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
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革委会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一个秘书就这
么作了决定，这就是“文革”。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革委会主任，你上台!”秘书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秘书逆
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装。
几天后，十二岁的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
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都分别向自己所在单
位请假，说女儿实在太小，省城实在太远，希望能送一送。两个单
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4
听两位老人说完，我对那曾经延绵过火把长龙的青山，产生
了渴念。
青山下，还有那群凑粮票的右派分子们挖出来的水库，还有
庇护过五岁马兰的叶家湾……
妻子对我的这种渴念很感动，说：“那就去一次吧，顺便扫一
扫长辈们的墓，好在都不在省城。”
于是，我们一头扑回到了青山大湖之间，扑回到了妻子十二
岁之前留下过脚印的全部地方。
妻子踏入叶家湾时脚步非常小心。这是她五岁离开之后第一
次回来，当年接收她的叶小文大爷还身体健朗。她还能记得几乎没
有什么变化的池塘、土坡和泥墙。见到围过来的乡亲她不断致谢，
感谢这个小村庄让她在大难中借住了一段永生难忘的时光。
和我一样，她后来以最长的时间借住在一座城市，而且很对
得起那座城市。但是，那座城市在情义上，远不及这个小村庄。
“大爷，从县城过来那么远的路，当年你是怎么把我驮过来
的?骑在你肩上吗?”妻子问叶大爷。
“不，是坐在拖蔬菜的板车上，也有一半路是你自己走的。”大
爷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满路都是野花。”妻子说。
县城叫太湖，我们仔仔细细地看了那些街道。今天，这些街
道以巨大的热忱欢迎我妻子的回来，古朴的石板小路边拥挤着最醇
厚的呼叫和微笑。
妻子说：“其实爸爸、妈妈到这里，也是借住。太湖已经靠近
湖北，对省城来说实在太远，爸爸大学毕业时分配工作，被一个有
背景的人‘调包’，糊里糊涂到了这里，以前连这地名也没有听说
过。妈妈更有趣，本是安庆一所女子中学的‘校花’，毕业时听说
太湖招募演员，以为是江苏的名胜太湖，兴高采烈地来了，那天在
这个小县城住下后还问，明天到太湖还要赶多少路?”
“于是，小县城里文化最高的小伙子，遇到了小县城里最漂亮
的女孩子……”我开起了玩笑。但这两个“最”，倒是来到这里后
一再听当地老人们说的，不是我的夸张。
“问题就出在这里。”妻子说，“我后来一直听很多大叔大妈感
叹，爸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难半辈子，什么罪名也没有，只因为他
是大学毕业生，而妈妈又漂亮了一点。人们见不得美好，更加见不
得两种美好的结合，觉得太刺眼了，就要想着法子来暗掉。”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这种种动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和职业诽谤者们知道，
一定会上纲上线为“没有骨气”、“卑躬屈膝”、“软骨虫”、“怕死鬼”、
“叛徒”、“汉奸”，就像当年的歹徒们宣布枪毙他的理由是“在国民
党反动政权下写诗作文却不与国民党斗争”一模一样。但我现在看
来，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比陈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动作更能揭示一场
灾难的恐怖本质的了。
与我爸爸一样，陈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样是一个有家庭
责任感的中国男人。
第三章
借住何处
1
从爸爸的一叠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
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撑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
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仅仅为了我，爸爸让我暂时跟着妈妈借住在家
乡，家乡毕竟无法完整地培养一个孩子，他又花出极
大的精力，让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甚至，以为是
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
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
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
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
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
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才怎么把这本书
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
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
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
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
事先准备好一叠叠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
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才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边问，边递上一
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
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他新出的书还
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
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
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
士。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武汉、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
至称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顺眼，偶尔挤眉弄眼，却绝不会横
眉竖眼。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点闪烁其词的“材料”，作一点
阴阳怪气的“规劝”，等到终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
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做
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旁
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
望看到像“马桶车撞奔驰车”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在这种群体
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
造而长久生存。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
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
中“海派文人”这么一个湿腻腻的头衔。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
再具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
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
场，也失去了灵魂。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
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
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
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
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
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
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
经大有改观。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
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
阂。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
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无法向他解释，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
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
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领悟了，最雄辩的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
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
城市相关的通讯录。
2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
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叠纸
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的妻子马兰。她原来对屏幕上的灾
难记录并不清楚。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愤。那天她黑衣
缓步，慢慢叙述，坚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
哭声。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问题。几
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我对妻子说：“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不是用来出版，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对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种精
神总结，很有意义。”
妻子点头。
我们没动员多久，岳父就同意了，当天便动笔。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饭，岳父坐在餐桌边还泪
流不止。岳母一怔，随即问：“写到哪儿啦?”岳父没有回答，拍
拍岳母的肩，说：“老伴，你真不容易!”
这顿饭，两位老人红着眼睛说几句，吃几口；吃几口，说几
句。我们的侄女马格丽听起来十分艰难，却也觉得自己应该知道，
当即要求，把爷爷写下来的文稿输入电脑。
以后几天，轮到马格丽红着眼睛上餐桌了。
3
有一天吃完饭，我和妻子与两位老人闲聊。我把气氛调理得
很轻松，然后请岳父谈谈回忆录的写作，尤其想听听与妻子有关的
内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们在县城挨批斗时把五岁的马兰和两个哥
哥送到举目无亲的叶家湾躲藏的事。
岳父说：“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来还非常感动。”
马兰出生前，两个哥哥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特别是小哥哥，几
乎快不行了。做父亲的和其他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库工地上服苦
役，毫无办法。一个干部走过来，要岳父把这个孩子送给他。岳父
摇头，干部说：“你这么个右派分子，怎么养得活两个孩子呢?”
这话刺激了周围的右派分子，等干部走后，一人凑一斤粮票，这在
当时等于是割肤捐血。岳父接着再凑钱去买粗粮，全家活下来了，
这．才有后来的马兰。
说到马兰，岳父高兴了。他说：“受罪的人也会有很好的后
代。老伴怀马兰时，我就天天到河里摸鱼，保证营养。所以我在
回忆录里向天下夫妻传授经验：要生一个漂亮一点、聪明一点的
孩子吗?妻子要多吃鱼，而且要丈夫下水亲自摸!”
我们一听都笑了。岳父还在说：“但是要培养成为人才，还有
很多门槛。有一条最关键的门槛，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说什么，便接着回忆下去。
说的是，马兰十二岁时初中毕业，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全部
复杂的手续都由她这个小女孩自己办完，但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跨
不过去了：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政治审查通不过。
对此，岳父本人没有发言权，因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
还是连夜写了一封封的申诉信。学校从录取到报到的时间很短，这
些申诉信往哪儿寄，寄了有没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个演员，平日不会对任何人说半句重话，这天她
跟着剧团在一个山区演出，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交加，决定破罐子
破摔，不干了。剧团领导劝不住她，只好请来在当地下放蹲点的一
个革委会秘书。
革委会秘书指了指山坡上连绵的火把，谠“你看，远近几十
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
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
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革委会秘书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山，火把越来越多，远
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
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
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
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像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
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
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
“这话，记者没记错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
段对话一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书?
答：小学语文课本。它让我认识了毕生阅读和写作
中的绝大多数汉字。
问：再请问，对你思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数学课本。它让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
逻辑常识，至今我们还常常为这些逻辑常识而奋斗。
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记者没有记错。
“都是小学?”爸爸问。
我当时没感到爸爸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什么，只随口答了一
句：“那是一种性情中语，倒是真话。”
过后不久，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沈如玉先生来上海，爸爸、妈
妈都认识他。他现在担任家乡的教委主任，专程赶来，问我能不
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迹。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
的那个普通学生。
如玉说：“你想岔了。家乡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让你在名声
上增添什么?乡亲们只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励乡间孩子读书罢
了。”
这就很难推托了。我想了想，对如玉说：“这样吧，找一块砖
石，嵌在不起眼的内墙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与我有关的小字。”
“你拟一句吧!”如玉说。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
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
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
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想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
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沉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
白。
也曾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口，因为这些年一些上
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驱逐我。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
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几个干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这种姿
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
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
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
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
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
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
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
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
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这当然是他以
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
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
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
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
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
倾翻案风”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
势的人的一点照顾。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
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
以前，我一直满意自己在灾难中坚守着一系列人性、人道原
则，这当然不错，但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还有一些活动空间来救
助家人，我却把这些空间堵死了。我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空间只有
黑白分明的两半，而不知道中间还有不小的灰色地带。黑白分明?
除了人性、人道原则之外，我哪里分得清还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
都被污浊充塞，所谓干净也只是一种自我幻觉。我知道一切罪名都
是诽谤吗?我知道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吗?我知道国际的价值标准和
人类的终极关怀吗?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
是与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别，连自认为在血泪缝隙间的学术写作，
现在一看也愚钝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后几步，放低姿态，尽
量减少一点爸爸、妈妈和全家的实际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
大道。历尽灾难方才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
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我的新课本，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温饱。但显而易见，他
比我崇高。作为他的大儿子，而且是他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
我羞愧难言。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写到过，他
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身跪
下，恳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这事我当时听到后因联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泪，但还是没有参
透其间深义。陈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时老学究，把枪毙当真了，因此
他的“临终”表现完全出于本能。他没有喊政治口号，没有摆学者
风度，也没有发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恳求了，而且把歹徒称作
“小将”。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这

sincn

比中国法律成熟。因为在名人受难的时代，法律没有出现。法律重
新下地走路，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当然，比名人和法律都成熟
的，是那帮人。”
11
有人说，不管是为巴金老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都不必反驳
那帮人。
美籍华人陈栎之先生送来一副漂亮的对联：
清雅之口，何必驳难无稽之谈；
超世之笔，岂可描画驱鬼之符。
我回答说：“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文化对手，却是我们的生
活空间。”
江汝祺教授在旁听了一笑：“生活空间?你没听说大家都在
进入虚拟空间吗?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记者层出不穷，盗版
者敢于公开批判反盗版，造谣者敢于以造谣者的身份上电视，全都
侃侃而谈、笑容可掬。民众已经适应他们，我们已经斗不过他们。
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艺主管。说不定，他们不久
以后还会发表文章，说你的叔叔并没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
还活着，住在格陵兰岛你的又一套豪华别墅里……”
“更麻烦的是巴金老人，”我接着他的口气说，“过不了几年，
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否则他为什么提出要建
‘文革’博物馆?”
我们边说边摇头，是啊，到那时，真实的历史都已埋进墓
地，默然无声。他们现在已经是法庭上的“惟一证人”，传媒间
真正的“公众人物”，城市里的“文艺主管”，到那时，更是一
言九鼎。
倒是几天之后的一个电话，稍稍唤回了我的一丝乐观。
电话里传来年轻的声音：“余老师，您完全赢了!”
一问，原来是一群大学生在某省卫星电视里看到我的两个被
告在信口放言。学生们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他们太
掉份了。从衣着、口气、手势、站相、坐相，都没法看，没法听。”
下一代心中的输赢，在生命形态上。
这些孩子早就热衷于虚拟空间里的网络游戏，但虚拟空间并
不接受一切虚拟，反而能在高速变换的节奏中轻易地唾弃一切恶劣
虚拟、低智虚拟、破陋虚拟，直接敏感生命的本体信号。
“你们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吗?”我问。
“闻到一股不好的气味就应该立即掉头，哪有心思去品味?”
他们说。
他们竟然觉得，一个人的“气味”比什么都重要。也许，事
情就这么简单。
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反倒有可能绕过历史迷魂阵，直问天性、
良知和审美直觉，从而留下人类最珍贵的一点东西。或许，这也可
以算作历史墓地边的新世纪法庭?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
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
广大读者都知道。
12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西。……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
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
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
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中还特地说明，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
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
言。
美联社的这个电讯，使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
炮弹的人”，因此就有了“文革’’中张春桥的‘‘枪毙”、“不枪毙”之
说。至于新一代的大批判干将们为什么故意模糊巴金和张春桥之间
的大是大非，说成是“私人纠葛”，我们只要细读巴金的发言就能
明白。巴金揭露了这些人的师傅们的行为特征，因此字字句句都横
越四十年落到了这些徒弟身上。他们只怕当代读者读到巴金的这个
发言，并由此看出他们的行为根源，因此故意把水搅浑。
由此，我对这个朱某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觉得他也是一个具
有历史概括力的人物，不能让他永远躲在暗处，一直成为刘再复先
生所说的“黑暗生物”，而应该把他引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我已经用法律手段引出过金牙齿，那又何妨再引出一个?对
此，我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很多年前，正是这个朱某，曾把我对
深圳文化的远景设想篡改成现实评价，_掀起过一场所谓“为深圳唱
赞歌”的批判。人们问他，我为什么要“为深圳唱赞歌”?立即有
一个谣言在北京发布，说我收受了深圳的一套“豪华别墅”。那么，
只要追查这个谣言，毫无疑问能引出朱某。
谣言的发布者是北京一个姓肖的编辑部干部，此人还发布过
我和香港“豪华别墅”的谣言。当时正好有北京高官因“豪华别
墅”而被判重刑，天津的杂志上就有人呼吁对我也绳之以法。我
想这个官司不难打，一打，准能让“黑暗生物”结束他的黑暗时
代。
10
于是委托解士辉律师先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初审
责令被告到深圳索取我收受别墅的证据，但过了很久再也没有消
息。等到再开庭，有没有“豪华别墅”的问题，突然变成了“有没
有听到过这种传闻”的问题。有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作为被告的
证人站起来说，听到过。于是，被告胜诉。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是，
原告是“公众人物”，这方面的法律保护应该减弱。判决很奇怪，我
倒无所谓，最大的遗憾是那个“证人”并不是深圳朱某，我没有
把他从黑暗里引出来。
上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在终审中引出了一个“惟
一证人”，替被告证明，他在深圳“听到过”这种“传闻”，于是，
维持原判，仍然是我败诉，被告胜诉。判决书上郑重地写出了这个
“惟一证人”的工作单位、职业和名字=“广州《新经济》杂志聘用
记者朱××(原件为实名)。”
果然是他，深圳朱某，终于被我引出来了!但他怎么跑到广
州去了?
广州的资深记者董晓敏先生看到他们胜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
立即到《新经济》杂志社询问，该杂志的营运总监明确回答：“我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们杂志根本没有这个记者!”
你看，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全国很多报纸都报道了我败诉的消息，却没有一家愿意调查
一下，那些“豪华别墅”到底在哪里?
过了几天，北京的报纸以通栏大字标题刊登，那个胜诉了的
被告还要到法院反诉我，理由是，我表示过，“豪华别墅”的说法
是“不实之词”，而他则认为连“不实之词”也不能说，因为“没
有能力核实或没有条件核实不代表不想核实”。我说“不实”，是篡
改了法院判决。因此，可能他要反诉我不理解他的公事繁忙。希望
他真的起诉。当然，他们又必然胜诉。
从此，中国人说话要小心了。不能再莽撞地批判假酒、假药，
只能恭恭敬敬地说人家“没有能力不造假或没有条件不造假不代表
不想造假”；也不能随便批判盗版了，只能小心翼翼地说人家“没
有能力出正版或没有条件出正版不代表不想出正版”。更不能说谁
是坏人，只能说人家“没有能力做好人或没有条件做好人不代表不
想做好人”。他们太繁忙了，一时顾不过来。
那位“惟一证人”深圳朱某更是繁忙，看到我敢于与他们打
官司，便立即把一直指向巴金老人的矛头移向了我。他一边到法院
“作证”，一边在(《山西文学》上连续发表谈话，有一期的醒目大标
题是《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据说这话是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对
他说的，一下子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所谓“历史问题”的诬陷责
任，全部栽赃到了魏明伦先生一个人头上。
魏明伦先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朱某不得不发表了
一份承认“严重失实”的道歉，但一转身又在《山西文学》上以头
版头条“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发表他与北京那个余某的两次对
话，这两个人给我做了一系列空前荒诞的政治结论，而且毫不掩饰
地表达了对那两个苍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已
经完全能够控制法庭和媒体，因此彻底地有恃无恐了，充分地享受
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狂欢。
他们还在不断炫耀自己的有权势背景。例如那个朱某发表了
他与原中共深圳某工业区退休书记的谈话，其中他对那位书记的
谄媚、奉承、吹捧、歌颂，很少有怕羞的读者能够读得下去。他
又借那位书记之口，歪曲书记的原意，说巴金“不得好死”，并把
这四个字用在标题上。那时，正好是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度过百岁
寿辰。
聊可宽慰的是，这次他们暂时没有对付巴金老人。我把他们
朝我这边引了一引，好让中国读者少看一次鞭挞百岁尊长的凄惨图
景。
我曾请教过两位北京的法学家：我没有收受过所谓“豪华别
墅”的寸土片瓦，他们却在国家的官方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造
谣诽谤，海外媒体大量转载，结果反而是我败诉，他们胜诉，中国
的法律就这样了吗?
一位法学家说：“这可能是操作上出了问题。你有名，却也只
是一个外地的个体文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来起诉政府主管的机
关公务人员，也不摸一摸水浅水深……”
另一位法学家打断他，说：“更可能是法学观念上的问题。不
少中国法官相信了一种时髦的说法，认为中国名人不够成熟，因此
法庭应该故意容忍一些诽谤，促使名人成熟。”
“白岁老人也不够成熟吗?”我问。
他们一愣，随即苦笑了。
我随即正色说了一段话：“中国名人确实不够成熟，但肯定要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
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
事情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
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
读解者，是我。
2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
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批判所谓
“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
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
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集体失
记。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
下来，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
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
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
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
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
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
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
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因为
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
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
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
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
职员。所谓为陈丕显翻案，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朋友”们揭发了。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
到了无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
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故人
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
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
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
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
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
得翻身!
坚决击退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刘、邓、陶!
打倒陈、曹、杨!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