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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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保护造反派的脸面，但立即把“狂妄派”激怒了。
本来，一般的造反派之间也会产生这类龃龉，互相对骂一阵
也就过去了，但“狂妄派”的想法和做法就完全不同。他们说：“报
社反对我们，可见已经成为牛鬼蛇神的传声筒，我们学院正有一大
批牛鬼蛇神关押着没事干，何不让他们直接到报社去上班，省得报
社为他们传声呢?”
说干就干，当夜，他们就把学院里的打倒对象押上几辆卡车
去报社，责令他们到了报社必须飞速冲向各个编辑室，把正在工作
的编辑人员从椅子上推开，自己坐上去，拿起纸笔立即“工作”。
可以想象，那天晚上报社的夜班编辑们看到一大群头发花白、
衣衫破旧、脸无表情的人疯了般地冲进每个编辑室时的情景，会多
么惊愕。他们一定觉得，反动派果然复辟了，只好乖乖举手投降。
这就是“狂妄派”的行为方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已经是他
们的了，但定睛一看又全然不是，连一般造反派也不支持他们。他
们的喊声越来越尖，他们的天地越来越小。
因此，这注定是一个激愤、勇猛、促狭、邪恶、孤峭、短命
的族群。他们的炯炯双目，不能不渐渐黯淡，却又时时期待着点
燃。一天又一天，终于混迹于怀才不遇的酸文人中间，即将成为真
正的“老朽”。所不同的是，酸文人没有驱逐过自己的父母尊长。
也许，这是所有极端主义分子的共同命运。我在这里多写几
句，是想给今天浑身充满杀伐之气的大批判干将们作个参考。
3
园的阶级队伍，临时驱逐每一个敌对分子和司疑分子。
我至少算得上“准可疑分子”吧?因此已有学院后勤组的一
个造反派干部到过我们宿舍，对着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傥“狂代会
期间，学院的宿舍和食堂都要让给各地来的代表，决定请你们搬
离，越快越好。”当时说“越快越好”，一般是指当夜就采取“革
命行动”，大家都听得懂。夜间的行动往往放在半夜之后，一个个
直接从被窝里揪出来，睡眼朦咙间十分狼狈，因此必须赶紧搬离。
对我来说，去处只有一个，回家，到阁楼上打地铺。
祖母、妈妈还沉浸在失去叔叔的悲痛中，但与前一阵相比心
情已稍有恢复。听我说完被学校“狂妄派”赶回家来的原因，妈妈
但是，近几年至少有三位精神科医生看了那些大批判文章后
得出了某种比较肯定的结论，因此我也可以把秘密公开了。
那答案就是祖母的那句老话：“一个人，让疯子也看不顺眼
了，他就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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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过“全国狂代会”以后，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狂妄派”
虽然还是疯话连篇，却已经无所作为。
古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泽东主席说，知识青年不
与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必将一事无成，“现在该是你们犯错误的
时候了”。
这些话，不管从正面理解还是从负面理解，我们学院的造反
派都惴惴不安了。
他们想方设法试图讨好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但人家似乎不予
理睬。
我几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的，也是“工总司”。因为我爸爸的命
运捏在他们属下的一个造反派手里，我们全家的生死存亡，都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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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者，领导机构的操纵者必是工宣队。因此，这是一个亟待研究
的“文革”权力系统，只不过在“四人帮”倒台后谁也没有研究，
连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也很少提到。
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例如上海文化系统十年间血泪斑
斑，十有八九应由当时掌握实权的工宣队负责，但据我所知，“文
革”结束之后，全上海几乎没有一个文化单位为难过哪一个工宣队
员。文化人的善良和懦弱，竟至于此。那些工人卸下了一个个诸如
“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对敌斗争总指挥”的头衔，交出了
掌控多年的大印，搓一搓不知写过多少决定、通告、批示的手，又
回工厂去了。
造成这种情况，与多年的“阶级观念”有关。大家总觉得一
个产业工人，大老粗，能在上海这么一座大城市的文化单位做什么
呢?这种过于荒唐的宽容，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代人受罚。
不错，当初红卫兵造反派那种大喊大叫、打打砸砸的劲头实
在让人讨厌，但那段时间确实太短了。要算，也只能算作十年浩劫
的一个小小引子，引子中的那些角色很快就失踪了，失踪于高山荒
地，失踪于牢狱铁窗。十年之所以是十年，必须还有八九年的恶性
磨难，那怎么能假装看不到那一把把安稳地搁置了那么长时间的权
力之椅，椅子上坐着的那些看起来憨厚朴实的劳动者身躯?
8
工宣队一进上海戏剧学院，声势夺人。
“第一把手”是上海纺织工业局的一个造反派首领，然后逐级
递降，到最后与我们这些学生直接接触的，倒是一些普通工人，看
来是在造反派掌权之后才随大流加入造反派的。
这些工人识字不多，年纪较大，为人朴素，言谈琐碎，很难
相信能处理大学里的各项事务，只不过与刚刚失势的红卫兵造反派
相比，倒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然而事实证明，当一种荒唐从激噪走向滞缓，当一种暴虐从
无序走向有序，当一种破坏从偶发走向日常，反而更坏。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你可以辩论，但与工宣队却辩不起来，他
们不善言词却一意孤行；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你可以冷然傲然，表示不合作，但对工
宣队，这样的表情毫无用处，他们不敏感，也不在乎。
打人的事情确实不再发生，但是，当初红卫兵造反派对所谓
“历史问题”的胡乱揭发，到了工宣队这里变成了一个个专案组；
当初红卫兵造反派在各种批判会上的大声吆喝，到了工宣队这里变
成了无休无止的低声盘问……
那个“第一把手”，纺织工业局的造反派首领，我一见便十分
吃惊，他实在太像爸爸单位造反派里那个与我们谈话的瘦个子青年
了。貌不惊人，又十分自我，好像单位里的局面、每个人的前途，
都蕴藏在他的脸部肌肉中。但是，等到这个“第一把手”一作报
告，就发现了重大差异：他显然要比我爸爸单位的那个瘦个子活
跃得多。
看着他，再看看现在转悠在校园每个角落的工人，我突然产
生一种根本性的疑惑：这些工人造反派是造谁的反呢?车间主
任?厂长?但是，想推倒那么小的一些干部需要几十万人的声势
吗?如果说他们也曾想造市政府的反，那么抱歉，他们中的绝大多
数，说不出市政府主要官员的名字，读不懂市政府稍稍复杂一点的
文件。如果说这些工人造反派是要来打倒知识分子，那他们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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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组合的三个字有关。
工总司老在内讧，各派头领抓来抓去，上海大街上张贴着有
关简报和标语，我几乎每夜都要去看，希望哪一天看到我爸爸单位
造反派所属的某个司令垮台，甚至企盼着更大奇迹的出现，例如工
总司由于某个事件而整体垮台。
然而事实越来越不乐观，工总司已被牢牢地整合在王洪文、王
秀珍、陈阿大等人手里，而且似乎北京对他们越来越看重。他们人
数众多，财力雄厚，执掌着全上海的工业、商业、运输，自然成了
上海“文革”的重心所在。
依我看，上海各所高等学校造反派的风头，也就是出了半年，
即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二月，等到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一月风暴”
风头全在工总司这一边了。学校里的造反派可以窝在学校里边发
威，围墙之外，全是工总司的天地。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这两者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当时由于
工总司起来造反，上海的工业生产停顿，致使黄浦江码头上积压了
四十万吨物资。这事牵涉到国际航运，北京有点着急，下令快速处
理这些物资。在当时，也就是必须派一批人用肩膀去一件件地搬，
搬走这四十万吨。 潮
那么，叫谁去搬呢?工人都去造反了：他们是“领导阶级”，
需要领导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谁也懒得搬，工厂里又很难找得到
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来服苦役。这时一些高校的造反派头头为
了向工总司献媚，声称学校里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和需要劳湖
改造的人很多，拍胸脯包揽了这项重活。我和我们班级的多数同学
也作为“需要劳动改造的人”被押送到码头搬运了半个多月，真累
得背瘫腰断，步履蹒跚。
学校里那么多造反派没有一个人来参加这次搬运劳动。只在
搬完的那一天，来了一个小头头，想与码头上的工人造反派作—个
交代。
码头上走来一个戴着工总司袖章的中年工人，膀大腰粗，叼
着香烟，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工人。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迎上前
去，说明自己是“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造反司令部的常委”，伸出
手去想与那个中年工人握手。但中年工人没有伸手，只是四周1
看，说：“搬完了?我们下午就会查一查有没有人搞破坏，你们走
吧。”
当时我就强烈预感到，上海这座城市如果一直由工总司掌权，
全部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定会落在知识分子头上，而学校里的造反
派头头，至多做做工头罢了。
5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使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派”与工总司
勉强挂上了钩。这个钩，工总司方面毫不在意，而对学校的“狂妄
派”而言，则是命之所系、魂之所寄。
事情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作家协会里已经涌进来一批以
胡万春为首的工人作家。他们写过几篇充满强烈阶级意识和反映
“大跃进”时期车间生活的粗陋故事，一时颇受思想“左倾”的上
海市委领导推崇。但他们进了作家协会之后与真正的作家一比，处
处自惭形秽，却又立即把这种差距解释成受压，而且是受“资产
阶级作家老爷”的压。
其实当时真正受压的，恰恰是那些真正的作家，尤其是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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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这样的老作家，几年来一直在承受着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旁敲侧
击的批判。这种状态发展到“文革”便产生爆发性激化，巴金和其
他作家被打倒，作家协会被砸烂，工人作家不仅扬眉吐气，而且
要执掌作家协会大权了。
这事在工总司的头头们看来是小事一桩，他们也，看不大起那
几个工人作家。但后来一想，天天说“文化大革命”，毕竟还要沾
点“文化”的边，也就同意那几个工人作家去占领作家协会。这种
占领在当时如入无人之境，但要在占领之后把运动进一步搞起来却
需要有更多的力量，因此就想起请高校里的造反派帮忙。上海高校
中离作家协会最近的就是上海戏剧学院，于是学院的“狂妄派”看
到，工总司的手指向自己晃了一晃。
上海作家协会在巨鹿路，一条嵌在市中心的小路，离热闹的
淮海路、陕西路不远，却是梧桐洋房，一片安静。工人作家最受术
住的就是这种安静，他们更自在的基地是西藏路福州路附近的上海
工人文化宫。那里也是老上海的一个繁华去处，房多楼高，颇见气
势。由此可见，上海的工人作家并不土，他们甚至比很多书生作家
更具有都市气息，不同的只是品位和心境。
6
我们学院的“狂妄派”看到终于可以与工人造反派站在一起
了，欣喜莫名。他们悄悄地告诉工总司和工人作家：“巴金的女儿
李小林就在我们学校，有好戏看了!”
可惜事与愿违，不仅李小林没有演出“大义灭亲”的戏文，而
且我们全班同学都讲情义，为了巴金，我们同学的爸爸，大家谁也
不去参加对作家协会的“占领”。照理作家协会的事交给我们戏剧
文学系倾向于造反的同学比较合适，这下只能交给舞台美术系中比
较爱好文学的同学了。
爱好文学，并不等于能保护文学。事实上，世间很多最严重
的破坏，往往出于爱好者之手。这个经验，我从“文革”中初次感
受，又在以后几十年间反复证实。
放火烧书的，主要不是不读书的人；很多剧团动手打那些年
轻女演员的，常常是暗恋她们的人；用最毒辣的句子批判某位作
家的，至少有一半是这位作家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我觉得，这些
饶书者、打人者、批判者在追慕和损害之间的行为颠覆，是自己内
心这一半和那一半之间的精神挣扎，是又爱又恨的两难心理的恶性
进发。要不然，你就完全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面对文质彬彬的对象
下手如此之狠，出口如此之毒。因为按照常理，一个人对自己不喜
欢的人和事，只是冷漠和疏远罢了，何必如此血脉贲张。我想，这
应该成为“破坏心理学”里的重要研究课题。“文革”让我发现这
个规律真是一件好事，现在我只要见到报刊间特别义愤填膺却又不
知所云的批判文章，总会对被批判者开玩笑：“又是一个你的暗恋
者和追慕者在发作了!”
我们学院舞台美术系“狂妄派”里的那些文学爱好者，平素
一听那些作家的名字就兴奋不已，这次跟随工人作家前去进驻，一
定也会有大量连他们自己也不敢想象的举动。
我从此在校园里见到李小林时，会迅速地关注一下她的神色，
猜度她父亲、母亲这两天的遭遇。
一天，学院舞台美术系一个姓袁的造反派学生手握一条皮带，
把我们戏剧文学系的三个“被打倒”老师叫在一起，说要开一个
小型批斗会。三个老师，一个是原系总支书记江俊峰老师，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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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系副主任魏照风副教授，一个是曾经直接辅导我的剧作家陈耘老
帅。同时，又要我们几个“没有转变立场”的学生和老师站在一旁
“触及灵魂”。
这个姓袁的造反派小个子，小眼睛，圆脸，满腧油光，戴着
一副塑料眼镜，眼镜架可能断了，贴着一片黑腻腻的布胶，说话声
音很尖。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年教师直到今天还会记得这个人。他先
举起皮带在一张课桌上抽了两下，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然后笑了，
说：“今天，算是把上海戏剧学院水平最高的黑笔杆子全都集中在
一起了。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狂妄大队会同工总司，把上海作
家协会都占领了，一个个有名的作家，在我们革命铁拳的威力下不
得不天天忏悔，我们难道还怕你们吗?”
他这番话故意动用了‘‘忏悔”一词，表明他已经占领了作家
协会，用词不同于一般造反派了。但是一开始我们谁也没有听懂，
因为他念的是‘‘千悔”，而且是上海口音。
“千悔，懂不懂?江俊峰，你说!”
江俊峰老师是山东人，摇头表示听不懂。
“魏照风，你是反动学术权威，难道也不懂千悔”
魏照风老师是福建人，也听不懂。
“陈耘，你呢?”
陈耘老师在上海住的时间长，想了想，反问：“你说的是忏悔
吧?竖心边的那个字?”
姓袁的造反派恼羞成怒，又举起皮带在课桌上抽了一下，大
声地对陈耘老9币说：“你还装腔?你还嚣张?这个字本来就有多
种读音，作家协会的作家都说千悔，偏偏你读得不一样!你比作
家还高明?”
“读千悔的作家，一定是工人作家。”我说。
“这我管不了那么多。”姓袁的造反派说，“我只问一句，你们
要不要也天天千悔?”他依然读“千悔”。
“这很难做到。”魏照风先生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不作千悔。”
魏先生不小心也顺着他读成了千悔，笑出了声，我们也都笑了起
来。
“严肃一点!”姓袁的造反派呵斥了一声，又恶狠狠地说，“我
现在就去报告头头，定个规矩，非叫你们天天千悔不可!”
说完，他真的走了。
造反派头头似乎并没有采纳那个人的提议，“千悔”的事就没
有下文了。
只是，我们给姓袁的造反派起了一个绰号，叫袁千悔，听起
来很像日本女人。
7
‘狂妄派”想借工总司之势，夺作家协会之权，没想到，工总
司是何等气吞山河，只轻轻回手，便把自己追随者的命根子也夺
了：“工人宣传队”进驻了上海戏剧学院。
工宣队进驻各大学，倒是中央的整体决策，这意味着，学生
造反派已正式从“文革”的主流地位中退出。不仅是高校，当时所
有的研究所、编辑部、剧团、博物馆、图书馆等一切文化机构都由
工宣队领导。
与红卫兵造反队相比，工宣队结构庞大、系统严密、上下贯
通，更接近于一种有效的政治形态。各个高校和文化单位逐一重建
领导机构时，“红卫兵”造反队早就被排除在外，甚至早已成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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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的一些情况，那天我到报社报告死讯时，胡锡涛先生立即霍然
站起，双眼含泪，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的这位同学。
我很快就下乡了，握别各位与我一起受尽委屈的专业人员，也
与胡锡涛先生告别。此后，这位“左倾”的学人，善良的君子，常
常出现在我的脑际，让我想起中国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剧。没想到在
三十二年之后，读到了他在武汉《今日名流》杂志上对那段往事的
回忆。
且引几段——
为了这篇文章(即胡锡涛先生写的《评斯坦尼体系>
一文)，我在文汇报社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
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几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
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我“枪毙”了他的稿子，他不记仇，颇有雅量。实
际上他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
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的稿子不仅文笔漂亮，
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体系的特点
和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
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发表；但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
个特殊年代就不合格。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
每天早晨，大家刚起床，他已站在阳台上朗读英语。季
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时期“读
书无用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
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
小说还是戏剧理论书，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为
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
他当时很穷，经常向徐企平借饭票，借了．之后又还
不出。到后来，徐企平总是慷慨主动支援他。他们两人
并不在一个系，关系却很密切，因为都在“文革”初期
受过造反派的冲击，都属于“保守派”，共同语言特别多。
据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业务水平在同届学生中
最拔尖，戏剧文学系教师都想让他留在系里，但都无实
权，实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小余表面上很活跃，其实
他内心很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
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
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十二元。
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十二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
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钱，怎么维持生活?
胡锡涛先生的这些回忆发表时我在国外，隔了很久才看到。与
许多老人的回忆一样，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亲身经历的部分，后面
很多道听途说的内容就难免以讹传讹、笑话频频了。我与胡锡涛先
生实际接触的时间很短，初见面时彼此不认识，没有成见，因此那
些最初印象比较纯净。那么多年过去了，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朦
胧中觉得似乎在北京某单位礼堂看电影时匆匆闪过一眼，那也很多
年了。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了，估计见面时还能认得出来吧?
读了这些片段回忆，我很感动。因为在读到的当时，我正受
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风捉影的诽谤。诽谤者们虽然口气越来越大却始
终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发现只有一点能讲得稍稍具体一点，那就
是我批判了斯坦尼，并由此推断我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
组”。
能够反驳这项诬陷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锡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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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半句要打倒的理由。
当代某些“文革”研究者和缅怀者认为，这些工人造反，是
想与知识分子拉平物质生活的差距，追求社会公平。这完全是假
想，因为当时工厂的福利补贴之优厚，是任何一所高校所无法想象
的。因此那些工宣队来了以后不久就连连抱怨学校生活的艰苦：
食堂伙食太差、没有衣服发放、没有热水浴池……他们即使在物质
生活上，也早已享受到“领导阶级”的安逸，怎么会反过来向清贫
枯窘的知识分子讨回社会公平呢?
9
我自己对工宣队的进一步认识，产生在我家所在的弄堂里。
我家所在的弄堂不大，家家都会打个招呼。一九四九年之后
这条原来很上等级的弄堂挤进来大量工人家庭，十分热闹。工人期
庭的孩子读书马虎，读了点书以后也都一一做了工人，文化大革
命以后很多工厂停业，他们便在家里养金鱼、压煤饼，在路边修
自行车，等到复工，又都提起饭盒去上班了。我们家要修理点什
么，就去找他们，他们家要写点什么，就来找我们，彼此亲亲热热
有趣的是几个资本家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与我们家的几个兄
弟年龄相仿，几乎天天一起上学，只是学习成绩有很大差异，他们
家的大人总是把我们几个当作训斥他们孩子的坐标。但读书的事情
训斥不出来，几年以后他们的孩子都无法顺利升学，也先后当了工
人。
“文革”一来，他们几家与我们家一起受到冲击。但是，等到
冲击过去后，这几家的孩子都在工厂里参加了工人造反队。虽然家
庭出身是资产阶级，但他们自己是工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工
人阶级领导一切”，谁只要当上了工人就刀枪不入，参加了造反队
更是顶天立地。
从小被“剥削阶级家庭”的帽子压了那么久，现在造反了，他
们也就深深地吐了一口怨气。我相信弄堂里几个工人家庭的子女也
参加了工人造反队，但只有这几个资本家家庭的子女，最摆造反队
的派头。
一天，妈妈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子要我看窗外，原来两个资本
家儿子戴着造反队的袖章回家了。
妈妈说：“在单位戴戴罢了，戴到邻居们眼前，让人寒嗖嗖
的。”
我说：“难怪他们。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重振家声。”
再过一阵，他们的妈妈兴奋地告诉我妈妈，他们都参加了工
宣队，进驻文化单位，一个进驻大学，一个进驻出版社，其中大儿
子还是首领。
我妈妈问我“他们如果进驻了你们学校，成了你的领导，会
客气一点吗?”
我说：“大概会打个招呼，却不会亲热。他们更想让我看到他
们的领导状态。”
结果，我们余家的子女不久全部下乡劳动去了，而他们家的
两兄弟分别领导大学和出版社整整九年。我们偶尔从乡下回上海看
望父母，在弄堂里见到他们兄弟俩，一方是浑身土俗、衣衫破旧，
一方是满口文化，器宇轩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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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见到胡锡涛先生之前，这样的“学术性大批判”文章也在
报刊上见过一些，只是因为我们对批判对象知之不深，尚无切肤之
痛，而这次胡锡涛先生要评论的却是我们专业范围之内的斯坦尼体
系，那就难于承受了。
其实斯坦尼是一个去世已久的外国戏剧家，我们毫无卫护他
的必要，更何况在我们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卫护的年代。但是，文
化逻辑在当时已成为生命价值的最后一条防线，我们的迂阔劲头浮
起来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两个：一是胡锡涛先生彻底“枪毙”
了我写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二是对立过一阵后五个专
业人员很少再与胡锡涛先生讲话，等到我去外地军垦农场劳动之
后，留在文汇报社的四个专业人员与胡锡涛先生之间已经互不理
睬，胡锡涛先生独自埋头去写一篇叫《评斯坦尼体系》的文章了。
4
我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的被“枪毙”，纯属必然。不
要说胡锡涛先生，即便换了全国任何一家报刊，在当时也不可能发
表这样的文章。我非常喜欢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但因为已经接
触过布莱希特的理论体系和中国戏曲的表演美学，认为一个演员仅
仅“从自我出发”来表演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生活出发，从表演形
态出发，文章主要写了这个问题。
我写这么一篇明知要“枪毙”的文章，不是勇敢，也不是反
抗，而是对即将永别的文化话语的一次告别性沉醉。小王师傅说，
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碰这些东西了，因此故意再碰一下。
碰完，我还想碰点别的，就到报社的资料室去找书。没想到
这个资料室因为天天开放，清理得特别干净，连一本可读的书都没
有。两位楚楚动人的小姐，管着一大堆剪报。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阅读的权利，我狠狠心，干脆把今后最不
可能再碰的英文书拿了出来。这稍稍需要有一点勇气了，因为据报
纸公布，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不积极参加“文革”而一心背外
语，被取消了“毕业”资格。我故意在一片口号声中读英文，当着
胡锡涛先生的面读英文，在一辈子下乡的前夕读英文，确实有点
“表演”。按照当代的说法，有点“作秀”。但只有我内心知道，这
是一个决绝和无望的文化祭奠仪式。窗外，是百年外滩。
其实，胡锡涛先生当时在文化思想上虽然挺左，在人品上却
是一个仗义君子。例如，我们几个专业人员的召集人王亚仑先生，
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个进修班的毕业生，当时下放在一
家工厂，他班里有一个叫何西明的同学，来自边远地区的小剧团，
剧团领导苦苦积蓄多年，凑成一笔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来买舞台
灯光设备，没想到他掂着这笔款子一进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即永
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他是一个工薪极低的人，一辈子也赔
不起，更觉得无法向剧团交代，居然要上吊自尽，被人发现后救
起。我们从王亚仑先生处闻知此事后，决定集体签名给何西明所在
地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写信，以证人的身份请求由政府免除赔偿。做
这些事，胡锡涛先生特别起劲，他并不认识何西明，但每次签名都
带头，还到报社的各个编辑室征求签名，因为当时《文汇报》有
名，容易获得外地领导的信任。这事后来终于给我们办成了，何西
明深表感谢，然后天天在他失窃的柜台前抓小偷，一连抓了十来
个。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个同学因尿毒症去世，由于我谈起过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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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热闹，在那里徘徊俯仰的多数是背着大包的外地人；晚上，
无论是黄浦江边还是苏州河边，都挤满了一对对谈恋爱的情侣。这
一切实在是没有多大改变。附近有这个城市的首脑机构，偶尔会有
一些敲锣打鼓的车辆来“报喜”或“表决心”，吵吵闹闹地抹过一
笔极左狂热的仓促印痕。但是，对于这种吵闹，沿江的情侣们没有
一个会回过头来观看，街边老屋里刚刚入睡的居民也许会醒，却嘟
哝一声翻个身又酣然入梦。
我注意了，“文革”给外滩之夜带来的惟一变化，是江边一对
澍情侣背后会出现一些戴着红袖章、举着小旗子的老工人。他们见
到紧紧偎依的情侣，会用小旗子的旗柄敲一敲栅栏杆，随口叫
道：“分开点!分开点!”
转过身来回答的必定是那位小姐，用最标准的上海话骂一句
“十三点!”美丽的愠怒完全等同于任何时代的上海女人。
这些老工人白天在厂里很可能是颐指气使的造反派，但那只
是在厂里，不是在外滩，更不是在外滩的夜间。在外滩夜间，在文
化大革命的高潮期，上海女人美丽的愠怒仍然如雷霆万钧。
一种经过反复调试的秩序，会构成一种稳定；一种经过时间
考验的生态，会构成一种惯性；一种沉淀着文化的规则，会构
成一种防卫；一种蕴涵着人性的习惯，会构成一种气氛。这一
切，正是上海让一切革命者头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让一切极左派
恼怒的地方。他们发现，全城的资产阶级可以低头，满街的“资产
阶级生活方式”却很难整治上海的政治身份可以改变，上海的
文化生态却很难动摇。正因为他们讨厌的是文化生态，所以搞起
了一场以“文化”为名的革命，而且偏偏在上海发起。那些天，我
在上海外滩的夜间，找到了这个秘密。
3
与窗外的一切相比，报社屋子里的事情就显得非常琐碎了。
报社文艺组的几位编辑找了我们几个比较空闲的专业人士来
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
系，本是想为报纸弄一两篇文章发发的，我们几个也这么想。后来
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胡锡涛先生也准备写一篇评斯坦尼
的文章，只是不太懂表演，想让我们帮他做点文字准备和专业咨
询。他当时已参加市里的一个写作组，地位有些特殊，但我们这些
专业人员都不知道深浅。结果，只要一讨论斯坦尼体系，专业人员
就与胡锡涛先生对立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
这事回忆起来十分有趣。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对于造反派声
色俱厉的批判毫不在乎，反而对胡锡涛先生文质彬彬的观点如此抵
拒呢?原因是，造反派的批判没有进入文明的底线，根本无法建立
一个对话(包括吵架)结构，而胡锡涛先生的批判话语却在文明底
线之内，具备辩论的基础。这就像，有人说你是“强盗”你很难驳
斥，有人弄错了你的学历你却会站出来更正。
我从胡锡涛先生那里，第一次近距离地知道了一种“学术性
大批判”是怎么回事。那种“大批判”并不骂人，也不像当今的一
些大批判干将那样满口脏语恶词，而还是保持着一种外层的理论态
势。但是，这种理论态势完全是单向的，根本不考虑批判对象的逻
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只按自己一方的预定概念进行断章取义的组
接，然后得出一个个危言耸听的政治结论。他们追求“犀利”和
“痛快”，其实就是追求在断章取义和危言耸听这两者之间的大
胆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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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n

尹“校内大批判针对大家都认识的那些领导、教师，指名道
姓，一针见血，你们立场没有转变，做不了。社会大批判就方便
了，大家在说什么不好你也去说两句，什么修正主义、经济主义、
山头主义，图个热闹，也没人看。，’
余：“社会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吗?’’
尹“那倒不一定。听我们队里的小王师傅说，报社要批判几
个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要我们学校也弄几个人过去帮忙。我听
说报社的伙食最便宜，八分钱就能买一个荤菜……”
余：“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哪些人?是死了的还是活着
的?”
尹：“我不知道，听说是死了很多年的。”接着他放低声音嘀
咕开了=“毛主席也真会记恨，其实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么远，
他老人家又那么忙……”
任他说下去，按当时的标准，真不知会蹦出多少“反动言论”
来。我礼貌地打断他，请他告诉我怎么找小王师傅。
胖胖的小王师傅好像有点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厂里的文书或
宣传干事。他说：“工宣队一进驻文化单位，全线安静，上海报刊
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题材了，几家报纸编辑想找一些空闲的专业人
员，去写几篇评论旧俄理论家别什么、车什么、斯什么的文章。听
说表演系有个叫徐企平的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反正也没事，跟
着一起去吧。”
对这位小王师傅我必须另眼相看，因为他的语言方式比较接
近正常逻辑，而且，他居然把那几个旧俄理论家名字的第一个字，
都记住了。
他还在说：“现在谁也不会有心思去碰学术，但你们很快就
要下乡，一辈子的事，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碰这些东西了。”
他的这几句话，与当时的通行思路南辕北辙，却让我非常感
动。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却又觉得自己是第三等级，身份不
妥。
我说，我忙于下乡准备，又要鉴定，可能抽不出时间。他说：
“没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离开他之后我独自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心想对啊，两个月之
后我就会变成一个最地道的农民，直至终身，青年时代短暂的文墨
缘分，就此结束了。
2
我本来想到文汇报社随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师傅说得那样，
但一到那里，脚被粘住了。
我的脚被粘在报社六楼的阳台上，眼下，正是百年外滩。
外滩当然来过，但居高临下地俯瞰还是第一次，那番宏伟静
寂的景象，给了我强烈的震撼。我想，一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
离开上海，便找了一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与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
位好好告个别。
最震撼我的是，外滩仿佛根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细细看去，会有不少政治运动的印记，但从上
面看下去，高楼依旧，石壁依旧，江水依旧，堤岸依旧，连那座建
造于世纪初的外白渡桥也没有丝毫变化，一切都屹然冷然，无知无
觉。
早晨，江轮的汽笛声中，一个个还没有来得及梳洗的家庭妇
女急匆匆地提着一个小竹篮到大饼油条摊去买早餐；白天，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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