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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爱因斯坦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但在1939年仍签署了一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强调有必要进行大规模实验,加速制造原子弹。1952年,在日本遭受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灾难七周年后,日本《改造》杂志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尽管您完全明白原子弹的可怕的破坏力,可您为什么还要参与原子弹的制造? <BR> <BR> 对此,爱因斯坦回答,因为他当时知道纳粹德国也在制造原子弹,所以“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无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对原子武器,他的基本观点是:“去反对制造某些特殊的武器,那是无济于事的;惟一解决的办法是消除战争和战争的威胁。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看来,爱因斯坦的回答仍未过时。然而世界和平并不容易,虽然进入“全球化”时代,但一些国家、民族间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争战一直未停。而爱因斯坦早在1931年就开始谈论“主权的限制”。他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也就是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而人不是为国家生存。不过,理论上虽说如此,但现实中却难以做到。他明白:“除非所有国家都能一致同意限制他的国家主权,都承担义务采取联合行动,反对任何明里暗里逃避国际仲裁法庭裁决的政府,否则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我们目前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和恐怖状态。”爱因斯坦的这种论述在当时可能被视为一个美好的梦想。 <BR> <BR> 但经过包括原子弹爆炸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国际社会终于有所醒悟,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的实际“能力”毕竟比此前的“国联”强了不少。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过程不断推进(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诸如“世贸”、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许多超国家组织的权力不断加强,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的影响(甚至干预)日益增强。国家的一些传统职能,尤其是经济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跨国组织妥协。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同时,不同的制度、传统、价值、文化间的接触自然也更加密切,虽然其中有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但更有彼此的交流与理解。 <BR> <BR> 各种对国家主权提出挑战的理论空前“繁荣”,不论这些理论是否合理,它们的出现本身说明传统的国家理论确实遇到了严重挑战。 <BR> <BR> 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六十周年,各种冲突从未间断,但毕竟没有两次世界大战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出现。或许,这为爱因斯坦几十年前的“梦想”做了注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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