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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5-4-2006 18:56:00|来自:广东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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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车间里的歌声、笑声少了,火药味越来越浓,女孩子们明争暗斗,为抢占好机器,挑拣容易做的活,甚至撕开脸皮吵起来。安东不得不跑出来“拉架”。安东很机灵,很敏感,虽然他从不和我们说题外话,但他知道这一帮讲着不同语言的中国人分两派。显然他喜欢对他毕敬谦恭,为他创造了更多剩余价值的那一群。但是出我所料,一次在调停完争吵后,安东把我带到办公室对我说:“我非常了解她们的为人,她们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这种人不值得尊重,也不值得一吵。但我作为老板,并不关心工人的人品如何,我需要的是能干的工人,我只要求我的工人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因此,我不希望再有吵架的事发生。”这是安东第一次对我讲这么多“肺腑之言”。一席话令我感到一阵悲哀。我终于明白了在他心目中老板和工人的定义:在他看来,我们不过是一部部赚钱的机器,我们的差别不过是马力大或马力小,好使或不好使而已。我在老板面前维护尊严的努力和另一些女工争宠的行径一样,在他眼里都是一钱不值的。那些拼命取悦老板的人太自作多情,而我的不卑不亢也是无地放矢。没有人把你当作有人性的人来欣赏,老板就是老板,不要指望他还能是些别的什么东西。从那以后竟与那些“包身工”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再也不想跟她们理论什么了。<BR> 大家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大干资本主义,把个人日产量抬到四千甚至更多。安东更神气了,一天他宣布,由于客户降低了加工的价格,他不得不把我们的产品由四分减到三分。这意味着工资一下子减少了25%,工人们哗然。我对大家说:“罢工!把老板晾几天。”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划不来”,遂以更加拼命来弥补失去的损失。工人有工人的权利,不能让老板为所欲为,我在电话本上找到制衣业工会,一个电话过去,状告他无端削减工人工资,声称我不管也不知道他的客户是否减价,反正我们付出的劳动不能减价。<BR> 一个星期后,安东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道:“有人向工会投诉了我,是你吗?”我一愣,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反响。我脑子里关于工会的概念还没从国内那个发电影票,组织春游的机构里脱出来,本是没有抱多大希望的。我答道:“是我。”安东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你有什么不满,应该先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先对我说呢?”怎么回答呢?习惯了,在中国都是这么干的。上学时,对同学有意见找老师;工作时,对同事有意见找领导;党章上似乎也讲党员有权向越级组织反映意见,总之向一个能管住他的人告状。这个问题跟洋老板解释不清,解释清了他也不懂。安东又一脸诚恳的样子:“你是怕我解雇你才不敢对我说的吗?不要担心,我不会因此炒你的。但是如果以后你对我不满意,一定要先告诉我,我们可以商量解决。如果商量了还不满意,你再向工会反映也不迟。现在你们的工资不减了,还是四分钱一件,你满意了吗?”我点点头:“满意了。”心里有些歉意,没想到工会把他吓成那样。<BR> 后来我与安东又有过几次“斗争”,为工资,为工时,或为劳动条件。我不想再用工会吓唬他,都是约他面谈,他总是很紧张地等待着“谈判”。每到这时,我心里常升起一丝怜悯:“还是个孩子。”多数情况下他都采取我们的意见,他一直没有给我穿过小鞋。在他生意的淡季,每天只需四五个人上班,大家轮流休息。安东绞尽脑汁安排上班者的名单,使大家工作的机会均等。我依然不紧不慢地干,还是两千多件的日产量,是工人中干得最慢最少的,但他照样安排我和大家一样的上班天数,没有打击报复的迹象。有一天他对我说,人多工作少,但他不想解雇任何人,他想让大家都有同样的挣钱机会,让人人都高兴,这对他来说是很费心的事。这时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坏。<BR> 制衣业竞争对手林立,安东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他最后向我们宣布把每件减成二分半时,看来是实在出于无奈了。安东聪明多了,接受上次的教训,他提前一个月印发了一堆小纸条,上面详细说明减工资的方案及各种补偿措施,发给每人一张,让我们提意见。他天天观察我们的眼色,只见我们整天吵来吵去,他听不懂干着急,出来进去,坐立不安。大家讨论的结果和任何中国人在一起办事一样,十个人十条心,各有各的打算,不仅达不成一致,还不欢而散。最后各自咽下一口气:“认了。”一个月的限期到了,最后一天,着实让安东莫名其妙了,他以为激烈争论了那么多天的我们与他一定有一场严峻的谈判桌上的斗争。然而那天是在极其平静中度过的,一种无奈的、哀伤的平静中度过。没有任何交锋,老板顺利地实行了他的“二分半方案”。我不再到工会告状了,都是自找的。再干下去也没有意思了,我提出辞工,安东似乎有些轻松,大家都说他怕我,但还是他胜了。离厂的那天,安东和娜塔莎送我一个大鲜花篮,上面写:“万事如意。”安东跟我说,如果我想回来,随时都有我的位置。<BR> 我想,我不会回去了。四年了,该换一个老板了。再见,安东。<BR> <BR></FO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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