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候清风 人,应该诗意的栖居。很难想象,作为“存在主义”的大师级人物,海德格尔也会如此小雅地使用这样的诗句。一列车疾驰,打着沉闷的鼓点。刚急急地抽身于段祺瑞的特务机枪,陈西滢的吐沫腥子,又急急地一路南下,没有片毫耽搁。先生盯着车窗,出了神。窗外飞也似的掠过的衰草连天,横村蔽户出奇地没有在他的心湖上漾起一丝涟漪。 “三? 一八”的图景还映在窗户上,久久地蓄着先生眼眶里的泪水。机枪扫射着。它的喉咙在病态的抽搐,流畅地向外吐着一梭梭子弹。一粒粒小小的子弹犹如一道道催命符,径直奔向的目的地不是大沽炮台外耀武扬威的升着膏药旗的日本兵舰,不是东交民巷里那些整天对着军阀们耳提面命颐指气使的“八国公使”,而是前方一个个手无寸铁的活生生的 “老大帝国”的国民。皮鞭抽打着。行刑者高高地扬起它的身躯。它蜷缩着恶魔般的凶神恶煞。重重地挥下,毫不吝惜地落在同胞的脊背上。它清脆的声响爆发出主人无以复加的得意。皮鞭舒展片刻,从头到尾,全身上下都肆虐着狰狞的笑。一道道血痕浸润着它。此刻,鲜血在为罪恶沐浴。人群四散着,溃逃着。刚才的怒发冲冠、慷慨激昂霎时间被枪林弹雨冲得来不及暴发出凄厉的悲号,就消失地无影无踪。习惯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书生们第一次惊异于文明被原始的血腥暴力践踏在脚下苟延残喘,无力反击。总统卫队继续挥舞着马刀,驰骋在人群中,恣意张扬。这似乎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为民众御外侮惩国贼的钢铁长城,而是撒旦逃出失乐园时带出的魔鬼,一台不折不扣的杀人机器。所有的一切都在交织着“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墨写的慌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的越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前一刻,先生是这样地振臂高呼,引领着热血沸腾的青年奔赴抵抗专制独裁的战场,而此时,他却遁迹在狭小的车厢里,摇摇晃晃地逃离了旋涡的中心。先生沉沉的陷在烟盒中的云彩里,感受着爱伦坡笔下那种缭绕周身,稠密顺滑的氤氲,思考着一个不需要“烟士皮里纯”(inspiration)却始终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我这是在做什么?难道是我老了?累了?还是倦了?”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他望了一眼身边的H.M,就默默的一眼。两个人都没有多余的话。时间不曾偷懒,列车依旧一路向南。血,沿着车窗缓缓地流下,是刘和珍君的血!是热的血!二鼓浪屿,更接近天空的地方。先生来的地方,有陷阱,有谣言,有明枪暗箭,还有比明枪暗箭更阴险更冷酷的人心。他感到一阵久违的惬意涌上心头,虽然不太情愿,但已决定开始“诗意”地栖居。来到海边,伫立良久,鼓浪屿就在咫尺之遥。视线由此岸延伸过去,树影婆娑之间,掩映着一幢幢红瓦白砖,错落有致的西式小样楼。海与天之彼端的那条线柔和地一起一伏,轻轻巧巧地绊住了他激越震颤的心。浪洗沙滩,如千年之前一般。细细的沙滩上,纤尘不染。光滑的石板路延伸到小岛的每一户人家。一座座小巧的精舍星星点点的散落在岛上。这里没有任何一种机动车辆,人们都安步当车,日子过的怡然自得。步移景异,每迈一步眼睛里都会摄入一幅清清爽爽的画面。海涛声从身后传来,浑厚而悠长。空气里散着海风淡淡的腥味,更多的是混杂各种各样的花草味道的奇异香味。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都是只有南国才有的景观,声音和味道。与神州那端的喧嚣相比,这里确实是一方净土。上海的西式公馆,北京的深宅大院都富丽堂皇地让人感到压抑,鼓浪屿的洋房的小家碧玉则使先生恍惚产生回家的感觉。数十载的寒暑春秋,他一路奔袭却无心看风景。头枕着拍岸的涛声,一丝一缕地理着过去,童年的种种泛上心头:三味书屋的墨油竹门和门里拿着戒尺一咏三叹的寿老先生;百草园里自由自在生长的小虫、小花、小草和像他们一样无拘无束玩乐嬉戏的年幼的先生;长妈妈的《山海经》还有丧身在她脚下的小隐鼠…… 他在这里“朝花夕拾”。先生忽然感到一时多出了许多不知如何打发的时间,慵懒地预备讲义,组织会考,评卷誊分,张榜公示。周而复始,波澜不惊。庆祝“双十节”的鞭炮声清亮地在远处连续不断地响着,升旗礼进行地格外精神,不象北京,听警察的吩咐后,家家户户才慢吞吞地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街头街尾的游行、演说也都搞的相当热闹。先生看在眼里,淡淡地欣慰着。说实话,亚热带的台风和虫蚁着实让人受不了,当然无法与先生童年富饶的江浙水乡相比。不过,林语堂先生说:“顺乎本性,就身在天堂。” 家乡是天堂,这里是第二天堂。三有人说,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双城记:一半写在北京,一半写在上海。就是独独漏了厦门。不错,先生对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特质体味咂摸之深超越常人,对两地地缘文化的差异也玩味非常。北京是一座几近千年的皇城,呆在皇城跟下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扮演着奴才的角色,充当着衙门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上海则是一座开埠不到两百年的冒险家的乐园,海派的摩登人士或多或少地在为洋行、买办、财阀卖身,卖力,卖命。先生掷向“京城痞子”和“洋场恶少”的投枪匕首从来都是例无须发。但从内心深处的比较来看,京城那团阴魂不散的奴才气与黑暗的封建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上海的商业文化泊自先进的资本主义的西方,尽管“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淌着鲜血”,但毕竟给垂垂老矣的中国注入了朝气与活力。先生选择上海的原因也大概也在于此吧。我一直不解,为何先生在“坏”的京与“次坏”的沪之间艰难痛苦地徘徊抉择的时候,忽略了厦门,放弃了曾经为之心驰神往的“诗意”的栖居。四蚊虫的鸣叫一天比一天聒噪,南国原来灿烂的星空也布满了云翳。伏案片刻就已遍身是汗。风刮得厉害,打在窗户上,乒乓作响,先生疑心窗户要被打破,不觉又是一阵心烦。清灯,孤影,笔重千钧,一纸轻飘飘的辞呈写了改,改了撕,撕了扔,扔了重写,纸篓里渐积渐满。 “终究拗不过语堂的好意啊!”先生一声苦笑。一批批南下的“北大同仁”们恶狠狠地霸占了国学院的空气,带着京师大学堂惯有的暮气沉沉和人浮于事来“混口饭吃”。先生被一团乌烟瘴气裹地动弹不得,平日里像提线木偶一般在《国学季刊》上写两笔“之乎者也”;装出同其他教授一致“俨然”的模样对着众学子演讲授课……都是些忤逆先生心意的事情,其他教员干得得心应手,而先生却智竭力穷。 “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满足,仿佛缺了什么似的……” “《现代评论》的色彩弥漫着厦大……我觉得毫无希望,情形比北大还坏。” 久在樊笼里的困顿,也只有与H.M通信能畅快地呼吸一下广厦邮轮捎来的新鲜空气了。凭栏沉思片刻,先生毅然决定动笔,那份辞呈,还有最后一份国文讲义。一个夜晚堆出的烟头之多,连先生本人都吃惊不小。划完最后一个句点,新生就要开始。五初读先生的文章,颇有一些难懂。在白昼的繁忙学习生活中,我是读不进先生的书的,心里除了敬畏就只剩下疑惑。黄昏过后,心渐渐寂寞舒展下来,再读先生的书则忽然有味,而眼底收进的尽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辩不出味道的章节,字字珠玑,语语闪光,沁人心脾,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先生的话,先生的人竟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咏之下,别有一番“诗情画意”。先生的选择是对的,他需要自己的“诗意的栖居”。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六柔石遇害,先生先是避在客栈,后来又逃在法租界。梁实秋说过菜刀不是用来杀人的。对于这位情急之下操起菜刀甚至扑上自己珠玉之身的青年才俊,先生还能说什么呢?先生清楚,这次已经没有南下的火车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七寒云、绿苔、疏篱寨剑蒲、翠芜、镜波湖曾经读了几句陶氏的田园诗,便向往起隐士们“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情致生活。后来,我才慢慢懂得,“竹林七贤”不是诗意的全部,甚至很怕他们成为诗意的全部。徐志摩的康桥,华兹华斯的丁登寺,赵佶的瘦金体可以是诗,荆轲的长剑,列克星顿的枪声,格瓦拉的贝雷帽又何尝不是诗呢?《哈佛琐记》里描述罗尔斯课堂上的情景,说他讲到要紧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象。这一教授传道,弟子受教,其乐融融的场景,让我有了一种唱赞美诗的冲动。哈佛的学子说:“人不可以选择自然的故乡,但可以选择灵魂的故乡。” 那些整日沉浸书斋,流连湖畔,寄情山水的小雅文人大概是理解不了这种“灵魂的故乡”的。八何夜无月?但少闲人。迷惘的时候,我真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发呆的时候,我痴痴地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能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地死去。在这之前,我要说:九一生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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