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望乡的孩子

广州人氏 · 发表于 9-1-2005 15:33:46|来自：新加坡

乡 愁
小时侯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１９２８～）当代作家、文学评论家。福建永春人。被称为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１９５４年与覃子豪等创立蓝星诗社，主编过《现代文学》和《文星》，参加现代派诗歌的论争和乡土文学的论战。出版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余光中诗选》等。
余光中的散文在台湾堪称一绝。散文集有《左手的缪斯》、《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稔》、《桥跨黄金城》等。评论集有《掌上雨》、《分水岭上》，译著有《梵谷传》等。
余光中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多妻主义者”。文学大师梁实秋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人生
美丽江南
 最初的美好记忆，就在江南。
祖籍福建永春的余光中，由于父亲余超英公职的缘故，出生却在南京，所以童年大半是在江南度过。
母亲孙秀君是江苏武进人，时常带着余光中返回常州漕桥探亲。常州舅家人口众多，远房、近房的表兄弟姐妹们加起来不下三四十个，对于这位远来的娇客都另眼看待，尤其是表姐妹们，特别喜欢他，常众星拱月地围绕着他，央求他为她们画幅马或门神什么的，余光中从小就有奇异的绘画天分，能随手画下他喜欢的事物。小时候的余光中，浓眉大眼，脸正而长，剃个小平头，透出一股早熟和智能，看来很沉静。
那么多的表姐妹，个个都斯文秀气，常把余光中看得眼花缭乱。除了母亲，表姐妹们的母性温柔，也是他童年时期最美丽的回忆。
余光中童年时期，除了回常州的日子外，大多数时光是很寂寞的，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玩伴。余超英后来任职侨委会，公务相当繁忙，对待儿子的态度是传统的严父。在余光中的记忆中：“父亲很严肃，也不会带着我玩，见面就是一番励志的训话，总觉得很难亲近。”
江南的舅家，不但人多热闹，而且老老少少文化素质都较高，生活中充满了情趣。余光中这永春小孩，一直到最后都没学好永春话，他的口音带江南风，他后来的乡愁也是江南的。
余光中认为，他那一代的孩子，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来说，都似乎诞生在重九那天。那一代的孩子，不幸夹在两次大战之间。逃难，占据他少年记忆的大部分；逃难，也将他的童年提前结束。
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１９３７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１２月１３日，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如果余家当时仍在南京城内，文学史上可能就少了这最璀璨动人的一章。幸好余超英已先行随中央政府撤往武汉，孙秀君在日军入侵前，已带着儿子返回常州，逃过一场大劫。
９岁的余光中已明白自己是亡国奴了，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冲击。短短几天逃亡的日子，使他成熟不少。可是在体力上，他毕竟还只是个９岁的孩子。在漫长的逃亡路上，走不动了，就由族人用箩筐挑着，东躲西藏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经过数月曲折迂回的逃难，孙秀君母子终于平安抵达上海。
在举目无亲，人海茫茫的上海，孙秀君决定去投奔余超英的老师宋渊源。宋氏是国民政府委员，也是党国元老，他适时对落难的母子伸出援手。余光中插到一间小学去上课。
十里洋场的上海，给余光中的第一印象就是洋化。拜洋化之赐，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念英文了。半途插班的余光中，立刻被那些线条优美的英文字母吸引住。为了赶上进度，母亲就先教他写２６个字母。好奇又好强的余光中，着了迷似的天天描个不停，这就是他的英文启蒙。
１９３９年初，近农历年边儿时，接到了余超英的来信，说他已到了重庆，要他们母子即刻动身前往会合，并指示他们不要走陆路，因为非常危险而且艰苦，一定要走水路，绕道香港、越南，再经昆明、贵阳抵达重庆。
在重庆，余光中断断续续地上了一段学，因为日军经常来轰炸，父亲工作的单位又再次迁往山区。１９３９年夏天，１１岁的他，总算正式进入四川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并且一待就是六年，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南京青年会中学和北方及沿海各省许多学校一样，在炮火下不得不迁往内陆。南京青年会中学是教会学校，借用民宅当校舍，而余超英的工作单位及家人的住所，就在十里外的朱氏祠堂里。余光中寄宿在校，每隔一两周回家一次。
抗战时期的流亡学校，校舍简陋，物资缺乏，还不时要躲避空袭，但是一切困苦都不能阻挡学生的求学精神，像西南联大就培育出诸如杨振宁一类的优秀人才，而南京青年会中学也孕育出日后的文学大师。
文学启蒙
 在嘉陵江畔群山环绕的青年会中学，余光中那颗渴学的心，像干燥的海绵饱吸水分。在这段时期，他也遇到了几位重要的启蒙老师：一位是他的二舅孙有孚，一位是国文老师戴伯琼，一位是英文老师孙良骥。
孙有孚是一位远房舅舅，原先是小学校长，抗战时期也逃难到悦来场附近。不知他是怎么办到的，逃难竟然还能搬来大批藏书。余光中每次放假回家，总忍不住要往二舅那里跑。二舅为他开启了一扇门，门外万紫千红，花团锦簇。这扇门一开，从此就没合上。
升上初三那年，余光中的国文老师换了位前清拔贡戴伯琼。戴老师国学造诣极高。余光中每次作文必写文言，就是在这样的磨练中，不知不觉地磨出了文言的感觉。
至于英文，先前在上海的那段日子，已建立了良好基础。幸运的他又碰上一位非常优秀的英文老师。孙良骥出身金陵大学，英语漂亮，教学态度认真，在文法上更下工夫，上课时经常鼓励学生朗读课文，并指导学生们英文写作。良师出高徒，余光中在孙老师的教导下，奠下了扎实的英文根基。每次考英文，余光中早早交卷，就到教室外打派司（打暗号）给同学；考数理科时，就由同学打派司给他，彼此照顾，大家互惠。平时让同学们头痛的作文，也由他捉刀，凭着这两项专长，他在同学面前非常吃得开。
不凡的文学才情
 １９４５年８月，长达８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军投降而结束，举国欢腾。余光中跟随父母顺长江返回南京。
１９４７年秋，余光中成为金陵大学外文系的新鲜人。班上只有七个同学，人少自然亲近，很快地就和同学打成一片。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程度颇高。当时在文坛上很有地位的吕叔湘教授，是著名的翻译家、语文学家，属于开明书店一派。开明书店旗下有一批学者作家，如朱自清、俞平伯等人，主张文字要朴素清纯。吕叔湘的译著对余光中有颇大影响。
大一那年，余光中开始尝试翻译拜伦、雪莱的诗，发表在校刊上。年轻的余光中也很仰慕文坛上的一些大师。冰心、曹禺曾先后到南京演讲，他也挤在人群中聆听。印象中，曹禺的口才很好，冰心则声音太低。
这时，余光中开始在南京《大华晚报》投稿，发表过两首旧体诗；转学厦大时期，短短几个月内，他在厦门当地的《星光》、《江声》两报，至少发表过六七首诗，七八篇文学评论。少年余光中，因为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经验，所以倾向杜甫、孟郊、贾岛而至新月派的臧克家。
在厦大半年，外文系主任李庆云教余光中英文作文，批改作业非常认真，对他启迪很大。有一次，李教授和学生们座谈，仿效孔子命学生各言其志。轮到余光中发言时，他不假思索就说：“我将来要当作家。”
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余光中前往台湾。在这座岛上，他右手写诗，左手为文，合创“蓝星诗社”、翻译《梵谷传》、编辑《蓝星》周刊……一砖一瓦建造他的“文学王国”。
专访
“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从２１岁负笈漂泊台岛，到小楼孤灯下怀乡的呢喃，直到往来于两岸间的探亲、观光、交流，萦绕在我心头的仍旧是挥之不去的乡愁。”余光中谈到作品中永恒的怀乡情结和心路历程时说，“不过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现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余光中创作了不少怀乡诗，其中便有人们争诵一时的“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白发盖着黑土，在最美最母亲的国土”。他说：“随着日子的流失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整整２０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仅用了２０分钟便写出了《乡愁》。”
余光中说，这首诗是“蛮写实的”：小时候上寄宿学校，要与妈妈通信；婚后赴美读书，坐轮船返台；后来母亲去世，永失母爱。诗的前三句思念的都是女性，到最后一句我想到了大陆这个“大母亲”，于是意境和思路便豁然开朗，就有了“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一句。
《乡愁》是台湾同胞、更是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思乡曲，随后，台湾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８首诗谱曲传唱，并为大陆同胞所喜爱。余光中说：“给《乡愁四韵》和《乡愁》谱曲的音乐家不下半打，８０多岁的王洛宾谱曲后曾自己边舞边唱，十分感人。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１９９２年，余光中４３年后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谈到这次对北京的访问，余光中说：“我的乡愁从此由浪漫阶段进入现实时期。我大陆之行的心情相当复杂，恍若梦中，我在北京登长城、游故宫，被两岸同胞的亲情所感染，写了不少诗作，尽情抒解怀乡之愁，因为原来并未到过北京，所以首次回大陆，乡愁并没有一种很对应的感觉和体验。”
自此以后，余光中往返大陆七八次，他回到了福建家乡，到了南京、湖南等地，在南京寻访金陵大学故地，在武汉遍闻满山丹桂，探亲访友，与大陆学子对谈，对大陆自然多了一层感知和了解。
余光中说，在大陆的游历也使他越来越发现，他的乡愁是对中华民族的眷恋与深情。“我后来在台湾写了很多诗，一会儿写李广、王昭君，一会儿写屈原、李白，一会儿写荆轲刺秦、夸父逐日。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都是我深厚‘中国情结’的表现。”
他说：“我在大陆大学演讲时朗诵我的诗《民歌》，‘传说北方有的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才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在场的学生和我一同应和，慷慨激昂，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感情。”
谈起抗战时期的浩劫，余光中说：“这些都激发起我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那时候，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豪情，只要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万里长城万里长’，都会不禁泪流满面。前几年在东北访问时，青年时的歌谣仍萦绕着我。于是写下了‘关外的长风吹着海外的白发，飘飘，像路边千里的白杨’的诗句。”
“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
 余光中曾在文章中写道：“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他说：“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
他说，中国文化对所有的“龙族”都有着无法摆脱和割舍的影响。谈到台湾一些人企图割裂两岸的文化联系，他说：“吃饭要用筷子，过端午节，过中秋节，能改得掉吗？大家所信仰的妈祖，不也是从大陆来的？余秋雨等大陆文化学者到台湾演讲引起轰动，不都说明中华文化是一脉相传的？”
从香港返台后，余光中为躲避繁琐的事务和各种交际，一直定居在高雄，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尽管年过七旬，但精神矍铄，幽默健谈，不失赤子之心。他每天坚持工作，上课、创作、编书，乐此不疲。他的近作不时被大陆报刊转载，一些大陆出版社要出他的作品集，他便不辞辛苦亲自校对。
“国立中山大学”环境优美，紧邻寿山风景区，南边是世界排名第四的货运港口高雄港，正西是西子湾，他的办公室就在面海的半山腰。余光中面海低语：“在台北时办公室也靠海，不过是靠着台湾东海岸，我看着太平洋有什么意思，看美国有什么意思。这也许是天意，现在我凭窗而立，便可直视海峡西面，尽管身在台湾，我可以眺望对面的香港，可以一生守望着我的大陆。”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７日，在福建泉州永春县城的云龙桥上，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双手紧紧地握住了前来迎接的侄儿余汉星的手，眼里噙满了泪水，久久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外甥女周伊娜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在阔别故乡近七十年之后，余光中终于回到了故乡——福建泉州永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半个世纪的分离，五十载的隔岸相望。伴随时光的改变，岂是“沧海桑田”四个字可以形容。余光中重返故里之际那一份悲喜，真正能够体会的又有几人。
这不是王维九月登高的岁月，遍插茱萸，少的是台湾六千万同胞。老一辈人逐渐远去，宋美龄在１０６岁寿终之时，仍未看到两岸的统一；余光中返乡所寄托的，又何止是一个文人的乡愁。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新华网，傅孟丽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