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海鸥南飞~~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2:00|来自：广东深圳

老板保尔 　　　　 　　　　　　老板叫保尔，是个快乐的老头子。我见过许多老板，都是不苟言笑的，给人们一种威慑力。这个保尔不同，说起话来，眉眼鼻子和嘴巴一起忙个不停，多数时间是在笑。他问：“你是那国人？”我说：“中国。”“啊，我和我老婆去过中国，美丽！”他弯下腰悄声对我说：“我老婆说她还要去中国，我想她是被中国男人迷住了。”我笑了，工厂里的玩笑话总是离不开男女之事，可是老板至少应该是作古正经的。保尔向我交代工作，是在封好的信封箱子上贴注明产品种类的标签。“容易，”他一挥手，象是在赶苍蝇，“闭着眼就可以做。”见我撸胳臂挽袖子准备干活，他又说：“不忙，不忙，先去喝杯咖啡。”在任何工厂我都没受过这种待客的礼遇，有点受宠若惊地说：“不喝了，我去干活吧。” 　　　　　　保尔带我去工作台，一路上和工人们打招呼，向我介绍，这是斯考特，这是露西……。这位老兄走路都没个正形，一路划着狐步，或突然双脚离地旋转三百六十度。我忍住笑，左右看看其他工人的反应，他们只是微笑摇摇头，象是长辈面对一个调皮又不太出格的孩子。 　　　　　　我的工作确实非常容易，箱子不多，百十来个。如果按照在别的地方干活的速度做，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干完。保尔看我贴了几个标签，嫌我做得快，说：“来，我做一个给你看。”他拿着一个标签比画了几回，才端端正正贴在箱子上，再把边角仔仔细细按瓷实。他悄声对我说“慢点干，我可没有那么多活给你。”听说过老板教工人磨洋工的吗？可是这话就是中听。我每贴上一个标签在上面来回摩挲十几遍以消耗时间，上百箱还是很快贴完了，我去找保尔，心想他大概要打发我回家了。 　　　　　　保尔问：“你怕不怕登高？”我说：“不怕。”他指着厂房最高一层存货架说：“上面还有一批箱子，你敢上去贴吗？”我说：“没问题。”“好，女英雄。”他大拇指一翘，开来一辆升降叉车，让我站上去，告诉我按什么钮前进后退，按什么钮上升下降。我刹那间就升到了车间的最高层，有三层楼那么高。我的腿有些发软，往下面看看，保尔对我夸张地挥手，象是码头上送行的人对即将启程的轮船依依不舍地告别。 　　　　　　保尔的滑稽动作引起斯考特的注意，他抬眼望见了我，皱起眉头关上机器去找保尔。只见他指着我在跟保尔严肃地说什么，然后保尔向我招手：“下来，下来。”我登上升降车滑了下来。保尔无可奈何地说：“你别在上面做了，斯考特怕你摔下来，他怕是爱上你了。”也许让我上货架是违犯操作规程的，可这个老板，说正经事时也没正经。保尔说：“剩下的时间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多喝几杯咖啡。”他真是一个让人轻松愉快的老板。哪有这么分配工作的？他显然不是大老板，没准连二老板三老板都不是，充其量是个车间主任，相当于工头。但是他和我见到的其他低级老板和工头不同，那些人只要在一个工人之上，就有一个当家作主的感觉了，就可以对下面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且越是底层领导，对工人的挤压越甚。在其他工厂干活时，如果暂时没活，全体工人都得在工头的监督下，毫无目的地摆动双手，或是拿一块抹布，来回擦拭身边的任何东西，表示自己手没闲着。现在我拿着钱又没活做，这倒让我非常不自在了，象偷了东西没处躲没处藏。我想起在中国曾经代表不断革命能够的一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我们推小车已经推出惯性来了，不禁自嘲地笑了。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1:00|来自：广东深圳

人生之乐 　　　　 　　　　 　　　　十二月份，系秘书通知我，你有五百元的办公费还没有用，年底以前用不完就要上交。没想到当研究生还有这么一个优越性，可就剩几天了，五百块钱哪用得完？刚到澳洲，我花钱小心极了，除了房费，吃饭交通及零用不超过二十块。一下子给我这么多钱，马上花掉，一辈子还没那么奢侈的事呀。当然钱还是要花的，中国人说话，不花白不花。我跑到文具店买了两个本子、一瓶浆糊、一个订书机，用多少买多少，还尽量捡最便宜的。再去看看有什么哲学参考书，唐人街仅有的两个中文书店都是香港人开的，里面清一色的香港图书，风水命相，言情武打，哪里找得到一本正经的哲学书籍。 　　　　看我拿着二十几块钱的发票去报销，系秘书启发道，你可以到全国各大学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交通食宿资料费全都报销。这主意太好了！私下里高兴的是，可以做一次免费旅行啦。 　　　　应该去堪培拉，那里有国立大学，国立图书馆，还是以学习为主嘛。大巴士很便宜，二十多块钱就把我拉到了堪培拉。在城市入口处的信息中心，我请他们给我联系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二十三块钱一晚上。堪培拉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没有生活气息的城市。笔直划一的街道和整齐排列的建筑露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政府官员面孔。出人意料的是我的旅馆却充满了人情味。这是一个在城市边缘的汽车旅馆，规模不大，石头垒的墙壁上披着一层爬山虎的外衣，石子铺的小径通往一个古典式的拱型大门，两边点缀着青藤类植物缠绕出来的曲线。店主是夫妻俩，他们已经从信息中心知道我要来。老婆把我引到一个单人房间，十二平米大小，单人床、沙发、衣柜、床头柜、电视一应俱全，一辈子从来没有独自享受过如此舒适的房间。 　　　　现实无情，论文还要写，资料还得收集，没空高枕无忧。一天也不敢怠慢，每天早上吃罢早餐，便直奔国立大学。 　　　　国立大学的曼西兹图书馆有大量的亚洲图书。图书馆楼上楼下，书山书海，均是开架。这么多书，从哪下手呢？一楼有几台电脑供查找资料，从来没碰过电脑，我踯躅着不敢上前。看到一些样子很有学问的洋人，坐在电脑前也是一筹莫展，不断地招呼馆员来帮忙，知道不是光我一个老杆，心里才踏实一点。在图书馆员的帮助下，找到哲学书目，列出一大堆书名，但是光看书名，并不知其所以然，干脆跑到书架前做手工业式的搜索，一本一本地翻。 　　　　别看曼西兹图书馆以亚洲藏书多而著名，在八十年代，真正研究中国哲学的书并不多。有的多是些中国哲学经典的白话译本，还尽是二三十年前出版的。剩下的是几本文革前老学者们的书，还有一些工农兵学哲学、杨荣国的遵命中哲史及批林批孔小册子。台湾的书有几本，也都是民国五六十年的产物。这些东西对我简直没用，我的论文是关于文革后中国对孔子的研究。其实我知道，我的课题在中国才有研究的天地，糊里糊涂选了这么个题目，中国又回不去，只好将就着这点东西搞吧。 　　　　真正让我惊喜的是，图书馆竟有中国几乎所有省份的主要杂志包括大型文学杂志，及新出版的各类小说。久违了，书们！不仅是在澳洲没有什么小说看，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正经看过文学书籍了。 　　　　看书，是我的人生一大乐事。从小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小时候妈妈每天下班都要从办公室带回几本书让我看。妈妈在一个全国性的儿童福利部门工作，全国各地出版的儿童读物那里都有，《罗文应的故事》、《我和小荣》、《小加的经历》……。稍微大了一点，就不满足于儿童读物了，自己跑到妈妈单位的图书馆借书。借的都是《简&#8226;爱》、《约翰&#8226;克利斯朵夫》之类，记得图书馆员老阿姨担心地望着我说，你还小，这些书不适合你看。不管适合不适合，我囫囵吞枣地看了大批中外书籍，觉得天下最美的事就是拿起一本书，躺在沙发上，从早到晚地看下去。 　　　　六三年以后阶级斗争抓得紧了，可读的书就不多了。不敢公开地读那些古的洋的，怕人家说自己思想落后。一方面真心地批判由小说带给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个性解放”，一方面又经不住小说们的诱惑，偷偷地看，如醉如痴时连上课也看，《悲惨世界》就是这样在课堂上被老师没收的。 　　　　文革中就更没书看，家里几书柜的书毁于一旦，只留下马恩列斯毛。记得最后一本外国小说是在新疆串连时看的。那时武斗得厉害，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新疆工学院红二司的广播员，广播站设在图书馆，我去找她，见到一图书馆封存的书籍，立刻走不动了，支持造反派的神圣使命早已抛在脑后。那天我就睡在了图书馆，躺在两个书架中间，随手抽出一本书就看。耳边是连续不停的大喇叭声：“新疆红二司第Ｘ号通令……”，远处冷丁传来枪声或炮声。那一夜我没有睡觉，把一本叫《红字》的书看完了。 　　　　再后来的八九年中所看的小说历历可数：《艳阳天》、《金光大道》和《桐柏英雄》。 　　　　文革后小说、杂志倒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是我无暇阅读，一味地学习和工作，已经三十岁了，只想把失去的时间和机会补回来，只想业务上有所建树。哪怕看十分钟的“闲书”，都有一份罪责感，索性不读。 　　　　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的书，再也挪不动步子。我饥不择食，左手抄起一本《当代》，右手拿上一本《十月》，胳肢窝下夹着一落小说，一屁股坐在地上，天昏地暗地读起来。 　　　　　　不知不觉就到了闭馆时间。 　　　　　　离开图书馆，在晚星中走回旅馆，心中怀着淡淡的失落。中国的文学创作已经迈出了那么大一步，新人辈出。我却还是闭目塞听，埋在故纸堆里。小时候，曾经立志将来当个作家，但是那个年代人是不能选择职业的，只有职业选择人。在潜意识中，我将来还是要当作家的，这个“将来”跟了我四十多年，还在想，将来我要写作时……什么时候“将来”才到呢？现在和以后的几年里还得写那个我毫无兴趣的哲学论文。 　　　　以后那几天，我一钻进图书馆就直奔小说杂志。不加选择地抽出几本书，找一张舒适的沙发椅，调整好姿势，埋了进去。人放松得象一摊软泥，只剩下精神在书中游荡，根本忘了我是干什么来的。 　　　　从堪培拉回到系里报销费用，车马旅店伙食（在外面吃饭都是捡最简单最便宜的，在国立大学食堂五元一顿我便觉得心疼不已），算来算去，归了包堆，那属于我的五百元只花掉二百多。这钱实报实销，剩下的归学校，到不了我手中。真可惜，为学校节约了。秘书问，你去了一趟堪培拉，没有复印一些材料带回来吗？都是可以报销的。对呀！复印。我怎么没想到呢？ 　　　　后来我每年都去堪培拉消耗那笔办公费用。说实话，兴趣不在于哲学资料，只是为那些书刊杂志而去。第一天飞速浏览我需要的材料，复印下来。后几天就无忧无虑地钻进书架，如饥似渴，狼吞虎咽地看小说杂志。看不完没关系，复印。晚上回到旅馆，躺在雪白的上过浆的被单上，枕头垫得高高的，在安谧的灯光下阅读，竟觉得人生复何所求。 　　　　　　回悉尼时背着一大包复印件，文学的比哲学的多得多。还有，也敢吃了。每晚到市内的中餐馆来一盘什锦炒河粉，虽然只花十块钱，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奢侈了。 　　　　就这么花着国家的钱，干着自己的事，心里也有时觉得不安，有时竟迷糊，我是干嘛来了。可是内心如野马挣脱了缰绳，收不回来了，哲学呀，咱们算是缘分已尽。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2:00|来自：广东深圳

第三章另一种生活 　　　　 　　　　 　　　　　　才到澳洲我一无所有，而未来生活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一无所有”（奖学金倒是有，但是要用来交学费）。白手起家，这才是真正的另一种生活。但是这意味着要吃苦，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 　　　　　　我不怕吃苦，从小就有意识地锻炼。记得小时候听过一个广播剧《杨高的故事》，具体情节记不清了，唯一留在脑中的是主人公杨高为革命事业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为了模仿他，深冬腊月，我睡光板床，没有褥子，只盖一条薄被，冻得害了一场病。不管怎么样，他是我成长中精神上的楷模，后来又有无数英雄人物和事迹灌输进血液里。 　　　　　　曾经有十年工夫，我生活在农村。虽然是教书，但是学校三天两头停课支援农业。有一个学期，真正上课的天数只有四十九天。那时，几乎所有的农活，耪地点种施肥灌溉捉虫锄草，插秧割麦打场扬场入仓起垛，还有修水渠，抬大筐抡大锹推小车，还会盖房子，和泥砌砖上瓦挂袍，不敢说样样精通，却样样都会作。 　　　　　　劳动带给我愉悦。一听到要停课干活，就兴奋得摩拳擦掌。最主要的是不必和那群调皮捣蛋的学生小冤家生气磨嘴皮。因为不爱教书，就爱上了干活，因为爱干活，就有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没有了谁低贱谁高贵的偏见。更重要的是，磨炼了意志。 　　　　　　有了这个基础，不管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至于太坏。为此我感谢那个时代。 　　　　仔细算了一下，我在澳洲十三个年头竟做了三十五份工作，包装、护理、清洁、……。都是卖力气的活。我曾是一个老师，只有一张会讲马列主义的嘴。在澳洲重新学习新的知识技能需要付出时间和代价，而我首先需要的是钱，不停地打工钱来得直接来得快。从中级知识分子突然跻身于“无产者”的行列，并没有使我象很多人那样感到失落，相反这正是我从小好奇和向往的生活。十几年来，混迹于下层社会，有苦有乐，有喜有怒，这些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逐渐淡化。然而，在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道中，特别是在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共生中，我对人性善恶有了全新的理解，人性都是相同的，不存在人种的高贵低劣，优胜落后之分。这使我从笃信斗争哲学到崇仰和平主义，处世自信自强，待人宽容大度。 　　　　对人生人性的再理解，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临时工介绍所 　　　　欢乐颂 　　　　女工斯麦里 　　　　再见了，安东 　　　　工厂风情 　　　　老人院的圣诞礼物 　　　　夜班 　　　　莎丽供房 　　　　香港老太 　　　　致富之道 　　　　 　　　　 　　　　临时工介绍所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熨衣服，笨手笨脚地干了一周，才挣得四十八元。一个中国朋友见此状很有些同情，鬼鬼祟祟地对我说，告你一个秘密，城里有个临时工介绍所，到那里当天就可以找到工作，拿现钱。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中国人，大家都去了，我们就没饭吃了。虽说是有点中国式的自私心态，但直到今天我心中仍然感谢那位慷慨地分了我一碗饭的朋友。 　　　　临时工介绍所设在市中心铁路广场一侧的胡同里。胡同外面，就是悉尼最有名的商业街乔治大街，如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我起了一个大早，到达时才清晨六点钟。天色蒙蒙，已经有三四十人排队等待。 　　　　六点半钟介绍所开门，人们鱼贯而入，依次在一个大本子上登记自己的姓名和技术特长。我除了教书无所专长，这里不需要教书的，所有的工作都是“ｌａｂｏｕｒ　ｊｏｂ”（体力劳动）。朋友告诫，如果实话实说你休想找到工作，得学会撒谎。按照朋友的教导，我大言不惭地写道：任何工作都会做。 　　　　介绍所是个政府机构，工作来源于人手短缺的公司工厂，有人临时因病因事或度假不能上班，或急需加工一批货物，老板就打电话向介绍所求援。工作时间从一两天到一两个月的都有，甚至有幸运者转成长期工。介绍所的工作人员按照人们的先来后到一个个点名分配工作。到了十点钟，工作人员就会清点剩余的等工者，留待明天优先录用。 　　　　　　人们默默地等待着。有两三个中国留学生，拿了一落报纸的招工广告，抱着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介绍所的电话免费使用，是为分到工作的人与老板联系准备的。后来打电话的中国人多了，电话旁贴出一张用中文写的告示：“不得占用此电话找工。” 　　　　　　七点钟左右，办公室的电话铃开始响起，是老板们向介绍所要人了。每一次电话铃声都是对找工者的一个小小的兴奋剂。电话之后必有一个人被叫到办公室，出来时满脸的光辉，挥舞着手中的介绍信，向熟人或刚结识的朋友报告拿到了什么工作，然后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下奔赴工作地点。记得最让我羡慕的一个工作是在匡塔斯（澳洲国际航空公司）的厨房做蛋糕，为时一个月，每周六百元收入。六百元！让人听着头都发晕，那时工人的平均工资也就是二百五十元上下。一个中国小伙子幸运地拿到了这个工作。 　　　　不多时就叫到我的名字，我也得到了那张左上角印着ＣＥＳ（“国民就业服务中心”的缩写）的红色标志的介绍信。巴掌大的小纸片，拿在手里颇有分量，它寄托着未知、新奇和希望，更重要的是钱——生活的着落。介绍信上，公司名称、工作性质、小时工资，还有时间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另附有一张地图，标明工作地点及应该乘坐的交通工具。 　　　　我的工作是在“ＣＵＥ”服装公司，挂衣服，要干两天。那工作跟玩儿似的那么简单轻松。那天我干得真卖力，生怕对不起谁似的，不觉中把应该是两天的活儿一天就干完了。下午拿到七十六元工资兴奋之极，还是大公司痛快。心里又后悔不迭，现在已经不是大干快上干社会主义了，两天，标准的澳洲速度，干嘛不慢悠悠地磨两天，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多元呢。不过第二天我又得到了一个在“艾丝蒂·洛黛尔（ＥｓｔｅｅＬａｕｄｅｒ）”化妆品公司的包装工作，为期三周。不仅工资高，还有化学药品劳保补贴，于是不再懊悔。 　　　　　　从此我爱上了临时工介绍所。我经常要去学校，不能全职打工。这种性质的工作给了我极大的主动权，学习挣钱都不耽误。再加上我这个人生性自由散漫，又喜好新奇事物，让我经年累月盯着一个工作是无法忍受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极为适合我的胃口。遇上黑心苛刻的老板，可以吵一架，扬长而去。累了烦了，可以在家歇上几天，而后总会找到新的工作。 　　　　　　临时工介绍所的工作很多，当天或第二天就有一张介绍信到手。半年时间，我已在十几个工厂、公司、饭店工作过，接触了各种老板和工人，相当有趣。 　　　　　　在等工时，观察和了解身边的人又是一番乐趣。我发现待业者可分为几类。一部分本地人确实是渴求工作，急需钱花的。他们面色阴郁，或捧着一杯免费供给的咖啡沉闷不语，或倒在地上蒙头大睡。这里面也不乏吸毒者。一天，一个人毒瘾发作，抽搐成一团，被急救车拉走。在国内只在报纸上见到对西方吸毒问题的抨击，在国外也只从电影里见过吸毒者，现在亲眼看到，不免震惊。不过心中并无恶感，这种人来找工，也许是要改邪归正，至少是“自吸其力”，比起那些靠沿街乞讨或打劫店行，杀人越货来满足毒瘾的人还是强了许多。 　　　　　　还有一部分朝气勃勃，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则是从国外来的旅游者。他们边打工边旅游，活得很潇洒。我结识了一位加拿大姑娘，她高中刚毕业，已经考取大学，在进入大学之前先休学一年旅游世界。我们两人一块儿分到“格瑞斯兄弟公司”的仓库贴标签，她满不在乎地把公司的丝袜胸罩塞进自己的书包，然后我们幸灾乐祸地笑。分手之后我们互留电话，说无论谁找到工作都要拉对方一把。钱赚得差不多，她又开始下一轮旅游，去了新西兰。她每到一个国家都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这种生活方式真是让我艳慕不已。还有一个以色列小伙子详细地给我讲述了以巴纷争，我才知道并非所有以色列人都长着一幅“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复仇面孔。他得到了一个在工厂开铲车的工作。走前给我留下了耶路撒冷他家的地址，让我将来到以色列找他玩。这些年轻人给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希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这样走遍世界。 　　　　　　另外一部分人是新移民，马来西亚的、印尼的、太平洋岛屿的，棕棕黄黄的占了一半。最多的是斐济人。一九八七年斐济发生政变，澳洲政府接受了大批斐济难民。他们成群结伙围坐一起，打着扑克，大声谈笑，面包水果饮料摆了一地，好象坐在他们自己风光旖旎的家园的香蕉树下享受野餐。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过，干活儿不算得力，人倒是简单易处。 　　　　　　八八年底，澳洲经济开始衰退，工作没有那么多了，四五天才能等到一份工。接着，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澳洲，临时工介绍所的“秘密”在留学生中一传十，十传百，等工者中愁眉苦脸的中国人占了一大半。到了九十年代初，澳洲经济滑坡加速，失业率飙升。清晨不到六点，百米长的队伍已在介绍所门口拉起，从胡同里甩到乔治大街上。人们或披着毯子，蜷缩在墙脚，或倚墙而立，心不在焉地翻着报纸。多是些神情怠倦，睡眠不足的面孔。在大城市最繁华街道的一角，增添这样一道风景，倒是相映成趣。我曾经带了相机准备给这支队伍照张相，照片要是寄回中国，一定会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动写照”。一个中国人制止了我，你别找事儿了，以前有个人了照相，工作人员跑出来，把他的胶卷扯出来曝了光。再说，这些找工的人也不答应呀。我赶紧收起相机。 　　　　　　开门后，人们蜂拥而入，地上，楼梯上都坐满了人，简直没有立脚之地。人们眼巴巴地盼着工作人员出来叫自己的名字，僧多粥少，每天能得到工作的人数寥寥无几，有时八九天也等不到一个工作。年景好时，你好我好大家好，工作人人有份。年景不好，澳洲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便显山露水了。派工作的职员皮特可谓“铁面无私”，贿赂是绝对行不通的，甜甜腻腻地套近乎，抛媚眼也无济于事。他那双眼睛对谁都是冷冷地射着蓝光。但只要是金头发，白面孔，不管来得多晚，当天准能派上工作。最后剩下一屋苦苦等了好几天的黑的棕的黄的。人人都恨皮特，又不敢得罪他。我总想写封匿名信骂骂他的种族歧视，又知道没有用，大气候如此，能企望什么个人的改变呢。 　　　　　　皮特在办公室里面，看不见等工的人，为什么叫金发白脸一叫一个准？我终于发现秘密在于名字，白人的名字和在他们读来拗口的有色人种的名字截然不同。我耍了一个小聪明，在登记簿上用了一个纯粹的英国人的姓名，似乎是伊丽莎白·张伯伦之类。果然当天就被提名。皮特认识我，老主顾了。见走进办公室的伊丽莎白是个熟口熟脸的黄皮肤，气得瞪起眼睛，但也无可奈何。此招屡试不爽，连着几天我用了几个不同的英文名字，连着几天得到了工作。那些已经混熟的有色姐妹们嫉妒得眼红眼绿，跑来质问为什么天天叫你，我们等了十天了还没轮到一次。我心里也苦涩，这是典当祖宗的姓氏才换来的工作。一个人的价值还不如一个昂格鲁·撒克逊的姓名。我把诀窍告诉了每一个认识的人，怀着恶作剧的心理，希望皮特们的等级王国一团混乱。 　　　　后来，工作越来越少，寻工者越来越多，有耐心者等了近两个月，也没找到一份工。再后来临时工介绍所干脆关闭。幸而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找工经验。我与曾经工作过的那些地方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有时他们打电话找我，有时我打电话找他们，工作总是有的。 　　　　　　临时工介绍所是这个城市的窗口，是这个社会政治经济的晴雨表，和它的交道酸甜苦辣都有。十几年后，随着经济逐渐复苏，临时工介绍所再次开张，搬到热闹城市的背静小街里。一天偶然走进这条街，突然发现一个不起眼的门上写着“ＣＥＳＣｉｔｙＣａｓｕａｌ（城市临时工介绍所）”。一种久违重逢的亲切感顿从心中升起，十几年前，我就是从这里起步，走进了澳洲社会。我这时已是衣食无忧，但是再见临时工介绍所，竟又想重温当年滋味。第二天我起了一个大早，跑到介绍所排队。大约有百十来人在等工。还是进门登记，稍有不同的是墙上贴着用电脑打印的前一天没等到工作的人名单，当天的等待者将按照这个顺序优先得到工作。这似乎比以前公平和透明了一些。到十点钟点名时，已有四十多个幸运儿拿到了工作介绍信。在这里没见一个中国人，当年面孔凄惶的留学生现在已经有房有地有美妻有娇儿，不需再起五更赶半夜往那里钻了。如今这里占比例最大的寻工者是黑人。这两年政府开始接受饱受饥馑战乱的非洲难民，于是临时工介绍所又成了他们在澳洲生活的第一个立足点。当然情况仍不乐观，霍华德当政以来，许多企业关闭，工作骤减，失业人数剧增，他们至少要等十天才能得到一份工，说不定只是半天的活儿，这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当然我也没有得到工作。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48:00|来自：广东深圳

立足点 　　 　　 　　我真正体会到了“两眼一抹黑”的感觉。一个人在远离中国的澳洲，什么人也不认识，并且急需用钱。我的电话本一下飞机就丢了，那是我的生命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血脉是阿槿的地址。阿槿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至交，前两年他申请到澳洲读书，几次上京办理签证有关事宜都住在我家。他是我在澳洲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往北京打了一个电话，说急需阿槿地址。 　　拿到了阿槿的地址，一刻不停直奔他家。阿槿与一帮越南人分租一个房子。那些人神色怪异地打量着我。想起中国和越南不尴不尬的关系，我不知该露出笑脸还是板起面孔。阿槿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他们还不错。”我跟阿槿说：“我需要一个工作，什么破活都行。”阿槿盯住我说：“这可是你说的，什么‘破活’都行？”因为知道我的家世，也知道我在北京的风光，他似信非信。“对，只要能挣口饭吃。”有什么办法，一个铜板难倒英雄汉。“我知道一个活，是真正的破活。”我全身的细胞立刻抖擞起来：“马上带我去，也许晚一分钟，这个破活也被人抢走了。”他说：“不远，我们走路去。”路上他告诉我：“我和我认识的每一个中国学生第一个工作都是这个活。看见和我住的那个留小胡子的越南人了吗？他是老板，不过他从来不干活，老婆管一切。”到底是什么活，他一直不说，仿佛怕一说出来我就被吓跑似的。 　　推开纽唐英王街上的一个小门，一片蒸汽扑面而来，蒸汽中有几个忙碌的身影。仔细辨认了好一会儿，看清楚了，是熨衣服。一间不大的屋子，有四五台熨衣架，三四个女人在干活，好象都是亚洲人。除此之外，衣架、地上到处都是衣服，没法下脚。的确是个“破活”，话已经说出了口，干吧。 　　老板娘是个越南女子，她打量了我一眼，跟阿槿说：“要干可以，可是得长期干。你介绍来的人最多呆一个月就走了，刚刚熟练了，又要换新手。”她说话柔声和气的。阿槿说：“她会的会的。”我赶紧跟上：“我会长干的。”老板娘非常的漂亮纤细，是不张扬的那种美，看上去让人舒服，我决定给她干，但知道绝不会久留。 　　当下我就开始了工作。那些衣服真难熨，都是些奇装异服，两个前襟滴里都噜十多个褶子，相互交叉和另一侧的腰身相连，左摆右放都不平整，从何熨起？大熨斗少说有四公斤，第一天胳臂就抡肿了，还留下东一块西一块的烫痕。工资计件，一件两三毛钱，我得熨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再看另外干活的几个女工，干得飞快，眼皮都不抬一下。熨斗翻飞起落，舞得象李逵的大板斧。直到吃饭时我才有机会和其中一个女子聊了聊，那人大约来自广东乡下，神情呆呆滞滞的，问半天才有一个反响，象是干活干傻了。她说她一周能挣三四百块钱，我大为惊异，那阵普通工人和秘书小姐的工资也不过二百啷当元。一天得熨多少件衣服才能挣三四百块钱？这么干人能不傻吗？ 　　我很不甘心地，很卖力地挥舞着痛肿的胳臂。女老板总是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把我熨过的每一件衣服翻来覆去地检查。然后指着某个地方说：“Ｎｏｇｏｏｄ。”声音柔柔的，从不恼怒。我说抱歉。她说，没关系，时间长了就好了。然后她亲自修改，几乎每件都要重新加工。 　　我确实很难做好，看着周围的一切，脑子总是走神。看着老板娘，想着我们中国人关起门来个个都是老大，现在呢，出来了，在越南人面前你算老几呢？中国带给我的优越感在这里实在不堪一击。再看看那几个工人，几个中国乡下女人，和机器已经连成一个整体，不会讲也不需要讲英语，和他们一起干活是对我过去的身份地位的重大挑战。最不能看的是老板娘的孩子。老板娘有一对儿女，儿子八九岁，女儿四五岁，常常象小鸟一样飞进飞出，叽叽喳喳地扯着妈妈的腿。妈妈则俯身摸摸这个头，亲亲那个脸，柔声说些什么。一看见孩子，我的鼻子就发酸，想起我十二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不知现在他们正在做什么。丈夫来信说，那天我一消失在机场关口，儿子就大哭着跑到玻璃窗前，望着停机坪上的飞机寻找我的身影（哪里找得到！），喊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女儿不明所以地瞪着眼，责怪哥哥：“哭什么，妈妈过两天就回来了。” 　　每天一定时候，孩子吃维Ｃ片，老板娘一声呼唤，两个孩子跑进来，站在妈妈跟前，仰起头，张大嘴。如巢中小鸟等待哺食。妈妈让维Ｃ片从高处落进他们嘴里，然后两个孩子又雀跃着跑出去。这情景和我过去给儿女们吃维Ｃ简直一模一样。两个小家伙贴着我身子，头仰得人都失去平衡，张着大嘴，等维Ｃ片掉进嘴里。中国的维Ｃ片如钉子头大小，他们含在嘴里久久舍不得咽下，还不时伸出舌头比比谁含得久。澳洲的维Ｃ片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是桔红色的，指甲盖大小，一定好吃。我时时在想，等孩子们来了，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吃酸甜桔红大粒的澳洲维Ｃ。 　　我的眼泪不断涌出来，无法遏止。女老板和善地看着我说，没关系，刚来都会出错，熟了就好了。她不声不响把我的不合格产品拿去返工，再也不说ｎｏｇｏｏｄ了。我心里好受一些，虽然她错误地理解了我的心情。 　　第一个周末，我拿到了一个小小的工资袋。上面老板娘用歪扭的数字，认认真真地写着衣服的种类、单价、总价。总共四十八元。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挣到的钱，如果不算吃大锅饭挣的钱，可以说是一辈子第一次。四十八元刚刚够一周的生活费。我借住在博士研究生家的过道里，每周交二十四元房租。吃饭也简单，每周买一斤肉末三元，一瓶花生酱两元，一袋面包一元，再买些黄油、方便面、青菜，十元打住。早上中午面包夹花生酱，晚上肉末青菜方便面。营养将够维持，还略有余钱。有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时候才真真切切地发现钱是这么好的东西，它竟然能给人以信心和勇气。 　　第二个星期我挣了一百多块。第三个星期我找到了其它的工作，和老板娘连招呼都没打就跳了槽，知道这样做有些不仁不义，可是新的工作钱多。我从此不再流泪，我要尽快攒钱，尽快把一家人接来。 　　十几年来我打过三十几份工，多数已经印象不深，但是总忘不了我的第一个工作，那个雾气腾腾的小屋子，那个善解人意的越南女子，那四十八块钱。 　　那个狭小拥挤的熨衣作坊是我在澳洲生活的立足点。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49:00|来自：广东深圳

教不严，谁之惰？ 　　　　 　　　　 　　　　在我的学习生涯中，我有过两位导师。黄先生，在国内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指导教师。冯先生，在澳洲指导我博士研究的教师。 　　　　　　我是非常敬佩黄先生的，他倾毕生精力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最敏感且不易讨好的学术问题，真话说多了则易罹祸。因为老老实实地作学问，先生当了右派，右派帽子摘掉后，学风仍是不改。无论是讲课，还是作文章，都颇有见地，绵里藏针。要知道，那是七十年代末，文革刚刚结束，整个中国几乎还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充斥学术领域的，不是心有余悸的学者们人云亦云或未脱文革遗风的空话，就是为年青人所青睐的玩弄玄妙词汇，通篇不知所云的文风。黄先生却保持了一贯的的朴实作风，文章写得简洁扼要，结构严谨，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观点鲜明，鞭辟入里。黄先生的为人为文赢得了全系师生的敬重。当他的研究生，是我的荣幸。毕业以后，我在所学领域并无建树，觉得愧对黄先生，一直未敢拜望他。但是我出国如此顺利，必是借助了北大之名誉，黄先生之声望。 　　　　在没见到冯先生之前，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我是很感激他的，只写了一封信，便被纳为弟子，并说为我争来了奖学金。还没出国，我的面前就展现坦途一片，我怎么能不感激呢？后来又听说，我和另一个学生是系里第一批博士研究生，更有了一些不孚众望之类的感受，在“看世界”的主题之内又加上了一点“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内容。 　　　　到达澳洲的第一天我就见到了冯先生。他个子矮小，说话直率，思维跳跃。刚一见面，就因打电话的事情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指责大陆人不会打电话，我稍有不快，你说我不会打电话好了，为什么要捎上十几亿大陆人呢？ 　　　　第二次去见冯先生，想讨论一下研究课题。说来说去，却总是在话题之外。他说：“你的名额是我开了几天会给你争来的，你不要给我丢脸。你的英语不行，”他拿出我寄给他的自我推荐信挥了挥，“这信没有一句是通的。”那封信是我打的中文底稿，请母亲的一位老朋友翻译的，他曾经在联合国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工作。我没有解释，不想给他机会去贬低中国的翻译工作者。谁知他还没完没了：“你们大学的英语教授根本不懂英语。今年有一个师大英语系的教授来访问，连一句英语都听不懂也不会讲。”说得越发神情飞扬，又连整个中国一块横扫起来。“就说‘Ｓｙｄｎｅｙ’吧，港台翻译成‘雪梨’，带雪的梨子，又贴切又漂亮，为什么你们大陆要翻成‘悉尼’？‘悉’的意思是‘都’，‘尼’是尼姑，难道Ｓｙｄｎｅｙ人都是尼姑吗？”他呵呵地讥笑着。我听着，笑不出来，心里憋满了气，我知道今后我和这个人是不会处好的。 　　　　他终于转到了正题，我却根本不知他在讲些什么。象一盆水泼下来，还来不及拿碗去接，就已经渗进地里去了。他推崇的那些学者，在大陆的正统哲史研究中无声无嗅，我连听也没听过，而真正的中国哲学耆宿，却从不在他的话下。说起研究方法时，他讲起他的儿子小时候如何独立完成一个介绍美国的作业，自己上图书馆收集资料，剪贴，复印，绘图，写文字说明，厚厚的一本。说话间，充满了父亲的骄傲，倒是情景动人，但是锋头一转，又指向大陆：“中国的大学教授象个幼儿园老师，手把手地教，所以大陆的学生在研究上都是低能。你以后不必老找我。你根本不要指望我，我只告诉你一个方向，研究是你自己的事情。”正好，正烦听他言不及义的“指导”和对大陆人的讽刺挖苦呢。 　　　　面对冯先生，我不由不想起黄先生。黄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之一，为人却平易谦和。考研究生时，复试的论文题目是《论实践是否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一口气写了五六千字。后来黄先生总是对我说，我真佩服你，两个多小时成文几千字，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也许因为如此，黄先生收了我做他的弟子。其实我暗自惭愧，只因为那天早上听了两耳朵广播，便顺藤摸瓜地写下去，并无见地，倒有点儿投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仍与该题目有关，但是这一次带有批判性，分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中暗含的经验性及片面性。黄先生非常支持我的论点，我曾几易其稿，黄先生必细细阅读每稿，提出意见与我探讨。黄先生那时已经做了系主任，俗务压身，脸上经常带着无可奈何的苦笑，却还是见缝插针地指导我的研究。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去四川参加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讨论会。通常这样的会议都是在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之后就是旅游。黄先生让我带上论文，我们在乐山大佛旁边的小亭子里，讨论我的论文，好几个小时。如此，我的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现在我面对的是冯先生。既然是来读研究生，我还得例行公事去见导师。每隔两三个星期，我硬着头皮去冯先生的办公室。心里祷告着，别在别在，千万别在。多数时候，他真的不在。我便长长地松一口气，如同上小学时，白天玩够了，晚上面对一大堆作业，突然停电了，作业完不成，怪电不怪我。 　　　　偶然碰上冯先生，就要枯坐一两个小时，听他云山雾罩地大发议论和牢骚。所谈内容极少涉及我的论文，或谈他曾获得的辉煌，或攻击时下学者学生的不学无术。讲得最多的是校际、系里的权力之争。当时系主任位置空缺，此公颇有觊觎之意，攻讦起系中“对手”让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然后他总要说，你是我力排众议争取来的，你要支持我，你们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要联合起来支持我。赤裸裸口无遮掩，比起我在国内见到的人事争斗倒是来得率真。我怀疑，他的“力排众议”除了把我当做他争取晋升的筹码，无它。在一次悉尼的中国学生联谊会上，听一些人说，这样的话他到处讲，很多大陆学生同他吵翻了，换导师转系或转学，他们劝我，趁早换导师。我私忖，系里的事离得越远越好，更懒得去系里了。 　　　　学期末，我接到了冯先生的电话，心中惶惶不安，他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不知是吉是凶。电话指示，每个研究生都要写年终学习报告，报告要“认真”地写，特别是在“与指导教师接触”这一栏上，学校要求指导教师至少要两周指导学生一次。我心领神会，按照他的旨意填写于我无害，况且我的确是两周去一次大学，见不到他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填好了表格交给他看，他的指头划过“每两周与导师谈话一次”这一栏，满意地点点头：“这样写很好。我们基本上是两周见一次，是不是？” 　　　　关于研究进程的其它栏目，也是由我信手写来，心中有点惭愧。第一年我的学习没有任何进展，我倒不是埋怨“教不严，师之惰”，主要是我自己的原因，我已经厌烦了学习，碰上这么一位导师，正好给了我怠惰的借口，不过我想，好办，明年全可以补齐。 　　　　冯先生没有获得系主任的职位，第二年忿忿离开学校，不知去了哪里高就。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0:00|来自：广东深圳

同学风波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和我同一个系读硕士研究生的，想组织一个讨论会，研究生们聚集起来交流一下学习的经验体会。电话传过来的声音是港式普通话，讲得很困难，又有些唯唯诺诺，心下怀疑这么一个组织者能有多大魄力，但还是应承了下来。地点和时间很奇怪，周末在某一大酒楼的午茶时间。 　　　　我是不用上课的，在家“研究”，系里的同学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只见过一个和我同时去的，同一个导师麾下的博士研究生。那人也很奇怪，今天说自己是香港的，明天说自己是台湾的，给人来路不明的印象。问起他的研究课题，又躲躲闪闪，言不及义，索性见面只点头而过。有一次系里学生聚会，见到的多是些五六十岁的退休老人，在家得闲无事，对中国文化又有兴趣，为了打发时间或做脑力保健操就来学中文了。 　　　　多认识点人总是好的。我如约到了那个大酒楼，真够大的，七八十张桌子围满了人，噪吵的广东话，杯盘的碰撞声，推车妹的叫卖响彻大厅。我第一次光顾这种地方，奇怪这里怎么能开研讨会。在桌子中转来转去，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熟脸，就是那个来路不明的博士生。在座的还有一位五六十岁的老者，就是今天会议的组织者，忙起身介绍姓名，姓什么已经记不住了，假设姓吴。人果然是唯唯诺诺的，说谁谁，谁谁谁今天来不了了。我们再等等某某，某某某。一会儿有侍者喊吴某某电话。吴先生匆匆去接，回来说某某说今天有事不能来了。一会儿又有他的电话，如是几次，预计该来的那几个都告了假。吴先生有些嘿嘿然，没关系，就我们三个人谈谈吧。看来吴先生缺乏足够的号召力，我有点上当的感觉。 　　　　各人刚刚自我介绍，侍者又来报外面有人找。半晌吴先生回来，面有尴尬之色。问什么事，吴先生忙摆手，没什么没什么，太太不知道我做什么去了，找到这里来。我说，既然都来到这里，为什么不叫她一起来喝茶呢？话没落音，一妇人闪电般冲过来，喊着粗话，你个死野，黄瘟铲，到这里来会野女人！随即两记清脆的耳光扇在吴先生的左右脸上。顿时大厅所有的喧闹沉静下来，人们站起来，伸长脖子，目光如闪电般集中到我们桌上，兴致勃勃地等待事态发展。我的反应比较迟钝，也有点兴奋和紧张地关注着事态。女人转过脸冲着我：“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勾引我的丈夫。”我立时省过事来，敢情自己卷入了他人的醋海风波。我立即反击：“不要侮辱人，我们在开经验交流会。”说完又觉得太书生气了，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酒楼开学术研讨会，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女人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开会？三个人开？你们大陆女人跑到澳洲，勾引人家老公，不就是为了混钱混身份吗？”旁边那个研究生终于说话了：“有话好好说。我们真是在这开会。”女人轻蔑地哼了一下鼻子：“你少说话，你是个拉皮条的。”整个大厅随着女人的叫骂和泼闹，哇，哇声此起彼伏。突然女人抓起一杯茶照着我泼来。随着茶水泼出，大厅突然死般静寂，人们屏住呼吸等待戏剧高潮。侍者和点心妹全都围拢过来，目瞪口呆不知该怎么办。我一辈子也没受过这种侮辱，站起来厉声说：“告诉你，我是澳洲公民，有丈夫和儿女和我在一起。不客气地说，你十个老公也顶不上我一个丈夫，你的老公只配有你这样的女人。”我根本不是澳洲公民，丈夫孩子也远在中国。我已经口不择言，连那个窝囊的老研究生一块回敬，豁出去等着更大的泼闹。哪知那女人竟张口结舌不知说些什么好了：“你，你是有老公的呀？我不知道你是有家的。你应该早说嘛。”这算什么逻辑，别的女人有家庭，才是她安全感的保障。九十年代后风行两岸三地的情人、二奶、第三者，多是有家庭而介入别人家庭者。八十年代的女人头脑到底简单一些。再定睛看看那妇人，五十多岁，皮肤粗黑，脸虚胖，眼泡浮肿，眼袋下坠，眉毛拔的（掉的？）光光的，眉骨以上纹了一条细细的眉，越发衬托出年华逝去的无奈。这副容貌也确实很难使女人自信起来。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来的女学生靠找本地男人解决身份的为数不少，也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领救济金的、摆地摊的、七八十岁的，只要是澳洲身份，都行。吴太太的担心是有些道理的，只是她不知道，当时的女学生要找的是可以直接切入主题的单身汉。勾搭一个有家有室的，再经过一番离婚大战，未免太曲线救国了。而找他们当情人，还暂时没有那番情趣。 　　　　我说：“你当众侮辱了我，你得当众向我道歉。”女人完全没了气焰：“对不住啦，对不住啦。”我转身离去，我虽然受了侮辱，却恨不起这个女人。大厅里的茶客不知如何突然风平浪静，窃窃私语地目送着我的背影。 　　　　才到澳洲我就领略了中国人世界的复杂，既不知深浅，就避免涉足。“学术交流会”事件与同学概念相联，我对后者有股莫名的抵触，我不再参加任何同学的聚会，也没见过那个可怜的丈夫。我的中国朋友倒是一大堆，都是同甘共苦建立起来的友谊，学历都不高，交往起来却简单痛快。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50:00|来自：广东深圳

被忘却的东西 　　　　 　　　　 　　　　到学校的第一天，我就听说研究生可以申办家属陪读，而且家属来后，还视人口的多少有数量可观的生活补助费。这真象天上掉下个糖饽饽，出人意料的惊喜。离开家时我向丈夫孩子许了空头支票：等我一安顿下来就想办法把你们接出来。什么办法心里根本没底。正因为想到相见无期，才在分离时一家大小哭断了肠子。 　　　　既然澳洲给了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不能放过，我立即着手申请，心中却怀着深深的愧疚——中国古训先立业后安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我呢，刚到两天，学业还没落定，就张罗家属事宜，在中国这叫思想落后。记得在农村中学教书时，大家都住校，周末才回家。新婚燕尔的，中间回家一趟，必遭人白眼，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对“熬不住”的鄙视。常因孩子生病请假的，是理所当然的落后分子，甭想翻身。甚至怀孕都要挑适当时候，我三十岁生儿子，被领导批评“太早了”，我的“身价”在领导心中立时降了一等。 　　　　我硬着头皮找系主任出具证明，心里忐忑着，系里对我会怎么看呢？系主任听完我的要求，点点头，嗯，嗯，好，好。二话没说，劈里啪啦打出一张证明，递给我时竟是一脸灿烂的笑容：“祝你好运！”然后学生处、ＯＳＯ（海外留学生办公室）都是一路绿灯。只一个月的时间，老宋和孩子们在中国就收到大使馆的通知，检查了身体，只等下发签证了。 　　　　后来我知道，在西方人完美的婚姻概念中非常重视夫妻的相随相守，即使家庭暂短的分离他们也不能容忍。我的一些嫁了洋人的中国朋友甚至抱怨，上趟街串个门，丈夫都要形影相随，真烦。听说中国夫妻分居十几年，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洋人瞠目结舌，不能理解这样的婚姻靠什么维持下去。一个澳洲朋友曾问我：“我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分居的夫妻双方是否各有情人？”答曰：“否。”洋人的绿眼睛转了一圈，更加迷惑了（不过我们的谈话是在八十年代，我说的是四十岁往上的分居夫妻。后来的中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所以我要求陪读是在情在理，根本不必作贼心虚。 　　　　当团圆的进程如八月十四的月亮即将圆满，却遇上了八九年的多事之秋。澳洲驻中国使馆停止签发一切中国人赴澳签证。月亮即成定格，不再转动。有几个等着团圆的朋友和我一样着急，看到电视里霍克总理为中国学生一掬同情之泪，我们决定给霍克写信。 　　　　信是由我起草的。我的英文并不怎么样，但是基于各种考虑，没人肯出头写信，尤其是公派留学生，既想与家人团聚，又想躲开敏感话题。我是自费留学生，没那么多顾虑。我在信中写道：“我们抛妻（夫）别子，来澳洲学习已有一年两年甚至三年。我们已经申请并且在等待家属的到来，但是却遗憾地得知澳洲使馆已经停止办理所有有关学生签证。家庭的分离给我们造成感情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困难，从而也影响了我们的学业。……我们热切地盼望和家属在澳洲团聚，故请求澳洲政府尽快满足我们的愿望。……” 　　　　信写好了，请一位悉尼大学的教授修改。他说，语法没有大错，但不是英语的表达方式（我们在中国学的尽是些中式英语，甚至中国编纂的英汉词典上的例句也难以避免。我的英语教师麦尔肯常指着上面的句子说，这句话很别扭，英语不这么说。）。然而这位教授说，中国式英语也有中国式英语的好处，恰恰真切地表达了中国学生的感情和意愿，改成地道的英语反而不真。他除了改动一两个不恰当的用词，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句子。 　　　　我带着信亲自跑到几所大学的中国学生会，请正在申请陪读而未果的中国学生签字。没想到这件为大家谋福利的事做得很艰难，有的说我不同意这句话，不签。有的说我不同意那个词，不签。公派学生尤为谨慎，几乎都客客气气地拒绝了，尽管他们与家人团聚的心情也极为迫切。信件在四大名校转了一大圈，总共收上来八个人的签字（可笑的是，信郑重其事地寄出后，才发现我本人忘了签名）。 　　　　信件一式四份，分别寄给总理霍克，外交部长伊文思，移民部长瑞和教育部长道金斯。其实我对这类信件也没抱多大希望，百忙的国家领导和政府官僚怎么会顾及几个小百姓的情感问题呢。在中国这一类的信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打回原单位，也难怪那些公派留学生不肯签字。谁知不出一个月我就收到了总理助理秘书的来信，信中说总理让他把信转交了移民部。有回信已经很不错，当然不期望总理提出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未几，又接二连三地收到来自伊文思、道金斯的信，都是秘书写的，内容都是说，此事由移民部长负责，信已转到移民部。移民部的信来得最晚，但写得最具体，是瑞部长的第一助理写的，象是在给领导汇报工作。他说：“因为签证停止了一段时间，积压了两万五千多留学申请书，为了不使他们耽误课程，要先在年底前办完他们的签证，我们已经给使馆增派了人手以加快进程。之后马上开始陪读的签证，估计在九零年初。”最后他说：“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处境，并且请相信澳洲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尽快让你们与家庭在澳洲团聚。” 　　　　有了这样的回答，我已经十分满意。更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八九年底，老宋和孩子们首先拿到了赴澳签证。再过不久，所有留学生的陪读家属都陆陆续续地来了，包括那些拒绝签字的学生的家属。 　　　　我总在想，我写的信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最多是推波助澜吧。其实不管写不写信，“陪读”始终是个既定政策，迟早是要实现的。令我感慨良多的是，申请陪读的整个过程，让我觉得我第一次被当做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看待。如一股清风轻抚，我的心灵深处什么东西在苏醒。人本应是这样的，我们忘记得太久了。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49:00|来自：广东深圳

第二章哲学的误会 　　　　 　　　　 　　　　　　留学澳洲，我有一个比较拿得出手得名目：“哲学博士研究生”。我本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过，在澳洲可没什么人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就改行研究中国哲学。在澳洲？——只有二百年历史，没有产生过一个哲学家的国家去研究五千多年文明史孕育出来的东方智慧？听上去象是开玩笑，实际上就是一个玩笑。我早就对哲学失去了兴趣，学哲学不过是一个借口，为出国而寻找的借口。结果是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报着认真的态度学习，既无“功成名就”的野心，又无“光宗耀祖”的忠诚。再加上一个对我放任自流的导师，我的根深蒂固的“自由散漫”的老毛病又犯了，犯得一派覆水难收的阵势。我的“研究”总是跑题，我热衷于打工，看书，旅游，唯独没心思学习，最终我放弃了哲学。 　　　　　　不过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保持着哲学博士研究生的头衔。原因有二，一是让在国内的可怜双亲能对别人骄傲地说，“我的女儿在国外读博士”。更重要的是，有三年奖学金可拿。说心里话，最让我内疚的事就是白拿了三年奖学金。 　　　　 　　　　 　　　　偶然性 　　　　教不严，谁之惰？ 　　　　同学风波 　　　　被忘却的东西 　　　　人生一大乐 　　　　 　　　　 　　　　偶然性 　　　　 　　　　　　 　　　　　　别忘了，我到澳洲是读研究生来的，按理说，我应该把读书放在首位。 　　　　马克理大学座落在北悉尼郊区。进校时正是深冬季节，树木青草仍是挡不住地绿。山坡草地烘托起深色的楼群，楼前的阔叶树落了一地叶子，红的黄的，踏上去飒飒有声。楼的墙壁上布满爬山虎，让我想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情。我喜欢这个地方，周末常从三十多公里外的住处坐车到学校，带上一本书，躺在草地上阅读。春天更美，通往学校的道路竟是一片花海。有一段路，外墙全为盛开的杜鹃花覆盖，大红桃红粉紫雪白，如海如云连成花墙。 　　　　我喜爱学校宜人景色，又害怕去上学，因为心中有愧。第一年我几乎在全职打工。三年的学习时间，我私下里这样安排：第一年打工挣钱，把家小接来安顿妥当。第二年准备论文，第三年动笔写作。离开中国后，突然间生活乾坤颠倒，没有要求，没有压力，没有参照，没有比较，一切都决定于自己。几十年的努力、紧张、辛劳、挣扎……一下子烟消云散。人象针扎了的皮球，再也鼓不起气来。加上我不必上课，只需研究，更给我的怠惰提供了条件，“研究”总是提不到日程上来。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选一个研究题目，叫做“一九七七年以来中国对儒家哲学的研究”。还有一件秘不可宣的事情是，我从来没学过中国哲学，仅仅自己读过一些老庄孔子。我只爱庄子，不喜欢儒学。 　　　　其实入哲学这一门根本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纯粹出于偶然。 　　　　我没有上过大学，一九六五年我大学落榜，因为出身不好。中学一毕业就在农村学校教书，看样子一辈子就那么教下去了，想起来便心有不甘。 　　　　一九七七年文革后大学首次招生，但人家明文规定只招收老六届中学生，我与大学又擦肩而过，更如一颗巨石压在我心。 　　　　一九七八年初，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一天，丈夫下班拿了一张报纸，也可能是大学招研简章，说，哎，你可以试试。我说，笑话，我连大学都没上过，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丈夫说，就当玩玩嘛，考不上对你一点损失也没有。 　　　　我动心了。那时我已经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换个学校，离家近点。教育局规定我们农村地区的老师一律不得调进城里，考研究生倒是一条途径。考哪科呢？学中文曾是我唯一的愿望，考大学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第二是师大中文系，第三还是某大中文系……。 　　　　我接过招生简章，目光首先落在北大中文系。没有希望，那些必读书，什么史什么学什么概论听都没听过，更不知到那儿去找。再看历史系，也不行。法律系更没门。然后又看哲学系。十多年来，天天和“哲学”打交道。哲学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哲学。那两本书不知读了多少遍。就是它吧，我的选择无可奈何地落在了北大哲学系马列主义哲学专业。一看必读书，又是脑袋发晕，浑身冒汗：《两论》只是沧海一粟，要读马恩列斯毛的全部哲学著作，要读世界史工运史共运史联共布党史，还有数学和英语。 　　　　所幸这些书家里大部分都有。文革中，似有指示，让大家都读点哲学，家里就添置了许多马恩列斯。 　　　　我去向一个哲学权威讨教。他问我，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没有？没有。读过《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没有？没有。《反杜林论》？没有。《自然辩证法》？没有。《哲学笔记》？没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没有。那么至少应该读过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吧？也没有。权威摇摇头，这些书粗读也至少需要一年，你明年再考吧。 　　　　对我来说，考研究生的目标并非当个哲学家，而是考一个前途，如前所说，可以调动工作，离开呆了十年的“山后”，到“山前”工作（农村和城市的另称）。更主要的是考我有多大潜能。自从大学落榜，我对自己的能力就失去了自信，尽管我知道那是因为我资质以外的原因。我必须试试，于是我有了一种摩拳擦掌的兴奋。我日夜兼程啃完了所有的经典；记住了所有世界史工运史共运史上重大事件的时间过程结果意义；做完了高中三年的数学题；背下了一本英语语法书。这一切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最为骄傲的是，我的体重达到了我作为女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数字，一百零六斤。减少了二十斤。就为这个，考不上也值得。 　　　　应考那天，北大考场前拥着上千男女考生，多是文革前那几届的老大学生，个个气度不凡，胸有成竹。见此阵仗，我竟头一晕，坐在台阶上喘息了一会儿。待第一门课的考卷拿到手里，心才平静下来，不难，答案都可以在我看过的书里找到。几门专业课的考试发挥得很好，唯一知道的错误是把被恩格斯誉为新世纪的曙光的旦丁写成海涅。考完专业课，心已放下了一大半。考英语可以带字典，进入考场，吓了我一跳，只见人人都带了一两本辞海那麽大的英汉汉英词典，而我只带着巴掌大小的郑易里的袖珍字典。凭着这个小字典，竟也啃完了一篇列宁和第三国际的文章。数学也不难，感谢北大附中（我就读的中学）的数学课，我那时虽不用心学，基础也够扎实。十三年过去了，连解析几何都还能对付，只是忘记了一个算利率的公式，问的是一笔存钱二十年后增长到多少，我只好一年一年利滚利地手算（那时连个计算器都没有），算了一个钟头才得出答案。 　　　　如果考题我都能答出，对那些老大学生们不更是易如反掌？考完试回家睡了一天，不再抱什么希望。 　　　　结果初试我考上了，而且总分第一。当然我不敢居功自傲，我的专业成绩平平，数学和外语帮了大忙，同系有的考生，专业成绩拔尖，数学不及格，外语零分。 　　　　复试是写一篇命题论文。那阵刚刚冒出了一个新提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还颇有争议。参加复试那天早上，骑车经过清华大学，听见学校的大喇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边骑车边听了两耳朵，记住了几句关键的话。复试的论文题目果然是《论实践是否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知从何而降神来之笔，五六千字一气呵成。纸不够用，要了一张又一张，把监考老师都逗笑了。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复试又是我第一。 　　　　口试时，我一高兴，大胆地发表了一个文革中被彻底批判，当时还未被正视的观点：中国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在改朝换代中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我被录取了。一切都出于偶然性，如果不是丈夫发现一张招生简章，如果不是恰巧家里有马恩列斯的书，如果不是听见两耳朵大喇叭播的社论，我也许至今与哲学无缘。 　　　　我其实不适合学哲学，没有严密周全的头脑，没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且感情用事逻辑混乱。读康德的三个批判和黑格尔的大小逻辑及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读上三五页就睡着了，醒来接着读，读读睡睡，睡睡读读。读完了，问我讲的是什么，不知道。至今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早已化为一团烟雾，在眼前消散。脑子里只模模糊糊留下几个哲学家的影子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哲学箴言。 　　　　但是三年的研究生没有白上。最大的收获是，在读书中我开始了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学会了怀疑。这种怀疑和思考是认真而痛苦的、严肃并踏实的、有理且有据的，因为这需要对备受推崇，伴随自己成长并且已经溶解在血液中的理论做一个全面地置外地审视，而对其真理性的怀疑则是对自己已走过的人生道路的怀疑甚至是否定。从这一点上说，读研究生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思考引起的痛苦早已过去，结果是建立了新的思维模式：开放性的、多方位的、具有人文精神的。我最终决定出国，并且在国外迅速地接纳新东西，乐观地对待生活，与此有关。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48:00|来自：广东深圳

找工的自由 　　 　　 　　出国可以换到四十美元，亲戚朋友又凑了五十美元，一共九十元。九十美元可以换到一百一十五澳元，交了房租，伙食费，买了被子床单，就没剩几个钱了。我知道必须得找工作了。 　　我是有助学金的，一年有四千五百元，但是一下子拿不到手，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每两个星期进到我的帐号里一份。那钱不能动，要交海外学生费。有一个海外学生办公室叫ＯＳＯ，我总是把它同救命信号ＳＯＳ弄混，一收到ＯＳＯ的信就胆战心惊，倒不是与救命有关，只觉得要命，因为又要交钱了。然后帐户里就剩下几块钱，不打工行吗？ 　　第一个女房东曾告诉过我，在这里谁也别指望谁，得靠自己的本事去找工作。这是我在澳洲得到的第一个箴言，虽然传授者的另一半意思是，你别想靠我介绍工作。 　　事实上，我对找工作充满了新鲜感和热情。过去在中国的二十多年，我一直被分配到这个单位或那个单位，按照要求做这种工作或那种工作。终于有这么一天，不再有人给你分配工作，自己给自己安排工作。 　　周末，我买了一份《悉尼晨锋报》，好家伙，那一大沓，竟有二百多页，我简直是扛着回家的。 　　报纸铺了一地。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招兵买马。女房东说，这些工作你没戏，你没有工作经验。她说的是有道理的，连刷锅洗碗都“生手免问”。老板就是老板，招一个萝卜马上得顶一个坑，一分钱也不会浪费。这真是个怪圈，你没经验就不让你干，不去干经验从哪来？如此循环下去，没工作的永远不会有工作。这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没有鸡就没有蛋，没有蛋鸡从哪来？按照老板们的逻辑循环下去，当今世人该是没见过鸡跑，更没吃过鸡蛋的了。 　　女房东终归给我指出一线光明，你唯一可做的是当保姆。想想没错，做饭有经验，擦桌子扫地有经验，带孩子也应该不差，自己的两个孩子养得活蹦乱跳的。 　　找保姆的广告不少。鼓足勇气，屏住呼吸，拨通了一个电话。我一开口就犯了一个错误。我说，我想和某某某说话，我想应征你的保姆工作。“想”用的是“ｗａｎｔ”。在中国学英语时，老师没有告诉过我们，此时用ｗａｎｔ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志色彩，令这句话带上了老师对学生，老板对工人，警官对犯人的居高临下，不可违逆的气势。本是你求人家的事，现在整个颠倒。后来我才知道，我应该说“我能……吗？”或“我可以……吗？” 　　对于我的“ｗａｎｔ”，对方答非所问：“我觉得你的英语不够好。”瞧瞧，尽管是拒绝，话说得有多么策略：“我觉得”只是她个人的想法，不具有普遍意义，没准在别人那里你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不够好”，不说不好，而是好得还不够，不是绝对的不好，又给你一线生机。 　　尽管第一个电话的否定式中隐含了两个肯定因素，我还是不敢贸然再拨第二个电话了，因为我发现，给洋人当保姆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得有“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就是要一个你勤劳能干，诚实可靠的证明，通常是你前一个雇主的推荐信。我刚到澳洲，到哪找这种东西？又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 　　给洋人当不成保姆就给华人当吧，华人办事灵活性高，不在乎什么推荐信。又买了一份华人报纸。有人愿意面谈，按照一个电话的指引我到了悉尼东区的玫瑰湾。 　　玫瑰湾，多么好听的名字，地方也美丽。多少年后我旧地重游，玫瑰湾美丽依旧，新南头街旁大榕树华盖遮荫，街上衣香鬓影，车水马龙。绅士淑女们在露天咖啡店悠然闲坐。大街的一边就是海湾，一叶叶白色小艇静泊水面，等候周末出海，玫瑰湾永远是真正的富人区，那儿的风景迎合着富人的心情越发地漂亮着。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时街上一片荒芜，没有行人，偶然有也似乎是灰色的，尽管那天天气确实是晴朗的。 　　一个香港女人在她经营的饭馆里和我见面，饭馆里也是黑暗的，所有中国餐馆的门窗都遮得严严实实，给人鬼鬼祟祟的感觉。女人说工作是带两个孩子，给他们做饭吃，住宿，每周六天，工资二百元。两个精瘦的男孩子正在满地追打，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细脖大头小眼睛，一点都不可爱。 　　我想象着和一个陌生的香港家庭住在一起，讲着广东话，带着别人的孩子。突然糊涂了，我到澳洲干什么来了？ 　　女人问：“你讲不讲广东话？我们要对孩子讲广东话。”那阵澳洲的华人社区是广东香港移民的天下。懂得生存之道的大陆留学生到澳洲第一“外语”是广东话。中国城最大的亚洲食品超市里，那些收银的上海女留学生，个个操着绵软吴侬口音的粤语，比铿铿锵锵的广东话本身受听得多，所以她们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 　　我会讲广东话，母亲是广东人，从小听惯了妈妈讲话，曾经认为广东话是天下最美的语言，因为它和母亲这一类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浪漫的理解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在澳洲，广东话是和身份、种群、维生、前途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对我来说不过是瓮声瓮气的南蛮之音，不再入耳。我回答：“不会讲。”女人说：“不好意思啦，我们要会讲广东话的。”我的心情立时轻松开朗，我意识到我一直在盼望着她拒绝我。 　　回家的路上，公共汽车里几乎没有人。对面坐着一个面皮白净的上海女孩，神情懒洋洋的，身旁是一个小男孩，也是大头细脖讲广东话的，站不住坐不稳地上下折腾。女孩不时厌烦地斥责一声：“坐好，别动！”小男孩最多安静十秒钟，又折腾起来。女孩说，她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烦死了。我妈妈要是知道我给人家带孩子，会心痛死的。”她眼泪花花望着窗外，不再说话。想到没带那两个孩子，我又是一阵轻松。 　　我还能干点什么？如今我有了最大的选择工作的自由，可是没有“工作经验”，没有“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英语“不够好”，广东话又不肯讲。我总得干些什么吧。

angela1019 · 发表于 15-4-2006 18:47:00|来自：广东深圳

新的家 　　 　　 　　 “家”对中国留学生曾经是另外一种概念。家里没有丈夫妻子，没有父母儿女，只有几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象一家人一样，互相扶持，度过在澳洲的最初岁月。组合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家”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早期留学生人人都有一部冗长的搬家史，甲搬过十次，不算多，乙搬过十五次，也不多，丙搬过二十次。 　　刚来的二十多天内，我连续搬了四次家。直到第四次，才有了一个象样的“家”。 　　第一个住处是导师给安排的。房东（应该叫二房东）是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男的在读硕士，女的行动有些诡秘，从来不说在哪里上班，做什么工作。她有无数个英文名字，给了不同的洋人。我不知道这样做为什么，总觉得其中有点不寻常的原因。果然，每天都有叫着她不同名字的不同洋人打电话找她。这是后话，不提。 　　来澳洲的一个星期后，我坐在第一个家门口的汽车站等车。这辆车直接到市中心，再换一辆车就可以到学校了。交通还算方便，只是汽车二十分钟才有一班。一个中国女孩到我住的地方敲门。我走过去问：“你找谁？”她说：“我叫储岚，是原来住在这儿的，回来拿信。”一口北京话，听着真亲切。我给她开了门，她从一堆信件中挑出自己的，上下打量着我：“新来的？”我说：“是。”她说：“你怎么会住在这儿？”听那口气，好象我住进了黑店。储岚说：“这两口子缺德，在这儿住的人没有超过一个月的。看，”她拿起那一堆信件，收信人都是不同的名字。“你看，都搬走了。” 　　她说这家女房东是导师到中国时认识的旅游小姐。小姐很有本事，就凭这么个交情，把她没读过大学的丈夫弄到冯先生麾下读研究生，自己也跟着来了。目前他们正在办假离婚，然后女的和别人假结婚，弄到身份再离婚，然后再和丈夫复婚。这一串真假结离弄得我眼花缭乱。储岚又补充，女的那么风流，怎么可能和男的复婚！除了这些，真正威胁房客的是他们不合理的房租，两室一厅改做三个睡房，反正中国人根本不讲究厅不厅。出租两间房，收的租金已经够交房费了，二房东白住。还有诸如克扣伙食费电费电话费等种种伎俩。 “赶快搬家，别住这儿了。”储岚说，“我看你老实，才这么劝你。”听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一天都不能呆下去了。 　　储岚说她有个朋友的房客刚搬走，没准那有空房。说着拉起我就走，大有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豪侠之风。 　　第二个住处是一对夫妇带一个小孩，男的读博士，女的陪读。住房只有一室一厅。博士生面有难色：“按规定我们的住房是不可招租的，如果你有特殊困难，可以先住两个星期。”（按澳洲的租房规定，一室一厅的房子只许住两个成人）我在通往厕所的过道里暂时安身，夜里听见哗哗的撒尿声，总是有些尴尬。想着两个星期的期限，心里总是惴惴不安，一到日子我马上就搬了家。后来我发现，他们那里一直有房客。认识博士生时间久了，才知道他一开始说的话属外交辞令，先观察一段时间，好就留下，不好就请走。到底是博士生，办事有板有眼，深不可测。 　　储岚又把我介绍给另一个朋友，那人马上要搬家了，储岚让我和她凑合挤两天，等她一搬走，就是我的屋子了，准确说，就是我的床位了。那个房子，天哪，四间睡房住了二十多口子中国留学生。整天人头济济，来来往往。厕所如中国的公厕一样又脏又臭，满地尿水。厨房堆满了锅碗瓢盆，洗过的没洗过的。炉子上四个灶眼永远在煮着东西。做饭洗澡和如厕都要排队。我和那位陌生“朋友”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屋里还有两个上早班或下夜班的女孩，整夜出来进去，悉悉索索。只住了两天，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这里绝对不能住。 　　我去找储岚。和她在一起我觉得心里踏实，我想和她一起住。储岚说：“我没意见，但是要和与我同住的两位男士商量。”很快她告诉我，那两位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还没搬进去，我已经感到了温暖。 　　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小楼，有一百多年历史了，里面已经改装成几个单元，住着五六户人家。沿着破旧的楼梯拾级而上，二楼正对楼梯口的那个单元就是我们的家了。进门是一个过厅，狭长。摆了一张床，一张桌子，是小索的卧室，也是大家的餐厅。旁边是一间睡房，我和储岚睡在一张双人床上。小赵睡在门后头，用一张布帘遮着。房租八十元，大家平摊。 　　房子特别破，天花板水渍斑斑，一下雨好几个地方漏水。厨房里半尺长的耗子白天也满世界乱跑。洗澡是煤气加热，要在厨房的一个小匣子里塞进钢蹦水才变热，洗澡洗得正痛快，会突然凉水浇头——钱用完了，洗澡房里便传出声嘶力竭的喊叫：“大姐，大姐，快给我塞两个钢蹦儿。” 　　家里除了床和桌椅，还有一个拣来的电视。电视大则大矣，显象管却只剩了一种颜色，红色，整天浸泡在红海洋里还凑合能接受，最累的是银屏分成两截，头在底下，脚在上面。正赶上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终日守在电视旁为头脚颠倒的中国运动员加油。 　　不管生活有多么窘迫，总是充满笑料。大家都是从北京来的，讲起北京话，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经历了那几次搬迁，这是真正的家了，温暖，快乐。 　　每天晚上，四个人围在饭桌前各讲见闻，吃得兴高采烈。灯是昏黄的，昏黄的灯光集聚了暖融融的气氛。我们是合伙吃饭，每人每周交十五块钱，连吃带生活用品都够了。女的做饭，男的采购，周末小伙子们带上小行李车到弗来明顿农贸市场，八块钱一箱鸡后身，十几公斤，两个星期都吃不完。还有两三块钱一箱橘子、苹果或西红柿、青椒。有时我们几个到海边玩，顺便拾回一些海带，海螺炖来吃。不过海带总是太硬，海螺沙子太多。 　　吃不了的东西送给对门。回来时又带了一包他们吃不了的东西。对门住的是广东来的留学生。一室一厅住了十一个人，男多女少，只好混合着睡。留学生男男女女床挨床挤在一屋的多得是，见怪不怪。广东人的睡房里放了五个床垫，客厅里放了四个，中间只留下了走猫步的空间（这种“编制”后来衍生出一些缠绵悱恻的故事，是后话）。他们中间有医生，工程师，还有一个《花城》的编辑。编辑常来我家下棋，我们戏称“花边儿”。后来不知什么人告发，房屋中介所来人警告：房客严重“超编”，限令一天遣散多余房客，否则将要起诉他们。十一个人里好多“黑人”，一个也不敢留下，一天之内全部销声匿迹，再也没有联系。走了这帮朋友，我们的生活单调了不少。十年后，因为写作，认识了一些文友，突然发现“花边儿”也是其中之一，在悉尼已经小有名气。 　　储岚是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她到悉尼不过比我早三个月，却知道坐什么车去什么地方，如何找工作，哪里卖便宜货。有问题问她，准能得到答案，象一个内容丰富的悉尼生活字典。储岚是外贸学院毕业的，又会讲英文又会做生意，但是她的要求很单纯：找一个澳洲人结婚，高低不论，先把身份搞定了再说，所以她主要的工作是找对象。 　　在澳洲要找一个真结婚的男人是很不容易的。储岚见了不少澳洲人，每次都似乎成功了，我们都举杯为她祝贺，但不久又无声无息了。曾经有一个人来接她出去过几次，并已谈婚论嫁，说得和真的一样。我送了一个大提包给她作结婚礼物。后来迟迟不见动静，男人好久没和她联系，储兰打电话过去，是个洋女人接的，自称是他的女友，一起生活五年了。我不知道这件事对储岚的伤害有多深，储岚继续过着单身的日子，继续契而不舍地找对象。 　　小索三十出头，看上去还是二十多岁精壮小伙的模样，一身紧绷绷的肌肉，走起路来脚弓子象安了弹簧一样轻巧。他原来拿过北京市少年体操冠军，后来又在体师当体操教练。小索的脑袋和身体一样灵活，自己的看家本领绝不能受委屈。他不象其他留学生一样，没头苍蝇般到处问工。他把电话簿黄页上“俱乐部”那一栏的纸页一沓撕下来，拉上储岚去打电话，储岚会讲英语，他不会。家里没电话，到公共电话亭，一家一家地问要不要教体操的，还真有几家说看看再说。小索到了俱乐部，二话不说，先来几个徒手翻，干净利落脆。有几个俱乐部当下就要了他。 　　在俱乐部教体操挣钱并不多，视有多少学生而定。十来个孩子，一人一次交两块钱，也就这么些了。小索是有心计的，周末从来不休息，说是去“窝轮贴儿”（义务工作）。“咱这叫吃小亏占大便宜，先窝着，窝着窝着赶明儿不就轮到咱贴上人家了吗？”小索说的没错，几个月后，他常常“窝”着的警察俱乐部为他办了移民，属于雇主提名类别。警察多硬气，一办一个准。小索算是早期留学生中最幸运者之一。 　　小赵最年轻，二十出头简直就是个孩子，所以我和储岚都不在乎和他睡在一间屋里。比起那些男女抵足而卧的集体宿舍来我们“正规”多了，小赵睡门后头，门敞开来可以挡住半张床，再加上一张布帘，门后就自成一个小天地了。因为黑暗和逼仄，布帘甚至都很少拉上。小赵不会照顾自己，和我们住在一起不愁吃住，已经很满意了。但是没人替他洗衣服，脏衣服都塞在床底下，他从国内带来一箱衣服，都换完了，又从床底下翻出脏的找比较干净的穿。他的工作也不好，给人擦洗机器，一天挣四十块钱，还不是天天有活干。一时看不出他能有多大出息，但是有一天他信誓旦旦地说：“等着吧，十年之后我会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后来他果然如愿了，自己开了两个商店，当了大老板，那时离他的誓言还不到十年呢。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小索得到了“永居”身份，正在把妻女接来；储岚又准备和什么人结婚（但是后来又没结成）；我的家属陪读也办得差不多了。我们退了房子，各奔东西，这个家终于散了。 　　来澳洲的第二年，丈夫老宋带着两个孩子来陪读。我们租了一套房子，又恢复了以往有丈夫妻子儿子女儿的家。我是幸运的，绝大多数读英语的留学生身份无定，还过着半漂泊的生活。因为我有一个象模象样的家，吸引了许多单身朋友来来往往，在艰苦的生活中重温一下家庭气氛，享受一点家庭温暖。而我，在享受真正的家庭生活时，却不时想起那个帮我度过澳洲最初岁月的临时的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15 19:39:4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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