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海鸥南飞~~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46:00|来自：广东深圳

[转帖] ~~海鸥南飞~~ （作者：海鸥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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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十岁，才“留学”澳洲。这本书讲的是我，“留学”澳洲后十几年的生活。 　　一九八八年我来到澳洲，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去国离乡的人喜欢哀叹流落异域的孤独苦闷，艰辛无助，价值失落等等苦难。我也曾有过同类感受，但是这本书写的不是寻梦破灭，从而失落，压抑，痛苦的“苦难史”。出来了，生活及环境遽然变化，总是有些苦有些难的，我在书中多少提到了一些，不过不是怨不是悔，只是斑驳多采生活中的一块颜色而已，而且缺了这块颜色，生活的色彩就不够丰富。多少年后想起最初的苦和难，竟觉得颇有趣味。 　　这十几年来，我也没有象千千万万个中国留学生那样，经历了千辛万苦，创立了骄人业绩，从而进入“主流社会”。我一直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虽然能吃苦，却没有技术，没有本事。十多年来，不仅“事业”无成，甚至生活水准还在贫困线上振荡，因此这本书与“创业史”无关。 　　那么我到底想说什么？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主题和视角，那么我想通过我——一个普通女人在澳洲的生活经历，表现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发生根本变化时，她自身承受力的显现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诸如生命观、价值观，总之世界观的变化。 　　对我的观念改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到澳洲后遭遇的疾病。到澳洲的第三年，我得了一场大病——脑瘤。脑瘤大部分被手术切除了，但留下了深至神经中枢系统的部分，并且还在继续发展，最先进的医疗手段仍然不能将其除根。除此之外，身体的其它部分也发现了各种病变。不断的手术治疗弄得我体虚力竭，但精神上越战越强。正是在和疾病搏斗中，我突然发现，这一辈子我竟然还没有为自己生活过；我终于彻悟，我再不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更待何时？！ 　　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博士学位的学习，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这十几年来我做过许许多多事情，均与名利无关，不是为了创业，发达，只是图新鲜有趣，多一种人生的体验。我摆摊，教拳，教中文，当街头艺人，做义工，还画画，写作。我的生活斑驳多采，颜色丰富，虽然也苦也难也没钱，但我不认为我的生活“质量”由此降低了，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心中被压抑多年的自由因子解放了出来，身上的重负得以解脱。澳洲的生活让我发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还原了一个本来的我。 　　本书以我在澳洲经历的学校生活、打工谋生、儿女世界、疾病与病后新生，社会面面观等为各章的主要内容，包括四十多个既相联系，又各自独立的苦辣酸甜皆有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我尽量贴近真实生活，排除人为的起伏跌宕的戏剧化节奏，力求以平实的描述，真实的生活感取胜。同时，我拒绝悲剧色彩，努力使行文轻松幽默，用不动声色的面目写澳洲写他人也写我心。 　　父亲在四十年代为我取名海鸥，意为向往自由，我的一生都在寻找自由的真实意义。当海鸥南飞，她找到了。 　　澳洲是我的自得之场，在此我的精神突破约束，终得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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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47:00|来自：广东深圳

第一章斗转星移 　　 　　 　　斗转星移说的是时间的概念，四季交替岁月匆匆等。可是在澳洲的第一个夜晚，望着天上陌生的繁星， “斗转星移” 这个词一下子跳入我的脑际。在那一刻，北斗星仍在北京的上空闪烁，星斗未转，人已离去。斗转星移变成了地域变迁的概念，而地域的变迁又预示着生活命运的变迁，会是什么样呢？不可知。但是我期待着，迎接着我生命中又一次重大的变迁。 　　 　　 　　寻找机会 　　澳洲第一天 　　新的家 　　找工的自由 　　立足点 　　 　　 　　寻找机会 　　 　　 　　　　一九八八年六月，我拿到了去澳洲读书的学生签证。 　　　　看着那花花绿绿的洋文纸片，和每次接到生活中重大转折的文件――诸如重点中学录取通知、大学不录取通知、研究生录取通知一样，心中混合着兴奋忧虑向往好奇，这一次还多了一种参与某种冒险活动的跃跃欲试的心情。 　　　　比起那些为出国而报读真的或假的语言学校的中国人来，我出国的名目好听一些：博士研究生。不过我的兴奋点不在于读洋学堂，四十多岁了，已经过了求知欲如饥似渴的年龄。“读书”只是一块敲门砖，用来敲开出国的大门，目的在于“闯世界”。 　　　　我的脚野，喜欢走动，只要有机会就“蠢蠢欲动”，不断地改换环境让我的生活充满新鲜感，给我的生命注入活力。十几岁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文革串连给了我第一次机会，揣上几十块钱，从湘鄂西红军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了徒步“二万五千里长征”。停止串连后，两脚欲罢不能，扒火车到贵州的工厂参加“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全国武斗如火如荼时，又去了成都昆明乌鲁木齐好几个城市支援“造反派”，在外面“野”了一年，几乎跑遍全中国。 　　　　后来到一个农村中学教书，在日复一日的老三篇天天读的日子里，走动的机会几乎没有，连寒暑假都要学习政治。无奈总是野心未泯，于是就耍了一些见缝插针的小把戏，比如告个病假，或让在外地的家人打个病急电报，就又有了一次外出的机会，把中国没去过的地方转完（不过，我保证，除此之外，我对领导是绝对忠实的）。 　　　　再后来考上了研究生，由中学老师变成大学教员，仍然不耐烦生活的稳定平庸。外出的机会倒是有，每年都有全国性的大学教研会议，会址设在某个风景点。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到了地方先报个到，参加半天会议就溜之大吉，买张汽车票到附近县城转悠，会议闭幕时赶回来拿上一大堆简报回去交差。 　　　　我出游的目的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名山大川，最想知道的是风土民情，人世人生。当国内的见闻已经满足不了我的渴望时，我开始“放眼世界”。 　　其实“周游列国”的梦想在文革一结束，国门刚刚打开一条缝的时候就开始了，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孩子小，不忍他们一朝失去母爱；因为父母老，不忍他们膝下无女。眼看着同学们、朋友们一个个留洋，我一次次压制了出国的愿望，甚至理智上已经打消了出国的念头。可是有一次，一个交往甚笃的朋友上门告别，说要去澳洲了，那个愿望突然从心底冲出，象钻出瓶子的魔鬼，再也收不回去了。我才知道，我的内心深处始终也没有接受朝九晚五，上班回家，平平庸庸一辈子的生活。 　　　　我决定了，我要出国，而出国大潮给了我一个机会。 　　办理出国相当顺利。那一年，我曾参加过几次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讲座。讲学者都是从海外请来的华人学者、教授。我手头有一张讲学者的名单，从头缕了一遍，有几个美国的，去美国要考“托福”，我的英语没戏，即使是临阵磨枪，也上不了战场。放弃美国。再看看，有一位冯先生是从澳大利亚马克理大学来的。试试这一位吧。我铺开信纸，探询做他研究生的可能性：“尊敬的冯先生，听了您的讲座，我获益匪浅……”说句良心话，我根本没听过他的讲座。 　　我并没对这封信寄太大的希望，却意外地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明年他正好要带博士研究生，可以收我一个，并可以为我申请奖学金。紧跟着马克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也寄到了。上天眷顾，一封信成功，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台湾的姑姑寄来了足够的美元，解决了学费问题；香港的伯伯提供了经济担保，断了移民局的后顾之忧。还得参加澳洲的英语考试。拼命念了一阵，考试成绩不算太好，但是可以先到澳洲补习几个月。半年时间，一切就绪。去学什么呢，不好意思，中国哲学。无论国内的人，还是后来澳洲的人问起我正在学习的科目，都令我很尴尬。他们总要惊奇地问，中国哲学？为什么到澳洲学？我很清楚，和中国相比，澳洲的中国哲学研究水平只是孙子对爷爷的等次。我去澳洲的目的很单纯：出去。 　　我知道，这不同于国内的每一次外出，这将是一次背水一战的出走。我做好了踏上艰苦历程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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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4:00|来自：广东深圳

欢乐颂 　　　　 　　　　　　我工作了三个星期，竟觉得干活是一件愉快的事，这是我来澳洲后从来没有过的体会。在任何一家工厂干活，既要接受老板铁青着脸的审视和挑剔，又要接受某些工人的排斥和挤兑。我这个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所以总是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最后以甩手而去或者被炒鱿鱼而告终。在这个工厂，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谐。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终于有一天早上保尔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一点活都没有了。他说：“今天你就在车间里放松放松，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对我眨眨眼：“别担心，工资照付，一分钱都不少。”他给我一张名片，说：“常给我打电话，看看有没有活。有活我第一个叫你来，你工作很努力，我们都喜欢你。”车间里的收音机突然响起辉煌明亮的乐曲，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跟着传来男女高音合唱。我走出去，只见斯考特和露茜并肩站在一起，引吭高歌。比露茜矮半个头的斯考特的手臂举起，搭在露茜的肩头。斯考特的声音沉稳嘹亮，露茜的嗓音圆润高亢。工人们都参加了合唱。丽萨唱得柔和，阿伦唱得含蓄，大吉姆唱得粗旷。保尔举起两臂，做出一幅神圣的面孔，打着拍子。不同国度来的工人，用同一种语言合唱贝多芬的歌曲，这情景深深打动了我。我不会唱英文的歌词，但我会用中文唱这支歌。我和他们一起放开了嗓子：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怀着火一样的热情 　　　　来到你的圣殿里 　　　　你的威力能使人们 　　　　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温柔的翅膀下面 　　　　人们团结成兄弟 　　　　　　“欢乐颂”为我在这个工厂的日子做了一个完美的结论，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个工厂，我就想起“欢乐颂”。每当我听到“欢乐颂”，我就想起这个工厂的兄弟姐妹们，我对世界就多了一份信心。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4:00|来自：广东深圳

大学生丽萨 　　　　 　　　　　　丽萨常招呼我：“来，到我们这来。”她和大吉姆看一台机器。丽萨是斐济姑娘，身材颀长，说话温言细语。斐济人有两部分，高头大马的土著居民和印度移民，她属于后者。丽萨说她毕业于斐济大学，学的是历史。“斐济也有大学？”我的疑惑冲口而出。我在别的工厂见到的斐济人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岛民，干活懒懒洋洋，不动脑筋。在我的脑子里，斐济只是一个风景秀丽，天然资源丰富的岛屿，人们不用干活，遍地的香蕉随手摘下来就可以果腹。面对这个文静的大学生，我反省自己，虽是大国国民，但不可沾沾自傲，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午饭时间她把我叫到身边，把她带来的薄饼撕了一块给我。薄饼里面抹了一层花生酱，一层蜜，特别香。吃罢她拿出一个小本说：“我教你英语吧。”我很高兴，我的口语和听力很差，在国内虽然读完了许国璋的六册英语教材，还学了专业英语，但是在这里只会用中国式的句子和长达二十个字母的单词来表达意思，弄得人家莫名其妙。丽萨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上：你好。我的名字叫某某。然后口齿清晰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让我跟着她念。我哭笑不得，至少这点东西我还是知道的。我也被小瞧了一次，她大概以为中国女人尽是那种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我说这样吧，我们假设一个场景，你教我在这种情况下的对话。那阵我正在与警察局和银行打交道，协助朋友索回一笔款项。于是丽萨充当警察和银行经理，开始了我们的对话。很快我和丽萨成了好朋友。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5:00|来自：广东深圳

渐渐地，安东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达成了一种平衡或说默契：我们依旧散散漫漫，说说笑笑，但不耽误工作的质量，不耽误老板按时交货。有了这两点保证，安东也不提什么更多的要求，由我们去了。大家相安无事，各得其所。 　　女孩子们对年轻异性总是有兴趣的。二十二岁的安东，青铜色的卷发，弯曲的睫毛，挺直的鼻子，还有略带孩子气的、线条柔和的嘴唇，配上高大挺拔的身材，活脱是米开朗基罗塑像的原型模特。女孩子们天天评论他的发式、衣服、鞋子，暗暗投去赞赏的一瞥。她们算出安东属羊，按照中国的历法，私下议论他的运程。安东结婚与否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对工厂里青春美丽的女孩子们从来不正眼相看，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大家竖起耳朵听安东的每一个电话，根据他说话的声调猜测谁是他的女友，后来认定了一个叫莎利的，因为安东对她讲话时最温柔，然后大家不断地编织着安东和莎利的故事。直到有一天，娜塔莎，外屋成衣车间的女老板，一个健硕的苏联大姐，得意地挺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告诉我们安东将要成为爸爸，惊呆了大家，一时间车间里似乎被一种隐隐约约的失落情绪笼罩着。紧接着，消息灵通人士又传开了新的故事：小老板安东原来是一个超级市场里上货架的小伙计，与娜塔莎相遇堕入爱河，后来由做服装生意的老丈人提携开办了这个工厂。大家说，怪不得他那么勤劳肯干，原来是个“苦孩子”出身。至于他是为爱情结婚还是为前途结婚，猜测纷纷，因为安东对那位长他四岁的、肥壮的、相貌平平的大姐态度总是冷冷漠漠。 　　安东逐渐地发起来了，又买了几台大机器，扩大了一间厂房。我刚来时，他手持一个蓝色车卡（最便宜的车票）上班，现在夫妻俩一人一辆名车。听说还在海边买了一套倚山傍水的大别墅。进厂时两手空空的女工们的生活也大大改观，居家过日子的，靠每件四分钱积累了自己的房子。喜欢自由浪漫的转遍了澳洲。在这里工作有一点好处，想要游玩，只要跟老板说一声请假，不管多长时间，没有不准的。哪个工厂有这样的自由？我喜欢这种工作节奏，不再想离开这个工厂了。 　　然而，田园牧歌式的劳动没能持续太久。添置了机器后，安东又招了几个中国女学生，她们干活之拼命，让人想起夏衍的《包身工》。很快，她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老板建立了一套新的工作制度：早上七点半钟，她们准时站在机器旁，已是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姿态；下班后擦洗机器，收拾工作台，打扫车间卫生，以前这都是老板的工作；周末争先恐后加班。这一切都被安东赞许和肯定下来，我们于是不得不准时上班，打扫卫生，周末加班。她们以极大的挣钱热情把我们保持的每天两千件迅速提高到三千或更多，成为厂里的一支生力军，以至大家不得不埋头拼命苦干以免被淘汰。不过安东当然不知道她们干活时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她们公开宣传的信条是：“人是为挣钱干活，不是为良心干活。”可惜安东听不懂。最为颠倒是非的是：按照习惯，圣诞节老板要送雇员礼物，请雇员聚餐。自打她们来后，每逢圣诞必定上赶着送安东夫妇及其女儿贵重礼品。于是安东不再送我们礼物，只等着工人向他进贡了。她们使安东感觉到了做一个老板的尊严和满足。安东重新威风起来了，这是工人给捧起来的。中国人的事情太复杂，我对此无计可施。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5:00|来自：广东深圳

再见了，安东 　　 　　 　　我拿着工作介绍所的信，推开了那家公司所门。眼前是一个制衣车间，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一个个子高高的，相貌英俊的伙计模样的小伙子把我带到里面的房间。这是一个加工车间，有三台机器，几个中国女孩正在机器旁忙碌着。小伙子告诉我，这就是你的工作：把一面带胶的衬纸放在剪裁好的布料上，送进机器热压。计件工资，四分一件，没有早茶和下午茶时间，没有加班费，没有假期工资，如果愿意就来上班。在这之前，我做过多种工作，这是条件最苛刻的一个，但是已经赋闲两周，先做着瞧吧。 　　进了工厂我才知道，那个“小伙计”就是老板，叫安东，希腊裔，才二十二岁。这个厂子他才开办不久，正是创业阶段，难怪他这么卖力，一周七天，每天他要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八点，除了跑出去接活儿送活儿，有一点时间就和工人一样干活。都说希腊人细致精明，一点儿不错，他让我们每天清点自己做的件数，记在一个本子上。可是每天晚上我们下班回家后，他还要重新点过。多一个，少一个他都要把数字改过来，而且是把数目改少的时候多。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不屑地说：“真抠门儿，还想靠这几分钱发家？” 　　说实在的，打进厂第一天起，我就没把这个小老板放在眼里。我不喜欢他那冷冰冰的面孔，更不能忍受他对我们的无端挑剔。他总是沉着个脸说：“这个活儿要是做错了你们要赔钱。”似乎在充分享受当老板的权力。我单单不买他的帐，常常与他发生冲突，或争执或讲理。问题到不在于理有多大，而在于让他明白应该怎样对待我们。我知道这些洋老板，你越对他寸步不让，他越对你以礼相待。当然如果真是我错了，也只好承认。一天早上，见安东正守着我昨天做的一堆活儿，毫无希望地试图把衬纸撕下来。他告诉我很多衬纸贴反了，撕也撕不掉，这批布料全报废了。我知道是我的错，昨天动了一个“聪明”的脑筋，把几张布料合起来热压以加快进度，忘记看布的正反面。我淡淡地道了一句：“对不起，由我来赔。”不料他只说：“没关系，人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赔。”他没有发脾气，弄得我倒不好意思了。安东对我越来越客气，对其他女孩也有礼貌多了。 　　这个工作是一种令人厌烦的简单、呆板的机械操作。我不打算长期干下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早上多晚起床多晚上班，害得安东常常打电话来叫我。干累了，放下手中的活儿对安东说：“这活儿留明天做，我要回家了。”老板不解：“为什么？”“我累了。”然后抡起书包对老板和工人们一扬手：“再见，各位。”扬长而去，留下安东无可奈何地完成我剩下的活儿。每逢星期五下午，他总是用一种可怜巴巴的眼神望着我，乞讨似地问：“明天你能来加班吗？”我总是回答：“对不起，不行。”我根本不在乎他是否炒我，那时工作很好找。但他始终没有炒我。 　　工厂里几个规规矩矩的女孩逐渐被我“带坏”了。晚来早走的事时有发生。我们不理会老板规定的干活时不许说话的要求。整天侃得天昏地暗。高兴起来，我跑到安东那里把他那台又破又旧的收录机搬来，放上中国歌曲，全体跟着合唱。最喜欢的歌是《大坂城的姑娘》，唱得简直要舞起来，唱到：“带上你的嫁妆，还有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时，全厂欢腾起来，推举此歌为“厂歌”。害得安东出来进去，偷眼看我们谁做错了，不失时机地拉下脸指责某人。被指责的人低着头，咬着嘴唇，安东一走，马上爆发出一阵大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对我们这帮人怎么也没办法弄出个规矩方圆来。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5:00|来自：广东深圳

女工斯麦里 　　　　 　　　　斯麦里是皇后化妆品公司包装车间的女工。这个化妆品公司不大，其产品都是些不入流的杂牌货，比起艾丝蒂&#8226;洛黛尔公司的差远了。它的包装车间也不大，也就是普通家庭车库那样大小。包装车间平时只有一个女工，就是斯麦里。各种节日前，如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加工定单纷纷来到，公司就会招几个临时工来应急，这时，斯麦里就自己封为车间小工头。 　　　　我和一个广东姑娘在那年圣诞节前被皇后公司招去当临时工，在斯麦里手下工作。 　　　　斯麦里四十多岁，长得一点也不好看，高大的身架，满手大骨节，脸上粗粗拉拉的线条，尤其是惹人注目的粗大毛孔和鼻子下面黑黑的“小胡须”，完全破坏了女性特征。她是南斯拉夫人，十多年前到澳洲，讲话依旧卷着舌头，拐着弯，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她讲的是那种不合英语语法的“移民语言”，无疑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劳动人民。 　　　　不就是来了两个临时工吗？斯麦里却真把自己当做皇后看，把小小的车间当做她实行统治的一方天地。她不需做多少活了，只是走来走去支使我们，或用笨拙的手捏着笔，把我们每人的工作量记在本上。当然，这只是在总管不在时，总管一来，她立即做出很卖力干活的样子。她对我们很不客气，颐指气使： 　　　　“喂，箱子怎么这样摆？重新摆过！”她的声音嘶哑，没有女人味，让人厌烦，其实这样摆和那样摆并没有区别，她只是想实践一下发号施令的快意。 　　　　“喂，你过来！”她向我勾起一个手指头，“这个桌子为什么没收拾好？” 　　　　这不是我该干的活，我转身走开，心里积蓄着不满。 　　　　我很有点大国沙文主义，很有点种族歧视，也很有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心说，你一个小小国家，没有教养的下里巴人，也配来教训来自泱泱大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讲师！ 　　　　其实，我本来的原则也是很中国化的，很儒家味的：听喝，多干活，宽大为怀，忍为上，大人不记小人过。但我发现，这特别地不适用于澳洲，幸而中国人还有一套关于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机智，也是极有教益的，我必须改唱山歌为咏叹调。该咏叹调为： 　　　　“鬼子象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他（她）就弱，你弱他（她）就强。” 　　　　我称之为“弹簧效应”，我终有一天要给鬼子们颜色看看的。 　　　　一天早上我一到车间，总管就向我走来，手拿斯麦里做的工作记录本，一脸官司。在这里顺便提一下生产部门的总管，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干瘦老太太，从她一辈子忠心耿耿地为公司工作，却只提升到总管位置可以推断其能力有限。她的才能与我没关系，令我生厌的是，她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盎格鲁&#8226; 撒克逊的味道，进车间的第一天她对我们宣布的第一条规矩就是只许讲英语，不许讲中国话。其它时间，她根本不希罕用眼角扫我们，她不直接与我们打交道，多是通过斯麦里，于是斯麦里有了搞小动作的空间。 　　　　“为什么你四十八小时只包装了三千件礼品盒？这与定额相差太远！”总管声色俱厉。 　　　　是斯麦里搞的鬼，昨晚我拒绝给她加班，她在报复。包装这三千件只用了二十六小时，不仅超过定额，我还用余下的时间帮那广东姑娘完成她的定额。 　　　　我把我每天登记的工作卡片找出来，把日期、工时、产品列了一个明细表交给总管，告诉她： 　　　　“如果斯麦里不会算术的话，你应该请另一个人来代替她。” 　　　　斯麦里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从此不再理我。 　　　　我真是愚蠢，为了进一步证明是斯麦里的错，我当天八小时内拼命做了一千二百件，这不是自己做套子自己往里钻吗，从此我每天只能比一千二百干多，不能干少，害得那个广东姑娘反过头帮我来做。 　　　　我心中的火气更不打一处来，这个回合中我算赢了还算输了呢？ 　　　　不久斯麦里又出妖讹子，我的包装材料用完了，请斯麦里去取，只有她才有权进入仓库。她没有去拿材料，却跑到总管那里嘀咕了些什么。 　　　　总管气势汹汹地跑来：“今天早上我告诉过你没有，怎么做礼品盒？”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我当然知道怎么做，我需要的是材料，与怎么做是两码事。 　　　　“如果你老是这样找麻烦，明天就不要来了！”总管训斥够了，不给我分辩的机会转身走开。 　　　　我看看斯麦里，她幸灾乐祸地给我搬来一箱材料。 　　　　我凭白无故挨了一顿批头盖脸的臭骂，越想越纳闷，越想越生气，索性扔下手中的活，跑去质问总管“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对我发火，我只是让斯麦里给我上料，有什么错误？” 　　　　总管是太上皇，她的话是圣旨，没有人愿去冒犯她，她气得脸色发白，“但是斯麦里告诉我，你不知道怎么做。” 　　　　又是斯麦里，我大喝一声：“斯麦里，过来！”她怯怯走过来，我一字一句地说，“现在你当着我的面向总管说清楚，我刚才叫你做什么，你对总管又是怎么说的？” 　　　　她很尴尬，顾而言它。 　　　　我接着问：“你对总管撒谎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是不是？”斯麦里无法抵赖，我不依不饶，“你必须向我道歉！” 　　　　总管一摆手：“算了算了，干活去！”她还是向着喜欢对她摇头摆尾的斯麦里。 　　　　这次争吵后，“弹簧效应”立即应验，那个十分挑剔的总管老太太对我客气得让人生疑，但我对她不会有一丝笑容，我知道这种人越客气，后面隐藏的隔膜越深。 　　　　我和斯麦里的关系倒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也许她是追随总管的脸色，也许她看到了我的厉害，也许她就这两手黔驴之技，用尽之后，便乖乖恢复了女工本色，她开始与我和平共处，不再惹事生非。而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别人对我笑脸相迎，好言相待，只要仨瓜俩枣一哄，便浑身酸软，战斗力顿失，这倒不是说斯麦里在施放糖衣炮弹，搞阴谋诡计，要搞这些，她比起中国人来还要多学几十年。她是一个无心无肺的人，态度是真诚的。我当然学不来狎戏黔驴的老虎，“断其喉，尽其肉，”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中国人教导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也就不计前嫌，与斯麦里打成一片。 　　　　斯麦里喜欢把椅子搬到我旁边做活。 　　　　她劝我：“你的脾气太不好，这样很吃亏的。”其实我的脾气很好，只是不肯受那些龟孙子们的气。她接着说：“我的脾气也很暴躁，但我从不和总管顶撞，总管对我并不好，她从骨子里瞧不起我，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从她嘴里讨这碗饭吃。” 　　　　说着愈发黯然起来，她唠叨着：工资那么低，工作没有保障，一身职业病，腰椎酸、肩轴痛、香水过敏、咳嗽哮喘、声音嘶哑，从来没有人关心她。再往下，话题引伸到移民的困境：没有自己的位置，没有自己的祖国，有家也不能回（那时她的家乡已经打起仗来了），说着说着竟然痛哭流涕，一席话触动我的心弦，那时我一个人在澳洲生活，在强硬的外表下，患着移民们的通病，我不禁也流起眼泪来，是为自己。我这时才理解斯麦里初时的耀武扬威，只不过是在夹缝中为自己找回一点自尊心、自信心的愚蠢举动而已，我彻底原谅了她。 　　　　　斯麦里知道我是孤家寡人在澳洲，常劝道：“凌，找个男朋友吧，那样你会快乐得多。” 　　　　　我正色道：“那怎么成，我在中国有丈夫。” 　　　　　她摇头：“你丈夫在那边找了女朋友寻欢作乐，你在这边孤身等待，这对你太不公平。” 　　　　　我笑了：“谁告诉你我丈夫有女朋友，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丈夫，他绝不会另找女人的。” 　　　　　这回轮到斯麦里正颜：“傻瓜，对男人绝不要用‘相信’二字，男人离开女人一天都活不下去。”她进而以现身说法证实她的警世通言，“只要我一离开我丈夫，比如回国探亲，他就另找女人，现在我老了，他在外面又有了女人。” 　　　　　我问：“那你怎么办？” 　　　　　“他找女人，我当然不能吃亏，也去找男朋友，但现在不行了，老了，没人要了。”说得很凄凉，然后她拍拍我的肩膀，“凌，听我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就剩这点乐趣了，如果连这点快乐再不去享受，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些什么意思呢？你和我不一样，趁年轻，赶快行动吧。” 　　　　　除了偶然发出如上肺腑之言，多数情况下，斯麦里的话题很轻松，她特别喜欢讲黄色笑话，下流故事，她没受过多少教育，智力所及也就这一水平，如同我在农村劳动时，田头地脑打情骂俏的公社社员一样。 　　　　　她背着手走到我跟前，诡谲地说：“凌，张开手。” 　　　　　我伸开手掌，她把一个刚灌好的香水瓶放到我的手心：“握起来。” 　　　　　我莫名其妙地攥着瓶子，她坏笑道：“怎么样，尺寸合适吗，温度合适吗？” 　　　　　香水瓶圆圆的，刚刚灌满的香水温温的，我还没琢磨过来，斯麦里半握拳上下挥动做了几个猥亵动作，继续启发：“想不想试试？” 　　　　　我大彻大悟，一把把瓶子掷回她身上，用中国话骂道：“斯麦里，臭流氓！” 　　　　　她得意地抚掌大笑，这一类游戏最令她开心，也可能她的全部生活只能在这时找到乐趣了。 　　　　　接近圣诞节了，一天，总管过来宣布： 　　　　　“现在定单不多了，从明天起，只需留一个临时工，留谁，斯麦里你自己决定吧。”一转身把难题留给了斯麦里。 　　　　　一个是已经成为好朋友，并与她的心灵有所碰撞与契合的我，一个是默默无言，任劳任怨，温柔驯顺的广东姑娘，我们干活的质量差不多，但显而易见，总管不喜欢我。 　　　　　看得出来，斯麦里为难了一天，直到快下班，她才吞吞吐吐地对我说： 　　　　　“凌，对不起，你看，萨拉（广东姑娘名）会装香水，你没装过，……” 　　　　　我笑着打断她：“斯麦里，没关系，我不在乎，让萨拉留下，我很快就会找到其它工作。” 　　　　　斯麦里走到门口鬼鬼崇崇向外望望，转身悄声说：“这里的化妆品你愿意要哪样尽管拿，要快！”接着摆出为地下党把门望风的姿态。 　　　　　斯麦里本人天天把香水、口红、胭脂、眉笔偷回家去，我奇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去周末和假期，她要那么多化妆品做什么？ 　　　　　我说：“我不要，我从来也不化妆。” 　　　　　“不要白不要，他们对我们不好，为什么不拿！”她走过来，抓了四大瓶香水塞进我的提包，“好好打扮打扮，快找个男朋友。”似乎香水和男朋友可以减轻一些她的歉意。 　　　　　其实我真的没什么，我体谅她夹缝里做人的难处，且以我之性格，在哪里都做不长。 　　　　　四瓶香水我“送”了两瓶给广东姑娘萨拉，她很喜欢用化妆品，但规规矩矩，从不越雷池一步。另外两瓶，在丈夫单位的领导们访问澳洲时，我送给了他的副院长和院办主任，希冀他们能高抬贵手，放我丈夫出来。看他们欢天喜地地收起这些不入流的洋香水，我突然领悟到，没钱没势无依无靠的小人物用这些小恩小惠打通关节，联络感情，好歹也算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走，我很理解斯麦里的作为了，我简直有些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拿”些化妆品。 　　　　　几个月后，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斯麦里，她第一句话就是拉开干哑的嗓音叫道： 　　　　　“凌，你找到男朋友了吗？”不是问你找到工作了吗。 　　　　　我还是孑身一人，丈夫还没有消息，但意识到这个问题一定吸引了一些车上的听众，忙虚荣地答道： 　　　　　“当然，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 GOOD GIRL！（好姑娘）”她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这就对了！”然后匆匆下车了。 　　　　　再以後，澳洲经济走下坡路，听说皇后公司倒闭，不知道斯麦里到哪里去了。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3:00|来自：广东深圳

中坚力量斯考特 　　　　 　　　　　　每次开始印刷一种新的信封样式，开机后吐出来的头几十个信封露茜看也不看就一把一胡撸扔到垃圾桶里，每个半人高的垃圾桶里都装满了“废”信封。我看着怪可惜的。中国人不轻易扔东西。过了几十年的节俭生活，在我眼里，任何废物都可以利用。在市场上买一百个信封要花四块钱，花这点钱都是让我很心疼的。我的脑袋伸向垃圾桶：“这些信封都是好的，为什么要扔掉，多浪费呀。”没有任何理由，他们的工作程序就是如此。斯考特看我一句一个可惜，一个浪费，问：“你需要信封吗？”我说：“你们一次扔掉的够我用一辈子了。”斯考特二话不说，蹬蹬跑上存货架搬来一个纸箱，内装一千空白信封，递给我：“你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么多，还是“公家”的！我说：“这怎么行，不要，不要。”斯考特说：“拿去吧，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在这儿没家，多写几封信给男朋友，要不然你就把他丢了。”我有点作贼心虚，四下看看：“老板要是知道了，饶不了你。”那边保尔已经看见了，他夸张地用手遮住眼睛：“我什么也没看见！”这些信封我大把大把地分给朋友们，余下的自己用了七八年。 　　　　　　斯考特身材矮小，但是象一块树桩那么结实，每块肌肉都迸发出活力。他是车间的中坚力量，机智果断，工人们有了问题都要招呼他，连保尔还要找他商量工作中的技术问题。保尔有事离开就要把一切交代给他安排。他的影响似乎比老板还大。斯考特是波兰人，六十年代末来到澳洲，正赶上越南战争。他到澳洲是来投奔自由的，但是自由需要付出代价：要得到澳洲国籍，必须到越南当四年炮灰。他拉起裤腿，小腿上有个硬币大小深棕色伤疤：“看看，我差点死在那场战争中。我的身份是用自己的生命和越南人的生命换来的。”我说：“你是英雄。”这是真话，不管战争指挥者的动机如何，士兵总是出生入死的。他撇嘴摇头：“我不配。那是一场愚蠢的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去打一个弱小无辜的国家，这是我的耻辱。”对战争的反省，给了斯考特一种正义的力量，我想这是他成为车间核心的原因。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3:00|来自：广东深圳

准爸爸阿伦 　　　　 　　　　每天我的工作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几个机器间转来转去，看能否帮其他工人做点事。车间里洋溢着团结友好的气氛，对我这个临时工也一视同仁。我相信保尔的友善和宽容是这种气氛的调和剂。 　　　　工厂里有三台机器经常转动，阿伦一个人看一台机器。他头戴耳机沉浸在音乐中，边操纵机器边扭腰摆胯。我走到他身边，问：“你需要帮忙吗？”他摇摇头：“不用。”见我要走，他忙摘掉耳机说：“没关系，你就站在这吧。”阿伦是个腼腆寡言的男人，想跟我说话，又找不到话题。我就主动发问：“听你的口音不象澳洲人？”他说：“我是匈亚利人。”“来多久了？”“十年了。”“喜欢澳洲吗？”“喜欢。对了，”他急急掏出钱包拿出一张照片来补充语言表达的不足。照片上他拥着妻子站在房前，旁边还有一只狗。他说：“这是她。她是菲律宾人。这是我们新买的房子。这是我们的狗，沃克。”他犹豫了一下，带着一点羞涩和按捺不住的喜悦告诉我：“再过八个月我就要当爸爸了。”那边传来斯考特的声音：“阿伦，又在显白你的儿子了？我觉得你的当务之急是该给他找女朋友了。”我忍不住笑起来，因为我想起了中国男人，妻子怀孕了，他们对外象干了坏事一样遮掩着，直到妻子临产那天，大家才因了他的缺席知道他当了爸爸。这位阿伦老弟妻子怀孕还不到两个月，消息就传遍天下，真是一片赤子心。我赶紧提前八个月祝贺这个准爸爸。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3:00|来自：广东深圳

标准美人露茜 　　　　 　　　　　　斯考特和露茜在一个机器上干活。斯考特招手把我叫过去，说：“帮助我们干活吧。”这台机器只需要两个人，斯考特把空白信封“喂”进机器，露茜在另一头把机器吐出来的成品装进纸箱。他们的工作并不紧张，两人足够了，其实就是想跟我聊天，那时侯中国人还算是稀罕物。我和露茜一人收一把印好的信封放进箱子。汤加姑娘露茜身躯硕大，她上下打量着我，极端羡慕：“你真苗条。”我太荣幸了，四十多岁，两个孩子的妈妈，身高一米五八点七，体重六十四点二公斤，按标准超重六公斤，这一辈子第一次有人夸我苗条。不过和她比起来，这么说也还恰当。她比我高出一头，身子的横宽各是我的两倍。我曾从报纸上读过汤加人以肥为美。父母把孩子从小就喂得肥肥壮壮，尤其是女孩子，这样才能找到好婆家。露茜在汤加应该算是标准的美人。我问她有几个孩子了，她撅起嘴，一幅憨态：“我还没结婚，连男朋友都没有呢。”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得唐突了，有点后悔。她倒不在意，继续抱怨：“我都二十九岁了。在汤加我的女友们都有好几个孩子了。”我说：“那你可以在汤加找一个丈夫呀。”她说：“我不想回去，我喜欢这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事情就是这样。斯考特在那边说：“耐心点，露茜，有人会娶你的，你是个美丽的姑娘。”露茜得意地晃晃脖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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