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介绍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包括与西方马基维里的比较）

本地姜 · 发表于 15-6-2006 11:25:00|来自：新加坡

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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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姜 · 发表于 16-6-2006 13:29:00|来自：新加坡

《韩非子》与经济学基本假定对《韩非子》一书中所蕴涵的经济学思想至今不被人们说重视，即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也没有深刻的挖掘和体现。韩非道:“好利恶害,夫人做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在《韩非子.备内》说“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人贼，利在其中”、“人民众而货财寡”等中都体现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即理性人和资源稀缺之观点。“好利恶害,夫人做所有也”，其意，喜欢追求个人利益、规避厌恶危害，是人人都具有的想法。“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人贼，利在其中”。其意说卖车的希望别人发财，不是其心好，或好意，而是希望人人有钱都能买的起车，而卖棺材的希望别人死，也不是心坏，或不义，其目的都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多赚些钱，都是利己主义，都是理性人。“人民众而货财寡”；货，可理解资源；寡，少。进一步引申可为稀缺，“民众”可理解为“货”的需求者多，而资源少。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才系统的提出了经济理性人假设的观点，韩非的思想早于亚当.斯密近2000年。在秦朝就萌发了资源稀缺、理性人的朴素经济学思想。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保护个人产权假定．这三个假定是经济学基础，如果没有这三个假定，也就不会形成福利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因为理性人假定，就是把人看成利己主义者，或者说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不一定自私自利，更不一定是损人利己的。事实上，有理性的人的行为可以有多种动机，获取个人经济利益只是其中的一方面。人有理想、感情、信仰、荣誉感、正义感等，这些都会驱使人们从事经济等各种活动。因此，理性无需完全自私自利，实际是追求其福利最大化，而这个最大化并不但指物质，也包括精神。既包括严眼前利益，也考虑长远利益。更让人惊奇的是韩非子将上述观点运用到家庭、政治学上，早于贝克尔和布坎南3000多年，其认为家庭中父子是自利关系。“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受贺，产女则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按照当时的情景，儿子将来可以从事劳动，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可以给家庭带来利益，是有回报的投资，而女儿是嫁给他人的，抚养的开支无法回收，生女是一种累赘，因此则出现“女则杀之”之现象。君臣之间看成一种买卖关系即“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认为君臣之间相互自为自利，目的的买卖爵与力来维持其关系，而不是基于所谓君“仁”臣“忠”，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是一种交换。虽然上述观点失之偏颇，但在3000多年前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敏锐性和深刻性的，属于一家之言，从历史角度、现代经济学角度分析古人的言论，是非常有启迪的。 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作者：朱立河，住济南。地址山大路149号  邮政编码25003<a href="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0472">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047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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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姜 · 发表于 16-6-2006 13:45:00|来自：新加坡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秦国的变法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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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姜 · 发表于 16-6-2006 13:50:00|来自：新加坡

<div align="center">浅析《韩非子》寓言故事的特性</div><div align="center">作者: 战国</div><div align="center"></div><div align="center"></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的寓言篇。它往住叙述一个小故事，而又于具体的情节中，隐含着一种更深刻的思想，常语带双关，藉以阐发哲理，印证观念，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样的叙述方式就常被先秦诸子及史传使用，以作为陈说辞理的手段。《韩非子》作为先秦说理散文代表著作之一，丰富的寓言故事成为说理散文的闪光点，也是先秦诸子寓言故事之大成。  韩非所著的《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共五十五篇，书中记载着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公木在其著作《先秦寓言概论》中说《韩非子》中有寓言340则，位居诸子寓言之首，又据陈蒲清先生统计，《韩非子》有寓言约300－400则。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巧妙地运用寓言故事来说理以及表达自己的思想，达到良好的效果。本文拟就《韩非子》寓言故事的独立性、现实性、群体性和思想性略作探讨。  一、《韩非子》寓言故事的独立性，即寓言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目前，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寓言”一词大致有以下两种含义：一、有所寄托的话。二、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某个道理或教训和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寓言在《战国策》、《孟子》等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充当说理论辩的一种手段或叙事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到了韩非手里,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并将它们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如《内外储说》、《说林上下》即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寓言故事集。韩非寓言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细节丰富，显示出高超的文学技巧。 </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自从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就显出别具一格的文学意味。著名的“和氏献璧”故事，曲折感人；“造父御马”则描绘出造父是专政制度最佳辩护的人物形象；“郑袖劓美人鼻”，写出郑袖工于心计，巧言令色，口蜜腹剑，手段毒辣，故事情节曲折，宛如一篇短篇小说，而且人物形象鲜明。</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引公木先生的话说：“韩非子寓言故事集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反映了韩非子的历史观、社会观、文艺观以及方法论和认识论，可以说，读韩非子寓言故事，几乎等于读了一部法家思想辑要。”  二、《韩非子》寓言故事的现实性，即其题材植根于现实。《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也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与《庄子》中奇幻玄虚、怪庭神奇的寓言故事，风格截然不同。韩非的寓言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受庄子等诸子前辈的影响，取材方面来源于现实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如孔子在《庄子》和《韩非子》中都一反其儒者面目。《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则是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等具有的讽刺力量。  题材的平实，使韩非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恢诡谲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并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常利用寓言故事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愚昧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入木三分，淋漓痛快。如“夫妻祷者”，写在金钱的驱使下夫妻各怀异心；“卫人嫁子”写卫人千方百计聚敛财富，连女儿的爱情幸福也成了牺牲品。这都反应出当时社会现实的弊病。  三、“寓言群”形式的创立是《韩非子》的重要特点，用群体集结的寓言来说明事理。如《内储说上》的论述中心是“七术”，即国君用严刑峻法和各种权术来驾驭群臣的七种手段，为此韩非用了四十九个寓言故事里晓喻“七术”的内容。《内储说下》的中心是“六微”，即国君统治必须了解洞察的六种隐微难见的事端，也用了五十个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集的出现，说明寓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开始脱离散文母体，取得了独立存在的形式。</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明法”，申不害的“任术”，申到的“乘势”理论，将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理论基础。他收集、整理和创作寓言是为宣传他的法制思想服务的，体现了其法家的思想。在《外储说》四篇中，使用寓言一百一十多个，从二十个方面宣扬了专制的法制和权术，成为中外寓言史上罕见的奇迹。  四、《韩非子》寓言故事的思想性，即其表现出的哲学智慧，都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可以说，寓言故事是设喻说理的寄托平台。韩非的寓言常蕴含着深刻明切的哲理，他可以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出重大的道理。成语“自相矛盾”出自寓言 “鬻矛与盾”（《难一•难势》），是韩非矛盾学说的寓言体现，用逻辑学的话说，两个相互否定的命题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二者不能为真。</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韩非对于逻辑性有着严密的要求，虽然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 </div><div align="left"> </div><div align="left">《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还体现出朴素辩证法思想。尽管《韩非子》中有过分强调对立、斗争绝对化的倾向，但对矛盾的转化条件，也作了辩证的解释。他还以水火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是能够克火的，但若把水盛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干，这是因为条件不同的缘故。</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他也用朴素辩证法来解释历史现象，形成他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用耳熟能详的“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猛烈抨击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他的革新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韩非的历史观还有不少缺陷，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还阐述了必然与偶然的辩证关系。 </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div><div align="left">《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千百年来流传不衰。除了上面提到的“矛与盾”（《难一》）、“守株待兔”（《五蠹》）、“买椟还珠”（《外储说上》）外，还有“滥竽充数”（《内储说上》）、 “郑人买履”以及“画鬼最易”等寓言故事，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仍被广泛运用。  参考文献：  1. 公木的《先秦寓言概论》.  2. 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  3.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div><a href="http://wind.yinsha.com/letters/show.phtml?aid=2006050909044945">http://wind.yinsha.com/letters/show.phtml?aid=20060509090449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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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姜 · 发表于 16-6-2006 14:14:00|来自：新加坡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法律思想比较论略学生姓名：王海宝  指导老师：王霄燕内容提要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分别是在中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法律思想家。众所周知，因这两人的许多法律思想与传统的法律道德观念严重悖逆，故他们在历史上非议颇多。本文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通过对这两位来自不同文明，处于不同时代，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思想家的法律思想作多方面的比较，试图探讨一些他们的法律思想对我国目前进行的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启示。    一、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生平著作及时代特点       韩非子（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后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早年拜儒学大师荀子为师。有安邦定国之术的韩非见自己的母国韩国国势日益衰微，忧心如焚，多次上书韩王请求变法以富国强兵，韩王昏聩不予采纳。韩非的著作传至秦国，秦王嬴政阅后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秦国攻打韩国，索要韩非。韩非来到秦国，得到秦王的赏识和重用。不幸的是，与他曾一起师从荀子当时在秦国担任大臣的李斯嫉贤妒能，向秦王进献谗言，最后落得了个获罪下狱，被迫自杀的悲惨结局。韩非子虽然身死，但他的法律学说却流传下来。《韩非子》一书是当今流传于世集中体现韩非子法律思想的一部著作，据考证大部分篇章是韩非子所作。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法律思想家，他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从1494年开始进入政界，29岁当上了共和国的政府秘书，作为驻外使节，他对意大利各国君主和共和国政府、教皇、日耳曼皇帝和法国国王进行了一系列访问；作为军事委员会的秘书，他是一些军事战役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马基雅维利的这些经历为其法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真实的感性材料。佛罗伦萨共和国被推翻以后，他被免除职务，投入监狱，政治上失宠。正是在这失意冷落的日子里，他发愤著书，有多部著作问世，其中最有影响，最负盛名，最为让当时的欧洲感到震颤的当属《君主论》。 这两位彪炳史册足以让历史永远铭记的法律思想家之所以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能论证阐述出惊世骇俗、影响历史进程的法律思想，是与他们生存的时代特征有密切关系。首先，他们都生活在乱世，在韩非子当时所活动的中国正值战国末期，七雄间的兼并战争空前惨烈白日化，那个时候，各国新兴的进步阶级地主阶级已夺取了政权，他们面临的是建立什么政体，实施什么样的统治以“包举宇内，囊括四海”，韩非子的法律思想应运而生。在马基雅维利所奔波的意大利国家被一分为五，各王国间勾心斗角，攻伐不已，外族势力趁机屡屡干预，意大利人强烈渴望国家统一，重现当年罗马帝国的辉煌。同时，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早期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出现，而马基雅维利这些人文主义者正是他们利益要求的代言人。如何实现国家统一，怎样维护市民的利益就成了时代给这位思想家出的难题。其次，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道、法、阴阳等各大家针对各国的统治者如何治国安邦、称霸天下纷纷著书立说、奔走呼号。在这样一个自由精彩的学术环境下，韩非子在创立自己法律学说过程中是深受诸子百家，特别是在他之前的法家思想家的影响。纵观《韩非子》一书，我们可以说他的法律思想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前辈法家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天才的发扬并吸收了数家思想营养成份而形成的。在西欧，文艺复兴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这一运动的核心就是人文主义的传播。马基雅维利与其他人文主义学者一样不遗余力地强调人性，疾呼人性从神权束缚中的解放，所以马基雅维利的法律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马基雅维利、康帕内拉和其后的霍布斯宾诺莎、格劳秀斯，以及卢梭、费希特、黑格尔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1]通读马基雅维利法律思想的代表作《君主论》，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一直在建议君主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推崇英明君主的个人作用，而神虽有提及，但被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 <span lang="ZH-CN" style="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FONT-FAMILY: 黑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宋体;">关键词     <span lang="ZH-CN" style="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宋体;">人性恶  君主专制  术  法治  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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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姜 · 发表于 16-6-2006 14:21:00|来自：新加坡

二、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法律思想的共同点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所生活的国度相隔万水千山，所生活的时代也相去千年，他们两人的法律思想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吗？笔者通过阅读他们的两部代表作以及一些相关论著，并且进行了分析总结和归纳，现在可以肯定的说：“有，有两点”。  （一）“人性恶”是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法律思想的共同理论基础。 如果我们把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的法律思想比作大厦，那么他们的人性论是为大厦的基石，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的法律思想家并不是专职研究法律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范围往往比较广泛，涉及政治、哲学、道德、宗教、治国政策、法律等各个方面，这样他们就必须得解决社会主体——人的人性善恶问题，这是他们研究问题、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他们创立学说（包括法律思想）的依据。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的性恶论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法律思想。韩非子认为人性是好利恶害的。“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2]人们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趋利避害。“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3]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亲情、友情可言，完全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韩非子用举例说明的方式证明其人性恶的观点。他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新也，利之所加也”。[4]做马车的人想要他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他人早死。这不是因为前者人好而后者人坏。别人不富贵则马车卖不出去，别人不死则棺材售不出去，这绝不是因为恨人，而是人死了他可以得利。医生善于吮吸他人的伤口，嘴里含着鲜血，并非因为他觉得骨肉新鲜，其实也是为了个“利”字。韩非子把“人性恶”的思想可以说是推向了极致，他甚至把连具有与生俱来，与天地永存的天然亲情的父母子女关系都用“利”字来界定：“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5]读了这些韩非子的原话，我们是否会感到从他那笔下冒出的股股凛冽寒气。连亲属关系都是以“计算之心待也”，那么一方出俸禄，一方出服务的君臣关系自不待言 “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情也”。[6]为什么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韩非子解释道：“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7]即韩非子是从人具有与一般动物共有的性质整天为饱暖奔波这一点推断出人性恶的。这与他的恩师荀子对于人性恶的解释不无二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有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天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因此，我们可以说，韩非子的人性恶观念明显是受其师影响而形成的，他俩都是从人具有与动物一样的自然性这一点来判断出人性“本恶”。马基雅维利也认为人性本恶，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但却没有韩非子那么极端。“一般说来，人都善于忘恩负义，反复无常，装模作样，虚情假意，避险唯恐不及，逐利却不甘人后，你对他们恩惠有加的时候，他们似乎对你全心全意，并且在远不需要的时候表示愿为你献出自己的鲜血、财产、生命和儿女，一旦有这种需要了，他们却掉头而去。”[8]为何马基雅维利也认为人性好利恶害呢？笔者认为这与他的政治经历和历史知识有关。在他从政期间，他经常往返于各国军政要员之间，他发现人们为了争权夺利，无不尔虞我诈。他精通西方历史，他发现历史其实就是阴谋和政变。而且他本人在政变之后，备受新的当权者的冷落，打击，这些都促成了他人性恶观点的形成。正是因为韩非子极端地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他认为需要一个无上的，可以控制、支配一切的权力和严刑峻法来矫正人们的“趋利避害”的行为，稳定社会秩序，达到所谓的“天下大治”。于是影响中国两千年政体的封建皇帝专制主义和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严刑峻法出现在了韩非的著作中。正是由于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恶，所以他积极鼓吹君主制，大言不惭的倡导令正人君子切齿痛恨的“卑劣”权术。终上所述，“人性恶”论实为韩非子马基雅维利重要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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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姜 · 发表于 16-6-2006 14:27:00|来自：新加坡

（二）君主专制思想为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法律思想的核心。法律思想的中心问题就是政权组织形式问题。对此问题，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都主张国家实行君主专制的政体。韩非子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9] “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所以尊者，权也。”[10]
马基雅维利也说：“建立任何一类制度的唯一办法……是成立一个君主政府。”[11]无论是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还是马基雅维利的“军队支柱作用思想”、“权术思想”都是提供给君主经天纬地的政策谋略，是给君主出的如何使“帝业永固”的妙招。缘何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二者都认为君主专制政体是国之最佳政体。首先，他们都认为人性“好利恶害”，其趋利避害行为必然会冲击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秩序，因此国家就需要一个超乎一切之上绝对专制的权力来矫正人们的行为，以使国家机器得以良性运转，对此问题，马基雅维利说得明白透彻：“建立任何一类制度的唯一办法……是成立一个君主政府，因为那里的人民的道德如此彻底败坏，以致法律无力去约束他们，这就有必要由一位皇族去建立具有完全的与绝对的某种最高权利，这个最高权力像野马口中带上‘口嚼’，才可以羁勒住它那过分的野心和严重的道德败坏。”[12]其次，上文已说过，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都处于国家分裂、兵祸连结的时代，统一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韩非子说：“当今争于气力。”[13]“气力”二字，笔者认为就是今人所说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怎样提高“气力”，韩非子认为建立君主专制，让君主利用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发展生产，扩军备战，以利于进行统一战争。出于同样原因，马基雅维利满怀深情地希望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统治者梅第奇家族将奉天承运统一意大利。再次，他们主张君主专制，说到底还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使然。让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掌握无上大权，其一就可以用来打击旧的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二来可以镇压被剥削压迫阶级的反抗，有效地维护地主阶级好不容易获得的政治经济权益。上文我们已交待马基雅维利是市民阶级的代表，当时市民有依靠王权统一国家，以形成统一市场的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普遍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是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烈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于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联盟发端于十世纪。”[14]

本地姜 · 发表于 16-6-2006 14:32:00|来自：新加坡

三、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法律思想不同点之比较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毕竟成长于不同的文明国度，毕竟所处的时代相差太悬殊，社会环境迥然相异，在其思想基础与核心两大方面较为一致的情况下，两者的法律思想体现的更多的是不同点。笔者总结有三大方面：
（一）韩非子重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马基雅维利重视军队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在韩非子的法律思想中，他对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可谓是推崇备至。他说：“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15]他把国君是否重视法律作为一国兴衰的关键性因素。并且他主张法律应成为判断人们言论行动是非功过和行赏施罚的唯一标准。他这样说道：“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赏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不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16]在社会生活中，调整人们行为的只有是法律，道德舆论一律应为法令所取代。他还主张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禁止一切与法令不合的思想言论，特别是儒家所主张的“仁政”与“德政”， “禁奸于未萌”等思想。他认为这类主张不但是无补于治的儿戏，“如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而且会引起“败法”、“乱世”的作用。由此可见，韩非子对法的强调重视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什么韩非子如此重视法，原因还在于他所持的“人性恶”观点，由于他认为人性恶到了极致，用礼义道德去教化改造根本无济于事。所以，最有效的方式应当是用“利”与“害”去诱导压制。利就是赏赐，害就是刑罚。而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7]的治国观点。既然人是好利恶害的，君主治国何不尊重这一规律，对实施危害君权行为的人施以刑罚，对实施有利于君权行为的人予以赏赐，这样人们不就不敢做可能给自己招致刑罚处罚的“坏事”，而是争着去做可以给自己带来奖励赏赐的“好事”呢？韩非子将此治国方式称为刑德二柄之治，并认为此乃君主维护其专制统治最为基本，也最为的效的手段。他这样说道：“明主之所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君臣畏其威而归其利也。”[18]韩非子认为君主利用刑德二柄治国，当然不能凭主观意志胡用，那是亡国的征兆，即“悬罪而弗诛，……可亡也。”要先确立赏罚的标准，亦即韩非子认为的法律，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然后严格依照法律，信赏必罚，该赏就赏，该罚就罚，一定要做到“赏罚同轨，非诛俱行”，[19]“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输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20]这样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与韩非子不同，马基雅维利作为一名政治法律思想家，他虽看重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但观其《君主论》一书，他更看重军队。他说：“一切国家，无论新旧或半新半旧，基根本之所在，就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军队不良则法律不良，有良好的军队必有良好的法律。”[21]在他眼中，军队处于核心地位，针对当时的君主经常使用雇佣军或借助于外国援军作战的现象，马基雅维利通过引用分析一些君主由于依赖雇佣军或外国援军而导致国破身亡的事例，斩钉截铁地指出：“雇佣军毫无价值”“求助于外国援军没有真正的胜利”“没有自己的军队君主不会安全”。在《君主论》最后一章——建议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他还不忘提醒君主：“因此，如果您光荣的家族决心效法，我已谈到的那些拯救了自己国家的杰出人物，那么首要之务就是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这是任何一项事业的真实基础……。”为何马基雅维利如此看重军队而非其他，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是思想家更是一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实现祖国统一与复兴乃意大利人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君主应该主动承担起这一神圣职责。马基雅维利动情地写到：“我无法表达蒙受外国蹂躏的一切地方将以何等的爱戴，何等的复仇欲望，何等的赤诚，何等的感激涕零来迎接他！有谁会把他拒之门外？什么人还会拒绝服从？谁还会把它视为嫉妒的目标？什么样的意大利人还会拒绝效忠？人人都对蛮族的暴政深恶痛绝。因此恳请您光荣的家族，以人们从事正义事业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和希望，担负起这项重任……”[22]这里的重任是什么？当然是完成意大利的统一大业。而完成这一任务就当然得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军队，而不是依靠那些靠不住甚至会反戈一击的雇佣军和外国援军。此外，意大利各公国内部内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他本人就经历过一场令他从“天堂”掉入“地狱”的政变，对这问题他可谓是深有感触。他从维护君主专制政权的立场出发，建议君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好镇压反对派的颠覆活动。再次，当时的欧洲已进入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市民阶级迫切要求当时的政府加紧对外殖民扩张，掠夺财富。作为市民阶级的代言人，马基雅维利顺应这一要求呼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加紧对外殖民掠夺，尽可能多的为国内带来巨额财富。

本地姜 · 发表于 16-6-2006 14:36:00|来自：新加坡

（二）韩非子提倡严刑峻法，马基雅维利注重保护市民的自由财产。韩非子的法律思想之所以在后世遭到非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主张“重刑”思想。上文已论述，韩非子认为君主治国，用好“刑、赏”二柄就可以了。然而在韩非子、商鞅这些法家思想家眼里，刑与赏不能等量齐观，刑的分量要远远大于赏。他们主张“刑九赏一”，体现在治国实践中就是君主用“刑”的机率要大于“赏”，体现在起赏罚标准作用的法律上，就是法几乎是刑的代名词，法冒着腾腾杀气。韩非子认为法的杀气越重，那么对君主的统治就越有利。他说：“法莫如重而必”，[23]为政必须“峭其法而严其刑”[24]关于如何实施重刑，韩非子主张一是轻罪重判：“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也”[25]。对轻罪进行重判，可以使人不敢轻易触犯哪怕是轻微的刑律，乃韩非子认为的一个可以安邦治国的一项基本政策。二是同里相坐，一人犯法，其亲友，邻居都要受到株连，这是商鞅所主张的刑法处罚原则，为韩非子所继承肯定，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制止百姓犯法的好策略。三是“杀无赦”与扩大死刑适用范围，“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则必死也，则人之莫敢犯也，何为不治。”[26]对依律可以判处死刑的人一律杀无赦和扩大死刑适用范围，可以有效地慑服老百姓，使他们不敢铤而走险，缘何韩非子主张严刑峻法？他自己解释到：“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27]。意思是说，对触犯刑律的人科以重刑，目的并不在于仅仅是惩罚“罪人”，而在于让老百姓看到触犯刑律所遭受的不利后果，使其感到惧怕而不敢以身试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韩非子在与主张“轻刑”的儒家学者辩论时，道出了主张重刑的理论根源即人之好利恶害的本性，“夫以重止者，示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28]他认为重刑符合人们“好利恶害”的心理状态。“在他看来，人们对待周围事务总是以利害相权衡的。如果犯罪行为所获的利大而因犯罪受到的刑罚轻，那么就无异于鼓励人们冒险犯法；相反，如果犯罪行为所受的刑罚大大超过所获的利益，那么人们就不敢轻易犯法。”[29]与韩非子倡导严刑峻法使老百姓产生对君主的惧怕心理不同，马基雅维利强调法律应当重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免引起人们的憎恨。马基雅维利的法律思想颇有几分中国古代儒家的民本主义色彩。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强调“君主统治稳固的基本条件就是他的臣民不憎恨他”“君主最坚固的保垒就是人民的支持”，“人民的支持是挫败阴谋的保障”。君主如何避免人们的憎恨，赢得人民的支持，马基雅维利言简意赅地指出：“只要不对公民或臣民的财产妻女打主意就行了。至关重要的是，不要妄动别人的财产”。 “我已说过，君主招人憎恨的，莫过于贪婪成性和霸占臣民的财产妻女，君主应力戒此弊。”[30]为什么同样是被世人认为冷酷无情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不像韩非子那样崇尚“苛刑”而是力主维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呢！这是由于马基雅维利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上文多次提到，马基雅维利是市民阶级的代言人，这个阶级从诞生之初就表现出了疯狂追求财富的本性，对此种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马基雅维利鲜明地自我暴露道：“由于人类的欲望贪得无厌，人性就是想占有一切，支配一切，而财富限制了他们的占有，能力限制了他们的享受。”市民把他们费尽周折，含辛茹苦积累的财富视作生命的全部，什么都不如财富在他们心中的地位重要，马基雅维利形象地写到：“人们对于失去父亲要比失去父亲的遗产忘得更快……”[31]因此，马基雅维利站在市民阶级的立场上，向君主发出严正声明，绝不允许君权染指他们的私有财产。还有，毕竟对君主怀有特别的感情，认为君主要想稳固在国内的统治，要想赢得对外战争，完成国家统一的神圣使命，那么获得有相当经济实力并在事实上影响国内政局走向的市民阶级的支持相当的重要，君主怎样笼络市民阶级的人心?马基维利认为很简单：“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财产不被侵夺，体面不受凌辱，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32]

本地姜 · 发表于 16-6-2006 14:43:00|来自：新加坡

(三) 韩非子强调的是君主驾驭臣下之术，而马基雅维利强调的是君主与敌手的斗争之术。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都主张君主应该学会运用权术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两人对君主运用什么权术，怎样运用权术在其著作中都有系统的阐述，形成了各自的君王权术思想，是他们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们所讲的权术很大部分是阴谋诡诈之术，所以他们两人在历史上名声不太好，一度被人称为阴谋家，两人都很重“术”，不过在君主运用权术达成何种效果这一问题上，双方并不一致，而是各自有所侧重。韩非子主张君主重“术”是为了驾驭臣子，具体的说是要君主把臣子管得服服帖帖，心甘情愿地为君主尽职尽责地服务。韩非子所提到的这种起支配，控制，摆弄臣子作用的术分为两种。一为阳术，二为阴术。阳术，即君主公开使用以制服臣子的权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也。”[33]从韩非子这句对“阳术”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子主张用“因任而授官”的用官制度，“循名责实”的考核制度，“操生杀之柄”的刑赏制度来驾驭臣下的，其中“刑赏之柄”为阳术驭臣之核心。由于上文对“刑赏二柄”有过详细论述，此处就不再赘述了。阴术，即君主暗中使用的用来驾驭臣下的权术，其可以等同于阴谋诡计，“术者，藏之于胸中，经偶众端，潜御群臣者也。”[34]韩非子给君主提供的阴谋权术，招术之高明，手段之狠辣，种类之繁多，让我们在读《韩非子》一书中关于权术的章节时，定会感觉到一股阴冷杀气从背后袭来，发出韩非子真乃古代权谋之经典大家的感叹在此笔者仅举数例以供读者参考。一是无为术，韩非子提倡君主喜怒不形于色，意图，好恶不要轻意表露，经常沉默寡言，要说也要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是为无为术，以给臣子造成恐惧心理，使臣子诚惶诚恐地为君主尽力。他说：“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35]君主无智无欲，无为无事，一方面是要使群臣莫测高深，因摸不到君主的真实意图由惶恐转为恐惧，另一方面是要使君主处于主动地位，由窥测群臣而制服群臣。二是听言术，“听言之道，容若其醉，唇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唇乎，愈昏昏乎。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36]君主听群臣讲话的时候，要故意装作醉昏昏的样子，先光听不说话。即使开口，也得越说越糊涂。等群臣一说完，君主也就明白了群臣的意思，抓住了群臣的把柄。君主在装模作样过程中，心存暗算。三是倒错术，“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37]君主不是堂堂正正说话，而是故意说得语无伦次，说得是非颠倒，以便试探对方的反应。如果这些反应证实了君主平时的怀疑，那可靠的奸情就到手了。君主要是果真把这些招数运用好了，哪个臣子敢不为君主效命，哪个敢犯上作乱。

[转帖]介绍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包括与西方马基维里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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