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李光耀时代将是什么样子?新加坡中国问题专家李明江教授接受凤凰网独家专访。他认为,后李光耀时代威权主义仍将继续,但是反对派参政的渠道并没有堵死,他们会从边缘领域突破,新加坡政局将更加多元化。李光耀给新加坡留下了实用主义的政策遗产将会被继承,但强人时代已经结束。 [attach][/attach]
2011年,对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年头。那年大选,人民行动党选票份额从67%降到了60% ,反对党工人党出奇制胜地赢得了9个席位。也是在那一年,李光耀辞去了资政的职务,正式告别了新加坡政坛。
本周,这个亚洲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梦想家、强硬的实用主义者去世。新加坡举国哀悼,民众纷纷赶到国会大厦排队瞻仰送别。“他的过世,感觉就像是家族里的大家长走了,大家都很悲痛。他在的时候,可以团结新加坡人,一起把新加坡建设好。但是他现在走了,将来的新加坡还会是新加坡吗?”在南洋理工读书的大四学生Jushua有一些疑惑。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说,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会继续保持产业优势,继续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始终朝向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可能在实际运作中,仍然有很多威权做法。
采写:赵泽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留学生)
李光耀生前已放权,新加坡模式成型,他的去世对政局影响不大
凤凰网:李光耀曾经自己说,他并不是一国之尊,其实是人民的第一个公仆。如今他离世,会对新加坡政局有影响吗?
李明江:李光耀是一位很有魅力的领导人,他塑造了新加坡。从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到党派参政方式,从内部各种领导人物互动模式到廉政高效等理念,在他的领导下基本已经成型。虽然他离世,但是对政局影响很小,因为在他辞去总理职务之后,已经放权给新的内阁。
凤凰网:今年新加坡将进行大选,李光耀去世会对下一届选举产生影响吗?
李明江:李光耀的过世,对下一届选举影响会非常小。事实上,李光耀脱离政府决策团队已经很多年了,更换领导层,不会动摇他这50多年来的政治积累。从新加坡政党政治来看,新兴反对党与人民行动党的力量对比悬殊,执政理念等方面有很多不同,总体上将有利于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
新加坡新兴的反对党,比如工人党、民主党,它们力量仍然十分薄弱,缺乏社会政治基础,也没有太多精英加入反对党。尽管2011年大选中他们多赢得了席位,但那时候有一些特殊情况。当时新加坡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形势不是太好,物价,房价都很高,加上过多引进外来人才造成本地人负面看法,所以新加坡人有怨言。但是大选之后,人民行动党非常警惕,采取一些措施来调整公共政策。在过去,人民行动党被视为高高在上的政党,决策霸道,难以与民众沟通。 但是2011年选举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
凤凰网:2011年的大选,李光耀的执政党遭到挑战,这带来哪些方面变化呢?
李明江:人民行动党在很多方面都做了调整,主要是在一些社会福利方面。尤其是对建国一代,提供很多福利。在住房方面,新修了很多政府组屋。以前年轻家庭排队买组屋,不仅要排队摇号抽签,有的甚至需要排几年。最近几年,组屋供应量大大增加,缓解了局面。与此同时,移民政策现在也收紧了,新加坡民众的抱怨也慢慢减少了。总体上,执政党改进了很多,对下一次大选,他们会有一些有利的因素。
新加坡威权主义将延续,但并没有堵死政治参与的通道
凤凰网:李光耀执政理念里让人印象深刻地是:好政府与好公民。其实质上是严父型政府和乖顺型公民,这个怎么解读?
李明江:新加坡以前是威权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受到了限制。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化国家,中西文化交融。如果说完全一盘散沙,各行其是,自己主张,或者像西方国家一样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 新加坡很难说,经过50年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凤凰网:威权模式还将延续下去吗?
李明江:威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新加坡发展的。新加坡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发展任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持领先地位。
所以,威权模式需要做些调整。老一代都经历过比较贫穷艰苦的社会,当一个很有号召力又很有能力的领导人,振臂一呼大家一起做大事,朝一个方向努力,大家愿意听。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建国初期的贫穷,也没有经历过冷战时险恶的外部环境压力, 所以年轻一代看法会不一样。他们认为,威权模式限制很多方面的自由,应该调整。
新加坡虽然现在仍然可以称为威权政府,但是一般意义上,它的政治威权意识很不一样。新加坡有一套跟西方一模一样的政治体制和制度,这样为年轻人对更多自由的诉求提供了基础与空间。政治体制并没有堵死,并限制年轻人做事。这一代年轻人仍然可以参与政治,表达自己观点。新加坡法治十分严格,虽然民众生活各方面都受到约束,甚至有一些严格法律的限制。但是很多方面还是应当维持。
后李光耀时代,反对派将会在边缘领域突破,政治更加多元化
凤凰网: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模式该怎么走?
李明江:总体上新加坡模式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第一,有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第二,在实际运作中,有很多威权做法。第三,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未来很多方面可能不会有太多变化。在未来五年十年,反对党可能不断壮大,在国会上赢得更多议席,可能新加坡年轻一代参与政治活动的参与度会加强。
但是看不出来在某些方面会有松动。比如宗教种族关系方面。一个社会有不同想法,如果全部打开,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我认为新加坡不太可能在这些方面做出改动。不过,年轻一代和反对党可能会充分利用现有新加坡政治体制给他们提供的一些机会,在一些边缘领域去突破政治限制,政治上可能会更加多元化。
凤凰网:你认为在哪些领域会多元化呢?
李明江:首先,反对党可能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特别是有才能的人,从而加强他们的力量。另外,一些来自社会底层对公共政策不满的民众,为了发出更强的声音,可能会和反对势力结合,从而来对执政党和政府施加更多压力。其次,执政党在一些民意诉求方面,更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以前李光耀认准大方向的问题,即使面临很大舆论压力,他也会坚持。但是现在没有强势人物,很多公共政策会更多随着民意变化而变化。
强人时代终结,李显龙政府将态度温和,但仍会继承李光耀的实用主义策略
凤凰网:民众普遍认为李显龙政府比较温和,下一任政府会延续温和政策还是重回强势政策?
李明江:基本上新加坡政府是从强势、强硬到逐步温和,当然这也跟个人个性有关,基本上是随着新加坡政府政治形态而发生变化。现在再出现强势人物也不太可能。时势与英雄,在李光耀时代,这两方面是互补的。时势造就了英雄李光耀,李光耀创造了时势。现在时势是不会造英雄,也不可能有一个英雄来造时势了。未来新加坡掌权人会比较有能力,但是不太会出现像李光耀那一代那么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了。
凤凰网:李光耀是实用主义的实践者,实用主义是他的政治遗产,您觉得这种执政理念需要调整吗?
李明江:他的核心哲学就是实用主义,不管舆论压力,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他就会去做。这个理念已经根深蒂固,已经成了新加坡国民的一种理念。吴作栋、李显龙的执政党团队,基本上也都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新加坡是小国家,输不起,不能犯很大错误。要是按照某种政治形态或某种政治理念来设计新加坡未来的话,会容易犯错误。而实用主义可以大大减少犯错误的机会,若是出现错误,也比较容易改。所以实用主义仍将继续。
处理对外关系,李光耀证明了“平衡”政策的有效
凤凰网:在国际舞台,李光耀也充分施展了个人魅力,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他的过世对东南亚地区有影响吗?
李明江:李光耀的时代跟现在的时代很不一样了,60年代跟冷战时期,新加坡当时面临的是一个艰难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在东南亚地区有不同社会主义不同政治形态,另一方面面临左派,甚至激进武装势力的挑战,尤其是马来西亚共产党。
他处理周边国家关系和大国关系是左右逢源。两种策略,一是平衡,不能让一个国家在新加坡所处的东南亚地区发挥单独唯一的主导地位。若是一国有这方面的野心,他会拉拢另外一些国家一起抵消这种压力,这使得他在国际关系上有发言权,主要体现在东盟。李光耀是东盟成立的积极推手之一,东盟发展也受他影响。他非常明白,新加坡及周边一些小国家如果不团结起来去跟大国周旋,就会被大国压制,没有自主,没有发言权,听任摆布。新加坡联合东盟其他国家,从而稳定了局势,也建立比较好的互动关系。这也是实用主义的一些体现,跟哪些国家搞关系有好处,他就会搞好跟哪些国家的关系。多交朋友,少树敌人。
还有一点就是,他对很多国家的长远发展判断精准。对美国方面,他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科技形势都非常了解,也充分利用新美关系来为新加坡服务,包括防务、军事、经济、教育等很多方面都有合作并且做的很出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抓住了中国腾飞的机会,跟中国做投资做大项目。新加坡过去20、30年经济成长与中国进行贸易是离不开的。此外,新加坡也很看重印度市场。他会充分估计到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然后从其他国家发展趋势去寻找机会,怎么有利于新加坡的发展。
新加坡仍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但中国要避免学走样
凤凰网:李光耀曾经说,新加坡的发展现状是中国可以实现的最低限度发展参照标准,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在城市管理,公务员方面有哪些可以借鉴?
李明江:新加坡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借鉴,但是影响最深远的是一些理念上的借鉴。当年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很多理念都受新加坡影响,因为当时中国领导人也不知道中国应该怎么走。像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然后再出口,这些策略都有受新加坡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具体政策,也是直接取经。曾主导组屋项目的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当年是中国政府顾问,他提供了一些很有益的政治建议。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大思路受到中国很多影响。中国派了很多官员来新加坡学习考察培训也有影响,但是比不上改革开放的影响。中国在公务员体系、反腐、公共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积金等很多理念都有从新加坡借鉴,包括金融体系改革、国企改革、外汇管理也是。中国目前仍然处在转型期,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效。很多省市领导来新加坡最关注的是城市规划、公共交通问题,很多地方也有学习,但是很多都走样了。像经济适用房等也不能像新加坡这样让人满意。由于国情不一样,执行情况很不一样,所以效果就不一样。
凤凰网:新加坡清廉方面,有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呢?
李明江:中国一直在借鉴,包括一些学者也在研究廉政机制。中国反腐不是知识储备不足,是因为一些体制原因,使得尚存的反腐法律法规,一些政策措施不能完全发挥作用。除了一些规章制度,也可以借鉴一些政治上的作为。允许反对党成立,允许他们监督。执政党一旦犯了错,反对党可以施加压力。中国目前是执政党既是球员又是裁判,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督,所以反腐都是一阵一阵的。
此外,反腐不是那么透明,中国媒体控制太严。虽然新加坡媒体受政府影响,但是相对独立性比较大。反对党有什么执政主张,民众有什么不满的,媒体也是可以报道,当然也有一些领域不能涉及太多,比如一些领导人的报道要相当准确。若反对党要指控执政党某些领导人,提供的证物不完全正确,那么被指控人就会立马采取措施维权。在中国,社会舆论监督太弱,官员存在侥幸心理,贪WU了反正也没事,也没有人知道。
新加坡清廉已经形成一种文化,李光耀把清廉文化固化,在公务员系统里,年轻人大学毕业加入公务员队伍,立马融入这种文化。中国需要加大力气培养这种文化。过去几十年,公务员队伍官僚体系文化里面跟新加坡相反,大家都有侥幸心理,都在找机会寻租,互相包庇。中国需要下大力气去改变这种风气,如果没有文化支撑,一些规则制度可能无法完全有效。在政治官僚体系里培养一种清廉文化,包括重塑民众心理。新加坡普通老百姓不会想通过给官员送礼办事,他会认为这种方式是不合适的。而在中国这种腐败体系下,上学、看病、找工作,首先想到的是熟人,而不是依照规则办事情。这种文化不利于廉政文化形成,整个社会国家不能有有效廉洁氛围。
李光耀让新中关系非常扎实,未来两国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
凤凰网:后李光耀时代,新中关系会有哪些变化呢?
李明江:李光耀对新中关系付出了汗马功劳,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很多政策也证明都是有效的,尤其是跟几代领导人建立了私人友谊,这极大促进了新加坡跟中国的发展。但是现在不一样,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两国之间的往来也逐渐频繁,由于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新中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尤其从经贸关系来看,新中关系非常扎实。新加坡已经连续2年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新加坡虽然是小国,却能够成为中国的头号投资国,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除了投资方面,金融、教育、旅游等领域也都在逐步深化,甚至军事安全方面都在加强联系。总体上新中关系会越来越密切。
本文选自凤凰网李光耀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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