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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界公认对联始于后蜀主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一说:
《古今诗话》:“昶子善书礼,因取本宫册府书云:‘天垂馀庆,地接长春’一联,文学于兹萌芽。”按此说,作者乃孟昶之子孟喆(黄修复《茅亭客话》所载同此)。
另一说:
《洛中记异录》:“孟蜀于宫城近侧,置一策勋府,时昶之子喆居之。昶以岁末自书桃符云:‘天降馀庆,圣祚长春。’喆拜受,置于寝门之左右。”按此说,则联语为“天降馀庆,圣祚长春”,作者乃孟昶。
三说:
《谈苑》:“辛寅逊仕伪蜀孟昶,为学士。王师(宋军)将致讨之前岁岁除,昶令学士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寅逊题曰:‘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按此说,作者乃辛寅逊。
但是,《宋史•蜀世家》、《宋史•五行志》和《蜀梼杌》均载明:“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按此说,联语与《谈苑》说同,但作者已非辛寅逊而是孟昶了。
究竟作者是谁,有待考证,这个不在本文探讨范围,现在论证的课题是:对联起源于何时?是否剥离于律诗?
其实,仔细溯本求源,还是有充分的史证资料的。
首先,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此联创作于公元964年。
根据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已经证实:早在唐玄宗开元十年即公元722年抄录的经文中(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发表了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婵雪女史撰写的《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推论出对联产生于晚唐以前。
谭女史这一推论,是根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中斯坦因劫经第0610号所录的内容得出的。谭女史据原卷所作录文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就有“三阳始布;四序初开”和“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等多副春联,并特别标明“书门左右”,为盛唐时期就有对联提供了确凿的物证。实际上,在《全唐诗》里这种证据很多,除以“句”的形式出现的大量对联外,还有很多生动的对联故事,同时在名胜古迹中也有仍然保存的历史信息。很多人一直坚信对联来自于律诗。那么,《全唐诗》里年代最早的律诗出自李世民之手,无独有偶,成熟的律诗见之于初唐,有文字可考的对联也见之于初唐。这说明,起码在李世民时代,对联和律诗已属于并列存在的关系。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据考证,以对仗句为主体的律诗,孕育脱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乐府诗中,两汉时就有对仗句的萌芽,魏晋时对仗句逐渐增多,南北朝时对仗句开始成为主体。因此,可以得出律诗直接来源于南北朝时期对仗句的结论。
而对联,实质就是单独运用的对仗句。而“单独运用”的载体是丰富多彩的,贴于门柱上的是“楹联”,悬挂客厅的是“厅堂联”,刻在名胜等处的叫“景观联”等等。
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中,记载了南北朝时期刘孝绰及其三妹刘令娴的两副对联:
闭门罢庆吊;
高卧谢公卿。
落花扫仍合;
丛兰摘复生。
谭嗣同说:“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以为联语之权舆矣。”
“权舆”就是起始开端的意思。这就说明,对联同律诗一样源自于南北朝时期的对仗句,是有依据的,最起码可以推断,对联不是来源于律诗。
谌继刚 20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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