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新加坡

嘿嘿嘿嘿嘿 · 发表于 21-8-2006 11:41:00|来自：新加坡

遭遇新加坡 1、初到新加坡 我的亲属在世界著名的花园城市新加坡当华语教师，不幸在去欧洲旅行途中因病去 世。为此我前往新加坡处理亲属的善后及遗产事宜。 飞抵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是2004年 1月30 日，早6点05分，天刚蒙蒙亮。我们下了飞机，冒着星星点点的细雨，踏上了临近赤道的闷热潮湿的新国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到新加坡，人地生疏，而且按中国的惯例和习惯，亡者所在学校一定会出面接待亲属帮助料理后事的。所以在中国起飞前我们已给亲属所在的碧苑中学和新加坡教育部负责此事的伊沙贝尔女士打过电话，告知他们我们所乘飞机的班次，希望他们能接我们，她也给我们留下联系方式。可是在飞机场我们四处寻找并没有找到要接我们的人。在机场用人民币换了几元钱新加坡硬币，在投币电话上给教育部和学校打电话，因9点才到上班时间，谁都联系不上。我们只好坐在机场椅子上打起磕睡来。 终于到了上班时间，我们要通了教育部伊沙贝尔女士的电话，告诉她我们已到达新加坡，希望她能派人接我们到教育部与她见面。可是她却推说她已经和碧苑中学打过招呼，由中学接待我们，并让我们自己与中学联系。看来她并不想管我们。无奈我们给碧苑中学打电话，中学一位女副校长说：他们没有人也没有车去接我们，让我们自己到学校来。我对他们的冷漠态度很吃惊，并说明我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不可能找到学校。副校长让我们打出租车，把学校地址告诉司机，司机会把我们送到。人在他乡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按她说的做。 出了机场看到和中国首都机场一样，出租车在排队等着拉客，只是人和车远不如中国的人和车多。一辆出租车开到我们面前，皮肤浅黑色的马来人用一口怪味英语请我们上车。我伏下身问：“会讲华语吗？”他摇摇头。我挥挥手让他走开，我知道新加坡华人很多，我必须找一个会华语的司机，便于交流。我向一个年纪较大长像似华人的司机招招手大声问：“你会讲华语吗？”他笑着用一口带广东味的普通话说：“我会说华语。”并忙着过来从我们手里接过旅行葙装到车上。我把副校长告诉我的英文地名用汉语告诉他，他迷惑地说不知道，因为我的发音不准。我又告诉他：“去碧苑中学。”他还是听不懂。我把从机场拿到的一份中文新加坡旅游图展开，在上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了这个中学，我们灵机一动又给副校长打通了电话，然后把电话交给司机听，他和对方说了几句英语后对我们说：“碧山中学，知道。”原来“碧苑”在他们的发音中可能是“碧山”。 出租车开出机场，行进在绿树成茵的柏油路上，天气炎热，路边的山坡上满是茂密而美丽的热带植物。而我们毫无兴趣欣赏美丽的异国风光。我们从冰天雪地的华北忽然降临到距赤道很近的新加坡，很感气候不适应浑身冒汗。道路不宽却弯弯曲曲老转弯，由于车少没有堵车现象。他们的车都是靠左边行驶，让人感到很别扭。为了了解一些当地情况我和司机攀谈起来，告诉他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他很神往地说：中国好大啊，人口好多啊，十二亿啊，不得了！并向我们介绍新加坡地方很小，从东到西只有60里长，全国不过640多平方公里，这里没有资源，粮食、蔬菜、水果，衣服、水、电、填海造地的土和盖楼房的砖都是从国外购买来的。新加坡有三百多万人口，百分之七十多是华人，他祖籍是广东东菀，他在新加坡已是第三代人了，他从没有回过祖籍。他还知道中国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知道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言语中流露出他对祖国很向往。 走了约十几分钟来到了学校门前，很有功力的“碧苑中学” 四个草书很醒目地悬在高处，透露出这个学校对汉文化背景的崇尚。三十多岁姓岑（音）女副校长迎接了我们，并替我们付了18元车费，（约合90元人民币，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新加坡元。）学校的女校长也出面迎接我们，她是个胖胖的40多岁的新加坡人，不会说华语。这时我才发现这个学校的领导层完全是由女性组成的。她们礼节性地对我们亲属的不幸表示哀伤，并把教师们集中的几百元“白金” （类似我们给死者的份子钱）交给我们。带我们清理了亲属办公室的的遗物。中午1点学生们吃过饭后，我们被领到空无一人的大餐厅，副校长给我们每人要了一份盒饭，是大米饭和肉片炒豆角和油菜。中午他们的教师和学生都在学校吃这样的盒饭，每份按菜的质量不同分为1到3新币。而我没有胃口，看着几只很像八哥的黑色鸟大摇大摆地在饭桌上徜徉，我把米饭扔给它们，欣赏着外国鸟争夺食物的样子。 2、不讲理的警察 下一步我们要到亲属的住房去清理遗物，校方通过电话联系到名叫戴瑞珠的女房东，可是她拒绝见我们，理由是现在正是过春节期间，我们的到来会冲了她的喜气，（当时是正月初九）然后不由分说挂断电话，校方再次打通她的电话，作她的工作，她坚决不允许，要我们过了正月十五（2月5日）再联系。可是我们的签证日期很紧，人在他乡心情很着急，希望她理解并多帮助。这个女人却毫不动心，关机后再也联系不上。女教师们很生气，又无能为力。已是快下班之时，我们面临住所问题，因住酒店太贵，我们问校方能否帮忙解决住宿问题，按中国习惯去世职工亲属到来，校方是全力解决吃住问题以体现人性化。可是外国没有这个习惯，校方对具体问题开始变得冰冷起来，表示校方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也没有这个义务，他们可以帮我们介绍酒店或租房，校长并提供了一间每天30新元的私人出租房间，条件是必须住够一个月，按月租给我们，让我们考虑。由于对住房费用和地理位置情况不了解，我们推说考虑一下。学校方建议我们找到亲属的租房看能否暂住，因亲属所租的房还没有到期，我们原打算与房东联系后在那里暂住，现在房东不配合估计房子是进不去了，我们只好决定去碰碰运气，见到房东当面协商。学校派了一个岑姓女教师带我们找亲属的住所，并叮嘱不要参与任何事，不要露面让房东看到，我不知道她们是怕什么？对自己员工的事也不敢出面。我们找到了地处宏茂桥332大排4楼1889号房间，不出所料，房东己将原锁毁坏换了一个硕大的中国制造的铜锁，亲属的房间钥匙己不起作用。联系女房东还是不开机。我们在异国他乡遇到这样的事，按照中国的习惯想到了请警察出面协调解决，此时我们同样想到找警察。 新加坡女教师把我们送到宏茂桥警局后，按校长吩咐没进院子，放下我们开车走了。只有一个与我亲属同到新加坡的女教师，不顾校长禁令以个人名义陪伴我们，使我们感到有一位亲人在身边的温暖。 宏茂桥警局只相当中国的一个派出所，有6、7个肤色不同，着统一黑色警装的年轻人，他们全副武装，个个腰带上手枪，警棍，手铐，对讲机齐全。 一个二十多岁的能说华语的警察冷冰冰地听了我们叙述，作出不好办的样子，我们讲了目前的困难，请警察协调找到房东当面协商。他按照我们提供的女房东的电话号码打电话，但对方关机。他说联系不上没有办法。我们说能不能通过户籍查到她的住址，找到她协商？他说：不能，因为房东没有犯罪，我无权叫她来。我说：房东锁着我们的私人物品是不合适的，而且目前租房协议并没到期，我们对此房从法律上讲应该有支配权，你们有责任让房东出面见我们。他却坚持说：你们不能，他是房东，他有权不让你们进去，他有权不给你们开门。我不知道新加坡是否真有这样的法律规定，还是他骗我们的。我问：既然我们出钱租的房子不能进，房东也不能见，现在的问题怎么办？他摇摇头说：没办法，你们必须等到房东同意。我问：如果房东一个月不见面我们怎么办？他冷冷地说：你可以找你们中国大使馆去。这样的推拖太离谱，我很不高兴地问：你们是一个法制国家，你们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保护双方利益的，房东的利益你们保护，我们现在在你们国家，我们的利益谁来保护？他明确说：没办法，我们只保护我们的公民，找你们大使馆去吧。我克制着愤怒说：我现在弄不明白这事应由谁解决，我的意见最好还是由你们来解决，按中国的做法，这种事是由警察管的。他却提醒我说：这是新加坡不是中国。我说：是的，我不应该把中国的思维方式用在贵国，但我现在急需知道如何能找到房东？我们的事由谁管？他边查电话边说：我正在想办法，你可以找你们大使馆。我此时己不对他们抱什么希望了，我说：我可以找我国大使馆，但我想，我国使馆与贵国政府部门联系后，具体事情还要你们去解决。我的话不知在那方面刺痛了他，他忽然恼羞成怒地瞪起眼睛威胁地说：你注意！你在侮辱新加坡警察！我听说过外国人侮辱所在国警察是要治罪的，所以他在理屈词穷时用这一招来威吓我。但我同样不能容忍他对我的蔑视，不能容忍他对中国人的蔑视，我不考虑什么后果站起身来隔着桌子对他提高了声音说：我不知道你懂得多少华语，但我没有侮辱你，我在向你讲清道理！其他警察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没有一个人参与进来。陪伴的中国女教师怕事态弄僵，忙从中劝解。最后警察从电话上查到一个电话号码给我们，说了一个英文名称，我听不懂是个什么部门，他说这个部门可以管你们的问题。 我们一无所获地走出警局，给那个号码打电话，但人家已下班了。后来给这个部门打通电话，那是政府的建屋发展局（类似于中国的建设局）是专管房屋的，有一个出租科管私人出租房屋事宜，但打电话讲了以上情况，他们说这类事不属他们管，问他们谁管？他们冷冷地回答：不知道。我想起在国内不少人鼓吹新加坡法制如何健全，人如何守法，如何讲文明礼貌，原来如此，现实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耳闻为虚，我只相信我看到的。我们望着西斜的太阳一片茫然。我到新加坡的第一天就认识了新加坡的警察，和新加坡的警察吵架，这就是我认识新加坡的开始。 天快黑了，树丛中的黑色大蚊子一会儿咬了我几个大包，我们必须找个安身之处，中国女教师给女校长打电话问如何安排我们住宿，女校长婉转地表示不管。问她曾提到的那间出租房能否住，她却说房子没有了。她们就这样把我们扔在街头不管了，我简直不能相信，她们莫非对外国人的一般礼仪都不懂吗？最后女教师打车把我们送到她们初到中国时住的富豪大酒店，她只对这个酒店有所了解。从现在开始一切要靠自己，学校原来口头表示对我们帮助，是一股虚假之情，此时打电话却找不到人，对我们的一切都不管。我们要自己解决生活问题，自己支付一切费用。后来我们要去政府部门或银行办事，官方部门都用英语，请他们派人给带路作翻译，校方以教师走不开为由拒绝了，从此他们对我们不闻不问再也没有联系。我们对校方的冷漠不理解，有人对我们说这就是新加坡，没有人情，他给你发工资，你就要给他拚命干活，你给他干不成了，就没关系了，咱们两清，谁也不欠谁。 这个酒店每天每人85新币，约合425元人民币，我们两人每天住宿要支出850元人民币。我们的经济能力是难以承受的。我们送走女教师，窗外的不夜之景一点也吸引不了我们，人地两生不想出门，只用从中国带来吃剩的面包和香肠裹腹。 第二天，是星期六，公务部门都放假，我们又换到一家名为维多利亚大酒店的旅店，其实是几个老人经营的小旅店，条件较差设备陈旧，这里一天50新币。 星期一，早上，我们冒着细雨来到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见到夏山领事，向他讲述了我们的困难与无助的处境，以及与警察争执的过程，请他与新加坡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尽快找到房东。看来中国领事馆的工作是有效的，下午女房东戴瑞珠竟然主动给我们来电话，说接到警察通知，让我们第二天去出租房取东西。奇怪，警察不是说没有权力找她吗？ 3、??无赖房东 2月3日，我们退掉酒店房间带上行包，准备住到亲属的租房去。按照约定，上午10点我们到了宏茂桥332大排4楼1889(？)号房，房门已打开，有一男两女，一个女的是房东戴瑞珠，一个女人是某房屋出租中介公司的。他们见我们来了先由男人出面阻止我们进屋，又提出条件不许我们把随身携带行包带进屋，我们对这种歧视不予理睬带着行包进了屋，我们认为租房日期未满，我们有权支配此房。之后就是双方的争吵，我们要住在这里，房东却说给一个小时收拾起东西马上走人，双方各不相让，房东还喊出要报警叫警察来吓唬人，看来他们的警察就是保护他们的。争执中我们提出我们离开可以，其余房租要退还，他们又找出租房合同说，只剩十几天房租费不退，合同规定如停租必须在一个月前打招呼。这简直是胡话，人在一个月前己去世，这条也适用吗？。我们恍然，原来房东找借口不见我们，只是为了拖到租房到期那一天，可以赖帐不退。我们考虑到如此僵持下去毫无义意，况且事实已证明他国之人和法不保护我们，无理可讲，反而影响我们外出办事，我们是孤立软弱的，最后决定收拾东西离开。我们去开邮箱取水电帐单，查找银行各种帐单，却没有，女房东说她们撬开邮箱把一切帐单都退回去了，这是多么可恶而无道德的行为！我们在二十多天前己通知她我们要赶过去。谁说新加坡人文明程度很高？那简直是盲人摸象莺鹉学舌。但经算帐房东还欠我们一百元水电压金要退还，房东却说与水电公司算完帐再退，她却从此再也联系不上，看来一百元也是她的命根子，新加坡人这样看重钱是我过去没想到的。 中午十二点我们匆匆收拾了遗物，雇车搬到一位中国教师为我们租的私人住房中。说是被赶出来一点也不过份，身在异乡他国我们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离开祖国我们是软弱的无助的。我们只能忍受屈辱。 4、出尔反尔的保险公司 我们在俄罗斯亲属的遗物中找到了美国驻新加坡AIG保险公司的一份旅游保单，但里面的关键词都很含糊，反映出商家给自己留有的回旋余地和设下的暗套。我们曾与他们在北京的办事机构取得联系，讲述了亲属在旅行中因病去世的具体情节，问是否保赔？当时我们催他们赶快派人来，共同处理善后事宜，他们为了省钱迟迟不派人来，却把处理权转交给一家海外急救公司。这个公司在拿到AIG公司的几万元后，为多省钱也不派人来，把我们困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十几天，却每天一个电话从新加坡打到俄罗斯催问我们处理没有。我们从中国出来没想到会这么费事，会拖这么长时间，所带费用己不多，每天靠十卢布买一个面包度日，回国路费都成了问题，根本拿不出处理的费用，他们却无动于衷，根本不按保险上的条款办，对我们的困难不理不睬。不得己我们下了最后通牒，如12月9号公司不能处理完后事，我们将回国，不再等待公司派人来，遗体按保险条款规定运回新加坡处理。这意味着他们要花掉一大笔遗体运输费，这时才着了急。为了让我们赶快把遗体处理掉，什么条件都同意，并回答说亲属病故的情况可以理赔，为促进我们把事办成还汇来了火化费、运输费和一部分食宿路费。他们却大大节省了派人来的费用。同时他们直接与俄罗斯殡仪馆保持电话联系，在得知我们已将遗体火化后六小时的夜里11点多，忽然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亲属发生意外的条件不符合理赔要求，不予理赔，多么可恶的诈骗！ 在新加坡AIG保险公司委托的海外急救中心，我见到了一直与我们保持电话联系的（伊丽沙白）丽丽小姐。她二十多岁，华语发音还算准确，但用词不准确，常把如一万五千，两万这样的数字按英语习惯说成十五千，二十千。她对我们的接待虽彬彬有礼，但语言用词很缺少教养。按照以前的电话上口头协议，我们前往俄罗斯处理后事的路费住宿费他们是给予报销的，而此时她却出尔反尔，只给报销从俄罗斯返回中国的路费，问她理由，她回答说：我们并没有要求你们去处理后事，所以你们从中国去俄罗斯的路费我们不管。言外之意给我们处理返回的路费己非常开恩了。这种话很伤人感情，没有一点人情味。难道他们外国人失去了亲人都无动于衷吗？抛在异国他乡任由他人随便处置吗？但是我们的争辩没有一点作用。 据我所知，在处理这件事上AIG公司付给他们3万新币，而这件事处理下来，他们不过花了4、5千元新币。 在寻求理赔问题上，在AIG公司总部，我们见到了曾与我们电话联系的某女士，她是个皮肤浅黑色的马来人，二十多岁，华语很不好，不知是偶然还是故意安排，交谈中很多词汇她表达不准确，只是反复强调一个意思：亲属的去世不属他们的理赔范围。我指着条款中一条问：这一条明确写着，因意外死亡属理赔范围，如何解释？她说这里所说的“意外” 是指飞机失事。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明确说是飞机失事，偏要说“意外” 呢？他们所用的英文“意外” 一词，我请教了新加坡的几位精通英语的人和律师，他们都说这个词很难说清准确的含意。这原来是玩的文字游戏。她的中文很差，我让她找一位通华语的人来谈，她打了5、6个电话后说懂华语的人都不在。我们去第三次，要求见她的上司时，才有一个40岁左右的女士见了我们，她看上去像华裔，华语较好，她没有更多话，只坚持一点，病故不赔。我问：在国外病故也属意外，和你们所说的意外有何不同？她坚持说：病故不是意外。她说完这些就打发我们走人，根本不想作什么解释，这后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们要求他们提供中文的书面保险条款，他们说中文的没有了，一直没有提供。我们要求提供对这一条款的详细内部规定，他们说有，但一直不予提供。说他们是骗子不知是否冤枉他们，但他们对顾客这样的冷漠态度，没有有力的说服人的理由，不免有行骗之嫌。 5、??可怜的骗子大律师 新加坡的法律很烦琐，要从银行支取亲属的遗产须经过好多程序，很重要的一环是法院认证。这个工作怎么作？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各有关政府部门办理各种手续中慢慢弄清了。我们去公积金局办领取公积金手续，去银行查存帐，按规定要注销帐户，但必须去移民局办死亡证明注销户口。还必须要办法院认证，只有拿到法院文件银行才会付款。可是上法院办认证必须请律师来办，据说还要上法庭，而且时间要等半年左右，开始我们不信，问了几个部门说法一致，我们不得不考虑找个委托律师。但我们对外国法律不了解，对律师的可信赖程度一开始就心有疑虑，而且刚刚从电视上看到有两个律师诈骗钱财造成顾主上千万元损失，被大律师团除名的报道。对律师更不放心。我们找来上百个律师名单选择了几个上门面谈，了解他们的工作程序，收费价格，所需时间。归纳起来共同点是：办法院认证收费都在3至5千新币，时间都在半年左右。我们的签证只有一个月，而且快到期了，必须尽快找一个代理律师。谈了几个律师不是收费太高就是语言交流有困难，我们想找一个年纪大一些靠得住，是华人好交流，资格深易认可的律师。最后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一个叫沈树茂大律师的身上。电话簿上的名字是“沈树茂大律师” 而别的人头衔只是“律师” 没有冠以“大” 字，我们猜想敢冠以“大” 的，一定比没有大字的强。我们登门拜访，他的办公室很小，仅十几平方米，隔成内外两间，除了他只有一个女工作人员。此人有60岁左右，人较瘦小，不修边幅，旧白衬衫衣兜上有不少插油笔时划上去的蓝色，戴眼镜，很健谈，很快就谈熟了，他自称祖籍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曾是新加坡最高检察院检察官。他给我的名片上的头衔是：新加坡大学法学荣誉学士，剑桥大学法学第一荣誉硕士，伦敦大学法学荣誉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新加坡最高法院律师，公证官，监誓官，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律师。我们正是被他这些令人炫目的头衔所迷惑而上当受骗了。我原听说新加坡是法律很完备很严格，无人敢违法的社会。正是不了解外国的实情，轻信偏颇的宣传而上当。 他的身份学历让我们决定雇用他做委托律师，2月17日把法律认证，查询银行帐目，公积金事务，AIG保险公司理赔事宜，向日本航空公司询问索赔事宜，英康人寿保险及其他需办事宜，甚至向房东索还一百元水电押金，向电话公司报停电话的事都委托他办理，并把所有相关文件留给他。他一一答应，并开始索要4千新币，因我们向政府部门了解，认证只需2千元新币，我们讲清我们回国费用不多，怕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双方说定3000元新币。先交2000元，其余1000元办完事后再付。双方口头讲定，如果与AIG公司争取索赔成功，我们可以按比例另行付费。我们把所有人民币兑换成新币，第二天如数把钱送到他办公室。但是他收了钱后没有其他表示。我说：按照中国律师的作法咱们是不是要写个合同书？他却说：我们新加坡过去也写合同书，现在不这样做了，大家都讲信誉。他没有要写合同书的意思。我虽然不了解新加坡法律，但总觉得这样空口无据不放心。我要求他给我一个收条。第二天再去他办公室，他主动拿出一张他签了字的条子，认可收到2000元，其他是英文我看不懂。他说我们委托的事都写在上面，我出于对新加坡法制严格性的传说，和对他人格和头衔以及慈眉善目的信任，便相信了他的话。 可是回国后翻译了他的手条才知道，他只写了受委托法院认证一事，其他委托事项一律没写上去，甚至连收取我们一些文件的收条也没有。经打电话询问，他竟然很不耐烦地说他只管法院认证一事，其他事没有认可，他可以帮忙，但不帮忙也可以，现在他决定不帮忙了。他还告知法院认证一事他已转给另一位律师，以后他不管此事。此后一切联系中断了，找不到他了，他玩了一个和那个无赖女房东一样的手段。原来在一开始他就在利用我们对新加坡法律不了解，对英文不通的弱点，计划对我们行骗了。 经与另一律师联系得到证实，沈大律师把法院认证一事转交给他，其他的事一律没有办，此外这个律师告知，沈大律师只给了他1000元，我们还须付给他1000元。原来沈大律师什么也没干，接一下手就敲诈了1000元，他把自己的如此多而炫目的头衔当做一堆烂桃似的卖价太低了吧？而我们的其他委托事项他全部抛弃了，这是沈树茂大律师、荣誉学士、荣誉硕士、法学博士、公证官、监誓官应有的职业道德吗？他太可怜了，他的破旧衬衫使我想到，他也许穷困潦倒到不得不毁损新加坡律师的名誉去骗取这1000元度日不可的地步了。我敢说中国律师绝对不敢，也不会这样做，而且更不会对外国人施用这种小人的伎俩。这也正是我们受骗的原因。我终于不再相信他们的人格，连他们的法律信誉都产生了怀疑。如今他的无信誉行为给我们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谁承担？他的行为所反映的是新加坡的法律诚信吗？是那个国度的公民诚信吗？此人如果真的毕业于中国的北京大学法学系，我们为他感到莫大的耻辱，请大家记住他的名字：沈树茂，新加坡的办公地址：10，Anson_Road，Intenational_Plaza，27-12。 我的同胞们，不要听信走马观花的赞美，不能相信新加坡法律如何建全、公民如何守法的美谈，他们的“大律师、法学博士”都敢公然设圈套诈骗，我们对他们法律的严格和建全大可怀疑，相信我们亲身经历的，才能不被我们亲爱的伪装得及其热情友善的“大律师”和外国朋友所欺骗。 6、??价值？ 在我们将要离开新加坡的时候，看到电视报道，一位新加坡男中学教师因骑自行车掉到沟里摔死了，学校、学生一齐出动哀悼，电视上反复报道渲染悲哀气氛。这使我联想到我的亲属也是中学教师，相比之下如此冷冷清清。人家的家属有各方慰问，而我们在新加坡住了近一个月教育部和学校却不理不问。有一次我们去学校，女校长看见我们什么也没说赶忙躲出去了，这是我们与她第二次见面。如果一个外教人员死在中国，那就成了大事，政府和教育部门，学校一定会忙得不亦乐乎，悲伤的家属一定会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安慰。而中国教师在国外去世，没有人理睬，除了合同上应有的一项公积金、退职金外，连一分钱怃恤金也没有。他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国人应该得到什么启示？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几位在新加坡多年的朋友说：在这里永远不要拿国内的情况和这里比，我们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晨吃过早点，晚饭到下午5点放学后再吃。不要讲什么人情味，这里的原则就是：你干活我出钱，两清了。 我问一位被新加坡政府招来，教了三年华语的女教师的感受，她说：我抛家舍业来到这里，一句话，肠子都悔清了。我只盼着合同快到期。

在水一方sg · 发表于 21-8-2006 13:27:00|来自：新加坡

唉，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职场] 遭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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