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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曦 在新加坡最后一天的晚餐，永泰集团副主席郑维荣走到我们这一桌，恰坐在我旁边。他用英语、不熟练的汉语普通话和粤语，混杂在一起和我们聊天。 我随口一问，主席您喜欢表吗？ 戴着圆形黑框复古眼镜的主席大人立刻眼中放光：我年轻时好喜欢的！在我心中，永远只有两块表，一块是百达翡丽，另一块是劳力士。 
主席打开了话匣子，说他姐姐就曾有一块顶级腕表，有一次不小心忘在口袋里，还扔进了洗衣机！噩梦般地，心爱的腕表被肥皂水浸泡、剧烈搅动、又和一堆衣服一起被加热烘干。当姐姐惊叫着从洗衣机里抢出那块腕表，发现“他”竟安然无恙地走着，一段时间过去了，也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后遗症”。 姐姐唏嘘不已地给腕表总部发出了感谢邮件，对方格调十足地回信说，虽然你觉得没事，我们还是需要把这块表收回来检查…… 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一点也不“土豪”。郑维荣清瘦谦和，说自己晚睡早起，是为了避免变笨；晚宴他吃得少而清淡，只喝了一些红酒。除了腕表，他还热衷于收藏艺术品。 他认识我曾写过的新加坡女富豪克里斯蒂娜·王，王的父亲做的是石油生意，自己却做了时尚品牌的分销零售，并成为Mulberry品牌的所有者。郑维荣又和我谈起了郭鹤年，这个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富豪把农业做大，还有成功的房地产公司；他同时是香格里拉酒店的创始人，在新加坡，多年前他们开出了全球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在中国国内小资群体里颇有人气的榕悦庄酒店，也来自新加坡。 从石油、稻米、钢筋水泥中发家的东南亚华裔，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不约而同地爱上了艺术、美、时尚，重视生活品质。他们消费奢侈品，乃至亲身通过参股、并购进入生活方式相关行业。 作为发展较早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生活方式产业”在新加坡有着天然优势，早年刚进入亚洲的时候，不少奢侈品公司把亚洲划分为日本和“日本以外亚洲”，而“日本以外亚洲”的总部，就常常被设在新加坡。后来由于香港上升势头强劲，一些亚洲总部才从新加坡转移到香港，近年来，又开始往上海搬迁。 新加坡地方小，稍微强大一些的公司就不得不统统把目光投向国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采访的这家公司就跑到中国参与了苏州新加坡工业园的创建。可以说，每当中国国门多打开一分，华裔血统的新加坡商人就会敏锐地抓住机会，将机会变成财富。 2015年，我面前的新加坡，是一个在公平商业规则严格约束下，经过半个世纪发展的一个成熟发达国家。 拜访的过程中，我接触了许多位女性高管。她们带着亲切的笑容，却略显紧张地准备了许多密密麻麻的提示小卡片，随身携带，生怕自己“华语太烂”，在中国媒体面前表现不好。 我当然不会忽略女高管们的工作服——清一色的Chanel。 一位跑前跑后的女高管哑了嗓子，她脚蹬恨天高，肩上始终挂着一个黑色大号的香奈儿菱格纹手袋，耳环也是钻石的“双C”。 另一位女高管也是黑色Chanel长袖和长裙，胸前别着“双C”的钻石胸针。 你们好像很喜欢Chanel，我说。“是呀，她们都很美。”她微笑着对我说，微微仰起的白皙面孔有些像《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莉香，“我还喜欢Marni。” 新加坡地处热带，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比较小众，以非洲印花为自己特色的Marni在新加坡却有一片市场。 年轻的新加坡女职员们工作中都职业范地穿了一身黑，但都仔细地化了妆，描画了更适合亚洲眼睛的细长眼线。她们的手袋里，就有不少Mulberry。 新加坡女[关键词屏蔽]美，似乎也很重视奢侈品牌所象征的“阶层”、“身份”，有些偏黑的东南亚肤色，与Chanel似乎并不是很搭，但还是从头到脚穿Chanel。 新加坡钟表收藏家钟伟国不久前在《时尚时间》上撰文写道：“在我的国家新加坡，人们选择一辆车或是一只手表作为身份象征的时候，更多会倾向于手表……在新加坡2万到3.5万美元的高端手表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作为一个时刻要彰显个人身份意识的人来说，拥有高端手表可以说算是一份外在的个人声明。” 在新加坡最繁华的购物街乌节路，由于华人面孔太多，我觉得跟在国内逛街没什么两样。一位年轻的华人女子坐在路边，她手提白色爱马仕铂金包，手腕上是宝格丽的蛇形手镯，同时戴着香奈儿的项链——又见双C。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乌节路会禁止车辆通过，变成步行街，每年有700万人次来到乌节路，对于总人口刚过500万的新加坡来说，真是太热闹了。乌节路上，LVMH旗下的免税店T Galleria共有四层楼，很多品牌都在门口挂出广告招贴提醒顾客——比中国国内至少节省30%！ 
在我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年纪接近50岁的女店员指着我手机里图片上一行极小的字，反复提醒我，我帮朋友带的那一只隔离霜，防晒指数和中国国内的不一样，确定真的要买吗？ 这让我唏嘘不已，在上海，我曾被稀里糊涂地说服，买下大小不合适的衣服，可能仅仅因为那家店货品号码不全。试过化妆品却并没有相中，还曾被白过一眼。 拜访过程中，有一站是在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在连续数小时讲解后，始终面带微笑的讲解员停在了最后，将介绍新开楼盘的短短几分钟讲解交给了来自企业的职员——是否因为她是公务员，因而不能参与商业活动？我的这一猜测没有来得及得到证实。 2014年，新加坡人均GDP为6万美元，亚洲第一，而中国这一数据为7575美元。在乌节路上，我突然想，都是华人，基因、民俗接近，如果未来中国人像新加坡人那样富有，是否也会纷纷像他们那样，欣赏、理解并努力拥有美好的物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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