家庭，都可通过公积金拥有组屋，让面临住屋严重短缺及房价高企的香港人，羡慕不已。
西方媒体在提到香港与新加坡时，总以“双城记”的字眼来形容。毕竟，这两个地方有许多共同点；它们同属于华人聚居的地区，继承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文官与司法制度，并成功发展为金融中心。双方在发展为全球都会时，既合作又竞争。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为了避免资金外流，香港给予银行存户存款保证。紧接着，新加坡也推出类似的计划。此外，在税务的调整、房地产的降温措施，双方都参考对方的做法，以避免落在后头。
虽然香港享有中国大陆的庞大经济腹地，但在经济竞争中，新加坡略胜一筹。新加坡的经济总量从2011年开始，超越了香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新加坡在全球名列第三，而香港则排名第七。香港媒体的报道重点，也从过去批评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转为关注新加坡的发展经验。香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贫富差距拉大，普罗大众的社会流动受阻，社会矛盾加剧，从而导致社会的分化。反移民的排外情绪及政治内耗，也撕裂了香港的社会。民众及媒体纷纷将矛头指向特区政府；而住房问题成为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汇合点。香港媒体对新加坡的赞赏，可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此，新加坡不能因此而自满。
由于新港的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香港最近多头的社会矛盾并发，对新加坡有借鉴的意义。
首先，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下，民众对政府在处理住房等民生问题，有很大的期待，也有紧迫感。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在这方面给予政府较大的操作空间。香港在回归中国后，董建华政府曾提出“八万五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万5000个住屋单位，在10年内让香港七成的家庭拥有房地产。但1997年的一场金融风暴后，楼价大跌，导致房地产负资产问题，这个计划胎死腹中。自此以后，香港的土地供应便减少，大发展商形成所谓的地产霸权，房价居高不下。随着2008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市场资金泛滥推高了房地产价格，许多年轻的一代因买不起房子而怨声载道。
尽管新加坡政府在住房方面比香港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但这几年来由于外来人口的涌进及供需失衡，加上低利率环境持续多年，新加坡房地产在价格与销量方面，与香港一样，节节攀升。这导致执政党在上届大选中，失去了一些选票。政府这一两年来大幅度提高组屋的供应量，也在售价上作出调整。此外，政府也通过多轮的降温措施，压抑私人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需求。不过，政府还是必须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供需与一般国人的承受能力，以防止社会矛盾的出现及汇集。
其二，新加坡与香港都是开放的城市及金融中心，在全球化的资金流动中受惠，但贫富差距拉大及社会流动受阻，仇富心理便油然而生。香港首富李嘉诚一向来是香港打工仔崇拜的对象，人人都希望有一天成为另一个李嘉诚。但在社会流动放缓的情况下，这个香港梦渐渐破灭，阶级矛盾浮现。伴随仇富心态的是排外情绪，特别是外来移民的炫富行为，更容易挑起民怨。新加坡是财富管理中心，也是许多外来富豪群居的地方，仇富情绪的滋长对经济及社会发展，都将有不利的影响。
要维持全球都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新港两地就必须继续开放门户，吸引外来人才与资金。在全球化浪潮下，贫富差距扩大是普遍的趋势，新加坡与香港这两个小的开放经济体，更是如此。香港特首梁振英曾经表示，他将改变香港以往的“小政府、大市场”的做法，而采取新加坡的积极管治模式，以缓和社会的矛盾。然而，与香港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是个城市，也是个国家。每隔五年，政府必须争取选民的支持，因此它肯定更有政治决心，在民怨累积之前，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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