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记本也没有找到，哪里还会有什么字帖?
我不知那本颜真卿的《祭侄帖》到哪儿去了，脑中又浮现出
叔叔当年在福州路旧书店柜台前微微颤抖、小心轻问、隆重捧持的
动作。
当时叔叔并不知道颜真卿祭侄的史实，但我相信初次接触的
神秘感应。帖子刚刚打开，一种千年难逢的气韵在向他召唤。后
来，他持帖而问、伴帖而行、傍帖而眠，当然早已懂得帖里的一切。
今天，我这个侄儿捧着《祭侄帖》反祭于他，似乎觉得其间
有一种故意倒置的天意，一种悲情浩荡的预设，一种英雄人格的
反馈。我也因此在游动的墨迹间找到了一种能够阐述他生死选择的
精神图谱，听到他在三次割脉后对我的最后嘱咐。
面对毁坏盛唐气象的叛臣逆贼，文化大师颜真卿全家都举起
了刀戟。他亲自率兵抗逆，堂弟颜杲卿被逆贼脔割，连遗体残骸都
无法完整。侄子颜季明也被杀害，留下的只是一颗头颅。但朝廷对
这样的烈士却不闻不问，只得由颜真卿自己来祭。这样的祭文，怎
能不大气磅礴、感天动地?
颜真卿撰写这篇祭文时四十九岁。二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
他还在另一个叛将前不屈不挠，壮烈捐躯。在一个混乱而血腥的
时代，一代文宗成了一代英雄，而且还拥有一个英雄的家庭，这实
在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珍罕又最响亮的一页。我相信叔叔对于这篇祭
文的很多词句，都会晨昏吟诵。那么，此刻也让我来复诵一段：
......
土门即开，
凶威大蹙。
贼臣不救，
孤城围逼。
父陷子死，
巢倾卵覆。
天不悔祸，
谁为荼毒?
念尔遘残，
百身何赎?
呜呼哀哉!
吾承天泽，
移牧河关。
泉明比者，
再陷常山。
携耳首概，
及兹同还。
抚念摧切，
震悼心颜。
方俟远日，
卜尔幽宅。
魂而有知，
无嗟久客。
呜呼哀哉，
尚饔!
我几次想把这篇祭文翻译成现代散文，但实在无法放弃这种
一顿一泣、一步一哭的恸人节奏。里边有些句子，例如“天不悔
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如能借来悼念叔叔，我想
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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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退、革命意志的衰败，因此要用极端主义的方式来重振雄风，这
便是“狂妄派”的出现。
能打倒的都已打倒，那么如何来确定新的革命对象呢?“狂
妄派”的目光，从政治领域转向专业领域，从头面人物转向中间人
物。
在“狂妄派”看来，一切专业活动都必须否定，用极端主
义的政治标准把它们一一批臭、碾碎；同时，一切中间人物都
必须鞭笞，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将他们一一侮辱、威胁。
用“狂妄派”的话来说，已经打倒的一切都是“死老虎”，而
大量没有打倒的普通教师、一般职员，则是隐藏起来的“活老虎”。
理由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去刺杀日本兵，竟然苟活了下
来；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奔赴延安，竟然留在了上海；他
们在民不聊生的时代还在学校里领薪水，而没有把薪水捐献给贫
苦大众；他们在解放之后分不清两条路线，没有与刘少奇、邓小
平展开斗争……
“狂妄派”绝不认为除了政治斗争之外还有别的社会生活，除
了政治身份还有别的个人身份。一个人如果不关心政治，一般的造
反派会批判他麻木不仁，“狂妄派”则会断定他是伪装麻木，因此
很可能是间谍。他们确信，很多教师的学术论文中埋藏着政治秘
冗、起事信号他们肯定，各种朋友交往、文人聚会都是在进行阴
谋联络、复辟谋划。
正好，那时中央宣布，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到一九六六年“文
革”的十七年，文艺界和教育界都被实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
是两大反动专政的叠加之处，因此黑上加黑，没有一线光明。按照
这个逻辑，凡是十七年间在文化、教育界活下来的，都是有罪，都
要天天请罪，如果上过讲台、写过文章、演过戏、唱过歌，更成了
母。因此，“狂妄派”大义灭亲，在思想上彻底驱逐父母。一个“狂
妄派”成员为此还改写了一句老话，张贴在墙上：“我爱过父母，
但更爱真理”。
这条思路被几十年后极端主义的大批判干将们继承了，他1啊
他们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父母?
几年前我见到一个刚刚结婚的大批判千将，听他讲了一通对
过往历史绝不能留情的昏话，就盯着他想，他的曾祖父，一定没有
在北洋军阀时代搏斗而死，他的祖父，一定没有在国民党时代搏斗
而死，他的父亲，也一定没有在“文革”中搏斗而死，否则哪有他
的生命来源，哪有他的结婚之喜?
我几乎可以断定，他的父母在“文革”中多半是造反派，因
为当时造反是中央号召，全国响应，不能造反的只有少数被打倒
的对象和他们的家庭，而从他的骄横得意的神情看，完全不象有一个
蒙受过苦难的家庭背景。
当时的“狂妄派”和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就这样把自己得生
命放置在一个斩断任何血脉联系的玻璃罩里，因虚无而虚假，因虚
假而虚弱。
一般的造反派喜欢吵吵嚷嚷、冲冲杀杀“狂妄派”喜欢上纲
匕线、诡辩滔滔。一般的造反派有简单的阵线，即批判者和被批判
者；“狂妄派”没有阵线，身边的一切都能通过七拐八弯的大批判
成为冲击对象，因此没有了前方、后方，没有了敌人、朋友，最后
在纷乱的打斗中把自己困死、缠死。
当时不知是上海《文汇报》还是《解放日报》，对于“狂妄派”、
“狂代会”之类的提法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在报纸一角发表了一篇
小评论表示异议。当时报社也全由造反派掌权，因此这种异议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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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
由此我明白，失去行为权利的人很难大幅度疯狂，真正疯狂
的，只能是那些自认为拥有无限行为自由的人。
学院的造反派从一九六七年夏天开始全面发疯，竟然要把“造
反派”改成“狂妄派”。
后来，又说“狂妄派”是造反派中的先锋队，并自命为全国
狂妄派的创始者，在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上插上一面面小旗，挂在
路口，展示全国“狂妄运动”的蔓延规模。
不久，高音喇叭在宣布，“全国狂代会”即将在我们学院召开。
校园里一下子挤满了操各地方言的人群。青年为主，也有不
少中年，男女几乎各半，大多是身材瘦削、眼睛发亮、脚步匆忙。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神态却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吕兆康同学碰了一下我的手，轻轻说：“原来看到那么多狂
兄、狂嫂吓了一跳，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狂叔、狂婶。”
我说：“你看那儿，还有狂公、狂婆呢。这正叫，狂妄不分老
少，发疯不分男女。”
正说着，高音喇叭突然震响，兴奋的声音劈头盖脑：“全国狂
代会即将召开，革命人民欣喜若狂……”还没说完，嘭，高音喇叭
被砸了。
广播室就在路口。这个广播员本来就够激进的，得知高音喇
叭被砸便蓦然站起身来，准备去与阶级敌人搏斗，谁知说时迟那时
快，一群北方口音的大汉冲了进来：“你们敢说欣喜若狂?”
“为什么不能说欣喜若狂?”广播员口气很硬。
“欣喜若狂的‘若’字是什么意思?”一个大汉问。
“若”是‘好像’的意思，怎么啦?”广播员反问。
“若狂，也就是好像狂，我们狂妄派是真狂，你们才是若狂!”
大汉说。
几个人应和道：“若狂是假狂，假狂就是假革命，假革命就是
反革命!”
很快响起了口号：“打倒欣喜若狂!我们都是真狂!”
到这时广播员才知道，自己的狂妄劲头，已经落后了。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大汉们呼啸着走了，广播员关掉机器，闭着眼睛想了一想。
一时还想不明白，疯狂是一场比赛，永远没有止境。昨天的疯狂
到今天一比，变成了小疯假狂，那明天怎么办?难怪交通大学的造
反派起了一个名字叫“反到底”。但这个“反”字现在又没有味道
了，看来要改成“狂到底”、“疯到底”。
他睁开眼睛看到正在窗口伸头探脑的我和吕兆康。对我这麽
个人，他出于造反派的坚定立场还不想搭理，便对吕兆康说：“你
们是戏剧文学系的，请问这欣喜若狂的成语……”
我们笑一笑就离开了。
2
对此，我冷眼旁观，作了一番比较。
“狂妄派”相当于造反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本来，造反
派都是“奉命造反”，目标空洞，后来看到中央在号召夺权，也 就
轻而易举地夺了权，掌了权。掌了权做什么呢?他们就不知道了。
毕竟是学生，考虑到今后的前途，有的人开始了悄悄的专业自习，
并与老师接近。另一些学生，则当起了“逍遥派”，甚至谈起了恋
爱。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激进造反派的警觉，认为这是革命步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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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
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
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
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
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
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
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
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
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
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
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才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
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
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
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
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
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
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5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
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
“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钟，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
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
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
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
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
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
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
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
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
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
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
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
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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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哽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酒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
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说
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反动言行，
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
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他说这些话时尽量压出嗓门里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
中的“老革命”。其实“老革命”也已经被他们打倒得差不多，因
此皇帝和战犯也成了他们造反队放的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当时的习惯语式“让人愤怒的是”、“令
人发指的是”，而是选用了当时几乎不会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辞令
“遗憾”，可见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话就立即升高了温度：
“他到今天还避重就轻，处处抵赖，能推则推，不痛不痒，钝刀子
割肉，半天不见血!因此革命群众才把他请到单位里来，好好帮助
一下。”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
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
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
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
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
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
“企图搞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
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
身来，看了他几秒钟，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
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
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眯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
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
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
服带来，我要穿。”
4
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
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
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
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
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
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
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
对茧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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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主语，躲要害。既然这样，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声口号誓
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
——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
7
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
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
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
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
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
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
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奇
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
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盔
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
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
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
要它们一联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
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
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
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
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8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
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
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
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
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
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
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
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
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
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
“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
惟一的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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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写。
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着《人民手册》。
那天我在尘封的书库里给他写好了申诉，他说昨夜反复思考
还是暂时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给谁，暂且放在手边，等到
有事时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却早已在东张西望间看到了那一大
叠《人民手册》。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册》，他没有阻止，因为这个书名不会
给他带来“散布反动书籍”的罪名。他说他要暂时离开一下去开
会，一小时后回来，放我出去。
等他走后，我连忙找一个凳子爬上去拿下两本《人民手册》，
很快找到陈毅市长的讲话，还摘录了他正面评价中国民族资本家、
私营企业家的几段话。
抄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重新打量这个书库。
书库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么久，今天见到，如逢狱中亲
人。这么多亲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出狱的时日。其实，没有它
们，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们。
一小时后，我跟着蔡祥明先生悄悄地离开了书库。三小时后，
陈毅市长的话已经写在爸爸的申诉报告中。
我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兴。
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我的这个举动，给爸爸带来了灭顶之灾。
6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诉后认为是“翻案”，开了一个小型的批斗
会。爸爸又一次复述陈毅市长当年的讲话内容，造反派便大声呵斥
道：“你知道吗，陈毅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物，北京已经
开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这惊人的消息，随口嘀咕了一句：“对陈毅
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停——余学文!”一个陌生的声音尖利响起，爸爸抬头一看，
是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喊
“停”后好一会儿不再有声音，无论是爸爸还是批斗会全场，都在
等待。
问：“主语”没有忘吧?
答：这没忘。
问：“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句话，主语是谁?你
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我们。我是说我们大家对陈毅市长都不能过河拆桥，不
是专指你们造反派。
问：专指我们造反派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那么年
轻，无权无势，说得上对陈毅过河拆桥吗?
答：我说大家。
问：什么大家?你的级别有多高?
答：我没有级别。
问：一个没有级别的人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国务院副
总理过河拆桥吗?
答：可能用词不当。
问：你用词很当。你说对陈毅不能过河拆桥，是在说一个人。
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陈毅当作渡桥和工具，你老实说出来
吧，你究竟是指谁?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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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的味道，于是他最后改定“独立寒秋司令部”，雄壮得一派凄
凉。这“风雷激”就不一样了，一见就仿佛能听到喊声喧天。
瘦个子青年见我注意这三个字，似乎感觉到我在询问他们的
组织所属，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说：
“我们是工总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荡，把别在上面
的一个红袖章晃到了我们眼前。其实这袖章在街上也见得到，上印
一排正宋体红字，文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间
印三个手写体大字：“造反队”，下缘用黑墨水笔潦草地涂着一个
号码。
“工总司”的司令是王洪文，当时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变，
谁也想不到他后来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副主席，最后又判了无
期徒刑。王洪文后面还有一大串当时在上海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
如王秀珍、陈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龙等等，现在记不全
了。我相信眼前这个瘦个子青年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
当时这个“工总司”在上海管辖的造反队员已有几十万人，有时还
号称几百万人，权大势广，其中任何一个小司令出来都是保镖重
重，他，还远没有到可以接近他们的时候。你看这个屋子就很冷
清，与我们谈话的，除了他，只有一个毫无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为能见到那个用“语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镜的圆脸矮
个子男青年，却没有。
“你们属于什么司?”他问。显然是想拉近关系以便谈话。
这一个“司”字，现在听起来容易误会成“司长”、“局长”里
那个字的含义，其实在当时特指造反司令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
系统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
管哪个系统，与“司’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被打倒对
象”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
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红教司”、“上教司”成员了，一个个挂着
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
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工总司”袖章的人，像我眼
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才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属于什么司”
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们是
批斗对象。”
“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
斗，只要他们划清界限就行!”他说着朝我一笑：“你们上海戏剧
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
实不高!”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
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一
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
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疆
3
话就更见“水平”了。
“说到——”他要言归正题，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这个已经
被他们天天在标语上打叉、在批斗时狂喊的名字。我估计他会给我
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
之类，这样一来就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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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
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
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
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
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
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
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
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
“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
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
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匕陈毅市长关于团结私营
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那就找出当年陈毅市长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
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
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
《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5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
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
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
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
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们说起“逃亡地主”就立即产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
恶极的“黄世仁”、“刘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儿”之后仓皇逃窜，
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阴暗书库里躲着，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
字报贴出来那么久，农民造反派并没有来抓他，这是怎么回事?我
因为有一个“破产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
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点钱，但他却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开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门。那是教学楼东边一排小平房
中的一间，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张小床。我问起“逃亡地主”
的事，谁知他一说比我想象的还简单，他曾对什么人说过，这宿舍
太小，家乡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从“家乡房子大”这个说法
一步步“推理”出来的。
我对他说，这事倒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有
人顺着这个罪名胡言乱语，因此应该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写出
来，还要把那天关于“家乡房子大”的谈话过程写出来，作为申诉
交上去，也算备个案。
蔡祥明说他不会写这种东西，求我帮他写。又说要写这么多
内容挺费事，这房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到书库

sincn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
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
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
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
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撑持这个家庭
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第二章
叔叔走了
1
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
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祖母说，胃疼。当然全是谎话，
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学院里，吃饭的时候去食堂。“文革”时
期中国没有太大的灾荒，学院的食堂里供应还算可
以，学生每天花费四五角钱也吃得不错了。但是，我
的极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这个极
限，要装成与其他同学差不多，这真是难死了。
为什么要装?因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学就会立即判断我爸
爸被打倒了，紧接着一定是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抄家、联合批
斗。学院的造反派在行为方式上更凶狠，一旦上门，我的已经饿得
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妈妈，受得了吗?
想来想去，不如争取主动，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单位。
走一趟。同时也让那里的造反派看一看，一个被打倒对象的身后；
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
2
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
就会头晕。
我坐下后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脑后墙上贴着“风雷激”三
个字，是领袖手写体，怀疑是他们这个造反队的名字。
当时社会上造反队虽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
如这“风雷激”就满街都是。只有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自己一个人
成立一个造反队，叫“独立寒秋”，虽也出于领袖诗词，却能给
留下一些印象。可惜这个名字很难与别的词汇搭配，“独立寒秋战
斗队”?“独立寒秋造反兵团”?一出现“队”和“团”，就伤了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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