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如果说，长年的实地考察是我写作《山居笔记》的第一关键，
那么，第二关键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的天天研读。这是我
在“文革”灾难时期躲在奉化半山苦读《四部备要》、《四部丛刊》、
《万有文库》，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十三平方米
的小屋里苦读西方经典之后的第三次苦读。
我曾在《山居笔记》的“新版自序”里写到这第三次苦读的
情景：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
便想在考察的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
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
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
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
方法又引入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乾
嘉学派的考据水平。
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学术成果十
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然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
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
体研究。海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
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
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
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大学编印的
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
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
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
说实在的，中国大陆的人文学术界并不缺少刻苦精神，但由
于长期受“左倾”意识形态的束缚，又由于政治运动占去了大块时
间，更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风气，因此无论在学术观念还是在学术
方法上都离科学性、国际性、现代性甚远，实在没有多少可以沾沾
自喜的道理。这也就使得余英时、黄仁宇、周策纵、饶宗颐、杜维
明、唐德刚、许倬云等等长期身处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有了一
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格局和大家风范。这是继梁启超、胡适、王
国维之后，中国文化研究的又一次国际化跃升。据说直到今天，大
陆学术界不少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还是对他们不以为然，真是可惜
了。当然在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人员中，也有少数人一直固守着当
年写学位论文时的琐碎和狭窄，小题大做，玩弄概念，却强撑着名
校架势，四处炫耀，这是难免的，智者自会辨识汰洗。但总的来
说，几十年来海外汉学界的艰辛探索，从一个方面开辟了我们在新
时期继续思考的学术基地。
他们是我的又一批重要师长，尽管我早已不是做学生的年龄。
我也有强过他们的地方，那就是，我承受过很多他们没有承受过的
苦难，考察过很多他们没有考察过的废墟；还有，我可能比他们
中的大多数，更熟悉文学实践和艺术实践，因此也拥有较多的读
者。
于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曙光楼，《山居笔记》的写作开始了。
这本书乍一看还是由题材各异的十余个散篇组成，其实蕴含
着比较完整的两大主题。
第一主题：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
第二主题：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
大体来说，全书的上半部分归属第一主题，下半部分归属第
二主题。
中国文化从来离不开社会灾难。我借清初和清末的民族主义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邮箱。我从这里把《文化苦旅》的最初几篇稿件，寄给《收获》杂
志编辑部的李小林。
以后，走一路，写一路，寄一路。沿途荒昧，看不到《收获》
杂志，不知道这些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应。
后来《文化苦旅》出版成书，既没有开新闻发布会，也没有
开作品研讨会，甚至，报刊上连一行字的消息都没有刊登过，但很
快出现了发行奇迹，一版版地重印，没完没了。
我还是在外地考察，对发行情况并不清楚。也没有与出版社
签过出版合同，出版社当时支付的是一次I生稿费，大约一共四千元
人民币吧，很快就在考察途中花完了。只是有几次，在黑龙江边境
的黑河，在新疆边境的喀什，在广西边境的凭祥，都发现了大批
《文化苦旅》的读者，我才知道这本书真是卖得很多了。
那些年从中国大陆向外国邮寄印刷品还要受到检查，据报道，
九十年代前期国内家长向海外留学子女寄得最多的书籍也是这一
本。这让我感动了好几天。
最有趣的是，一位批判者撰文说，警方查检烟花女子，居然
从她们的提包中发现了《文化苦旅》。批判者想借此来证明这本书
的低级和下流，而我却暗自高兴，并恍然大悟。原来有些文化人是
害怕不干净的手来翻动他们的书，才印得那么少的。我恰恰相反，
只想躲避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上流社会”，而不拒绝自己的书散落
于寻常巷陌、浅楼窄门。
岂止是烟花女子。有一次，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麦林
华先生找到我，说很多犯人是我的读者，因狱中无事，读得特别专
注。他们多次向监狱管理人员提出要求，希望我到监狱作一个报
告，与他们见一个面。对于作报告的邀请，我几乎都会婉拒，但这
次却去了。听报告的犯人多达五千，中心会场坐不下，多数就在监
房里看闭路电视。我知道，犯人未必是坏人，坏人未必进监狱。因
此，报告一开始就真诚地呼喊一声“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坐在
中心会场的很多犯人擦起了眼泪。对我来说，读者就是朋友，不管
他在哪里。
真正的高雅群体也没有拒绝《文化苦旅》。
在一个山道间初见诗人余光中先生时他并不知道我是谁，下
山后托一个朋友送这本书给他，他当夜就写来一封信说：“只读
了三篇，就可以断定，这是第一流的散文。”后来，他又在多个国
际学术研讨会和其他重要场合高度评价《文化苦旅》。
白先勇先生读了这本书后，立即动员尔雅出版社的社长隐地
先生，赶紧争取这本书的台湾版权。隐地先生本人也是诗人，温良
忠厚，嗜书如命，与他的夫人林贵真女士一起，以极大的热忱投入
了这本书的出版和阐释事务。当时的台湾出版社对全球华文阅读群
落的影响，远远超过大陆出版社，更何况尔雅早已信誉卓著。很
快，按照隐地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本书在台湾已经“家喻户晓”。
这可能有点夸张，但后来我每次去台湾，从海关、安检，到
旅馆、售票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通行证总会像老朋友似的招呼
一声：“哦，是您啊!”
有的则不动声色地问一句：“还在苦旅?”
有的则没头没脑地递过来一个建议：“下一本该写台湾了。”
我喜欢台湾的整体文化气氛。在台湾几乎见不到那种只知不
断诽谤别人，却不让人知道他自己做过什么学问、写过什么作品、
从事什么专业的所谓“文化人”，这让我又惊又喜。那个让我最厌
烦的灰色群体到哪里去了呢?台湾的民间文明程度更为可喜，那
次在台北看法国的奥赛美术展，提了一个印有展览图像的口袋出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来，不管是搭计程车，还是到医院看病，司机、护士一见那个口
袋都会聊几句欧洲现代派艺术，而且都不太外行。
据一本书的书名显示，读我的书也一度成了那里的一种时尚，
那本书的书名是《到绿光咖啡屋听巴哈，读余秋雨》。台湾读者接
受我，更有另一番意义，因为我所写的一切曾经受过太多非文化的
政治阻隔。
但是，后来几次去台湾，却让我有点伤感。文化气氛被越来
越强烈的政治对峙所冲淡，很多杰出的文化人不是政治化了，就是
找不见了。这就是说，文化还在，却已不成为公众共享的强大结
构。其实，政治争逐再响亮也是一时的、局部的，如果没有全民文
化素养的制衡，什么坏事都会发生。中国大陆的“文革”之所以能
够发生，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因为早已经把很多最基本的文化
“革”掉了，还嫌不够，再“革”一次，结果只能社会失控，一片
混乱。台湾万不能把自己好不容易在灾难岁月保存下来的最值得珍
惜的东西丢弃了。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旅行者的粗浅感想。
《文化苦旅》跨地域的持续畅销给了我一种信心，决定把已经
开始的考察和写作的实验继续向前推进，甚至推到边缘状态。
一般说来，一旦拥有了大量读者，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担心，怕
任何新的尝试会使老读者不习惯，结果走向了保守和停滞。我的内
心正好相反，把拥有读者当作了非前进不可的责任。这就像在一个
庞大的集会中我说了一番话全场安静，大家都以期待的眼光看着
我，我是顺着刚才受欢迎的语势说下去，还是趁机更换一个更重要
的话题?我选择了后者。 ．
我知道，生在现今，世情纷杂，人事烦忙，要让世界各华人
社区里的读书人，特别是海峡两边的读书人，都比较愿意读某个人
的书，这种情形不多了。我既然碰巧成了这个人，那么，也就承担
了一种话语使命。
中华文化本来就具有比舞龙舞狮、唐装茶餐更厚重的分量，因
此很需要有人来讲述。但是，对于那些特别深奥、尖锐的部分，也
能进行社会性讲述吗?
5
这便是《山居笔记》的写作。
与《文化苦旅》的随机写作不同，《山居笔记》是对一些重大
课题的有意考察。为了一个课题，我会连续去很多地方，也会反复
去一个地方。来来去去，风尘仆仆，都是为了某一篇文章。
由于每个课题都很大，考察到一定的时候还要找一个完全不
受干扰的地方思考和写作。那个地方，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该校英
文系有一个学者交流计划，陆润棠先生邀请我，并让我定期讲点
课，我就利用了。这所大学在山上，我住在东侧一座叫曙光楼的研
究生宿舍楼里，这楼设备比较简单，每个房间里有电话，却没有一
张像样的写字台，也没有单独的卫生设备，吃饭更不方便。但安静
倒是充分的，这就够了。
更让我满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
本来，同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陆和台湾彼此隔绝，无法成果
共享，而香港则比较公平地保存了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
是，欧美各国的汉学研究刊物，香港汇集较齐，至少远远超过内地
的各大图书馆。这也正是我以前每次去香港必定把主要时间花在图
书馆里的原因。这次在香港中文大学要工作半年，时间比较充裕，
读书更加仔细，结果发现更值得我关注的是海外汉学界。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郭滢又说：“按照惯例，像您这样的著名学者一路上要向观
众公开讲述文化，我们还需要支付资料费用。”
我说：“不要。”
“因为要出镜头，也可以支付一些着装费。”
“不要。”我说。
后来他们还是不把我当外人，发给我一些生活津贴，其实说真
的，凭个人之力怎能走完这漫漫长途?该我向他们付费才对。
8
我立即从北京打电话与妻子商量。
她知道，说是商量，其实是对一个决定的通报。
我和妻子的很多重要决定，基本上不必互相商量，因为彼此
能判断对方的想法。要商量的只是小事情。
但是对于我今天的决定，她破例地说：“让我认真想一想。”
我知道她在哪一点上犹豫了，因此，也静下心来再想一遍。
我向王纪言台长说身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所掩盖。我肝功
能不太好，血压一直太高，更麻烦的是经常会有结石发作，一发作
起来痛苦莫名、寝食不安，打掉了，又生出来。
另外，这一年我已实足五十四岁。几万公里既没有安全保障
也没有医疗保障的荒原历险，真能全部承受下来吗?
我知道妻子此刻在翻阅世界地图。她熟知国际政治，这一点
完全不像绝大多数表演艺术家，每次随意交谈时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总会让别人大吃一惊。因此，她看地图时会从那些安静的色彩中看
出战壕、铁丝网和炸弹。
她来电话了，说：“你是想从别的文明来看中国文明，如果不
去，这么多年在国内的考察就没有了结，这我知道。但是我有一个
要求，那些最危险的地段，让我在你身边。”
“你的颈椎、腰椎都有伤，每天都在吉普车上颠簸，那些
路……”我还没有说完，她说：“我就怕自己顶不住趴下了，影响
大家，因此只敢说在最危险的地段陪着你。我也想见识见识那种危
险。”
“如果不上镜头就好了。”我说，“天天上镜头，不仅不能生病，
连疲倦的神态也不能显出来。这一点，比古代的任何旅行家都辛
苦。”
“不上镜头人家就不会要你了，你就算为了文化考察牺牲色相
吧。”她说。
一切就这样在电话里说定了。
回到上海，一见妻子，我们就开始了一个艰难的话题：要不
要把这次远行的事，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意见是明确告诉爸爸、妈妈。两位老人一生经历过那么
多苦难，那么多离散，应该承受得住。
妻子不同意。她说：“人一老，对子女的事情变得分外脆弱。
按照爸爸的脾性，我们如果告诉他了，他虽然看不到香港凤凰卫
视，却会天天在其他各种电视、广播中搜寻国际新闻，要是耶路撒
冷或加沙地带再发生几次爆炸，伊拉克和伊朗再有一点冲突，他和
妈妈还怎么过日子?”
她说得对。于是决定，立即去看望他们，只说我要去香港很
久，完成香港一家电视台的有关任务。细究起来，也没说错，没有
欺父之罪。
爸爸、妈妈见我们回去很高兴。我因为老在外地考察，去看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激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思维灾难，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
的生存灾难；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
系，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借岳麓
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
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
正因为灾难，文化更具备了寻找精神归宿的迫切者性。我借
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
园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
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
最后，我通过对小人的研究接通了以上两大主题：缺少精神
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
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每篇文章都很长，平均花费四五十个完整的工作日。整整两
年，天天精神恍惚，如痴如呆，彻底沉陷在一个个如此重大的话题
中。几乎断绝社会交往，连写作过程中的考察也蹑手蹑脚，不事声
张。
整个过程，使我对中国大地的很多块面，更加亲密了。就像
开启《文化苦旅》的是西北高原，开启《山居笔记》的则是东北平
原。我是那样地喜欢北方，北方似乎也比较喜欢我，东北一家餐厅
竟以“山居笔记”作为店名。尤其在经历了近十几年的“围猎”灾
难后，发现千万支射向我的乱箭中居然没有一支来自西北和东北这
两个骑射之地，更是感慨不已。我一次次抬起头来遥望那壮阔而纯
净的原野。
有些地方，因我写作《抱愧山西》、《千年庭院》等文章而建
立了更加友好的关系，连当地路人见到我都会一次次表示感谢。但
这种情况可能有点得罪某些当地文人了，多年来状况不断。例如现
在全国各省几乎都已不想再听那些早已讲烂了的陈年谣言，只有一
个省还在不断地隆重刊出，这个省，怎么会是我亲爱的山西呢?对
于来自山西的一切，我都不会辩驳一句，但还是未免痛心。突然收
到一份从山西寄来的报纸，赫然一个标题是《山西不应该对不起余
秋雨》，我没读正文就已经泪流满面。
谢谢，山西。
6
那么艰深的课题，那么庞大冗长的篇幅，那么陌生的史料，我
估计《山居笔记》读者面应该缩小为《文化苦旅》的三分之一，或
者更少一些，这是我比较乐观的内心预期。
谁知，结果比《文化苦旅》更轰动，广大读者都一期期地等
待着我从“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这两
大主题间的一个个具体话题。《收获》逐篇发表后，多种杂志跟着
转载，《新华月刊》就转载了一大半。台湾传来消息，“联合报读书
人最佳书奖”又授予了这本书，而且在几十位评委投票中名列第
一。在马来西亚，我也因这本书而被读者投票选为“最受欢迎的华
文作家”。
让我感动的是，九十多岁的巴金老人当时已经卧病在床，不
便写作和阅读了，但他坚持要让看护人员在每期《收获》出版时，
在床边朗读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每一篇文章都那么长，他一
篇也没有漏掉，不管在上海还是在杭州，不管病轻了还是病重了，
他总在听，听得很仔细。这是我到华东医院看病时他的一位看护人
员陆先生告诉我的。我当时就想，这样一来，我写的字字句句都成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了与这位世纪老人的隆重对话。
我又一次感到，在今天，不管在多深的层面上讲述中华文化，
只要诚恳，都会有很多人倾听，不仅海内，而且海外。
这中间，显然已经传递出一种我们一时还无法完全解读的重
要信号。
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开始，越来越多的海外文化机构邀
请我去演讲世纪之交的中华文化。经常与我一起演讲的，有杜维
明、许倬云、高希均、陈瑞献等先生。白先勇先生更是一再希望我
以更完整的规模向当代海内外民众描诉中华文化，因为他已判定中
华文化会在二。二。年左右复兴，否则也就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但是，我惭愧地发现，大家都是因为我对中华文化的实地考
察而倾听我，但我显然还不具备充分的发言权。道理很明白，有关
中国文化的一切重大话题，都与世界文化有关，但我对世界文化的
讲述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书面，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实地考察。
我，有没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对这个缺憾有所弥补?
这需要等待。
等待期间，我做了一件事。由于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了大陆、
台湾、香港的中学和大学的语文课本，各地青少年信任我，给我来
信，谈的全是人生困惑。我想对此做点事，《霜冷长河》就是在这
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一些人生笔记，有回忆，有评述，有回信，有感
想，文体不拘，只是谈心。
我知道自己迟早要远行，远行到何处，远行到何时，都不知
道，因此，这些文章，近似告别前的握晤。我甚至无法预计这种海
外远行会遇到什么，但我必须去。因此从《霜冷长河》的书名到那
些谈友情、谈善良、谈年龄、谈美国学者最后人生告白之类的话
题，都带有某种结束的预设。
我还预计，由于我出走以后的文化行为产生了那么大的社会
影响，被我离弃的那个天地早已怒目相视，一定会来轮番追杀。他
们将如何在名誉上追杀我，还不清楚，因此先写下一篇《关于名
誉》搁在书里准备着至于在文章上的追杀，他们自知已经不可能
从观念和学理上狙击，多半会利用普通民众对文史知识的陌生来制
造一些细节性的事端，证明他们还不没落。这是历史惯例，我应该
对年轻人事先交代，因此一连写了《绑匪的纸条》、《文化敏感带》
等文章放在书里，作为预警。
该感谢的人都感谢了，该回的信都回了，该交代的一切都交
代了，如果今后不能写了，也就这样了。
7
任何愿望，只要诚恳，并作好充分准备，上天就会及时作出
安排。
这是我一生的经验。
那天，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在北京的梅地亚
宾馆找到了我。
我们是老朋友，好久没见了。这是一个近乎透明的行动者，有
情有意的男子汉，风风火火的工作狂。
他说：“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了，凤凰卫视准备做一个大
动作，组建一个小型的吉普车队，从埃及出发，到中东，一步步
向东，在二000年元旦那天进入中国。全球直播，行程几万公
里，非常艰苦。你，有可能参加其中一段吗?哪怕一两个点也好。”
我问：“怎么叫参加一段?”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王纪言台长说：“我们当然希望你参加得越多越好，但你学
术地位高，社会名声大，出了一点事可担当不起。后来还是新闻
界竭力推荐，才决定来试着问问看。车队从埃及出发后就一直坐吉
普车了，不坐飞机，但你可以坐飞机到一个点，跟着车队走一段，
再坐飞机回来。”
我问：“如果我决定全程参加呢?”
王纪言台长说：“这当然求之不得!放心，如果身体不好了，
可以就地住院，我们也可以派医生一路跟随。”
我说：“跟着医生就不像是实地探险了，我肯定不要医生。”
他又说：“如果你真的走全程，有些危险路段还应该坐飞机。”
我说：“我一定与车队在一起，绝不换另外的交通工具。”
他说：“电视每天直播，你每天都要对着镜头说话。我们可以
在北京给你配备一个高水平的秘书班子，全由博士组成，每天到了
哪里，为你查找哪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地理资料。”
我说：“我不要这样的秘书班子。全靠我的现场感受和平日积
累吧，这样，观众听起来也会更亲切。”
他说：“电视文化不能过于严肃，需要有一些人情花絮。能不
能让你的妻子马兰也参加一段，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生病了，住在医
院里，她去探望，这在电视里会比较好看。”
我笑了：“估计不会出现探病的情节。但她的文化感觉极好，
又对世界历史和地理感兴趣，好多年前在德国巡回演出就走了五十
多个城市，让她去一段，不会让大家失望。”
王纪言台长说：“这么一个大演员去，该派一个护士了。”
我说：“也不用。”
我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你刚才说有一些最危险的地段，
那就让她不要参加了，但你们不要把这个理由告诉她。”
王纪言台长搓着手，满眼是笑，说：“真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就
全部答应了，而且，什么额外的条件都不要。”
我说：“纪言兄，此行的意义：在我心中很不一般。这次世纪
之交，不是百年跨越，而是千年跨越。千年之前，我们还是宋代，
两千年前，则是汉代，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根本不存在，只有几个
所谓文明古国。我们要走的这一路，正好是所有文明古国的集中
地，一路伟大，一路废墟。我已花了多年时间走遍了中华文明的废
墟，现在只有到其他文明的废墟里去认真走一遭，才有对比。”
王纪言台长具有极强的文化感受能力，听了连连点头。但最
后还是问：“几万公里啊，一公里一公里地颠簸，你的身体?……”
我说：“身体没问题。考察废墟，更有意思的是连接废墟的
路。没有那几万公里的实地颠簸，那还有什么价值?”
“好!”他说，“明天我会让领队郭滢来谈一些细节。”
第二天郭滢带着编导、摄像来了。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一下路
线以及能够预计的困难，还说我的身份是“特邀嘉宾主持”，将与
凤凰卫视的许多著名女主播轮流主持。她们因为受到电视栏目的牵
掣，只能各走一段，由我贯穿全程。
终于，他问“细节”了。
郭滢问：“请您直言，您参加这一路历险，并担任主持，需要
多少报酬?”
我说：“不要报酬。”
他说：“千万不要客气，还是说个数字吧。”
酚我说：“真的不要。我本来自己要考察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在甘肃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文化
考察的重要一站。
其实到甘肃之前，我去过的地方已经很多，但直
到那里，我才决定边走边写。
甘肃的省会是兰州，我在那里来来去去也都以
兰州为据点。
开始接待我的是甘肃联合大学。这所大学很奇
特，本身没多少教师，下狠心向全国请，尽量请各个
专业最著名的，每请来一个，全校都听他的课。结果，
费用比养着一大批教师便宜得多，而排出来的授课者名单却比任何
一所国内名校都强。我的任务是连讲半个月，天天陪着我的是忠厚
朴实的范克峻先生，高大黝黑，戴副眼镜，像一位乡间秀才。
按照甘肃联合大学的惯例，把我安排在金城饭店居住。这家
饭店当时在兰州算是“涉外饭店”，范克峻先生跨进去脚步都有点
怯生生的。我因范先生的脚步，觉得自己不应该住在里边，便通过
我们学院在甘肃话剧团工作的几个毕业生，在他们剧团的一个小招
待所里住下了。
范克峻先生一看这个小招待所，坚决反对。因为那其实是小
剧场后台对面的几间陋房，厕所很远，不供应伙食，隔壁讲话都能
听到。但是我很满意它的价钱，租一间，每天九角，还可打折成七
角，多住一阵都无妨。
我住下后，经常要离开兰州到甘肃的其他地方去。甘肃大，有
些地方还挺远，来去要好几天，范克峻先生就会帮我把招待所的那
间小房子暂时退掉，省下几元钱。
那夜从刘家峡、炳灵寺回到兰州，仍然住进那间小房子，发
觉周围有点热闹。一看，小剧场那天正在演一台以秦始皇兵马俑为
题材的舞剧，这儿是后台出口，整个院子全是黑衣武士，密密麻
麻。天上有淡淡的月牙，院子里有一盏昏暗的路灯，后台半开的木
门里映出一些斜光，这些黑衣武士都在隐隐约约间摇摆着、穿行
着、舞动着，却毫无声响。我知道他们是在候场，但这情景一下子
把我带进了时间深处。
“余教授，您终于回来了!”听到这声音我回过头来，看见隔
壁房间的门开了，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在招呼我，他后面还站着两
位先生。经他自我介绍，才知道，他们是陕西省宝鸡市话剧团的，
他是导演，特地到兰州来观摩这台舞剧。他们和那台舞剧的导演、
编剧、主要演员都听说我住在这里，一直等着我，想让我对演出提
出批评，可惜今天是最后一场了。当时，国内戏剧界认识和不认识
的朋友都还把我看作是他们的同行。
我对这位先生说：“戏已演了一半，再进去看就没意思了。”
他点头，然后与我倚门聊了几句。聊得投机，我就告诉他：“其
实我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大看戏了。”
“转移到哪里?”他问。
“就这样到边远地区考察文化，整体大文化。”我说。
“这会把您这位大教授累垮了。”他边说边嘹了一眼我小房间
里的简薄铺位。我刚才进门时把沾在鞋边的大量泥沙跺在房里的砖
地上了，一眼看去十分肮脏。我的旅行袋很小，也全是泥渍，此刻
正软软地瘫在墙角。
“我这一生历尽磨难，不怕苦。”我说。
“考察结果还写书?”他问。
“可能吧。”我含糊地说。
“那我们是看不到了，看到了也看不懂。”他说。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中文系出身，有的还写过几篇小说、散文、实在不堪卒读，做文学
评论又显然缺少审美素养，于是凭着还算文笔通顺，便悄然改行闹
起社会政治批判来了。但他们毫无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基础知
识，只把在文学中学到的那一点夸张、虚构、臆想、渲染、编排、
煽情，全都用在批判中了，冒充成了整人资格，转限便颐指气使，
鞭笞四方。
在中国，要识破这种人的虚假并不容易。当年“文革”中～
些歹徒成天高喊“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举着鞭子到处抽打无辜
者，逼迫“坦白交代”，一开始被抽打的人还会在鞭影血光中向他
们表白自己不是牛鬼蛇神，直到很久才终于醒悟：他们是谁?真正
的牛鬼蛇神不就是这些天天打人的歹徒?天下因他们而丑恶，而他
们居然还要评判天下!于是夺鞭。
但是，由于一直找不到全社会文化精神层面上的真正的“公
堂”，这条鞭子刚夺下，那条鞭子又来了。其实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以虚假为基础的“大批判文化”，永远是专制的帮凶、人间的
暴虐。现在有些大批判干将在海外冒充成“人权斗士”，其实他们
在国内留下了多少血泪孽债!我不知道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让海
外的有识之士看穿他们的虚假。
中国知识分子对之无能为力，有时还跻身其间，因为自己身
上也有太多虚假。
9
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在想中国知识分子与虚假的关系
问题。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千年难题的延续。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当时笼统地称为“士”吧，似乎都认为自己
对社会承担着某种超越性的精神责任，这与西方社会长期由教会来
承担这种责任很不相同。然而，在封建极权之下，这种承担就带有
很大的虚假。进入近代之后，西方出现了教会之外的“俗世化”
(secularization)知识分子群体，试图“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
性”，而中国知识分子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近代定位。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不是被政治化了，就是被技术
化了。我们从小就听到的有关理想知识分子标准的所谓“又红又
专”，正是政治化和技术化这两端的拼接，恰恰抽去了知识分子这
个称号的真实本位。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余年，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主轴，知识分子
的技术性职能被重视，很多人渐渐发现“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加在
自己头上过于空洞，也就干脆强调自己的专业行当，更愿意被称作
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经济分析师、桥梁技术员、建筑设计师
等等。这样，他们在实际上也就是更换了帽子，洗去了虚假，走向
了身份的真实。
当他们成批离开之后，“知识分子”的帽子大多滑到了尚未转
型的人文学科一边，但那个领域正门庭冷落。人文学科方面真正的
重大研究还受到太多的限制，因此就为低层次的狂躁群落让出了言
路。这就像，大河不畅，导致乱流横窜、满眼浑浊。如果还把它们
当作河看，就虚假了。
我所佩服的作家余华在回答意大利《团结报》记者的问题时
说到了他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切身感受：
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阶层是一个庞杂的群体，里边
有一些优秀的人，可是更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让人讨厌，他们的乐趣只是浑水摸鱼，他们不是将水弄
清，而是将水搞浑了。
《我不喜欢中国的知识分子》
国外很多观察者常常会拿着“知识分子”这个词语的经典涵
义来看待中国那些喋喋不休的大批判文人，结果越看越假。我理解
余华对外国记者的这番解释，也理解他为什么说得如此含蓄。
10
由于实在不能承受这一系列令人窒息的虚假，我决定出走。
自己出走并不惹着谁，但在当代中国却会构成对固有文化生
态的挑战，因此必将引来强烈反弹。
生态挑战，直接触及不少人的谋生方式，因此会反弹得你死
我活。
我相信我有力量承受，而且义无反顾。
任何义无反顾的承受，都来自于对另一方面的不能承受。
其实，追根溯源，这种义无反顾的力量，仍然是由很多年前
一种微弱而洪大的声音点燃的。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很多，几乎是我
们这代人前辈的大部分，其中也有我爸爸。
在“文革”期间，受罪的爸爸只要有机会与我们说话，说得
最多的口头语是四个字，似自语，似叹息，似节拍，不断重复。
这四个字便是：“全是假的，全是假的……”
爸爸不会讲普通话，这四个字的发音有点特别。“全”的上海
话发音近似“山”，却是上声；“假”的发音则近似“嘎”。爸爸说
“全’’字时用重音，而在说“假”字时，声音枯涩而颤抖，成了一
种拖长的呻吟。这种声音，听过一次就很难忘掉，何况这是从自己
父亲的喉咙里发出。
11
那么，走吧。
屈原说：”悲时俗之厄兮，愿轻举而远游。”
一出门就好了。“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以外”；脚著
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李白乘舟，苏东坡走马，陆游则是骑驴：”此身只合诗人未？
细雨骑驴入剑门。”
顾炎武坐在牛背上：“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路上还是
带书的，但带得不多。有时也用马和骡子。全祖望有记：“亭林先
生出游，二马二骡，载书自随。险隘关塞处，请教老兵退卒，问往
日战事。若与平日所知不符，则广求书籍核证。”我想，核证的地
方应该是沿途小客栈的油灯下。
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德谟克里特开始，西方学人走得更多。
到了卢梭，甚至断言“我静止不动时几乎不能思索”。
路上很累，但与以前熟悉的门庭相比，那是一个比较真实的
世界，一个比较正常的世界。
天下凡是虚假的一切，都不敢风餐露宿。
为什么它们不敢?稍稍一想就明白。
第二章
从废墟到废墟
1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