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签名对她的死亡担负责任!”
说着他向几个带来的战士挥了一下手，下令：“把他们两个
押到场部!”
魏主任补充道：“她是我们农场的人，我们要把她的死因向
她的家人和公安机关报告，因此你们不仅要交代全部过程，还要
找出证人。”
这两个工宣队员由两名战士押着，去了场部。
19
胖军医从草帘里出来了，谠“所有的男性都走开十米，转过
身去，留下四个女同学帮助换衣服!”
我们立即转过身去，走开几步，站住。女同学并不是留下四
个，而是一个也没有走。
她们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组成了一堵人墙，护卫着自己的
伙伴在岸草间、月光下，最后一次更衣。
更衣的过程很长，我们屏息静候。
终于，胖军医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大家可以转过身来了。现
在要有四名男生与我一起，摇船把她送到县城。”
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拥到了河边，听候军医挑选。河边不远
处，正停泊着一条船。
那位女同学已经躺在一副担架上，头面干净，衣着体面。她
确实非常漂亮，直到此刻，表情也没有任何让人感到不适的异样。
女同学们显然是从她的行李中找出了一套最合身、也最有点
上海派头的衣服，衬托出了青年女性的自然身材，把周围所有的女
同学们都比得暗淡无光。
并不是周围的女同学们长得不好，而是她们全都穿着宽大而
又破旧的劳动装，已经穿得太久太久，把正常的服装和身材忘
记了。
我想，刚才女同学们把这套衣服给她穿上的时候一定惊诧莫
名，惊诧这套普通的衣着为什么在这里突然变成了稀世盛装。
如此一想，我又觉得，她们惊诧的时间还应提前，提前到这
位投水女同学的衣服刚被剥除的那一刻。
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显不出性别特征和年龄特征，人的身份在
牲全然变成了“劳动力”。整个农场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澡堂，劳
动回来蹲在水边擦擦身，谁也没有机会端详过自己。
直到今天，这位被彻底剥除了衣服的女同学，因生命的捐弃，
成了大家的镜子。
如她仿佛已经到家，因此可以有这番更衣。
担架上了船，抬担架的两个男生没有下来。再加上刚才把船
撑来的两个男生，已够四名。胖军医上去后，便解缆启橹。
岸上的男女同学都挤在河边跟着船跑。
整个过程，没有半点杂音。
我不认识这位女同学。但很多年后，却一直记得女同学们围
成人墙在月光下替她更衣的自发仪式。
为此，我在写《文化苦旅》时也忘不了这个场景，设想着当
年围成人墙的女同学的眼睛，是怎样地送别伙伴美丽的生命“她
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
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吴江船》)
这件事情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两个工宣队员在交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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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当然没有必要介入。从这些天的趋势看，主要是清查‘炮打张
春桥’事件。当时张春桥本人曾公开表态不再追究，现在追究，是
否是他的本意?如果是他的本意，我们应该看到他的正式指示再动
作。否则，我们现在的清查，一定损害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个出
尔反尔的人，他今后怪罪下来怎么办?”
我说到这儿，王股长的眼睛先笑了，竖起大拇指夸一声：“聪
明!”阎教导员则点了一下头说：“逻辑严密。”
魏主任也笑了，继续问我：“我们知道你在学校里是与造反
派长期对立的，依你的眼光看，学生造反派里有没有可能隐蔽着
很多反革命集团?”
我说：“不太会。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学生造反组织有自己
独立的政治主张，其实都是跟风组织，只会太革命而不会反革命。”
魏主任问：“那你是在什么问题上与他们长期对立的?”
我说：“不是在政治主张上，而是在行为作风上。我看不惯他
们胡乱整人。其中有少数造反派成员整人成性，成了真正的坏人。”
这次是王股长问了：“这样的坏人在农场多不多?”
我说：“我只能说，上海戏剧学院来我们农场的造反派学生，
一个也不是坏人。”
魏主任问：“这么说，你已经与他们改善了关系?”
我说：“多数已经成了朋友。我调到排里工作后，推荐担任班
长的那位，就参加过造反派，还在里边做过委员。但据我所知，他
在那个职位上救过两位老师。”
17
魏主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把脸转向大家，说：“看来今
天的会议已经有了倾向性的结论。对于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到农
场来搞‘清队’运动，我们不参与，不支持，当然——也不反对，
因为他们有上海市教卫办的介绍信。场部不成立‘清队’指挥部，
连队不成立战斗组，不设隔离室。我们不说其他理由，只说农场生
产任务紧，抽不出人力和时间。行吗?”
我谠“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海有关方面到农场逮人，必须
出示上海市公检法(即公安、检察、法院)的批准公文。我们的户
口早已迁到农场，是农场的人，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已经失去管理
这些人的义务和权力，哪能随便让他们带走?”
阎教导员立即接话：“这倒是件大事。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像
走马灯，一会儿这拨上，一会儿那拨上，眼花缭乱。如果一年以
后，今天来抓人的人打倒了，今天被抓的人倒成了英雄，那他们
就有权利来责问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保护他们?因此，无论
蜘不准随便抓人。”
这次会议的结论没有传达，但学生们多么灵敏，很快领悟了
场部的精神，思想立即放松，情景变得非常滑稽。
上海来的工宣队员由于住不惯我们自己盖的草棚，一般都住
在吴江县城，早晨像上班一样赶到农场的各个连队，但连队的宿舍
里根本没人，大家都在田头劳动。赶到田头，要找某连、某排、某
班已经十分困难，等找到某人，一般已是中午时分，大家都在田_头
开饭了。饭菜挑到田头很不容易，严格按人头准备，根本不可能匀
出来给外来人吃，勉强匀出来了，也没有碗筷。几个工宣队员饿着
肚子等大家吃完，便请出他们寻找的那位学生在田头问话，才问几
句，班长哨声已响，劳动又要开始，那个被问话的学生也就迅速归
队。田垄边只留下几个无所事事的工宣队员，在小心寻找回县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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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六章
关闭的窗户
1
从农场回到上海，没见到爸爸。听妈妈说，他还
是关关放放，没有定准。
第二天就去了学院。当年在《送瘟神》的乐曲中
走得那么决绝，一再发誓此生不再跨进这个院子一
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于乱世，任何个人誓言都难
以兑现。我在学院后门口迟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进
去。
每个办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着，每个忙碌着的
人我都不认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陌生人在办公室
里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证明他们早已是这儿的主人。
天气挺热，但每一个窗户都关闭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
知道，那是在整理运动材料。怕风把材料吹走?怕屋内的谈话声音
传到窗外?都有可能。总之，办公楼在并非寒冷的季节把窗户都关
闭起来了，政治气氛也就紧张了。
当时的运动，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闹了这么多年已经
很难寻找新的清查对象，因此把我们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
回来，像一个“破烂仓库’’那么搁着，什么事情牵连到谁了，便随
时抽出来隔离审查。
但是，这个“破烂仓库”平日应该搁到哪里去呢?工宣队的
一个小头目向我们宣布：挖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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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防空洞，光这么说，后代读者一定无法理解这件事在当时
的惊人规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担心着苏联和
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会侵略中国，而且他也知道，对于中国这么一
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战争。核战争的主战场
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须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万人的防空洞系
统，其工程之大，难于想象。
没有那么多工兵，没有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那么多
资金和建筑材料，怎么办?用历来习惯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都
动手，凿开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连通。洞壁
所需的砖，也由大家分头烧制。整整几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
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楼不亮底，全是在干这个事。
说是男女老少都动手，其实还有一块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
革”的各级领导和运动主力，都可以不参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经
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体瘦弱的教师们浑身泥水地在壕沟下不
停挖掘，年轻力壮的工宣队员却衣冠楚楚地叼着香烟在匕面“观察”。
我们挖掘的地点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
都会明白，这是什么地段。一栋栋花园洋房安静地排列在梧桐树阴
里，每家花园都很大，推开花园铁门，便是清寂的巨鹿路。巨鹿路
不行驶公共汽车和电车，只有极少的小汽车进出，几乎没有行人。
偶尔走进去，都要认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园洋房群，向东就是上海
著名的新式里弄锦华里，也全是富贵宅第，我高中时候的同学张敏
智就住在那里。穿过一条富民路，巨鹿路依然华屋相连，直到现在
已经被工人造反派占领的作家协会。
我们眼前的两栋花园洋房，已经没有主人。其中一栋的门廊
墙根堆着几本书，都是英文的，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是一个英国
旅行家写的非洲游记。
我很想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现在到哪里去了。只见花园
东侧辅楼上有一个关闭的窗户，窗户定时打开，总会伸出一个中年
人的头。头发纷乱，穿着睡衣，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很长时
间都是如此，好像是个精神病患者。
3
鹤嘴锄已经撬碎洋房前的花岗石路面，我手上的铁锹也开始
挥动。但刚挥了几下，身边的唐乃祥、顾泽民同学停住了，很内行
地对我说，我们这么挖下去，会把洋方两道受力墙根掏空，房
字就没救了。
我转身一看，只见一个穿着黑布中山装的男人，五十多岁，踢
完我之后正准备踢唐乃祥。
“为什么踢人?”我放下铁锹，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么着?”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惊人的是，他跨出半个马步，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打一架的
功架，功架有姿有势，好像不是寻常之辈。
这让我犹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从“文革”开始以来，我
很少看到五十多岁的老头那么嚣张。造反派者都很年轻，年长一点的
至多获得一个“反戈一击”的权利，大多小心谨慎。工宣队里有年
纪大一点的工人，但他们只会说上海方言，即便勉强来几句普通
话，也说不出这一口京腔。当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
正在这时，那位给我们布置了任务的工宣队员不知从哪里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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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了事件过程并签字画押后，农场名正言顺地驱逐了他们。其他工
宣队员也诚惶诚恐，很快都撤离了。
20
我们应该预计到而没有预计到的是，所有回上海的工宣队员
分别通过各种途径向上级汇报：上海到外地军垦农场劳动的学生
中，隐蔽着大量的反革命小集团却被军队保护住了，成了政治运动
的一大死角，后果堪忧。
当时，上海各高校工宣队的背景，已经越来越硬。
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
“打击反革命”的形势日趋严峻，根本不是一个农场所能抵制的了。
于是，在全国“对敌斗争”的高潮中，农场突然接到通知，全
体大学生立即返回上海，参加运动。
什么准备也没有，那已被我们种熟了的几千亩良田，那洒满
我们血汗的堤坝，包括那一个个已经脱离政治斗争多时而在体力劳
动中结下了深厚友情的集体，都将霎时遗落。
只有工宣队在等着我们。
魏主任以农场最高领导的身份把我们送到上海。但是，上海
方面没有一个人接待他。按照他的级别，只能住在军方所属上海延
安饭店主楼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旅舍里，拥挤的床上挂着一顶灰色的
蚊帐。他还带着一个小女儿，想看看上海。我去与他告别，他送我
到饭店门口，最后托我一件事，他在图书馆见到过文化大革命前编
的《辞海》(未定稿)，如果上海的旧书店里能碰到，一定代他买一
套。
离别他之后我一路在想，在这怪异的年代，我们曾以骇人听
闻的艰苦劳动，换得过一些善良的下级军官的保护，但这样的保护
是那样的脆弱。
惟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至少已向自己证明，有足够的体力
和意志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在当时，我们连自食其力的权利也很难获得。
21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农场的这段岁月是值得肯定
的，直到前几年环保意识觉醒，才明白在美丽的太湖中开辟一个农
场是何等的荒唐。
我们不是决策者，却在无意之中参与了这一荒唐的行为。那
年太湖的滚滚浪涛要冲决农场的围堰，原来是自然之神发出的愤怒
警告，但我们哪里听得懂?居然还冒着生命危险用身体去填堵。
当我们终于听懂的时候，两鬓已经斑白。
现在，正有一批和我们当年几乎同龄的年轻人，准备“退耕
还湖”，拆毁我们一铲铲、一锹锹建起来的农场，恢复太湖的万顷
碧波。
他们在欢快的劳动歌声中一定想不到，就在这个地方，就在
这片水域，曾经播下过多少青春的汗水和泪水，沉埋过多少再也无
法向后辈说清楚的生命故事?
三年前我曾和妻子一起回去过一次。我眯着眼睛寻找着三十
多年前的旧物，已经很难，找到一点便兴奋地指给妻子看。
两位年轻的负责人跑过来盘问我们来自何方，我说：“我为建
造这个农场，铲下过第一铲土。那是一个冬天，双脚一下水就被芦
苇根扎破，泛上来的是泥水，又是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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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那年月除了缓慢的书信之外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我们从接到
撤离农场的通知到出现在上海的自家门口，比一封信的邮寄时间还
快。
妈妈不知道我会突然回来。那天我傍晚回家，也不知道她在
不在。摸出钥匙打开门锁，轻步踩踏着一级级楼梯。
我是那么想见到妈妈，又怕在她的眼里读出新的悲哀。楼梯
走了一大半，我鼓起勇气抬头，却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
一张八仙桌四周无人，竟然在自己移动!
我停住脚步，定睛再看，桌子还在自己移动。连忙跨上两步，
终于看清，却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妈妈钻在桌子底下，用
肩膀驮着桌子在挪步。桌子上搁了好几碟蔬菜。她是在独个儿祭拜
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阳台门前，没有人帮她，只能采取这个
办法。
这个景象，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妈妈祭祖的理由。我相
信余家祖宗一定会感动，为一个并不姓余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背，
扛起了修补余家的香烛祈愿。
我怕吓着妈妈，没有立即上前帮忙。妈妈把桌子放稳了，低
头钻出来，却看到了我的脚。
她惊叫一声，抬起头来。
我伸出双手弯下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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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的演员也只是工具，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担什么
政治责任。但是，近几年看到他们之中一些人一再在电视访问中把
自己说成是受尽委屈的艺术家，又觉得过分了。戏曲演员可以不懂
宏观政治，却不可以没有最起码的同情心。在你们这小小的一拨人
事尽人间尊荣、出入如同国宾的十年间，不必说全国人民，只说你
们蜘道的全国数十万同行在哪里?在干什么?当九州大地没有一
个角落不响彻你们演唱声的漫长岁月，他们在发出什么样的呻吟?
当然，严凤英不是你们逼死的，故事员不是你们枪毙的，徐扶明也
不是你们关押的，但你们应该知道，逼死严凤英、枪毙故事员、关
押徐扶明的政治势力，与哄抬、呵护、打扮你们的政治势力是同一
批人，而且，是出于同一个理由。
那年月我曾多次听过“革命样板戏剧团”演员的报告。不听
不行，是政治问题。他们的报告倒也不像当时别的报告那样充满
大批判的火药味，而只是不断重复一种受到江青“无微不至关爱”
的幸福感。由于报告者是演员，总是声音洪亮、字正腔圆，使幸福
更加幸福。但是，又由于他们缺少语言控制常识，表述失度，使很
多听报告的人都以为他们时时能够见到江青。这当然不是事实，但
他们在那灾难岁月享受着旁人求之不得的安全，却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拥有的安全系数，甚至高于当时的左派领导人。那是因为，这
几台戏已经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象征，而这些演员的形象，也就
成了一种政治图腾。
这种超安全的地位，很快构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权力文化。全
国文艺工作者在经历了所谓“攻击革命样板戏”的铁血恐怖之后终
于获得了特赦式的恩赐：移植样板戏、宣传样板戏、研究样板
戏、描绘样板戏、拍摄样板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生存之路。上
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标志之一是上海居然拥有四台样板戏，
占了全国全部样板戏的一大半。上海这几台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
泳很快又成了国家文化部长，这届文化部长的权力，远远高于历届
其他文化部长。由此，上海全部文化活动的重中之重，便是声势煊
赫、直达天庭的“样板戏文化”。
我觉得，上海文化从原来的开放宽容走向后来的自闭排外，有
好几道负面门槛，而嚣张十年的“样板戏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道。
由此，我不能不对上海戏剧学院略表自豪了。在当时笼罩全
国的“样板戏文化”中，以西方戏剧文化为主流课程的上海戏剧学
院已经看不到专业前途。江青显然是鄙弃话剧的，又传说毛泽东主
席从来不看话剧，他把没有唱腔、做功的话剧看成是“开会”，说
他白天开了一天会，不能让他晚上再开会。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话
剧死定了，上海戏剧学院也死定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自救，那就是投靠样板戏。例如以样板戏
作教材，请样板戏演员做教师，或者，以样板戏精神来排演一些革
命话剧。做这些事并不难，毕竟都在戏剧领域，稍稍移步即可跳出
险境。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学院的任何派别、任何部门，都在这个
问题上保持了难能可贵的一致。
五四运动以后接受过西化教育的一代新文化人在创办这所学
校时所制定的国际性、经典性、实验性标准，已经成为一种遗传和
惯性，居然在灾难岁月中也没有完全消解，这真是令人惊讶。莎士
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契诃夫、斯坦尼、曹禺已深入骨髓，要上
海戏剧学院的师生们弯下腰来去朝拜样板戏，几乎没有可能。
于是，工宣队想把那个样板戏演员的父亲当作重磅炸弹来轰
一轰的企图，也完全无法实现。
这个院子太熟悉一个配角演员的父亲对戏剧的意义，因此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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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男子只不过是黑衫男子，没有构成威权，甚至没有引起注意。这
在工宣队看来，就是资产阶级教学制度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冷漠和
抵拒，他们当然气不过。黑衫男子踢我一脚，还准备踢其他人，是
发泄积怨。
5
挖防空洞一段时间后，那个给我们布置任务的工宣队员把我
叫到他的办公室内，说：“听说你的业务水准最高，从明天起，每
天劳动结束后写一份挖防空洞的劳动进度简报。这位是邵师傅，”
他指了指边上一位秃顶的工宣队员，“给你在文字上把把关。”
我以为他不说“在政治上把把关”是为了减少我的政治压力，
谁知那位秃顶的邵师傅真的要在文字上来纠正我，而且只在文字
上。第二天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大声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昨天你
写的简报，有六处语法错误，四处修辞错误，要改一改……”其实
那份简报顶多只有三四百字，不到一页。
我等他一一指出后点点头，说：“按你的改吧。”心想，他们
多么渴望在专业领域完成占领，今天且让他完成一次。
这个秃顶的邵师傅看我这么谦虚，态度立即变得和气。他关
上门，轻声告诉我，他因家贫没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
工余时间还看点书，翻到过一本谈语文常识的小册子。他好奇地问
我：“你们这些大学里的高才生怎么会犯那么多语文差错呢?”
我想告诉他，语文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套子。如果当作套
子到处套，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是错误。但当我抬起头来发现他的目
光中充满了自得，只好自嘲地引用了当时的一句熟语：“不是说，
读书越多越愚蠢吗?”
他笑了，说：“不要太灰心，你还年轻嘛!”
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对于那个秃顶的邵师傅，我本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训斥他几
句的，压一压这个失学狂汉的无知，他又能怎么样?可惜我放弃
了，真有点悔恨。
当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条应该守护的文化
防线。
6
情况似乎悄悄有了一点转机。
林彪事件后，很多在“文革”初期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都逐步解放了，恢复了工作，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陈毅
元帅的追悼会，外交上又出现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从农场回来后虽然已经见过几
次面都还没有长谈，就问：“爸爸，我去农场几年，你还好吗?”
他说：“你走的这几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张地看着他，怕他说出受造反派帮助而转变
立场的话来。
他没有在意我的眼神，低着头继续说：“我发现以前相信的
很多东西，都错了。比如阶级斗争，总以为真像报上说的那样非
常严重，现在我做了几年打倒对象才明白，这是幻想出来的。我
在隔离室里，不管是喝水还是看报，不管是叹气还是咳嗽，不管是
脚步轻一点还是重一点，都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这是造反派的招数，永远是
捕风捉影、剑拔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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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过来。一把将他拉走了，边走边大声地向我们嚷嚷：“你们闹
什么?这是我们工宣队的钱师傅!”
后来知道，这个钱师傅的出现，还有重大背景。
原来，随着工人进驻大学和文化单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
想在专业问题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
他们发现，光说政治，不说文化，还是管不住知识分子。这
个问题，在作家协会那里似乎已经解决了，因为工人造反派里有一
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万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
戏剧学院不行，也派来过几个在工厂里喜欢唱歌、跳舞的年轻女
工，以为有了一点“专业”，只是她们一见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
眼睛都直了，颇失工人阶级的脸面，很快调了回去。
正在无奈之时，上海市工宣队配发中心的负责人听说铁路局
有一个姓钱的工人是“革命样板戏剧团”某演员的父亲，觉得终于
找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戏剧老兵”，可以派到戏剧学院来实行专
业领域的统治了。
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脚的黑衫男人。
他的儿子原是京剧团的一个武功演员，在“革命样板戏”中
演了个反面角色。他本人早年据说也曾在一个流浪戏班子里学过
几天，没有出道，后来到铁路局的一个部门工作，也不是工人，而
是一个低级职员。河北人，没什么文化，全部戏剧知识是知道一些
江湖老戏的名目，但听他儿子说，现在这些老戏都不让说了，因此
他到了戏剧学院就不知怎么开口了，只能时不时摆一个功架，用京
腔说几个短句。多数时间，都一脸严肃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给人的感觉是，今天他所见到的事情，当晚就会告诉他儿子，
他儿子明天就会告诉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而于会泳后天就会
告诉江青。因此，连工宣队的其他队员见到他过来，也会分外恭敬。
这种怪事，只有了解了“革命样板戏”在当时的地位，才会
理解。
4
“革命样板戏”并不是现在年轻人经常可以在电视和舞台上看
到的那几台戏，至少不仅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它们还算得上是几台戏，几台极左、
高冗、简单，却又加入了一些不错的艺术技巧的革命剧目，但是等
到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就不再是这样。当时在中国，所有的戏剧
史、舞蹈史、音乐史、艺术史都被彻底否定，只剩下了这么几台
戏，这几台戏又被抬到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抬到了社会荣誉的最
高峰，于是它们不再是戏，而是一个刀戟丛丛的禁苑，一个无理可
讲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后在电视连续剧中塑造她的艺术前辈严凤英的
形象时，曾仔细查证过这位杰出艺术家自杀的原因。最后发现，严
凤英陷入深渊的爆发点是“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的罪证只有
一条：她在北京观看《沙家浜》时，说这个戏的后半部分“太
长，有点闷”。严凤英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声誉，应该远
远高于《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员吧，但仅仅就是她在观众席里说
的这五个字，使她遭到毁灭性的灾难。她在自杀前曾到北京有关领
导部门求助，但她已经“攻击”过“革命样板戏”，没有人能救她。
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交、杰出的中国戏剧史专家徐扶明教授
当年看了“革命样板戏”之后发表了一句口头评论：“《红灯记》、
《智取威虎山》不错，《海港》不太行”，被人揭发，也被加上了“攻

sincn

击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其实揭发他的那位先生也
是一位剧作家，当然知道《海港》在编剧技巧上还没有入门，更知
道他的揭发会造成什么样的可怕结果，但他还是揭发了。我不想讨
论这位剧作家的人品，只想说明在当时，即便是两个真正的戏剧专
家谈论了一下某个样板戏的编剧技巧，也会面临大祸。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郊区
某镇一个茶馆里有一位农民故事员在讲述“革命样板戏”的故事
《智取威虎山》，这本来也应该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晓得他的讲
述中没有照搬“革命样板戏”的台词，而是稍稍作了一点比较有趣
的发挥，便认定是“歪曲革命样板戏”，逐级上报。最后的判决是
张春桥作出的，实在让人毛骨悚然：枪毙。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狭小的感知范围之内，至于全国有多少近
似的悲剧，连想也不敢想了。现在那几台“革命样板戏”又以“现
代革命京剧”、“现代革命舞剧”的名义到处演出，甚至演到了台
湾，据说还颇为轰动。许多晚会上也会频频出现其中一些唱段，有
的演唱者还是“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剧团”中的原班人马。
这可能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宽容，但我想，时代也应该宽容巴
金老人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白天听到几句样板戏晚上还会做
噩梦。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只要在收音机里听到样板戏，他一定立
即关掉。如果是在电视里看到，而同时看电视的还有很多家人，他
会站起身来，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把房门关上。因为这些唱段不管
多么好听，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永远是恐怖之音。
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革命样板戏剧团”里的那些主要演
员。我作为一名戏剧学者，当然很清楚在那场政治灾难中即便是得
宠的演员也只是工具，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担什么
政治责任。但是，近几年看到他们之中一些人一再在电视访问中把
是一位剧作家，当然知道《海港》在编剧技巧上还没有入门，更知
道他的揭发会造成什么样的可怕结果，但他还是揭发了。我不想讨
论这位剧作家的人品，只想说明在当时，即便是两个真正的戏剧专
家谈论了一下某个样板戏的编剧技巧，也会面临大祸。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郊区
某镇一个茶馆里有一位农民故事员在讲述“革命样板戏”的故事
《智取威虎山》，这本来也应该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晓得他的讲
述中没有照搬“革命样板戏”的台词，而是稍稍作了一点比较有趣
的发挥，便认定是“歪曲革命样板戏”，逐级上报。最后的判决是
张春桥作出的，实在让人毛骨悚然：枪毙。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狭小的感知范围之内，至于全国有多少近
似的悲剧，连想也不敢想了。现在那几台“革命样板戏”又以“现
代革命京剧”、“现代革命舞剧”的名义到处演出，甚至演到了台
湾，据说还颇为轰动。许多晚会上也会频频出现其中一些唱段，有
的演唱者还是“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剧团”中的原班人马。
这可能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宽容，但我想，时代也应该宽容巴
金老人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白天听到几句样板戏晚上还会做
噩梦。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只要在收音机里听到样板戏，他一定立
即关掉。如果是在电视里看到，而同时看电视的还有很多家人，他
会站起身来，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把房门关上。因为这些唱段不管
多么好听，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永远是恐怖之音。
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革命样板戏剧团”里的那些主要演
员。我作为一名戏剧学者，当然很清楚在那场政治灾难中即便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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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愤怒了，说：“这儿是粮食仓库，你们再抽烟，我把你们几个全
逮起来!看你还哕里八嗦!”
四个人立即蹲下身去，把烟头在泥地上掐灭。
还没等他们站起身，高台上的军人已经发出命令：“各连注
意，全体向农场出发!”
这情景，实在让我高兴。
3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军人是一名作战训练股长，叫王延龄。我
们开心地问王股长，知道不知道他训斥的是我们学院的领导?他
说：“领导?领导不是都被造反派打倒了吗?”
我们说：“那就是造反派领导。”
他又说：“造反派?不是都交给我们来改造了吗?”
根据这种简单而明确的逻辑，军人显然没有把学生造反派和
工人造反派放在眼里。
对于这一点，当时我显然高兴得有点过分了。我把自己的期
望投给了一个偶然举动，我夸大了军人呵斥那四个造反派头头的意
义，甚至对于被呵斥的人与我爸爸单位造反派头头在外貌上的相似
作了不切实际的联想。于是，我突然觉得这个农场是一个值得留驻
的好去处，一时精力旺盛，在非人的苦役中拼命奋斗。
其实，当时军队也是积极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只不过他们认
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就是军队，因此，这是他们的时代。
很快，我们直愣愣地面对了另一种骄横。
一个副营级的文职军官，并不是管教我们的，那天不知道为
了什么事来到农场，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一上来就谠“不要以
为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诚实
回答：你们究竟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问一遍：你们究竟蠢不蠢?”
“蠢!”大家拖着音，转着调，懒洋洋地回答。
他来劲了，再问一句：“你们究竟傻不傻?”
“傻!”这时大家是高声回答了，干脆利落，回肠荡气，近乎
欢呼。
“那么，”他得意地要宣布结论了，“你们全体要脱裤子一”
他故意在这儿停顿，双目炯炯地扫视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学们不知
道怎么来执行他的命令，幸好他终于说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
资产阶级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让你们又蠢又傻!”
4
这事很快被一个真正管教我们的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
营级，大怒，当着学生的面便骂道：“他算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
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
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
士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来叫他示范!”
但是，也正是这位快人快语的罗股长下令，根据军区某司令
指示精神，把我们行李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全部上缴、焚
毁。
这是一场真正的劫难，所有的学生知道这次下乡是一辈子的
事，因此认真挑选了一些能够最终维系自己文化身份的书，这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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