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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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等他说下去。
“亏得我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过，就立即告诉他们，青鸟牌。”
他一笑，露出两颗发出铜绿的金牙齿。
他的神情使我一哆嗦，立即下了一个决心，从此不再理他。因
为，我爸爸的灾难，我全家的灾难，都来自工总司。
我走开后还是郁愤难平。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应该治他一
治，为他那“青鸟牌”。
当天下午，根据我的谋划，我与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
等几位演了一出恶作剧。
我先叫邓琴芳故意哑着嗓子打一个电话进来，找他，说外地
有人来咨询重大课题，学校工宣队郑重推荐由他来接待和回答。
“学校工宣队怎么会知道我?”他显然十分兴奋。
“可能是市里的工总司打了招呼。”邓琴芳说。
过了一会儿，夏志明戴了帽子、眼镜和口罩，披了一件军大
衣出现在他面前。握了一下手，也不寒暄，从大衣口袋里摸出—张
由我拟写的纸条开始读问题：
“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癞皮狗、落水
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他一听有点懵，嘴里嘀咕着：“哈巴狗、叭儿狗……”
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
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
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
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
这联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
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但他却收
住了干笑，冲着夏志明说：“这些问题，不是你想得出来的。”然
后快速地扫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走了。
我当时没有预感，他会用多长的时间来报复我。只感到，连
这种恶作剧也是无聊。
哪儿都无聊，怎么都无聊，因此，只想天天回家与外公聊天。
7
那天回家，只有外公一个人在，他一见面就告诉我，姨妈和
益胜昨天又来了，约我赶紧去他们家一次，商量点事。
“大概什么事？”我问。
“好象是益胜找对象的事，母子意见不合，找你评理。”外公说。
“妈妈去哪了？”我问。
外公着2才急着告诉我：“啊呀！你看我，忘了正事。你爸
爸单位的隔壁室里生了病，她去 看了。”
我想先到姨妈家去，快点谈完，然后顺道去看爸爸。爸
爸历来病病歪歪，我不太在意。
到了姨妈家，他们俩都在，见到我非常高兴。姨妈给我倒了
一杯茶，端出一盘瓜子，看了益胜哥一眼，就先发制人：“秋雨，
你们是兄弟，你又是大学生，评评理……”
一开始我有点不好意思当着益胜哥的面听他的恋爱私事，但
当我看到他投向我的诚恳求援目光，就认真听下去了。
原来，益胜哥对姨妈张罗介绍的一个个“对象”都避而不见，
全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人，而姨妈，却死活也不能接受这个人。姨
妈不接受的第一个理由，是那位女子以前结过婚；第二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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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编写教材，我住的学生宿舍十号楼就挤了十多个教材编写组和
翻译组。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与毛泽东有直接交往，更显出一种
举手投足间的特殊派头，这在其他高校很少见到。例如，写《中国
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教授总是穿着呢料深色中山装站在路边与教
师和工农兵学员聊天，手上拿着一支香烟，态度非常和蔼。聊天时
目光却穿过围着他的人圈，注视着路上来往的行人。过一会儿，一
支香烟抽完了，要换一支，他会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
颜色的牡丹牌烟盒来，拿到围着他的人群前让大家随便取用。教师
们都恭敬地摇手退让，几个工农兵学员却会大方地各抽一支出来，
并且划着火柴为刘教授点上，再为别人和自己点，一根火柴能点四
五个人。刘教授讲湖南话，我几次见到都隔着人群，听不清他在讲
什么。后来听说，毛泽东在一次推荐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会议上要诲
世友将军读《红楼梦》，全国上下都不解其中深意，更何况许将军
是一名和尚出身的粗犷武夫，与《红楼梦》南辕北辙。正好刘大杰
教授以前写过一篇论《红楼梦》的文章，复旦大学有关部门就印给
工农兵学员阅读，有些地方闻风还拿着这篇文章办起了一个个学习
班，大家都以为，既然刘大杰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交往，他的字里
行间也许夹带着某种隐秘。我翻阅过那篇文章，什么也没有看出
来，而且觉得刘教授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精彩。我只叹息，早
知道毛泽东喜欢《红楼梦》，我叔叔也不会挨斗自尽了，真是死得
冤枉。
我当时在复旦，惟一的朋友是外语系的翁义钦先生，他的太
太与我家是小同乡。
我对复旦大学的教师们有一种很高的整体评价，而且经过几
十年之后直到今天，这种评价有增无减。他们的学术成就未必永远
胜过其他高校，但他们有一种不知如何形成的君子之风，即便在政
治风雨中也默默固守着。例如，大学者章培恒先生在反胡风的斗争
中为帮助朋友而受难，“文革”中的日子更不好过，然而凡是我遇
到的每一个复旦中文系的教师，说起他都竖大拇指，没有人在背后
说他一句坏话。复旦的毕业生中当然也有少数败类，却很难听到有
哪几个在社会上闹得腥膻满天的人，居然是复旦教师。说实话，对
有些高校，哪怕是更有名的，就难说了。
复旦在“学术水平”上与那些大学的一个最幽默的对比与我
有关，那就是三十年前为复旦工农兵学员编写的那一篇半仅有初中
程度的浅陋故事，引得北京某大学中文系的诸多教授们“研究”、
“考据”了好多年，结果还是闹了大笑话。你看，复旦的最低水平，
成了人家当代奥典。对此，复旦笑而无言。
我流落复旦的时间很短。翁义钦先生知道我家因爸爸的问题
而陷入赤贫，怕我饿坏，每星期带我到教师食堂去改善一次伙食。
印象中，他总会给我点一个菠菜炒猪肝。此后两三天，我的精神就
会好一些，但还是无所事事。
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比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不便多问，他也独来独往，行迹匆
匆。那天中午见他匆匆从校门外进来，我们点过头正要让路，他却
站下了，说：“我全见到他们了!”
“见到谁呀?”大家问。
“工总司的司令们。他们的学习会，我给他们讲鲁迅，他们都
叫我老师。”他说。
“他们也听鲁迅?”大家奇怪极了。因为当时在一般大学教师
眼里，工总司的司令们大多是没有文化的混子。
“他们还问我了，鲁迅抽什么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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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也倒不下来。”
“他们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吗?”益胜哥问。
“谁也没说摘过。但是现在好笑的不是他们，倒是那顶帽子了。
他们戴着帽子漂漂亮亮走一路，连那帽子也成了装点。”我说。
益胜哥点头。他突然转向姨妈，说：“人家不单是裁缝，也离
过婚!”
姨妈不知如何回答，目光疑惑地看我一眼，知道她今天讨来
的救兵帮了倒忙。但我看得出来，她也有点被我说服。
趁这个当口，我急忙告别，说爸爸生病了。
姨妈、益胜哥怪我不早说，还关照，有什么要帮忙，叫他们。
8
赶到爸爸单位，说爸爸已送医院。
赶到医院，说爸爸已送重危病房。
赶到重危病房，不能进去。到护士办公室，正见到妈妈神色
慌张地站在那里，手上拿着好几张病危通知。
原来爸爸早就患有糖尿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天天没日没
夜的折磨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集中精力关注着自己的政治
灾难，没有太在意病情，这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都能理解的。
好像突然间谁也不再关心自己的身体，关心了就是“活命哲学”，
像叛徒、汉奸一样可耻。
人的身体在灾难中最经打熬，他居然都一次次硬挺过来了。后
来不断地关关放放，像是在与他的生命底线进行着一场拉锯战。我
几次回家见到床边有酒精灯、试管等最简陋的化验设备，妈妈说，
爸爸每次回来都要在自己的尿液中测试胰岛素，他的血糖指数实在
太高。
这次，他又突然并发急性肝炎。医生说，这两种病正好矛盾，
无法治疗。
妈妈不相信糖尿病加肝炎就是死亡，刚才请一位护士带领，去
找了医院领导，询问能不能再转个医院试试，或者找别的医院的医
生来会诊。
医院的领导说，转院和会诊都需要所在单位批准。医院已与
爸爸单位联系过，单位说爸爸是审查对象，近期内没有解决问题的
可能。又说，如果医院自己愿意转院和会诊，并承担全部政治责
任，单位也不反对。医院说，单位这样说，就是婉转地表示反对，
医院毫无办法。
接待妈妈的那位医院领导人最后还说了一句：“我听说刘少
奇最后也死于糖尿病和肝炎并发。”这句话说得很残酷，妈妈听了
不知所措。
我搀着妈妈回家，路上听妈妈反复讲着一句话：“刘少奇的
家属全被关起来了，没办法。我们还没有关，死马当作活马医，分
头活动!”
9
什么单位能够说服爸爸的单位和医院呢?我突然想到了复旦
大学中文系的工宣队领导，一位态度和气的炼钢工人。我不知道他
的名字，但知道他的姓，还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与他聊过天。他也许
能够帮我一把，给我爸爸的单位或医院打个电话，发一封盖有公章
的短信，劝他们允许为我垂危的爸爸作一次会诊?这样做就要让我
冒充复旦大学的教师了，但是我想为了救人一命，那位炼钢工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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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在也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职业，只是一般的小裁缝。“她就住
在对面，只隔了一条小弄堂，前后左右邻居都知道，叫我怎么做
人!”姨妈说。
我看了一眼益胜哥，等他反驳。他只说：“妈说得都对，但
人家人好。”
我的立场立即无保留地站到了益胜哥一边。
立场一明确，心态也轻松了，我开起了益胜哥的玩笑：“只隔
了一条小弄堂，窗对窗眉目传情吧?”
益胜哥老实地说：“还隔着好几家。”
姨妈说：“狐狸精自己招人，故意在窗口伸头。”
益胜哥说：“怎么是狐狸精?人家是正派人。”
我还是对益胜哥开玩笑：“怪不得你的衣服穿得越来越有派
头了，以后请嫂子为我做一套……
“秋雨!”姨妈小声阻止。
我转向姨妈，态度恭敬地说了一段语“姨妈，你记得文化大
革命以前我到江苏太仓劳动过吗?前些天我又去了一次，见到一对
小夫妻，也是对着窗认识的，女的也是小裁缝……
姨妈很警惕：“是你编的吧?”
我只管讲下去：“其实那女的原先不是裁缝，是当地的一个锡
剧演员，可漂亮了。一天她洗澡没拉好窗帘，发现对窗有一个男子
在偷看，就惊叫一声。结果是，叫声惊动她的丈夫，对窗的男子是
一个小学教师，立即被批斗。当地也在搞‘文革’，找不到敌人，正
好把他说成是坏分子，站在街边示众。”
在房舍狭窄的中国小镇，这种故事很寻常，我曾看到一位老
作家还拿这样的故事写过小说，但我当时给姨妈和益胜哥讲的是真
事。
“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她自己没有拉好窗帘。”姨妈总是站在
女方的对立面。
“有意思的是后头。”我说，“她觉得对不起这位小学教师，自
己一声惊叫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就天天到造反派那里去说情，
说是自己不好，没拉窗帘。造反派说，没拉窗帘也不能偷看，还是
坏分子。她丈夫与造反派的观点基本一样，于是夫妻间就激烈争吵
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她天天为那个被示众的小学教师送水、打
扇，成了镇子里的一大景观，远近村庄也来围观。她丈夫觉得丢人
现眼，一次次来打闹拉拽，结果只得离婚。”
“她应该与小学教师结婚!”益胜哥说。
我说：“他们和你想的一样。结婚前，她去与造反派论理，说
这不算坏分子了吧？哪有偷看妻子洗澡成为坏分子的?造反派
“那时．你们还没有结婚，因此还是坏分子。"
“这就好笑了，她结婚后还成了坏分子家属?”益胜哥问。
“是啊，”我说，“按照当地绕来绕去的土俗说法，她的身份全
称是：一个偷看过老婆洗澡的坏分子的臭老婆。”
姨妈一听也笑了。
我继续说：“结婚前，剧团的领导找她谈话，说剧团正在精
筒裁员，你成了坏分子家属就很难留得住了，现在还来得及中止。
她回答说，不能中止，裁吧。一裁，她自己倒是去做裁缝了。”
“真的也是裁缝?”益胜哥惊喜。
我点点头，说：“几次看到这对夫妻同出同入的背影，心想，
我那在安徽自杀的可怜叔叔如果当初遇到这么一个女朋友就好了。”
说到叔叔，姨妈也叹息了=“是啊，身边有一只女人的手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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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屈死的晚辈平反昭雪。但我叔叔一生没参加过任何党派社团，
从来不是谁的“同志”，而外公，也不存在以“同志”的名义为他
平反昭雪的身份。由于每次见了这方墓碑总觉得有点滑稽，与悼念
气氛不合，在大地回春之日，我们重修叔叔陵墓，不得不换了一
块，这次是由我来恭敬书写了。我们还特意把叔叔墓前的水泥平
台，一直铺到不远处的外公墓前。
这是后话。
5
我在写颜真卿受到外公表扬之后，来了兴致，每天挖防空洞
回家，都要在外公面前练毛笔字，请他指点。
外公还是不断地摸着光头，声声称赞。我听得出，他的称赞
主要不是针对我的书法，而是在感叹儿孙辈长大得迅速。因此，称
赞声中夹带着一点失落。
“苦练一辈子，却被自家儿孙一步超过!”他自我解嘲。我拿
着蘸好墨的笔让他写几个，他总是不肯。
这种情景应该有点普遍性。很多年后，上海戏剧学院一位很
有才华的青年女教师徐频莉告诉我，她父亲半辈子迷醉写作，日日
练笔，月月投稿，坚韧不拔，有一天拿出一本新到的《人民文学》
杂志给正在欢蹦乱跳的少年徐频莉看，说：“整天只知道玩，人家
与你一样的名字，文章都发表到《人民文学》了!”当徐频莉怯生
生地告诉父亲，这正是自己的作文，老师推荐发表的。从此父亲不
再练笔，顷刻老去。
记得我当时给徐频莉讲了一条美学原理：“滑稽比悲剧更残
酷。你让本来充满了悲剧感的父亲突然感到了自身的滑稽。”
我的字，倒是没有对外公产生那么大的冲击，但确实由于我，
他握惯了笔杆的手更多地去抚摸头顶了。
其实当时我能握笔杆的时间也不多，天天握着铁锹挖防空洞。
有时，工宣队员和后来进校的军宣队员，也会来到挖防空洞
的现场，大声朝我们喊：“谁会写毛笔字?”
那年月，标语、布告、大字报每日不断，会写毛笔字的人总
是不够用。
“不会写!”我们大声回答。
工宣队、军宣队看我们劳动那么辛苦，心想如果能写毛笔字
谁不想放下铁锹换毛笔轻松一会儿?因此估计我们确实不会写，也
就走了，另去找人。
结果是，在那漫长的灾难岁月，谁也没有在大字报栏、标语
栏里，欣赏过我那一笔来自颜真卿《祭侄帖》的不错书法。对此，
我 想，从颜真卿到我叔叔，都会满意。
我们在劳动现场已经什么也不怕，就怕再来一个秃顶的某师
傅或不秃顶的某战士，要我们去写字作文。
正是怕啥来啥，那天，正这么想，一个军宣队员找到了我，自
蹶介绍叫王政，但他叫我名字时的发音，却很特别。
王政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头，一边翻一边说：
甩总理一号召，到处开始编教材、编字典，都来要人，这么小的
学院，人都要光了。这张是朱端钧，这张是张可，这张是柏彬，这
张是王昆，这张是吴瑜珑……对了，这张是你的，复旦大学，兄弟
院校，不好拒绝。”
我一看，是一张简短的油印通知，落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育革命组”，要我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青年教师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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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面，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妈妈说。其实，我猜想祖母是曾经想告
诉他的，但每次见到他都是这么一副乐滋滋的模样，不知从何开
口。
“关在哪里?我明天去看他。”外公对妈妈说。
“你不能去。”妈妈说。
“我这么大年纪了，怕什么?”外公说。
“你是地主，这也是他要交代的问题。”妈妈说。
“那我就不去。”外公很干脆。
第二天，他独个儿步行去了老半斋。
2
我想象着外公走在上海街道上的情景。
街道对他既熟悉又陌生。
他对街道，也是既熟悉又陌生。其实，上海的街道与他上次
来，没太大区别。除了标语，其他都是旧的，而且越来越旧，一派
不想作任何改变的固执模样。
但是相比起来，更固执的是他。人固执起来，什么也拗不过。
由他，我想起一副图景。有一天全市的造反派不知庆祝什么，
满街人头济济、锣鼓喧天，我到静安寺去修鞋，被闹得头昏脑涨。
但是正在此刻，我被一个奇怪的形象吸引了。一位瘦瘦的老太太，
七十多岁了吧，穿着一身紧身的老式法国时装，头戴一顶银灰色软
帽，与身边密密层层穿着宽大军便装的二十几岁妙龄姑娘相比，她
甚至说得上“风姿绰约”。她严格地按照红绿灯过马路，来到一家
叫“西区老大房”的食品店，要一块很便宜的鹅牌咖啡，又与服务
员商量，在柜台里找出一套匙碟，泡上。她站在沿街柜台边用小匙
慢慢搅动咖啡的姿态，恰似在巴黎拉丁区。我惊恐地看了看四周，
担心她遭来麻烦，但是，她的旁若无人和至高年岁，使人们无法向
她靠近。我想，外公去老半斋，一路也是这样的吧?
两位老人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周围的厉词恶语能伤
害我们?因为我们与它们处于同一个语法系统之中。两位老人呈现
的是另一种语法，因此与周围世界无法沟通，当然也很难造成伤
害。
3
外公住在我家，亲戚们都来看他，我又见到了长久未见的姨
妈和表哥王益胜。
姨妈脸色有点疲惫，但仍然精神抖擞，像是在忙着一件什么
重要的事情。益胜哥中学毕业后到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做了工人，是
模具翻砂工。我想这对于寄托了大半辈子企盼的姨妈来说，一定颇
为失望。但是，当她得知我这些年来的经历，心里也就平衡了。
“不读大学也好，益胜受不起你那么多苦。”她对我说。
益胜哥魁梧奇伟，穿着一身显然认真裁剪过的合身白衫裤，即
便远远看去也非常吸引人的注意。但他今天好像与姨妈有什么疙
瘩，姨妈一次次向他投去审视的目光，他一次次避过，故意与我讲
活。
姨妈看了我一眼，笑笑，然后摆出把话挑明了的神情，正面
询问益胜哥：“中午没去?”
“去啦。”益胜哥回答。
“没去!”姨妈口气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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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说造反派，而是在说我自己的
过去。我们单位革委会结合进来两个原来也打倒过的干部，思想
路数也与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罢了。”
“你是说，被造反派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可能与造反派
差不多?”爸爸的这个反思让我惊讶。
“差不多。”他肯定地说，“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
左。”
记得在农场时魏主任问我与学院造反派对立的原因，我想来
想去，只能说是行为作风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么根本主张上。这
是我的切身体验，可以印证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说，“如果有一个造反组织，不打人，不抄家，不
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较讲道理，我也有可能参加。只不过，如果
我们审查人，会比较重视证据。”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风潮没有停
止，什么都是证据。”
他的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问：“你自己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了?”
爸爸一时呆住。
“现在形势变了，他们还在说你有什么问题?”我继续问。
“大概还是反对毛主席吧。”他说。
“怎么反?”我问。
他又一次顿住，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是啊，我怎么反的
呢?怎么全忘了?”皱了一阵眉头，说：“好像与陈毅有关。”
“毛主席都参加陈毅追悼会了，你为陈毅讲话有什么错?去
找他们!”我怂恿着。
7
但是，外交的门窗却开出了一条不小的缝。传来消息，美国
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还要来上海。
真的来了。二月的一个下午，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学
院挨到南京路的一点尾巴，工宣队要严格清理校园，分批轮流值
班。在这种情况下住在校园里很不自由，我嫌哕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妈妈都准备出发，我只能独个儿待在家里。
爸爸作为“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控
制，这是上级文件的精神。他反正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关押，早就
习惯了，也不用做什么准备，正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在南京
路，妈妈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去南京路?说起来有点逗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
过南京路，路边两旁那么多房子的窗口有没有阶级敌人活动?当时
的中国，动辄就搞全民防范运动，这次是让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
的居民去占领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妈妈去，邻居每家也都要抽一
个成年人去，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他们对南京路沿
我家门口的路，那么该是南京路或其他路的住户来进驻这里了润
我问妈妈：“他们要你们防范什么呢?”
妈妈谠“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说是一要防范有人向尼
克松的车队开枪，二是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
量美国特务。”
爸爸笑了，说：“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
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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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还要安排人挥手，很麻烦。规定了，
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
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爸爸问：“那怎么挥?”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作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
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
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
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在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
年妇女已经集合，还夹着一些老年男人。喊妈妈的是一个白发老婆
婆，大家都叫她“外婆”，是居民小组长。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看着。只听“外婆”在说：
“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心想，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爸爸、妈妈上路了，为了尼克松。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是怎么经过南京路的呢？尼克松本
人和他的随员对南京路有 什么观感？
我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
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起开了一条小缝，就
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
片土地的再生秘诀。我的命运，我爸爸、妈妈晚年的命运，都将与
此有关。
8
尼克松来后才几个月，顾泽民同学心急火燎地来通知我：李
小林同学的妈妈得了癌症，赶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妈妈，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文革”开始
以后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个打击，都会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
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敏感地睁大眼睛，勇敢地挺身而出，温
柔地费尽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确诊之后，由
女婿祝鸿生驮在脚踏车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医院，祝鸿生也是我们
的同班同学。不到一个月，已经接到病危通知。
当时巴金先生正被羁押在郊区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多
么想请几天假来陪陪临终的妻子。但是，请假总是不准。那只能靠
李小林来为父母的最后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工人作家
被说动了，但是，一到工宣队负责人手上又被卡住。那个满脸冷漠
的负责人听李小林说完紧急情况，只是懒懒地说一句=“他又不是
医生，回来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不在乎人间生离死别的铁锈年代，这是一个不知道
临死之人除了见医生之外还想见见亲人的冷血群落，这是一个不明
白家庭本义和伦理责任的卑琐权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
金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活了。
此后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妇，祝鸿生指了指隔壁房间，说：
“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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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轻声说话。
不久，突然传来低闷的四川口音吟诵声，才几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说：“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转头看去，房门关着。
第七章
吴石岭
1
在我忙着挖防空洞期间，外公到了上海。
此时的外公，已经七十二岁，在乡下过日子还算
安定，因为有小舅舅朱仲林先生照顾他。
小舅舅毕业于余姚中学，没上过大学，但智力水
准极高。他先在苏州一家化工厂担任技术员，后来在
国家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务农的运动中，拖家带口回
乡做了农民。他快速地在乡间建立了威望，原因有
三：一是肯吃苦，又善于在农活上动脑筋；二是他
会讲故事，每天晚上家里都挤满了听故事的乡亲；
三是他能看懂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在大量官样文章背后找出每
一个文件的真实意图。结果，才几个月，乡间的上上下下，都离不
开他了。
外公有了小舅舅的照顾，不必像以前那样亲自张罗生计，便
心生悠闲，想来再看一次上海，这座他度过了少年、青年和大半个
中年的城市，这座居住着他的大量亲戚和朋友的城市。
外公这个人，一生对灾难缺少敏感。这次来上海，还是这样．
那天我穿着浑身泥渍的衣服回家，看到他，惊喜地叫一声“外
公”，他回身看我一眼，问：“啊，是秋雨，下田啦?”他忘了自己
今天已经到了上海。
我说是挖防空洞，他也不细问，两只手不停地摸着显然刚刚
剃过的光头顶，说：“秋雨啊，我活了那么久，你知道什么事情最
让我快活吗?”
我没想到外公在阔别多年后一见面会向我提起这个具有人生
概括意义的大问题，不禁精神一振，等待着他的答案。
他笑了笑，说：“光头，刚剃完，用手慢慢摸，最快活。”
我听了，失望地“唔”了一下，心中暗笑外公。
三十年后的此刻，我又“唔”了一下，心中暗笑自己。
那天他一到我家就下楼剃头去了，因为看到楼下有一个扬州
师傅的剃头铺子。我们家乡也有剃头店，但手艺比不上扬州师傅，
主要是少了那种“上下其手”间边边角角的小舒服。外公对上海生
活的怀念都是极琐碎的细节，今天一来就快速地偿还了一笔多年的
相思债。当然还有其他好多笔，他早在心头做了一个账本，准备这
次一笔笔勾销。
他又摸了一下头，转身对我妈妈说：“阿文怎么还不回来?
明天是礼拜天，要他陪我去老半斋!”
“阿文”是他称呼我爸爸的小名，老半斋是上海的一家老面铺，
做的镇江肴肉很有名。这显然又是他心头的一笔债。
妈妈抬头看了看外公，平静地说：“阿文回不来，被隔离了。”
“什么?”外公没听明白。
“隔离。说是有问题，关在单位里。”妈妈说。
外公对于自己不知道这个消息有点生气：“你婆婆在乡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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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有一些工宣队员终于硬着头皮住到草棚里来了，以便在放工
时间找人谈话。他们不知道，每天傍晚浑身疲惫地回来的劳动者
们，对于这些衣冠楚楚地躲在宿舍里准备整人的人是多么厌恶，更
何况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农场领导的态度。于是，见了工宣队员也不
打招呼，脏衣服从他们的鼻尖、头顶扔来扔去，他们让到一边，脚
下又有一双泥鞋横摔过来。
他们只能盯住一个问话对象，但那人要到河边洗澡，然后洗
衣服，他们都跟着，成一句，淡一句地找话聊。
直到一切停当，可以坐在那个人的床边谈话了，但草棚里的
谈话人人都听得见，完全失去了平常“清队”运动的那种诡异和隐
晦。有时问题问得蠢了，或回答者回答得巧了，会骤然引发全宿舍
的笑声。
几所高校的工宣队员一商量，便郑重地与各连连长商量，要
求在每天劳动前训话时加入“清队”运动的内容，号召大家互相检
举揭发。
连长们的回答大同小异：“我们说不好，你们自己说吧。”
于是，每天连长训话后，会插进来一段上海口音。但是，动
员了好些天，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18
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在三连，上海财经学院来的两个工宣队员勒令一名女学生停
工交代问题，说是掌握了她参加一个图谋夺取政权的反革命集团，
有同伙的揭发材料。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同学参加过一个造反派组织，在下乡前
的一次同学聚会中，几个男同学由于她漂亮热情、善于交际，戏称
她为“外交部长”。这就成了证据，证明那个造反派组织图谋夺取
政权。
我们不知道那两个工宣队员在几天时间里是如何对她进行威
胁、恐吓的，只知那天他们从皮包中取出两份所谓“同伙揭发”，揭
发中还有无限上纲的自我检讨，她看后便沉默不语，当天晚上就投
水自杀了。
我一直怀疑，她自杀的真正原因，是“揭发”的两个“同伙”
中，有一个是她的恋爱对象。她是死给他看的。
我赶去看时，三连宿舍的河边已聚集了很多人。魏主任、王
蠹长正带着一名胖胖的军医和几个战士跑步赶来。军医进了一个用
草帘隔开的角落，魏主任走到挤在人群中的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前，
压低了声音说一句：“你们这是犯罪!”
他用山东口音说出来的这个“罪”字，有咬牙切齿的力度。
童 王股长干脆用手指直点着那两人的鼻子厉声问：“你们说，你
们审查出了她的什么问题?”
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对自杀事件显然也慌了，支支吾吾地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只说她的组织中有人叫她外交部长……”
没等他说完，立即有学生大喊“王股长，那只是同学间开玩
笑乱叫叫，他们就上纲上线……”
王股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铁青着脸上前一步，说：“我
还被老战友叫过总统呢，你来抓吧!”
过了一会儿，王股长接着说：“你不抓，我可要抓了。对不
起，你们两人必须到场部交代这两天对她进行逼问的详细过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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