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人。
后来我又看到过两次，同样是军大衣、脚踏车，同样是疾驰
而过。
我说，爸爸的病历可能拿不到。大家说，其实胡寄南先生也
不在乎病历，只在乎自己按脉。现在既然病人出不来，你就把病情
说清楚，请他开个方子。
在我们认识的人中，与胡寄南先生关系最好的可能是吴欢章
先生。吴欢章先生原来是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副组长，但不久前已经
离开，去管外国留学生的工作了。
事不宜迟，我问清了吴欢章先生家的地址，立即冲了出去。
敲开门，吴欢章先生见是我，真诚地表示欢迎。但是，就在
几秒钟时间里，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因为他发现了我脸上的
表情。
一种无从掩饰的悲痛和焦灼，能够立即被一双善良的眼睛感
受到。吴欢章先生跨前一步握住我的双臂，急促地问：“小余，怎
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说完，他拉我坐下，一边说着“别急”，一边却着急地域
着手，想对我作一点什么安慰。
他想起了什么，走到一个极小的厨房里去了。这时我才匆忙
地打量了一下，发现他只有一间房子，书房和卧室合在一起，壁上
有满满的书架。他端着一个小碗出来了，里边盛了大半碗桂圆汤，
这当然是他的妻子慧娟为他墩的。“只剩下这一些了，你喝了吧，
别急，别急，我马上带你去找胡寄南先生。”
我把那半碗桂圆汤一饮而尽，然后就跟他出了门。
胡寄南先生的家比吴欢章先生的家宽敞多了，看得出来，他
们确实很友好。
吴欢章先生把我说成是他的好朋友，请胡寄南先生破例，在
没有按脉、没见病历的情况下开个方子。
胡寄南先生看了我一眼，用响亮却略带干涩的声音说：“这
个例，什么人也不能破。不见病人，怎么开方?但是不要紧，今
天先听我说几句，过一个时期好一点，再来不迟，我不怕传染。不
仅把脉重要，观看脸色、眼睛、舌苔也重要，到时候再开方子。”
我不断恭敬地点头，吴欢章先生也陪着我频频点头。
点完头，胡寄南先生的话也停了。我用眼睛等待着他的指示。
“记住，你父亲的病情，主要是湿，不是潮湿的湿，是中医里
的那个湿，属于阴邪。字是一个字，意义不同，可看《素问》。你
父亲，为了去湿，要多吃一种东西，不吃一种东西。”
“多吃一种什么?”我急急地问。
“炒豆子”。胡先生说。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炒豆子。就是把干的蚕豆炒了，不要油炸，只是炒。这种豆
子，最能吸湿。”
我看了吴欢章先生一眼。
我发现，吴欢章先生也惊恐地看着我。
“绝不能吃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最湿。”胡寄南先生继续说。
“绝不能吃什么?”我问。
“苹果。记住了，不能吃苹果，那不是好东西。”胡先生说。
离开胡寄南先生家后，吴欢章先生对我说：“这不行，还得另
外想办法……”
看来爸爸是没救了。
这事倒是怪不得胡寄南先生，他一没有看到病人，二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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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断然拒绝的理由。
第二天一早赶到复旦，在中文系办公室没有找到他。系里的
工作人员说，他在学生宿舍几号楼还有一个小办公室。到了那个学
生宿舍一打听，他的小办公室在楼梯下的小间里，可能原来是储藏
室或清洁工人的休息处。一个系里的领导人愿意落脚于学生宿舍的
前沿，我的印象很好。
他见到我很客气，一再叫我“小袁同志”。
我把爸爸的情况一说，他满脸同情。但当我说到爸爸还处于
审查状态，单位没有同意转院和会诊，他的脸色变了。
等我说完，他笑了一下，说：“你说的一切我都听明白了，但
这事你还是应该找自己所在的单位。在我的印象中，你是戏曲学院
的?”
我说：“不，是戏剧学院。”
因时间紧迫，我来不及向他道谢，转身就走了。
10
当然是马上去戏剧学院。先在复旦门口乘一路有轨电车，到
虹口，再转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到静安寺，然后跑步到学院。到了
革委会办公室，没什么人，一打听，工宣队回厂办学习班，军宣队
回部队集训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才会回来。
我只能惊慌失措地去找盛钟健老师。盛老师当时住在一个无
水、无厕所的小阁楼上，听我一说他也急了。他说，他立即会到医
院去看我爸爸，但他自己“文革”以来一再成为冲击对象，正准备
调回浙江老家工作。他在学院工宣队里只有一个朋友，姓王，可以
拉上一起去看爸爸，但那人是最普通的工宣队员，不能代表单位说
什么话。
盛老师把我送下楼梯时又说：“即使戏剧学院同意以单位名
义去劝说人家会诊，人家一定不会理睬，因为这不是病人的本单
位。要使劝说有效，还得找高一点的单位。我听复旦的同学说，现
在你们这么多教材编写组都属于市里的写作组系统领导，你认识市
里写作组的人吗?”
我说“原来认识一个胡锡涛，但他已不在上海。只见过一位
徐先生，在徐企平老师家一起吃过一顿饭，再也没有联系过。”
盛老师说：“可以问问你们教材编写组的小高，他也是我的
同学。他可能认识那里的人多一点。”
那么，我还要向复旦大学赶去。仍然是奔跑到静安寺乘二十
一路无轨电车，再在虹口换一路有轨电车。
盛老师建议我去寻找的“写作组系统”，现在的读者一定不会
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因此需要作一点说明。“文革”期间，中央的
很多顶级领导机构都缩小形体叫成了“组”，例如“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办事组”等等，上行下效，各级党政部门都纷纷叫“组”了。
上海市的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也变成了“农业组”、“工业组”、“政
法组”、“商业组”、“财贸组”之类，其实都是市一级的局或委员会。
“写作组”与这些组并列，管辖权限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宣传部、教
育卫生委员会、社会科学院、社联、文联、作协，十分庞大。这种
行政结构很不正常，却是当时的现实。当然，不叫“宣传组”、“文
教组”而叫“写作组”也可能有一点纪念的意思，因为它的领导成
员中有几个人恰恰参加过“文革”初期那个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写作
组。后人很容易把这两个“写作组”搞混淆了，把一个很大的行政
管理系统错当成了一个写文章的小组，这就闹了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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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六八年冬天见到的胡锡涛先生，便是“文革”初期
那个写作组的成员，徐企平老师想通过他来救我的父亲，没有成
功。现在盛钟健老师建议我去寻找“写作组系统”就完全是另外一
回事了，实际上是去寻找当时既管得了高校，也管得了医院的领导
部门。我们在复旦的教材编写组当然也属于这个部门管辖，但我怎
么能找到其中有权力向医院发话的人呢?
爸爸已经非常危急，而我现在去复旦，只是去找一个有可能
认识那个领导部门的某个人的人!即便通过小高找到了“某个人”，
他有没有可能通达有权向医院发话的人?那个人又会不会发话?
根据这两天的经验，我知道几乎不会有希望。
因此，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上我感到非常辛酸，心想爸爸真要
死了吗?整整六年，他天天等待，不是等待洗刷诬陷，只想等待一
个稍稍宽容的说法，譬如，说他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不影响子
女的前途，这就够了。但死亡已临，他没有等到。
11
到复旦后便向学生宿舍飞奔，到教材编写组一看，幸好，小
高还在。我把情况一说，他便同情地摇头，“写作组不会管这种
事，他们怕麻烦。”
我说：“这对我家，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
一位老师家里，曾和写作组一位姓徐的先生一起吃过饭，他会有印
象。我现在如果求他，他会不会帮忙?”
小高说：“他啊，我想不会。”说完笑笑。
我对小高说，能不能告诉我徐先生所在办公室的电话。小高
爽快地说：“可以，我翻翻看。”
他在通讯录上找到了那个号码，我打过去，徐先生不在，接
电话的是姚先生。我也不管了，逮住姚先生就把爸爸的情况说了一
通，表示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在焦急地说这些话的时候忽然悲从
中来，姚先生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有异，就不断重复地说：“坚
强些，坚强些，你坚强些……”
虽然毫无用处，但“坚强些”三个字还是提醒了我。我不想
让房间里的各校教师看到我流泪，搁下电话后没有立即转过身来，
快速地用手帕擦了一下，装着在想什么问题，低着头平平心气，然
后再回头。一回头就看到大家都看着我，刚才我在电话里述说的内
容和声调，他们都听到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通过哪个单位去恳求会诊，这个办法太
缠绕，也没有实效。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危急，不如自己找医生。
我说，爸爸是急性传染病，不允许自己出来找医生；不经过
医院同意，其他医生也进不去。
后来不知谁说了句：“拿出你爸爸的病历来，找胡寄南先
生！”
12
胡寄南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师，兼通医学，是一
位业余的现代儒医。据说有些绝招，经常半夜里被接到机场，到北
京为领导人看病。
我在校园里见过他，已经很老，瘦瘦的，裹着一件崭新的军
大衣，坐在别人的脚踏车后架上，疾驰而过。
我想，他那件崭新的军大衣一定是看好了某个军队首长的病
之后所得到的报酬，此刻疾驰而过，一定是哪个系又有了危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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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终于越来越重了，只得住院，然后在极左风声又一次突
紧之时，逃离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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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乱七八糟、无情无义的世界中逃到奉化半山腰的一所废弃
老屋里，想念着隔了一道山的家乡。
我有病，不能照顾祖母：祖母年迈，也不能照顾我。我只能
躲在山这边，一心祝她再长寿一点，等灾难过去，我立即把她接回
上海。
其实，这个时候，家乡正在发生一件真正的伤心事，我一点
儿也不知道。
姨妈和益胜哥在我那次谈话后，关系融洽了一点，姨妈也去
偷偷看过益胜哥的那位恋人。
我因爸爸的病和自己的病，役有时间去拜访他们。但是，姨
妈的生活圈子太坏了，那个集中了上海小市民刁钻龌龊思维方式
的群落，只三言两语就挑动起了姨妈心底原来就有的虚荣、霸道
和机谋，使事情立即走向恶化。
那个生活圈子，以中年妇女和老年妇女居多，其中还夹着几
个老年男子，多数还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竟然快速地织成了一张
庞大的罗网，想方设法去搜捕并拆散益胜哥和他的女友。
这种圈子，历来存在，但“文革”一来，社会失序，百业萧
条，世态无聊，他们就更张狂了。
益胜哥斗不过这些“长辈”，又生了病，便决定离开上海，回
家乡养病。
其实，这个家乡对他是陌生的。我小时候看到姨妈回乡探亲
时背后跟着一个听不懂一句乡下方言的上海男孩，就是他，他与家
乡的关系只不过如此而已。现在他要“回去”，真是走投无路了。
我后来总隐隐觉得，他多少受了我给他讲的那个小镇爱情故
事的影响。他实在厌烦了上海，希望有一天能像那对夫妻那样能在
家乡小镇间成家，正好妻子也做裁缝，两人每天在小河边进进出
出。
当然，他希望姨妈也能回去，摆脱那群无事生非的小市民，与
他的女友成为一对关系亲密的婆媳。
他是一个孝子，知道母亲为了自己而不再嫁人的苦心。母亲
的决定，对他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这也正是他陷入悲剧的重要
原因。
他的至孝，宠坏了姨妈。
但他现在，只得与女友分离，与母亲分离，与外公和小舅舅
件在一起，过着贫苦又充满思念的生活。
——终于，上海那个小市民圈子的邪恶发展到了极点，那天，
他收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写来的信，信上说，他母亲由于他错误
的婚姻选择，昨夜上吊自杀，幸亏吊绳滑落，现正在医院抢救!
忠厚的益胜哥完全没有能力来面对这种“危机”，更不可能分
辨信中消息的真假。他只有一个念头：“母亲死还不如我死”。
当天服毒自尽。
他伟岸的遗体躺在外公家的门庭里。四方乡邻都来围观，却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自杀的原因。
小舅舅十分悲痛，处理着全部丧事。外公失神落魄，脸无人
色，张大眼睛看着门庭里的人群，不知言动。
突然，他上前一步，泪如雨下，因为他看到了从高地地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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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想，觉得我这次告别等同于一次“失踪”。
这样的告别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怆。那天拎着一个网兜
离家时，正好遇到家里最小的成员——我的小弟弟余国雨从“学
工”的地方回来，我就要他送我到码头。我以前频频出行从不要家
人来送，这次却要让这么一个告别变得稍稍隆重一点。
余国雨虽然与我差了十多岁但感情很好，我放在家里的一些
书都是他帮我保管的。在搭乘公共汽车去码头的路上我很想对他交
代点什么，但一上车就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这个人总是在我最烦
闷的时候幽然出现，他知道我讨厌他。今天如果被他看见，他一定
会从我去码头这件事与当前“阶级斗争大形势”联系起来，并以
“见证人”的身份揭发点什么。我立即躲到余国雨身后，把提着网
兜的那只手搭在头顶抓杆上，将脸遮住。结果，那个人下车后不久
码头也到了，我什么话也没有对余国雨说。
奉化大桥镇的半山老楼，正是盛钟健老师通过在本地文化馆
工作的史洁英大姐和青年画家王利华先生好不容易为我找到的“山
间洞穴”。
那老楼蒙尘日久，处处朽败。史洁英大姐把楼梯半道上一间
四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的门打开了，那就是我今后的潜隐处。
小室有窗，被山树遮覆。等盛钟健老师和史洁英大姐走后，我
听着窗外传来的山风和鸟鸣，知道离喧闹的世界确实已经很远，深
感满足。
按照一般的生活标准，这里非常困难。首先，没地方吃饭。山
下有一个很简陋的食堂，但一下一上要走很长时间，因此只能几顿
合成一顿，基本处于饥饿状态；其次，找厕所也不容易，每天要
在山间走不少路，如在半夜，又遇大雨，就有点恐怖。
盛钟健老师当初设想，他为我找的地方即使万般不是，至少
“有茶可喝，有书可读”。喝茶显然不可能，因为弄不到开水；但
读书这一项，却超乎想象地满足了。
原因是，这老楼原来是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图书馆”。
2
这个图书馆一九二八年就造成了，先叫奉化县图书馆，一九
三。年改名为“中正图书馆”。
书籍主要来源于捐赠，蒋介石自己捐献了一百多种图书，地
方绅士朱守梅捐献了《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另一位地方绅
士俞飞鹏捐献了《万有文库》，后来图书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
夕已达到一万多册。这数字，作为图书馆的藏书，现在看起来实在
不多，例如还远远比不上我一九八六年个人藏书的数量，但在当
时，应该算一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地的文
化人怕这些图书毁于战火，一次次搬运到乡间躲藏，到抗战结束后
运回，只剩下了八千多册。
这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之后当然不
能保持原来的名字了，不久连“图书馆”这个名义也撤消了。事实
上，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为主干的藏书，
到了处处都在“破旧立新”的新时代，实在也不堪实用，几乎无人
问津了。
幸好它长久无人问津，终于被人遗忘。否则，文化大革命一
来，造反派红卫兵非得把这些书，连同这座楼，彻底烧个精光不
可。当时连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怎么会让国民
党总裁的图书馆成为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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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终究成了漏网之鱼，漏在锈迹斑斑的封闭中，漏在树遮
草埋的半山里。
好像，专在等我。
那天，楼下朝东的那扇门被轻轻打开，很快又关上了。楼梯
上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我从门缝一看，一位清瘦的老者正慢步上
楼。他走过我的门口，转个弯，继续上楼梯。到了二楼，他从衣袋
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
门关住。
看来老大爷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怕突然间吓着了他，我故
意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的大门口看下来，我随
即给他打了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
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在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的旧书!老
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老大爷算是一名保管员，过几天来查看一次。在当时，看管
这些旧书的意义谁也说不出来，有关部门只是让一个古稀老人有点
事做而已，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来看书，因此听我谈起这
间屋里所藏的那几部书，他很兴奋。
一开始他随口介绍说，《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朱守
梅在一九三零年捐献的。我说：“一九三。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
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老大爷眼
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立即走到书橱里翻动，然后告诉我：“你
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为了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又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
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老大爷换了个书橱翻了
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
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说：“商务也有更新式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
库》。”
就这么扯几句，老大爷说：“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
音了。它们也是可怜，抗战期间从这个村搬到那个村，躲来躲去，
好不容易保存下来，却没有什么人来读过。蒋介石要蒋经国到这里
来读书，蒋经国哪里有空，只是来翻过几回，匆匆来，匆匆去。”
顺着这个话题，我提出了借阅的要求。老大爷一口答应，却
只准我在这间屋子里阅读，连移下十级台阶．借到我的小房间里也
不同意。他说，这是一九三。年就订下的规矩。我想，在这文化大
革命的乱局中，他居然还在遵守一九三。年“中正图书馆”的规
矩，既荒唐可笑，又让我尊敬。人世间总有一些不管时节、不识时
务的人，正是他们对时间的漠视，留下了时间的一份尊严。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天天可以来。”他说。
“这多麻烦您啊。”我说。
“不麻烦。我平日没事，在家里、在这里一样。以前没人看书
我不来。你来看，我陪着高兴。”他说。
以后，老大爷果然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书橱旁的
一个架子上又有一些非常实用的辞书，可以成为我的帮手。
3
正是那些密密层层的古籍，使得老楼离外面的世界更遥远了，
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纯净。开始我以为这种纯净来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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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使，很要不得，又说这几个月杂志出得“勿灵光”(上海话“不
好”)，就完了。后来我突然听说，这件事不仅王洪文亲自发了话，
在上海的市委所有领导都有批示，都严词批判这个杂志，工总司如
果真来“踏平”，具有充分理由，但写作组居然全都日两看我。
对此我怒不可遏，前去责问。朱永嘉先生说：“你年轻，怕
你知道了紧张。”王知常先生说：“人啊，知道越少越安全。”我
听了，转身就走。
事后我想，我在这一事件中极有可能成为可怜的牺牲品，这
些人到时候连自己也保不住，对我当然弃之若草芥，谁也不会来帮
助我。但我，恰恰又连带着至今还背负一系列罪名的爸爸，后果必
然十分严重。已经挣扎了多年的全家，还怎么活?
像朱永嘉、王知常这样原先在本质上未必坏的历史学家，由
干搭乘了一两个极端主义政治冒险家的风火战车，真是把自己的人
生道路走窄了。
后来，当他们终于遇到大麻烦的时候，我倒是没有落井下石
甚至，当大批真正的写作组成员竭力把问题讲得无比严重以求将功
补过的时候，我这个曾经受到他们愚弄的人却坚持认为，写作组是
一个编入政府序列的市级行政管理系统，而不是什么阴谋集团。它
的问题，不会比当时政府机构里的其他“组”更大，肯定比“政法
组”小得多。在文化领域，则没有专横的“工宣队”和骄宠的“样
板团”严重，尽管“工宣队”和“样板团”在“四人帮”倒台后
一直奇怪地没有成为批评的焦点。我还不避嫌疑，在《家住龙华》
等文章中公开悼念被分配进写作组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好人不管
在哪里都是好人。
我知道“文革”十年间不管是早期的写作组还是后来的写作
组系统都有过比较神气的岁月，但我都没有遇到。徐企平老师、盛
钟健老师等人曾经一再试图借取它的一丝须蔓，来拔救我的陷于大
难的全家，也没有做到。我遇到的，恰恰是工总司拿着尚方宝剑刺
在它喉口的那几个最可怜的月份，它却很不仁义地把我的躯体塞在
剑刃边上。当剑头稍稍松开，我就走了。但是，后来环顾四周，只
有我在为它讲几句公道话，尽管我那么不喜欢它。
《朝霞》事件后不久，我就生了肝炎。是爸爸传染给我的吗?
有可能。
病情稍缓的时候，我在半隔离状态下写过一篇考证鲁迅佚文
真伪的文章解闷，消磨了一天时间。后来听说带头占领上海作家协
会的工人造反派作家胡万春因两性关系问题被押解回工厂，心里有
点暗喜，小高也讨厌这些工人造反派，兴奋地写了篇《走出彼得
堡》来评述，认为工人作家的岗位在工厂，本不该到作家协会来作
戏作福。我觉得把胡万春比作躲进彼得堡的工人作家高尔基就太高
了，便拿过来改了几句。胡万春当初用整版篇幅批判巴金先生，使
碍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女士不得不互相把报纸藏来藏去不让对方看
到的情景，还在眼前。天道总有报应。
为此，我还到武康路巴金先生家里去了一次，以为胡万春事
件的发生会使他的处境好一点。但是，李小林告诉我，张春桥最近
作了一个措辞残酷的批示，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
策。”张春桥当时在北京越来越得势。
现代青年可能不太懂得“落实政策”这样的话了，如果翻译
一下应该是：“对巴金，不枪毙就是宽大。”他把一个温和的作家
放到了死刑犯的边缘，语气中充满了血腥。
巴金的处境是一个文化信号。我听了李小林的话，心情和身
体一样疲惫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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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病历，岂能乱开药方?
13
我从胡寄南先生家里出来后，又感到医院，医生已经停止一
切医疗措施，爸爸也被移到了太平间隔壁的一间房子里，那里没硼
医疗设备。
使他得救的奇迹，与一位中医师的边缘性实验有关。这位中
医师好像叫姚鸿光(也可能我记忆有误，请原谅)，决心要找几个
被西医作了死亡判定的病人，用中医拉回到重生的边缘。对爸爸这
么一个极端性病例，连姚医生也只是姑妄一试，但他成功了。
爸爸这次复生，除了姚医生外，还有意志的力量。
爸爸的求生意志主要是放不下家人。
但是，我们差点把他放下了。这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要不去复旦，在市区做什么都成。没想到鲁迅资料一条没编，就遇
到了奇怪的《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由写作组的一
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但还是给气势汹汹的
“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先说是其中一篇小说影射“工总司”，又说
有一位作者署名“林正义”是为林彪翻案(其实这是作者的本名)，
扬言要来“踏平”编辑部。这事牵动上层，明暗斡旋，恶恶相咬，
却把写作组吓了个半死。朱永嘉、王知常等先生在极度惶恐中主张
脱钩，陈女士很不情愿，却离开上海“养病”去了。“工总司”的
司令王洪文当时已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左膀右臂都成了上海市委
的重要领导，谁见了这个阵势都会害怕。
这里就出现了一件对我很不仗义的事情。朱、王等人为了尽
快脱钩，便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糊弄一下，表示已经没
有关系，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却不向我讲清全部危险背
景，只说是“工总司”一批人在捣蛋。当时“工总司”早已撑开架
子叫成许多别的名字，例如“文攻武卫指挥部”、“总工会’’等等，
但大家还是习惯地统称他们为“工总司”。我当然也预感到这事比
较棘手，但对一个设想中的情景非常好奇，想亲自观看一下：如
果潮Ij位叫做林正义的作者回家拿出户口簿，再到公安局找出自己
的早年登记，一起放在那些冲击者面前，他们会是什么表情?难道
还要冲击下去吗?按我的经验，上海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再不讲理，
遇到这样的物证也会哄然退兵。我觉得只要把这个起点性的事实摊
开来，工总司一定会很尴尬。这么一想，便与一位姓许的青年工人
一起去了。我们的身份很含混，好像是为那位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
的，但我们根本不知道陈女士躲在哪里，只知道工总司要来砸，陈
女士要躲避，写作组要脱钩，编辑部要维持。到了上海人民出版
社，没想到根本见不着工总司的人，只见他们的大字报贴得像进了
一个帐子铺，密密层层，上面写着“蹋平”、“砸烂”、“火
烧”等等恐怖字句，黑森森的大字上画着一个个血红的惊叹号。
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为老编辑的领导下还在继续工作，我
则自各儿想了一个最土的防卫办法，即在 编辑部外面一间屋子里，
顶着拂脸的大字报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巧，
一班接一班，每天把人塞的严严实实，就像人肉盾牌，觉得工总司
如果来砸，看到那么多业余作者在场也会不好意思动手。这办法，
我没有向写作组系统的任何人说过，但，说 实话，那但个月，只要听
到比较密集的楼梯响，我都会出一身冷汗。三个月后工总司斗争矛
头别移，风声过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说我的脱钩行为一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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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我的祖母!
我祖母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外公家，虽然离得那么近。她畏惧
过、探询过、救助过这个门庭，但正因为如此，她就不知道该怎么
来跨进这一步。谁知，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跨进来了，为了益胜哥。
她记得当年朱家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人，一个嫁到了富贵
的王家，一个嫁到了贫困的余家。她还知道，其实两家都苦不堪
言，而嫁到王家的大女儿，却一直在暗暗地崇拜和仿效着自己咬
牙不再嫁人，把孩子拉扯大……眼前，就是这个孩子。
祖母哭了，声音不大，泪滴很大。这是二舅舅后来告诉我的。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到祖母哭过。连这次，也是听说。
祖母哭完，向外公道别，由我二舅舅搀扶，一步步走回高地
地。半里路，当年我妈妈下嫁余家的路，我祖母心中量过无数遍的
路。
15
我知道这件事后，悔恨不迭。我很清楚，在讲过那个小镇爱
情故事之后，如果能再找益胜哥多谈几次，哪怕，多谈一次、二
次，他也不至于走这条路。
他会听我的。
而且，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把姨妈劝说过来。因为只有我，能
够破解上海小市民的那些邪恶套路。
但是，现在说这一些都为时已晚。
我那时还蜷缩在奉化半山，读着一堆堆古籍。读累时会到窗
口呼吸新鲜空气，却不知道从西北方向的山峦间飘来的云气中，有
我亲人的泪痕。
乡亲们后来告诉我，吴石岭北坡的坟地间最常出现的是一位
上海老妇，过一些时候都要在一个新坟前悲泣半天。她大半时间已
住在乡间。
当然，这是我的姨妈。
终于，背后有两只手扶住了她，轻轻地叫一声：“妈，回去
吧!”
这便是益胜哥的恋人，那位“小裁缝”。
——写到这里我还是没有忍住眼泪。对不起，我没有在你最
困难的时候帮助你，我的伟岸而老实的益胜哥!
第八章
半山失踪
1
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文革”期间因得罪造反
派而被赶出了上海。在全国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当口上，他悄悄地潜回上海来看我。见我已经愤世
嫉俗地躲在一个最多只有三平方米的白搭窝棚里很
长时间，不见世人，不读报纸，不听广播，他觉得不
是办法，便许诺回浙江后设法为我找一处山间洞穴
栖身。
不久他寄来一封语焉不详的信，说找到了，要我
立即到十六铺码头搭船去浙江，再由他领我去终点。
我知道终点一定很偏僻，那个时代通讯还非常落后，偏僻就
意味着难于寄信、收信。其实，当时上海家里也根本没有人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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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n

一个月后觉得这种纯净来自文化，再过一个月又觉得这种纯净
来自自己的生命了。
忘了在哪一天，我把几册线装本小心地装回函套，插上玉签，
推过一边，再把我写的几页笔记拢齐，拿起来在桌上暾了暾，放
下，轻轻地舒了口气，闭一会儿眼睛。突然，一个有趣的想法闪
入脑际：我从小就听说吴石岭半山里藏着古书，一直等着哪一
天能看到它们出土，现在我不正是全部得到了吗?也是半山，也
是古书，只是换了一座山而已!
原来，“半山古书”不是一种秘藏，而是一种境遇。但是，既
然从小听得，几成咒语，那么，我要万分珍视这个境遇。
我下楼爬坡，到一个高处向家乡遥望，希望能看到吴石岭。但
是，浅褐色的岚气间山峰很多，我认不出哪一座是吴石岭，其中最
高的一座，估计是吴石岭南边的栲栳山。
我目前在这个半山读到的古书，一定要比那个半山藏着的古
书多得多。天下再神奇的传说，都比不过我们的人生玄机。或者
说，传说是一种企盼，企盼中的结果总会落到企盼得最诚恳的人的
眼前。
现在我有幸成了这个人，“半山古书”的洞口打开了。我似乎
领悟到，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安排我拔离污浊，参与一种神秘
的预习。将来的很多事情，会与这种预习有关，会与这些古书有关。
想到这里我有点惊慌。这片土地，还会有机会与古书有关吗?
因此，山下的世界，又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
山下那个食堂门口有一个阅报栏。我走过时会习惯性地瞥一
眼，瞥后又深觉后悔，好像目光的一端沾到了污秽，辜负了这半山
清寂。从大字标题看，外面确实是在大规模地闹“批邓”了。阅报
栏张贴的报纸中，有一份是上海的，有一份是杭州的，有一份是宁
波的，大多数文章都离不开“批邓”，这比“文革”初期造反派的
大批判更让人反胃。因为这么多年过去，只要略有良知的人都已
看清是非，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跟随呢?
这种忿懑和感叹，也只是从心头一闪而过，我的心思早已埋
落在千年之前。但是有一天，我那一瞥似被冻住，不能不靠近阅报
栏细看一番。一个我知道的笔名，“石一歌”，本来是一个多所高校
联合教材编写组，居然也在写大批判文章了。
这种文章，无非是拼凑几句鲁迅的话来论述历史不能倒退，掺
和了批邓。从阅报栏上看，现在似乎全民都在这么做，因此看到这
样的文章也不奇怪，但我内心还是很不舒服，猜测着那些教师们参
与其事的原因。是不得已而奉命，还是有一两个人不甘寂寞?这一
两个人是谁呢?金习二齿肯定是，另外还有谁?想了一阵，毫无头
绪，也就让山风把种种想头吹走了。
我在山路上边走边想，脚下是飘落的树叶，踩上去软而无声。
但是有几段山路未被树阴遮盖，飘落的树叶被阳光晒干了，一下脚
便发出很响的嚓嚓声，阻断了四周的蝉鸣。
4
我在奉化大桥镇潜隐的这座山，叫锦屏山。身体稍好时，我
会爬到山顶，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望乡台”，不知有何典故。山
径空无一人，无处可问。
站在望乡台上我想，奉化倒是一个不断被“望乡”的地方。台
湾很多老人，一直把这里当作遥望的对象。不久前，八十九岁的蒋
介石先生病逝台湾，灵柩暂歇慈湖，只是因为那里的山水近似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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