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两个怪老头——I.F.斯东和《苏格拉底的审判》

卢克强

我这里说的“怪”，是指一个人的行为不合时宜。
第一个怪老头是苏格拉底。他被誉为哲学的鼻祖和智慧的化身，但行为却有点怪诞。关于他流传最广的笑话是他有个“河东狮吼”的妻子。一次，他忍受不了妻子的如雷咆哮逃出家门，正好被妻子从楼上泼下的水浇了个落汤鸡。他不但没生气，反而说自己早知道“雷霆之后必有暴雨”。他宣称自己是一只“叮在希腊这匹懒马身上的牛虻”，可他一生都是靠他父亲遗留下的一点薄产度日，“似乎从来没有一份差事或者干过一种行业”，“时间都是在空闲中高谈阔论度过的”。
苏格拉底还是个狡猾的老头。他最早发现了辩证法的秘密——真理是相对的，于是发明了一种只用驳论不用立论的论辩方法，在当时风靡的论辩活动中击败所有对手，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于是有才华的年轻人纷纷投到他的门下。就连才华横溢的柏拉图也“一见到苏格拉底，就拜倒在老头子脚下，烧掉了他所写的悲剧诗作，转而学哲学”。
苏格拉底不但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为当时的雅典民主政体服务，反而“纠集一批年轻狂妄的富家子弟于他门下宣扬反民主的学说”。他终于因此触怒了政权，遭到了审判。罪名是“腐蚀青年”。具体内容大概有三方面：一是亵渎神灵。苏格拉底不信奉雅典城邦的专有神祉“说理”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表现出他对雅典民众和议会制度的蔑视。二是反对现行制度。苏格拉底竟敢公然攻击说，在讨论政府基本问题时，议会里站起来提供意见的是一群“漂羊毛的、做鞋的、盖房的、打铁的、种田的、做买卖的、或在市场上倒卖的，他们除了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外什么也不是”的“笨蛋和傻瓜”。三是藐视法律。他居然认为城邦民众制定的法律是非法的，继而认为整个城邦都是非法的。
他的怪诞行为尤其表现在他对法庭的藐视。面临生死存亡判决的关头他还在开法庭的玩笑。他虽然确有上述被指控的行为，但那些行为都是表现在言论方面。雅典的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保护言论自由”的。如果他运用这种法律原则为自己辩护，很可能争取无罪开释。然而，具有超人论辩才能的苏格拉底却不但拒绝引用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条文为自己辩护，反而在法庭上口吐狂言，得罪了大部分陪审员，被投票表决判定有罪。不过，即使到了这时候，雅典法庭对他还是宽容的，在量刑表决之前，除了起诉方提出的“饮鸩自尽”外，他还另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反建议——“提出自愿流放”“或者支付一笔足以满足犹豫不决、内心不安的陪审团的罚金”，死刑完全可以免除。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苏格拉底却表现为继续藐视法庭而进一步激怒陪审团。他首先拒绝提出反建议，继而又狂妄地提出建议：判处他的“刑罚”应当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在今后的余生中由市政府免费供他一日三餐！”这是当时“只有值班的市政会议成员、外国使节、公民领袖、奥林匹克优胜者和保卫城市和民主的功臣”才能享有的殊荣。如此荒唐的玩笑终于导致了陪审团投票表决判处他死刑。
以言论自由著称的雅典为什么要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苏格拉底为什么要用杀身成仁的方式来扮演西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个循道者？这成了世界历史上的千古之迷。
两千多年后，另一个怪老头，I.F.斯东，决心要解开这千古之迷。
I.F.斯东是美国的一位新闻从业者。他毕生从事新闻工作凡65年，先后为美国八家报刊工作。冷战时期，这些报刊相继停业，他的名字虽然没有上麦卡锡的黑名单，但没有一家主流报刊敢雇佣他，使他面临失业的困境。然而他却以6500美元的资金（其中3500美元是他领到的遣散费）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I.F.斯东周刊》，一不靠广告收入，二不靠财团资助，一人兼发行人、主编者、校对员数职，居然维持了19年之久，订户从五千增至七万，最后只因创办人健康欠佳才忍痛停刊。这在美国甚至世界新闻史上都堪称奇迹。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致力于揭露当政者见不得人的政治隐秘，成为美国新闻界唯一的“荒野呼声”。他不仅不容于当道，而且在主流同行中也被侧目而视。但他们也不由得钦佩他人格的高尚，认为他不愧是那种为苏格拉底所自况却又没有做到的“牛虻”。
但是I.F.斯东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在70高龄之后，为了继续从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理论探索，居然重新拣起大学时代的希腊文学习，以求能够不必依靠译文而直接阅读希腊哲学的经典著作。他认为“古代雅典是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在它以后也很少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因此，他要将言论自由起源探索到希腊古典文明时代。他在学习希腊文，希腊诗歌和文学的同时对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情景产生了极大的疑问：“在这么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发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呢？雅典怎么能不忠实于自己呢？”为了解答这个痛苦的迷，他花了十年工夫——从70岁到80岁的十年，遍读了希腊文学和经典著作原文，期间还参考对照了各种各样的英、德文译本，终于完成了一部论著。他自称“这本书就是这个痛苦折磨的结果。”书中他对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原因问题上长期以来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柏拉图的解释提出了疑问并且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主政体发生矛盾的起因是他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什么是美德和知识、个人与政治的关系）上与大多数雅典同胞乃至古代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而苏格拉底拒绝引用言论自由的法律原则为自己辩护基于如下原因：他如果辩护获胜，并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所蔑视的民主原则的胜利。无罪开释只会证明雅典才是正确的。因此苏格拉底选择了“饮鸩自尽”来证明雅典违反了自己的传统精神和原则。
有兴趣探知更详尽内容的读者，可以去阅读美国作家I.F.斯东著，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苏格拉底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