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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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一章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1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
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
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
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
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
得网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
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
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
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
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
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
‘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
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回到本题，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
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
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
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
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
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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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正好是我的朋友。”杨先生说。
——二舅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是姨妈自己讲给他听的，但
现在不知道姨妈和这位杨先生的关系怎样了。
祖母听了，对爸爸说：“有苗头。你找她谈，就说这个杨先
生。我在边上添柴。”
8
姨妈被叫来了。
爸爸和祖母在外面一间与她谈话，我和妈妈躲在里边一间偷
听。
爸爸开门见山，坐下就问：“大姐，那位杨先生的事，有希望
吗?”
姨妈说：“二弟告诉你们的吧?成不了。”
爸爸问：“为什么?”
姨妈说：“他人很不错，但只对我好，对益胜很冷淡。”
祖母在一旁轻轻应和了一句：“对。对孩子冷淡的，不能要。”
祖母的话虽轻实重，因为她自己就是带着一大群孩子守寡下
来的。
妈妈知道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再有其他发展，便在里屋喊一声
“吃饭了”，随手把门打开。
姨妈看见我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你上大学后还没有
到我家去过。益胜没上大学，你可不能看不起这个表哥啊!”
我说：“怎么会!真是很久没见益胜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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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触目惊心!这六百多条证据，将在《红卫兵战报》和《上海工
人造反报》上同时刊登，现在，请我们的副总指挥选读其中一小部
分。”
站在他身边的就是副总指挥。那个人拿起一本书，翻到夹着
红纸条的地方，开始“说文解字”。说的时候还会经常去翻边上的
一本字典，上面夹着很多白纸条。他的发言时间太长了，终于有一
个穿着红背心的学生冲上台来，大声地背诵毛泽东语录来阻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
但台上那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没理他，继续边翻书边讲。穿红背
心的学生为了表示抗议，下台后愤而离场，跟着他离场的还有近百
人，但整个会场至少有七百多人，绝大多数留下了，津津有味地听
着。不是认真地听“说文解字”，而是兴奋地听一个个昔日的大专
家如何在专业上被两个造反派书生顷刻之间咬得千疮百孔。全场弥
熳着一种快感。
这些发言，一般都能激发起一片片很夸张的口号声。没有夸
张的是，被揭发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括那些被揭露的tc假
权威”在内，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台发过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园里便步履轻松，别人
对他们也不敢小觑，总以为他们上台发言一定获得过当权的造反派
的批准，至少没有被造反派阻止。这种心理气氛，极大地鼓励了大
揭发和大批判，下一次大会也就开得更热烈、也更残酷了。
那么，我可说说我的概括了：“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用
一种彻底失控的民粹主义，为平日游荡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恶，
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把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文
化，转化为暴力。
“文革”时期在民间的风云人物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活动时
间也并不很长，真正长时间大行其道的，是每个单位的失败者、嫉
妒者、投机者、错乱者、无聊者，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成
批地变成了诬陷者、栽赃者、报复者、泄愤者、审判者，而且都学
会了装扮，装扮得大义凛然。
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
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使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
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
4
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带到了另外一
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刹那间烟消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
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与他讨论重大事情的指令，我
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大事的时代
已经结束。
学院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
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钟，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
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阳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
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
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
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阳台，他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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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领导，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这些造反派首领背后的一大堆浑
浊的泡沫。如果说，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首
领握手叫声“老同学”，甚至成为朋友，却绝不可能对那堆泡沫这
样做。学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
“反戈一击”者，他们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后来看到形势大变，造
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师。
更让人恶心的是老师队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许是以揭发别人来
自保，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揭
发对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干部，三天两头从档案里
抛出几条没头没尾的材料，变成大字报公开张贴，于是“专案组”
林立，“批斗会”不断，任何最不可能成为斗争对象的人也不能不
天天提心吊胆，全院终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混乱。
据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绝大多数高校，情况基本相同。
什么是“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
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一些场面，而这些场面并不仅仅出自我们学
院——
一位文质彬彬的老者站起来，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
说：“我希望你好好回忆一下与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关系。那年他
来这儿，你离他只有一步之遥，他与你随意说笑，我虽然听不见，
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临走时拍了一下你的肩膀，
你难道能否认，这不是一种责任的交托?”
一位中年女子对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负责人喊一声“你
无耻!”让全场吓了一跳。接下去的愤怒话语是：“你居然当着那
么多干部的面公然说，你年轻时翻过那本书!作为一个干部，作为
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女人，你居然说得出口!广大革命同志，你们
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书吗?我实在说不出口，但今天只能红着脸说出
来了：金——瓶——梅!”说完她似乎要立即晕倒在台上，好像
猛烈的怒火已经烧干她的精力，好像她说出那三个字已经使她丧失
了全部贞操。一位惊慌不已的女学生把她扶了起来。
这次飘然上台的是一位副教授。当时评个教授很难，因此副
教授已经满头白发。他在规劝他的一位好朋友：“只要放下包袱，
再大的错误也能得到革命同志的原谅。作为老朋友我请你回忆一
下，一年前你曾经在教研室提议，开一个毛主席诗词讨论会。毛主
席诗词只能学习，怎么能讨论呢?难道你心中觉得还有争议的余
地?因此你提出这个议案后，我沉默。我只是沉默，没有斗争，这
是我的问题，我今天应该向毛主席请罪，但是，你呢?” ’
一位记性好得出奇的先生又抢过了话筒：“忘了?你可以健
忘，却不可以抵赖。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
十六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左右，你说了一句有关刘少奇的奉承话。在
第二会议室，你坐向朝南，左边三个人，右边两个人，名字我就不
一一点出来了，由他们自己站出来揭发。你说那句话之前还清了
两次嗓子，讲完后喝了一口水，茶杯是蓝色的，你真的忘了?”
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搬着五六本书、一大堆杂志、教材上
台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像是当场要公布什么罪证，全场立即安静
下来。其中一个皱着眉头说：“‘文革’以来，大家热衷于批判走
资派，但是大学和其他单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动学术权
威!”这话初一听有一点逻辑，发言者感觉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调
动，口气更加昂扬起来：“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那就是假权威，
不是权威!我们战斗队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已经从全校教授、
副教授的著作、论文、教材中找出他们是假权威的证据六百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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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
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
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
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
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
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
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
派。他们都是贫苦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
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
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
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同意我们的观
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
全然倒逆。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复
辟，只有造反才能开辟新世界，他们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
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
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
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
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
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
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
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
“两条路线斗争”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
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
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睑茫然装扮成一脸冷
然。至于心中还在坚持什么，天晓得，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的，是同班同学吕兆康。
那时的校园，人头攒动，忙忙颠颠，我们两人每天六次从宿
舍到食堂，又从食堂到宿舍来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无人，用筷
子敲着碗。穿行在标语丛中，无所见，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无所
听。几十年后外系同学说起对我当时的印象，都还记得我手里必有
一个空碗，身后必有一个同学，走过时必有一阵木然而又高傲的敲
击声。
3
真正让我产生傲气的，倒是后来看到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我对学院造反派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好感，却也不强
烈厌恶，因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当，后来又遭了
难。尽管他们当时从来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却从旁仔仔细细地
看过他们。他们天天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想着中国革命和世
界革命，因此所发表的言论都空洞而狂热，却不会针对某个具体的
老师、某件具体的事情。对于他们，我也有两点瞧不起：一是他
们在校园里时时皱着眉头装成思考者的模样，却从来没有独立地思
考过什么，因为他们的造反是按照上级文件的指示进行的；二是
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是弱者，并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
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英勇。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可怜的老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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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打倒叔叔的大标语。
祖母蓬乱的白发，飘拂在她最小的儿子被倒写的名字上。
10
叔叔只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不是当权人物，凭什么打倒
他?
妈妈哽咽着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到处要抓“牛鬼蛇神”、
“反动学术权威”，那里地方小，找不到什么权威，就把叔叔算上
了，主要是有人揭发他吹捧《红楼梦》，是放毒。
“《红楼梦》?”我背脊发凉。居然是为了这本书，这本他一
直不许我阅读，反复说是“太悲苦”的书!
妈妈还在说：“把他押在垃圾车上全城游街，他哪里受得了
这等屈辱，回来大声与造反派辩论，说《红楼梦》是一部优秀古
典名著，结果被说成态度恶劣，再一次游街。”
“他被打倒后一再抗议都没有人理他，最后只能……”妈妈顿
了顿，又说了下去：“是用剃刀割动脉，抢救过两次，但你叔叔是
何等刚烈的人……”
对于余家，这是山崩地裂般的一件大事。
11
没有时间体味其中的强烈悲情了，只有快速采取一系列应变
措施一
表妹以女儿之孝，抱着叔叔的骨灰盒到西郊的古北公墓安葬，
全家护送。那天爸爸也请假从关押地出来半天；
爸爸立即明白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自杀的权利。在叔叔的帮助
也失去之后，他不能听任全家衣食无着而独自离去，更不能听任祖
母在失去了最小的儿子后再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他决心重新在关押
地思考，今后怎么办；
我和表妹决定立即向所在学校申请，争取第一批下乡劳动，自
食其力； 一
大弟弟已经十八岁，托人介绍到渔业公司出海捕鱼，可以补
贴家用；
妈妈操持家务，抚养着两个未成年的小弟弟。但后来知道，她
背着我们悄悄地去从事无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替附近一家电机
小厂洗铁皮，成天赤着脚，浑身水淋淋；
祖母双目发怔，看着云天，手上又拿起了佛珠。念的依然是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从小听熟了的……
当一切安排停当，我便日日陷入沉思，在沉思中变了一个人。
12
我的沉思，主要是想重新理解叔叔。
他一生挚爱《红楼梦》，最终也为这本书死去。他像贾宝玉一
样为逃离肮脏、寻求干净而远行，但最后却坐上了最肮脏的垃圾
车。
为此他宁肯以鲜血来洗涤，洗出一个干净的“太虚幻境”来
驻足。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敢和刚烈。
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理解他。有一次，随
手翻阅颜真卿的字帖，突然浑身一震，赶快回家问妈妈，那次收拾
叔叔遗物，有没有见到一本字帖?
妈妈说，那时叔叔的宿舍已被多次翻抄，我们去时连一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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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
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
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们还革命?
他比中央还革命?”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让他站在大字报前面，不
断说自己是讽刺。
我反对造反派的一切示众行为，但对这件事，心情有一点复
杂。因为万一这位先生近乎疯狂的投机心理得逞，我们全家只有死
路一条了。
8
妈妈总算没有迎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宿舍对门的竹篱下。她
不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连头顶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们
学院的这个高音喇叭是有名的，天天口号震天，闹得附近华东医院
的住院病人纷纷逃离，闹得整个静安寺地区很不“静安”，何况它
现在正悬在我妈妈的头顶。
妈妈畏缩地站在竹篱前满脸愁苦。竹篱上也缠满藤蔓，与妈
妈出嫁那天花轿路边的景致相同。竹篱卫护着朱家，竹篱导引着余
家，相隔半华里路，一路是花的信息。
此刻妈妈不会有这种回忆，她只觉得嗡嗡惶惶的世界那么陌
生，惟有这缠满藤蔓的竹篱有点熟悉，可以短暂躲避，躲避在这里
等待她的儿子。
她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是：“阿雨没东西吃了，我知道。”说
着把一张早就捏在手里的两元纸币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问这钱是哪儿来的，只把它挡在妈妈手里。妈妈没再
推，也没把手缩回，两只手就这样隔着一张纸币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说明了今天来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给叔叔写信，写
明家里的困境。“本来我也可以写，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礼仪，不习
惯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么。你是小辈，说得不合适也不要紧。”
我说：“妈，相信我能写好。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
过了一星期，我计算叔叔的回信应该到了，便赶回家去。
9
上楼梯时就觉得不对，只听得两个人的脚步声慌慌乱乱，原
来祖母和妈妈都抢着来迎我。
妈妈抢先讲了那句话：“你叔叔没了!”
“啊?”我霎时呆住，脑中一片空白。
“是胃病。”这是祖母的声音，像来自旷远的乱山。
我立即把脸转向祖母，突然清醒，这是这位曾经是十个孩子
的母亲的最小一个儿子的失去!但我还说不出话。
祖母又讲了一句：“我已和你妈妈一起去过蚌埠，把骨灰
盒——拿回来了。”我以为她会大哭失声，却没有。
当然不是胃病。祖母和妈妈从来不会撒谎，讲半句假话就暴
露无遗。我把祖母扶坐在椅子上，捂着妈妈的手到门背后，说：
“告诉我!”
妈妈直捷地说，叔叔是自杀。祖母知道当时自杀就算犯罪，决
心把我们瞒住。
七十五岁的老太太，亲自坐夜班火车赶到蚌埠厂区内，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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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
_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
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
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
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
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
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
6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
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
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部分同班同学，却
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处打听，最
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点，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处树阴下等着，自己则与另
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头在校园里找我。
当时的校园，更混乱了。
“革命”没有带来一丝一毫期待中的昂扬气氛，无序的结果只
能是无聊和无耻。此刻整个学校由谁在掌权已经全是表面文章，角
角落落弥漫着一种既残酷又低劣的嬉闹。
前些天传来一个笑话，说表演系一个姓彭的学生拿着道具枪
去恐吓古典文学教师陈汝衡老先生，声言革委会已作出枪毙判决，
由他来执行。陈汝衡先生哪里能够辨别枪的真假，被那个学生逼到
墙角后，突然转身跪下祈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讲述这个笑话的是戏剧文学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笑骂道：
“这个老家伙，临死求告还押韵!”
这几句说辞，几乎是中国传统故事中一切不幸男儿的委屈之
声、血泪之言。我从那个青年教师的笑骂中快速逃开，暗自擦泪。
记得唐乃祥同学终于找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娘来了”，
说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说辞。
7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
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
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不要为了迎我朝这
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
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是早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
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取二十六
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
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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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上天还为我的叔叔安排了一个更隆重
的悼念仪式。
虽然隆重，却很少有人知道。我们默默地隆重在心里。
事情还须回到安徽。
正当叔叔刚烈地在蚌埠三度割脉而死的时候，在同是安徽的
太湖县，也有一个与我叔叔同龄的男子陷于灭顶之灾。但他不能像
我叔叔那样处置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已结婚，而且有了三个孩子，
一家老小都靠着他。
他的学历比我叔叔高，是老牌大学生，整个县城学历最高的
人。他遭难的时间也比我叔叔早，是“右派分子”，也就是在我家
从乡下搬到上海后不久他就抬不起头来了，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变
本加厉，天天挨批。
平时，他总是向三个孩子封锁自己挨批的信息。但有一天他
突然得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高潮”又要掀起，他和他的
妻子，必然要在县城里不断地当街批斗。这还能瞒得住孩子们吗?
三个年幼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挂着牌子、浑身捆绑着被
人殴打，会怎么样?
对此他毫无办法。很想先找孩子们谈谈，但每次都开不了口，
最后终于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孩子们支出城去。
他想起了自己一九五四年曾以一个抗洪干部的身份进驻过一
个叫叶家湾的小村庄，便决定把三个孩子藏到那里去。这事通过一
个正好上街来的农民，说妥了。三个孩子也就住到了举目无亲的叶
家湾。
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有一天在村口遇到
一个不懂事的农民慌张地对她说，好像看到她爸爸、妈妈在县城街
上挨批斗。小女孩一听便不顾一切地一头撞向那个农民，哭着喊者
说是造谣，其实她小小的心里早有疑惑：爸爸妈妈为什么把我们
放到这个荒村中来呢?我们来了之后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现在一
听，便知真相，但她不愿承认，只能向着那个农民哭喊。
过了很久，传来消息，爸爸妈妈可以接孩子回城了。她连续
表演了几夜的歌舞，感谢乡亲们的收留。
多少年后，这个村的乡亲凡有喜事，例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
大学，必然要放映她主演的电影表示庆祝。
她，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叶家湾的乡亲都说：“我家马兰。”
当我知道这段往事之后，曾经问过岳父马子林先生“这么小
的三个孩子，要送走，为什么不送到亲戚朋友家里去?”
“怕给亲戚朋友带来麻烦。这种麻烦，对于农民，对于村庄，
就不太在乎了。”岳父回答。
“叶家湾连一个远房亲戚也没有?”我问。
“没有。”
“把三个孩子送到这样的小村子里，心里有没有一点害怕?”
我又问。
“不送更害怕。”岳父说，“马兰的性格你知道，多么强硬。
记得她才一岁多一点，刚会走路，那天看到我回家满脸不高兴，她
要为我点烟解闷。当时我抽长长的旱烟杆，用一根长香点燃，小马
兰举着长香正要为我点，手却被长香烫痛了。她不哭不吵，只是要
把那支伤害了她的长香从香堆里找出来。我们大人不知她找到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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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已经把那支长香藏了起来，小马兰爬上爬下非要找到不
可，最后终于被她找到了。你猜她怎么着?居然把那支长香用小脚
跺得粉碎，一小截、一小截地碾，连一点儿也不留下。才一岁多一
点已经是这个样子，如果到了五岁看到爸爸妈妈受侮辱，那就可想
而知。她一定不会放过，她一定拼命。，’
“那一定。”我赞成岳父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看到父母亲被斗被打，很容易产生对社
会、对人类的抵触。我不希望马兰他们有这样的抵触。”
这话使我非常感动。
这一对在安徽太湖县城的街道上被口号声、辱骂声包围着的
年轻夫妇，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
斗者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想的是：“批吧，我们的子女不在。他们
不会来报复你们。”
马兰多年来一直向我打听叔叔因《红楼梦》而死在她家乡安
徽的种种情况。她找来叔叔的照片细看，每次都心事重重。
她已经主演过十五集的电视连续剧《严凤英》，并把它当作一
个历史悼念仪式。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全国观众投入
的程度至今还记忆犹新，说“万人空巷”，并不为过。这就是说，她
把这个历史悼念仪式推向了全国，从而确立了自己所在剧种的道义
尊严和艺术尊严。
她本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由于这部电视剧，同时被评为电
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全国观众对她所做的一
切，从心底里赞赏。
我叔叔与严凤英只有一岁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自杀于
同一个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却同样为艺术而死，为《红楼梦》
而死。
马兰还要为叔叔做点事。
14
终于，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
在安徽首演，轰动全国。
全剧最后一场，马兰跪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的唱词时，
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帕排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的懂她的潜台词：
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上演《红楼梦》！
第三章
一物一物
1
我一直担心被关押的爸爸会不会精神失常，但
终于奇怪地发现，他在度过最初一年的惊慌和愤怒
之后，倒是越来越镇定了。他以前在家里过于严肃，
现在每次见到去探望他的家人，却满眼亲切。他渐渐
已经不太在乎“阶级异己分子”这顶帽子，却在努力
避免成为“家庭异己分子”。
相反，精神失常的是批判他的那些人，而且越来
越严重。
我们学院也是同样，被打倒的老师痛苦过一阵
也就认命了，而造反派学生却越来越举止混乱，后来全乱到了自己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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