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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屎把尿为胡姬 今年高龄85岁的许庆和，经营胡姬花圃已有近70年。 他说，人生在世，有三件事必须要会。一是拉屎、二是排尿、三是算钱。 乍听之下以为俗不可耐的话，却是他68年来养殖胡姬的真实写照。 别看胡姬花外形精致高雅，半世纪前的胡姬花业，既离不开以屎尿作为最原始最廉价的肥料，也摆脱不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商业活动。 许庆和忆述，二战结束后不到两年，17岁的他便开始种植胡姬。 当时，依靠人工杂配来培育胡姬的工作才刚起步，市面上不常见到混种胡姬（hybrid orchids），人们多购买野生胡姬。 许庆和说，当年，印尼花贩常进入丛林采摘野生胡姬，再通过小船贩运到新加坡。由于得“飘洋过海”，再坚韧的胡姬，靠岸后都只剩半条命。 “那时候的胡姬花很便宜，花贩一把一把地卖，每把大概有10朵胡姬，每朵卖一两角。我们就买回去耐心地种，将它们培养成为‘冠军植物’。” 他笑说：“我的创业成本是零。连肥料都是用尿液，不然就跟邻居要来些鸡粪、牛粪。” 回忆当年为胡姬花“把屎把尿”的情景，许庆和语带骄傲地说：“虽然用的材料都是免费的，但我还是把胡姬种得很好啊。” [attach] [/att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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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加坡国花胡姬花的组图。
‘他们有钱没花 我有花没钱’ 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爆发，作为战略资源的天然橡胶需求急剧增加，橡胶价格一度飙升至每磅（约450克）两美元，东南亚橡胶业者纷纷发达致富。 许庆和忆述：“当时，由于橡胶业蓬勃，有人一夜间赚进上百万元。这些有钱人，酒足饭饱后，也开始想在生活中增添些美丽的东西。” 正因如此，马来亚半岛60年代兴起“胡姬热”（orchid fever）。由于胡姬在当年算是稀有花类，富人争相抢购。 许庆和笑说：“他们有钱，没有花；我有花，却没有钱。” 他坦言，当年胡姬花业十分“好赚”，一株15公分不到的胡姬幼苗，能卖上四五十新元。这在60年代的新加坡可算是可观数额。 “每次见到有钱人来买花，我就摇头说‘不卖不卖’，他们就说‘卖给我吧，卖给我，随便你开价’。我再摇头说‘不卖就是不卖’，这样一来一往，他们才会开出比较好的价格。” 许庆和举例，以陈德源之子、“橡胶艺祖”（后人尊称他为有才“艺”文德的“祖”辈） 陈齐贤命名的陈齐贤万代兰（Vanda Tan Chay Yan），由于比较罕见，当时一株甚至能炒卖到五六千元。 “曾经，有个有钱人来找我，说要收购十株陈齐贤万代兰。我说‘这花很难找’，他立刻就顶回一句‘我不在乎价格，只在乎花！’”
昨日猪农成花农 1982年加入东南亚胡姬花协会的陈佩仪（66岁），如今是该协会主席。过去32年来，她负责主编胡姬花权威刊物“Malayan Orchid Review”。 她也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孙女，其父陈元凯在陈嘉庚九个儿子中排行第六。有趣的是，陈佩仪说，祖父虽擅长园艺，但不爱胡姬，爱玫瑰。 她受访时说：“胡姬花圃当年确实收获非常好的利润。这是由于花农们能将胡姬花出口到国外，日本就是其中一个大买家。” 但好景不长，1973年的中东战争，却引发西方国家间的石油斗争，导致经济危机蔓延全球。 陈佩仪忆述，当时胡姬花的出口价从一朵两元不断下滑到一角钱。 她犹记得有一回去卖花，花圃老板激动地挥舞手中一朵胡姬，对她说：“佩仪，你看，这花才卖一角钱。一角钱！” 随着岛国日趋工业化与城市化，新加坡政府也在70年代逐步淘汰养猪业。 她说：“当时，因为养猪场污染了集水区，导致水源的巨大浪费，政府命令猪农搬迁到峇淡岛。 “部分猪农因此改做胡姬生意，起初生意还不错，但当金融风暴来袭时，他们也与其他人一样陷入挣扎求存的境况。”
花农土地遭征收 胡姬进口现新机 80至90年代，政府一轮接一轮的土地征收，导致本地许多花圃相继结业。 陈佩仪说，一些有远见的胡姬花农，认识到新加坡的未来将不再是个低成本生产国，便转移到新山，在那里购置永久地契土地。 “当然，也有些人坚持不肯搬去新山。他们自认无法应付马国官员和政府机构，宁可结束营业。” 2011年，拥有60年历史的万礼胡姬花园，也因租约到期走入历史。即便如此，陈佩仪对本地胡姬花业的前景仍保持乐观。 她说：“时至今日，我国仍有一些胡姬花农，通过向台湾、泰国等地进口优质胡姬，再转卖给本地市场，得以维持利润。 “这类胡姬虽来自海外，但能很好地适应我国气候，本地市场也能接受一株二三十元的价格。本地花农在土地不断缩小的同时，还是能通过进出口维持不错的收入。” 胡姬展上 争妍斗丽 陈佩仪说，约20年前，国家植物园内开始定期举办胡姬花展。90年代的花展面积不大，主要面向本地民众。 “那时，我们给自己找来一张小桌子，随意兜售几本讲解胡姬花知识的书。花展就设在户外，虽然会在树荫处来摆摊，却还是热得不行！ “当年的花展像周末市集，一会儿有人捧着自己培育的胡姬树苗要求寄卖，一会儿又有人拿着亲手制作的胡姬花袋请我们帮忙兜售。我们来者不拒，很快地，摊位的物品越摆越多，展会也越办越大。” 但她强调，花展在商业活动之外，更多保留为胡姬爱好者交流知识、比拼“花技”的地方。 人们从全岛各地前来，带着自己长时间辛苦培育的植物，参加胡姬花“选秀比赛”。 “以前的花展就像是欧美犬展，经评定后被认可为优秀的胡姬花，能获得奖杯奖牌。每年有50人到60人参加，一些花圃甚至一次过带来20多株美丽的花。”
讲究出身的选美佳丽 作为胡姬花展常驻评审，陈佩仪透露，胡姬花的评选过程相当复杂。 她说：“我们先要理清某混种胡姬花的‘亲子关系’，即它的‘母亲’是谁，‘父亲’又是谁。 “评审再以此辨识，该胡姬花从双亲那里分别继承怎样的特征特质。例如，某胡姬花也许有着像父亲一样的鲜红颜色，形状却遗传自母亲。” 如此一来，胡姬评审方能确定，眼前这株胡姬，与“身世相同”的胡姬比较，是否有着独特之处。 “例如，他们会计算一株胡姬盛放的花朵数量，如果超出这类胡姬品种常见的数量，就算是‘加分’。 “基本上，评审反应不外两种，要么说‘这样的胡姬，我还见过更好的’，要么说‘哇，这么大这么完美的花，我还真的没见过！’。 总而言之，欲成花中之尊，少不了要让见多识广的胡姬评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适者生存的培育过程 1995年10月20日，建国总理李光耀为植物园内的国家胡姬园举行开幕仪式。 他致词时说：“我始终认为，一个被混凝土所覆盖的都市丛林，将摧毁人类精神。我们需要大自然的绿意来鼓舞精神。” 从2008年以来，国家胡姬园经理林福来（70岁）就肩负起这项“鼓舞国民精神”的重任，负责看护胡姬园苗圃，为我国培育一代又一代的混种胡姬花。 他打趣说：“简单而言，我就是负责照顾幼稚园的小孩，直到他们毕业为止。” 林福来透露，他们通常会将成功杂配的混种胡姬送往实验室，待它们萌芽后，再将“试管婴儿”拿到苗圃栽种。 胡姬花苗须花半年时间才能稳定生长。随着胡姬花日渐茁壮，林福来也要定时为它们更换花盆。 他如此形容：“对胡姬花而言，换花盆的过程，就像是从幼稚园毕业，再进入小学，又从小学毕业，升上中学。” 如同孩子一般，胡姬也有各自不同的生长规律，石斛兰（Dendrobium）种类的胡姬要约3年半才能开花，万代兰（Vanda）种类则需要四五年。 林福来每三个月也得进行一轮筛选，将一些较为劣质的花苗淘汰掉。 他说：“这就像是求学时，并非所有人都是聪明的。胡姬花也未必都能色彩明艳、四季绽放，或对昆虫和疾病要有抵抗力。”
外交使节初长成 以国家首脑或外国贵宾名字，为新品种胡姬花命名，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外交传统。 植物园园艺展览与活动部（国家胡姬园）助理处长陈伟民（31岁）透露，第一株以政要名人命名的胡姬花是安·柏立基蜻蜓兰（Aranthera Anne Black）。 这种胡姬花杂配成功后，于1956年以当时的新加坡总督罗伯·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lack）的妻子命名，启动植物园的“贵宾胡姬花”计划。 如今，植物园注册的500多种混种胡姬种类中，有超过200种名列贵宾胡姬。 陈伟民说，每培育一类混种胡姬，就会保留约300株花苗。但并非所有花苗都能茁壮成长，往往只有50株到200株最终能开花。 国家胡姬园通常会在政要名人访新前的两周，才着手筛选胡姬。这主要是考虑到胡姬必须在命名当天绽放，因此须准确预估开花时间。 林福来说：“但是，天气变化有时也会影响开花时间，胡姬花也可能突然遭到昆虫袭击。” 除此之外，他们也必须考虑外国政要名人偏好的颜色，甚至是花朵的性别。
后记 今时今日的植物园，园内有超过1000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原生种胡姬，杂配（hybrids）品种更超过2000多种。 陈伟民说，只要对花类稍有认识的旅客，都知道我国以胡姬花闻名。
为进一步扩展我国的胡姬花种类，国家胡姬园将在明年展开3500万元的更新计划。 整修期间，园内的胡姬花品种将从目前的1000个增加到至少2000个。 此外，国家胡姬园正逐步尝试将胡姬品种重新栽种在自然保护区，甚至是街道旁，让公众更近距离地欣赏婀娜多姿的花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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