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定的?也许最初只有一条界限，那就是中学里某几次考试的成绩好
坏。与古代科举制度不同的是，那几次考试，成绩好的倒霉，成
绩不好的发达。
这么一想我就惊悚了：如果我家的子女也成绩不好，不能升
学，早早地成了工人，“文革”一来又参加J造反队’戴着袖章去
找爸爸、叔叔单位的造反派，我们家的灾难也讦大半能够免除？
这是一个真实性很高的判断。
那么，一切竟然在于学习成绩。真是要命的成绩，爸爸以前
天天叮嘱我们的成绩!
由此联想，学院里最早造反的同学，有一大半也与学习成绩
有关。学习成绩不好，经常受到老师批评，又预感到专业前途黯
淡，于是乘机造反，借以发泄。但他们毕竟还是考上大学的，后
来工宣队来了，压在他们头上，因为那些工人连大学也没有考上。
这又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疯狂的年代总有很多虚假的坐标，当虚假一一滤去，没想到
控制社会的真实因素竟然那么偶然，又那么世俗。
因此，连内心的愤怒，也无从降落。 曩
第四章
冬天的斯坦尼
1
进驻学院的工宣队，分批找即将毕业的学生谈
话。
我们班里的工宣队小队长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
工人，姓尹，听他自己介绍，文化程度是初级小学，
一口常州方言，听起来很吃力。我们的毕业谈话，由
他亲自逐个进行，谈话地点，在红楼门前的草地上。
找来谈话的学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垫着一方
印着工厂厂名的旧毛巾。
几个老年女工站在一边，看到一个快谈完了，就急匆匆地到
学生宿舍叫下一个。
已经谈了两天，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尹师傅开头一段话，一定是一个通用的开场白。
尹：“你们马上要下乡了，先要做一个毕业鉴定。下乡不要怕，
青菜萝卜便宜，一腰差女子几分，一个月下好几角，我 算过。现在
最头痛的是要做毕业鉴定。毕业鉴定，这种东西你从前听到过吗?”
余：“我知道毕业鉴定。”
尹：“知道就好。中队里前几天讨论过了，这鉴定要分四个等
级。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现在又服从工宣队领导；第二
等，也算不错，但是曾经沾到过一个麻烦问题，譬如，有的是运动
初期抵制过造反，现在转变态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现在有
点认识了；第三等，沾到的问题不止一个，态度转变也不明显；第
四等，思想顽固的反动学生。你猜猜看，你是第几等?，，
余：“第三等。”
尹：“嗨，看来上下一致，你也没有抵触情绪，这很好。鉴定
要做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期间，四个等级的学生有分工，第一等
级的参加鉴定组；第二等级的参加校内大批判；第三等级的参加
社会大批判；第四等级的继续审查、关押。”
余：“什么叫社会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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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九六八年冬天我拿着白花缩肩跺脚的地方，现在有了一溜
高高的台阶。
走完台阶，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衣着潦草的古先生。
我坐在原告席上，他坐在被告席上。这是我第一次进法庭。
按照诉讼规则，有一些例行程序，然后是双方代理人陈词。一
听，对方绕来绕去，想避开孙维世命案。
鲍律师说得很少，他温文尔雅地询问被告“胡锡涛先生写那
篇文章时，孙维世早就去世，天下有什么文章能对一个已经死亡很
久的人造成‘致命打击’，让她再死一次呢?胡锡涛先生写那篇文
章时，余秋雨先生一直在外地农场劳动，从来没有回过上海，他是
怎么参与的呢?”
没有回答。
鲍律师又说：“你所写的这件事情，你本人未曾参与，也没有
其他证人证言，那么，我要问，在你公开发表这个臆想式的结论
前，有没有向最主要的当事人胡锡涛先生作过调查?有没有向经历
此事始末的上海戏剧电影界的五个专业人员和文汇报社的五个编辑
人员作过调查?有没有向被你认为受到‘致命打击’的孙维世生前
所在单位的任何一个人作过调查?有没有对余秋雨先生本人作过调
查?有没有对当时与他—起在外地农场劳动的数百名见证人中的任
何一位作过调查?”
被告立即高声回答：“如果我研究李白，难道要回到唐代，向
李白本人调查吗?”
他为自己的雄辩笑了。
鲍律师客气地向他点了点头，没有反驳。
只听到鲍律师还在接着问：“胡锡涛先生已经一再发表声明，
这篇文章完全出自他自己的手笔，与余秋雨先生一字无关，你看到
了吗?”
被告回答说：“怎么可能一字无关呢?难道余先生从来没有
写过斯、坦、尼这三个字吗?”
他又一次为自己的雄辩笑了。
鲍律师仍然没有反驳，再问：“胡锡涛先生的回忆中，明明是
说余秋雨先生用学术方式抵制了当时的大批判，为此，胡先生还向
余先生表达了钦佩和抱歉之情，你现在要把这件事情完全翻过来，
我现在再问你一句，能提供任何一点点翻过来的证据吗?”
被告开始亢奋，说：“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刊都发表了我的
批判文章?大家都很明白，我自己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那时不可
能有人抵制大批判!”
听到这里我不能不闭住了眼睛，想着法院西边当年叔叔的墓
地，法院东边当年爸爸的隔离室。然后我睁开眼睛，扭头找窗，希
望能看到一九六八年冬天在这里长久注视过的萧杀云天，但这个审
判庭没有窗。
6
在法庭的原告席上，我一次次咬着嘴唇提醒自己：千万忍住。
这有点困难。因为我只要一开口就会说到当年的真实灾难，声
音就会变调。鲍律师事前听过我的叙述，知道我的弱点，就一再告
诫我：“你尽量少说，让我来说。”
我努力让听觉麻木，只是长时间地盯着对面被告席上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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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下来，大概会有斯坦尼演剧体系的课程(古先生显然不知道苏
联还有不少其他演剧流派)。那么，胡锡涛先生批判斯坦尼体系，
是不是就是在批判那门课程?既然有可能是批判那门课程，那么，
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批判学过这门课程的所有学生，其中包括中国去
的留学生?
第六杆一
这就可以用力挥击一棒了：批判斯坦尼，就是批判周恩来养
女早年可能学过的某门课程，问题终于联系到了顶级政治；
第七杆一
更严重的是，孙维世在“文革”初期去世了。她是怎么去卅
的?有可能是因为有人在批判她早年学过的某门课程，她出于对学
习生活的迷恋，心里受不了。于是，古先生勇敢地得出结论，胡锡
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给孙维世带来了致命打击；
第八杆一
胡锡涛先生与孙维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她实行致命打
击?想必，是江青布置的；
第九杆一
江青地位这么高，又不可能认识胡锡涛先生，那是怎么布置
的呢?没有任何旁证，可见是“直接布置”，也就是咬着耳朵密授
机宜，当然不会让第三人知道，因此也不可能拿出证据；
第十杆，终于可以进最后一个洞了——
既然古先生早就判定我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
“主要执笔者”，那么，所谓“接受江青直接布置”、“给周恩来养女
孙维世带来致命打击”云云，也全都转嫁给了我。他在批判文章中
说到这起人命大案，主语也都改成了我的名字。
经过这样的推断所得出的结论，他居然堂而皇之地公开发表
了。
先是零星地发表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太原、合肥的
报纸、杂志、学术刊物上，最后，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学术刊物上集
大成。
这位先生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潇洒风度，不经意间揭发出了一
起直接关系到周恩来、江青的顶级政治命案，而他所揭发的内容，
又从未出现在任何“文革”史料和国家级的审判中。
更令人惊叹的是发表他这些文童的那么多报纸杂志。对于这
种异想天开的“史实”，刊登前和刊登后都没有征询过我这个当事
人的意见，甚至连发表的报刊都从来没有寄过。从上海到全国，所
有发表类似诽谤文章的报刊都是这样，连一些号称“知识分子良
心”的著名报刊也无一例外，更不待说那些很少谈文学的文学报刊
了。中国大陆报刊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产生“对立制衡”，
从发表的第一天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并由此联动全国。这
就是说，它们已经动用公权力完成了一宗全国规模的严重诬陷事件
的全部程序，却不愿意对被诬陷者“询问”一句半句。这便是我们
的新闻法则吗?
那么，我就拿这件命案起诉吧。
起诉的法院，当然是选当年墓地和隔离室之间半道上的那一
家。
起诉的时间，选在年迈的爸爸缠着渗血的绷带穿起那套旧制
服引起我惊悚回忆的那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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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冬天这一段，主要被湖北的一位古先生包了。
这位先生比我年长，我没见过，但对他的名字有点印象。早
在十多年前，那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了，他好像还是讲师，寄给我一
篇很长的论文，是他研究我的，高度评价我的学术文化成果，连我
自己不满意的那些写于思想尚于解放时期的文章，也给予热烈赞
扬，对此我很不适应。更不适应的是，他在附信中请求我把他的这
篇论文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这不符合我的行为原则，就把论
文退还给了他。
在这之后，还见过他夸张地颂扬我的文字，我都没有回应。沿
想到，他转眼已经站到我的对立面去了。
为了一九六八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开始读他批判我的文章。
那个冬天的事情，我在本书第二卷第四章《冬天的斯坦尼》由
已有详细记述。这位先生批判那个冬天的我，全部依据竟然是胡锡
涛先生那篇称赞我的回忆录，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更奇怪的是，
他从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出发，经过层层推断，七绕八弯，步步上
纲，最后居然联上了一宗人命案件。
我对这种推断技巧极感兴趣，觉得那实在是一大文化奇观，借
此可以了解我们长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极其怪诞的精神遭遇，值得
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望大家耐下心来，仔细一读。
他的这种推断，既有起点又有结论，可谓首尾完整，只是中
间环节跳得太快，有点模糊，需要我们细心揣摩，才能一步步地体
会其中的大致线索。我画过好多图表，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要从
他的第一个洞打到最后一个洞，大概要二十杆左右，我大刀阔斧地
减缩成十杆，勉强才能抵达。下面，我就把这十杆简单勾画一下。
第一杆一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录中说，那个冬天他在文汇报社与上海戏
剧电影界的几个专业人员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的演剧体系，他出
于“左倾”立场，“枪毙”了我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即《关于“从
自我出发”》)，我毫无怨言，立即奔赴外地农场劳动去了。他自己
后来写过一篇《评斯坦尼体系》发表。古先生根据这段回忆认为，
我即使被“枪毙”，也算“参与”了胡锡涛先生的那篇文章。理由
很深奥，似乎是，被“枪毙”者和开枪者一起参与了“枪毙”这件
事；
第二杆—
既然是“参与”了，那么，他进一步推断，凭我的写作能力，
必然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主要执笔者”，而且
加强语气，特地注明“无疑”。尽管胡锡涛先生多次抗议，声明那
篇文章完全是他的，与我一字无关，但古先生还是从胡锡涛先生手
里一把夺过来硬送给了我；
第三杆一
胡锡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发表于一九六九年，发
表时署名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因此，古先生再大胆地跨
前一步，断言我在一九六九年参加了这个组。这一来，使得当时在
外地农场数百名难友天天见到的我，成了一个假人；
第四杆一
斯坦尼演剧体系，早在中苏交恶后已被中国戏剧界批判了很
多年，胡锡涛先生的文章究竟有什么“政治要害”呢?按照大批判
惯例，古先生从上而下，先从中国最顶级的政治问题上寻找挂钩的
可能性。可能是灵光一闪吧，他想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有一个
养女叫孙维世，早年似乎在苏联学过戏剧；
第五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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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东方戏剧文化最终的探讨。
我说，这里讲的全是“好话”，但基本上都是虚假的。我从来
没有写过《戏剧美学》，更何来“卷帙浩瀚”?一个人书写得再多，
也不可能达到“浩瀚”的地步，那是人家来形容大海的。更重要的
是，世上不可能有哪一个学者能对某种文化作出“最终的探讨”，
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朱熹、王阳明都不能，你怎么轻易地
加到了我的头上?
我劝他仔细想想这种奇怪的吹捧和后来奇怪的诽谤之间的共
通关系。
说到这里，我用比较严厉的口气对他作了一个重要告诫：再
也不能拿着金牙齿给他的那些假材料到处塞给人看了。我说：
“你再低头看一看，这些材料为什么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
这些材料查到的内容，为什么都恰恰集中在邓小平主政时期，而不
是这个时期之前或之后的?这些材料上，为什么没有任何单位盖
章，没有任何人员签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材料如果是合法的，为
什么不上缴政府有关部门归入档案，却偷偷地留在这个人自己家里
几十年?”
我说：“不管在什么国家，私自伪造、截留、复制、散布、曲
解档案都是有罪的，更何况你们是在散布早已被废弃的整人材
料!”
我想被告应该听得懂，金牙齿有严重触犯刑法的嫌疑。
想到金牙齿，我又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被告，心想这确实是
一个被人家当枪使的可怜人物，真有一点“弱势”，内心更多了一
分原谅。
7
这次庭审结束之后，被告又几度被法院从湖北传唤到上海，我
就不出场了，一切由鲍律师代理。．
我看到被告在一家报纸上说自己清贫，付不出官司的赔偿款
项，更动了恻隐之心。每次听鲍律师讲述在法庭见面的情况，我都
要顺便问几句，被告这次穿什么样的衣服?提什么样的口袋?大概
住在什么样的旅馆?是坐火车来、轮船来，还是坐飞机来的?是否
有律师陪来?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还问鲍律师，如果到时候判下来了，他拿不出赔偿款，法
院会怎么做?鲍律师说：“强制执行，一点儿也不会客气。”
我再次提出，能不能不要赔款了，光让他道歉就成?
鲍律师说，这岂不就成了调解了。
我说，那就调解吧。
法院听说我有意用调解的方式了结此案，就要被告写一份调
解草案。被告在调解草案上表示，会在他发表过有关文章的几家报
刊上发表致歉声明，他还把这些报刊列了出来。我对鲍律师说：
“到报刊上一家家发表致歉声明也得花不少钱，我们干脆好人做到
底，只让他在法庭致个歉，不要他在报刊上一一致歉了。”
那天，当鲍律师向法官转述我这个意见时，连法官也很惊讶，
向我投来征询的目光。我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
于是，被告道歉，承认所发表的文章与事实不符；我宣布放
弃赔款要求，但全部诉讼费用还是要由被告支付，好在数字很小，
我问过。于是，双方签字画押。
事毕，走下法院台阶时鲍律师问我：“不让他登报致歉，文化
界舆论仍然不知真相，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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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男人，不断自问：站在佛教慈悲为怀的立场上，我在说明事
实真相之后，能够原谅这个人吗?
哪怕有最后一丝可以原谅的理由，我也要抓住。
终于，我抓住了。——我想，自从我起诉之后，海内外媒体
均有报道，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欧美华文界的读者们得知基本案
情后，大多认为这是最典型、最严重的诽谤案件，但在中国大陆，
凡是在媒体上发言的文化人，全都支持被告。他们完全不在乎我起
诉的内容，只说“这是言论自由”、“不能让司法干涉文学批评”、“文
化人不应该动辄打官司”、“名人难道不会犯错误吗”、“法律应保护
弱势群体”……等等，让人不得不叹息，这片土地离“言论自由”、
“文学批评”、“弱势群体”等等概念的本义确实太远了。因此，被
告只是一大群人的一个代表，而这一大群人，又代表着一段漫长的
历史，代表着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力，代表着一种社会灾难的生成机
制、蔓延机制和复燃机制。这么大的空间含量和时间含量，投射到
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本身就有被原谅的理由。
想到这里，我随手翻了一下由法庭复印交换的双方证据。被
告拿出来的“证据”不出所料，果然主要是那个金牙齿提供的，与
孙维世命案完全无涉，只证明金牙齿“清查”过我。让我感兴趣的
是，被告还把我十四年前写给他的一封回信当作“证据”交给了法
院，证明他那么早就在“研究”我了，与我有过一次通信往来。由
此，我读到了自己十四年前的匆忙笔迹。我在那封信的末尾冷冷地
写道： ’
大文溢美之词颇多，由我荐出似有不妥，只得奉还，
请谅。
这封信寄出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
读了这封自己写的信，我的心态更平和了。你看早在十四年
前，他与我之间，已经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我已经在用如
此峻冽的口气教训他溢美和求荐的失当。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继
续对他进行一点教育?他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
学”，但当代优秀的台港作家几乎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很清楚他
的研究水平。像他这样的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我很清楚。他褒我
贬我，都无关爱憎，只是一种追赶，一种试探。他对报刊是仰望
的，刚才我的律师问他证据，他回答说：“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
刊都发表了我的批判文章”，这居然成了他的“证据”了，当然很
可笑，但在他的内心却是一种真实。他从报刊动向中寻得选题，为
了发表，把话说得更加极端，试着投稿，正好投合了报刊追求耸人
听闻的企图，果然命中。他觉得有那么多“重要的”报刊垫底，而
所有这些报刊又都是“政府的喉舌”，也就心安理得了。对这样的
人，很难认真生气。
就在这时，我发现法官的眼光转向了我，并对我说：“原告要
不要对今天的庭审作最后陈述?”
最后陈述?难道今天的庭审要结束了?我向法官点了点头。
我终于开口了，先向法官说了几句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我的
家庭的处境，然后把脸转向被告，想给他说说学术研究的入门规
则。但一说到“学术研究”这几个字我就噎住了，觉得在这里说这
几个字，太奢侈。
那么，怎么劝说呢?我顿了顿，突然想到，不如从他的另一
个极端说起。我选了他在一本书中对我的一段过分颂扬，作为例子
来分析。他在那里写道：
余秋雨教授继出版了《戏剧审美心理学》后又开始
了卷帙浩瀚的《戏剧美学》的写作，这部著作，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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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换取长寿百岁。”
百岁也成了罪名，这种指控发表在国外，真为中国人争脸。
众所周知，长期卧病在床的巴金老人早已把自己的全部稿酬
积蓄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各地受灾民众，但朱某还批判他
“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版税银子”；老人对自己在胡风事件和“文革”
中的不够坚强作出了令人感动的自省，连笔锋尖锐的台湾批评家李
敖先生都因此而称赞巴金伟大，但朱某却利用老人的自省内容，批
判他是“坦白坯子”、“欲盖弥彰，虚伪毕现”、“这是忏悔吗?十足
的狡猾，伪君子”、“欺世盗名”、“何等的残忍与无耻”……
说实话，这些语句已经远远超过了“文革”造反派对巴金的
批判，更何况，造反派批判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作家，而今天朱某
辱骂的，是一位百岁老人。
不仅如此，朱某还伪造了所谓“致朋友于死地”、“家天下”、
“巴金庙”、“国有资产流失”等无中生有的罪名，对巴金进行全方
位的诬陷。
最不可思议的是，张春桥当年宣判“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
实政策”而造成巴金在“文革”中的巨大灾难，竟也被朱某解释成
“因为与张春桥的私人纠葛”。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引用一些史实来反驳了。
张春桥与巴金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他为什么要那样宣判巴金
呢?几乎所有的巴金研究者都知道，全是因为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
日巴金在上海文代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
言。巴金在这个发言中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
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
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
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
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
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
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
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
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
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
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
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
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这些话已经足以使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老一代大批判干将
暴跳如雷，没想到美联社又在五月二十五日从香港发出电讯，被张
春桥等人看到了。
美联社在电讯中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
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
犯错误”。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
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
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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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年长读者来信提醒我，从这个人有本事举着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
文史细节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的娴熟手法，到他声称
要“咬嚼骨髓”的血腥语言，可以判断他在“文革”中一定有过特
殊的经历。
当我终于找到答案时，惊得连手上拿着的一本书都滑落到地
上，但很快心情又平静了。原来人家是在延续几十年一贯的逻
辑：只要批斗，任何人物都可以“罪行累累”；只要咬嚼，任何文
章都可以“伤痕斑斑”。
好汉末路，断剑夜风，只能靠咬文嚼字谋生，还是让人不胜
唏嘘。
略感震惊的是，这些苍老的背影，当年只能执掌一方呼吸，今
天却能煽动四方视听。如果现在那些年轻的职业诽谤者快速追上这
些背影并叩首求教，那么，我们从灾难中走到今天的一大圈坎坷长
途，岂不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又何以向受难的父辈们交代?
正因为这样，当今世上所剩无几的文化良知，都提起了警觉。
9
诽谤我是小事，一个真正的标志性的事件，是百岁老人巴金
重新受到大规模的诽谤和侮辱。
就我个人而言，在家乡童年的书房里读完了巴金先生的《家》、
《春》、《秋》，后来作为他女儿的同学，见证了他最艰难的一段人生
遭遇，断断续续，不绝如缕，这从眼前这部记忆文学中处处可以看
到。如果巴金的历史被玷污，那么，有关我们父辈和我们自己的人
生记忆，也会一截截破残。
就整体而言，巴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硕果仅存的代表人
物，是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作家，又是率先否定“文革”灾难的人
格形象。诽谤巴金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但是，诽谤事件还是大张旗鼓地发生了。
最早反击这种诽谤的是刘再复先生。他说：
现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击巴金为“贰臣”，这
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没有人格的。歌德说
过，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击名
家为人生策略的卑鄙小人，到处都有。
刘再复先生是在遥远的美国科罗拉多写下这段话的，时间是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素来温文尔雅的他，这次看来是真正生气
了。
其实刘再复先生说那些攻击巴金的人“不敢拿出自己名字”，
是因为从来没有在正当的文化行为中见到过这些名字，以为是谁用
了化名。事实上，首先攻击巴金“永远是一个一身俸两朝的失足贰
臣’’的，是深圳的朱某，他倒没有化名。我只是不知道他的这种
言论在香港和海外也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于是，急忙托朋友把他
的这类文章找来。
找来一读，大吃一惊。因此，我必须留出一点篇幅来专门说
说这个原本也许根本不值一提的朱某了。说朱某，其实也就是说
“文革”，说诽谤，说灾难，说巴金，说父辈，说我们。
他说巴金“一身俸两朝”，当然是指巴金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和
之后都活着，又都发表了作品，受到了欢迎。这与“文革”中上海
造反派对巴金的批判一模一样，而且同时横扫了冰心、茅盾、曹
禺、钱钟书、叶圣陶等等一大批前辈作家。但他对巴金最仇恨，因
为巴金活得长：“用对权势的忠诚来换取高干病房高级保健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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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些年来，那些人从来不会对我说好话。既然他们不
在乎真相，我也不在乎他们知道不知道真相。”
鲍律师又问：“这样一来，致歉的文本只留存在法院，被告以
后在社会上、媒体间乱说怎么办?你看那次庭审结束后他还戴上老
花镜在庭审记录上改了那么久，真是奇怪。”
我说：“希望他不会。如果他不会，我也不会在文字间提到这
件事情。但这位先生，确实有点难说。”果然，后来被告在湖南卫
星电视上乱说这个案件，连我的主诉内容“孙维世命案”都掩盖
了，还在重复所谓研究李白不必向李白调查的可笑自辩，竟引起了
现场观众的掌声，最近他又宣称还将就此写一本书。这本应重新起
诉，但我还是再一次原谅了他，只是不得不在这里写下以上这些文
字。考虑到他毕竟曾经向我正式道歉，仍隐其名。
我与鲍律师边走边说，已经从法院边门走到马路上。临别，鲍
律师站住，郑重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起诉背后那个人?”
他说的那个人，当然是指多次给我制造了重大的人生灾难的
金牙齿。
鲍律师知道，我这次起诉被告，目的之一就是要获得有关金
牙齿非法窝藏和散布整人材料的证据。现在，证据拿到了。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能够原谅一切的人，心底不留隔夜
之怨。但这个金牙齿，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横贯几十年的“新仇旧
恨”。多少次下狠心想忘记他，但他总是冷笑着又一次出现在你眼
前。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也放过他吧。算起来他已经很
老，听一位记者说，他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不断为他的行为与
他吵架。……年龄法则超过其他法则，我永远也不会去惩罚一个老
人，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懂事的老太太。祝他晚年安康。”
其实，世间很多事，人们只想探究底细，并不想对这个底细
有所行动。
此生就是来解谜的，人生的吸引力主要由悬念构成。当答案
一经显露，在心底叹一声“果然是他”，就已非常满足，不必留连
过度。
历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惩罚“冤主”的，仅让受害
人和读者的眼光最终扫射到他，并注视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迷蒙
的烟雾中。甚至，欣赏着这个背影以什么样的身手一次次逃脱。
一旦惩罚，便落入因果报应的通俗套路，虽未尝不可，却降低
了等级。
文学作品是这样，真实人世也是这样。
8
在这之后不久，我又欣赏了另一个苍老的背影。此人突然在
很多报刊上宣称，“咬嚼”出了我书中不少文史细节上的“差错”，
还专门出了本书。很多学者、教授、辞书专家看到后对他逐条进行
批驳，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还怒斥“这种无端
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用不着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在媒体的炒作
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他却完全不理，一路举着“我咬余秋雨”
的旗帜，把书在台湾再版，在香港连载，还在国际书展签名，一时
竟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可谓顷刻暴富。与此同时，全国那么
多报纸都刊登出他赳赳勇士般的肥硕头像，连香港的《民报》、《信
报》也为他让出了大块版面。
亏得重庆马孟珏先生、江西周卓琼女士、内蒙古黄勇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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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n

“你好不容易到省城读艺术学校，头上一直顶着‘右派子女’
的帽子吧?”我问。
“处处矮人一截，只能低头用功。”她说，“在集体宿舍，一位
女同学说，她的床飘得到雨，要与我换，我也觉得理所当然，立即
换。”
我一算，那时间，正好是我爸爸病危，医院和单位因他是“打
倒对象”而不给会诊，我疯疯癫癫地到处奔波而求告无门的日子。
而且，也是这些年那几个酒足饭饱的专业诽谤者凭空诽谤我有“历
史问题”的日子。
这时我们已站在县城到省城去的路口。妻子说：“那夜大青山
上乡亲们的火把长龙救了我，让我走通了这条路。现在才知道，并
没有走通。”
“我也没有走通。”我说。
天已薄暮。我们抬头，青山依旧，却不知今夜，还有没有一
两支火把闪烁?
5
冬至到了。
我和妻子提前一天回家乡打点。第二天早上，几个家人租了
一辆旅行车，陪着妈妈，捧着爸爸的骨灰盒，也到了山口。我、妻
子和一大批亲眷、族人已在那里等候。
等车一到，先把妈妈扶到她的表弟长标舅舅家休息，因为乡
俗不主张她出现在爸爸的下葬现场。
我从弟弟手中接过爸爸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琴花阿姨早
已准备好一把大伞罩在我头上。长标舅舅提醒我，要边走边喊。我
问他喊什么，他说，就喊：“爸爸，回家了!”
于是我喊：“爸爸，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我童年时非常熟悉的山草气息扑面而来。眼前就是了，大地
的祭坛，百家的祠堂，永远的吴石岭。
上山坡了。山坡边上已排着亲眷、邻里送的一个个花圈。脚
下是山石和泥沙，还有大量落叶和松针。我又喊：“爸爸您看，那
么多人陪着您，琴花阿姨给您打着伞，我们一起回家了!”
山坡下那条由东向西的路，就是我在六岁前的一个晚上独自
翻过吴石岭和大庙岭去寻找妈妈的路，这事，爸爸一直不知道。山
坡上全是密密的杨梅树，我在《牌坊》中写过，小学同班同学中有
一部分住在山脚下，家里都有杨梅树，杨梅季节邀请老师进山吃杨
梅，老师进山后只听到四周亲热的呼叫声却不见人影，呼叫声来自
于绿云般的树丛。这些描述，爸爸都读过，他现在就要到绿云深处
长眠。
山坡往西一箭之遥，就是上林湖了。这里细洁的泥土、清澈
的湖水、纯净的炭火，烧制过曹操、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
杯。我在《乡关何处》里写到过这一切，这篇文章爸爸也读过，从
今天开始，他要夜夜倾听那遥远的宴飨。
宴飨结束之时，爸爸也许能见到那位尚未确证的祖先余上林
先生，以及他的儿子和朱夫人，最后一对窑主夫妇。千年窑火与南
宋一起熄灭，与岳飞、文天祥、辛弃疾一起熄灭，为的是留取半山
的干爽，来侍奉那一批古书，文化的遗脉。但遗脉一直没有找到，
直到今天。这里边埋藏着太多的未知，爸爸细致，会有耐心去一
一探询。
无论如何，那个初春的夜晚，上林湖边随着一对年轻夫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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