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又有了外国人质被绑架。
回来后曾有人问“你们穿越这么危险的地区，为什么不带武
器?”
我回答说：“如果带了一件武器，也算是武装闯入，任何匪
帮和地方集团就有了消灭我们的把柄。”
又有人问：“为什么不向当地政府求助?”
我回答说：“他们那里，警匪枪战，很少有警察胜利的机会。
连贩毒集团都能轻而易举地把几十名警察全部杀害，更不必说像基
地组织那样的强势武装与雇佣警察之间的力量悬殊了。如果向当地
政府求助，反而增加危险。何况我们根本不是什么政府代表团，而
是纯粹的民间传媒考察，没有理由寻求特别帮助。”
“那可是毫无安全感啊!”提问者叹息道。
我说：“平常的安全感靠什么建立?靠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
地方也能找到医院、警局、旅馆，或者通过电话找到相关的机构。
但在那里，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即使见到一张笑脸，也怀疑是什么
恐怖组织的探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都要在刚刚能喘一口气的时候就见缝
插针，既主持电视节目，又写“秋雨录”，还要写一篇长长的日记
发给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实在太难了，几乎很少有睡眠的时间。
往往是，我惊慌地看了一下四周环境之后刚刚拿笔，车队里的技师
也在惊慌寻找安置卫星通讯设备的角落，然后满头大汗地调节。终
于听到他在叫我：“秋雨老师，通了，赶快!”我立即把才写了
一半的篇页交给他，自己再屏住呼吸疯了似的写后面一半。
完全没有时间看第二遍，更不可能锻字炼句。我想，这是由
悬崖边上的文化考察带出来的悬崖边上的写作状态。使命、知识、
学问，连同文笔、修辞、节奏，全都逼迫成一种即时进发。即便可
能有差错或陋笔，也是来自于生命直觉的真实和写作环境的真实，
比躲在书房里引经据典、反复修改而得到的所谓“准确”，珍贵多
了。几个世纪前欧洲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游历非洲和中东，在记述
上产生过很多差错，但这些差错的造成，本身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原
因，所以也成了后代进行正面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么一想，我也就
放心了，只顾在生死一线间纵笔万里。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再一次要对凤凰卫视表示钦佩了。他们
的许多精彩报道，都是以巨大的生命勇气换来的。连沿途与我一段
段合作的女主持们，也毫无畏怯。新时代最有力量的文化话语权，
来自于生命边缘的考察现场。
8
在印度，我集中考察的是佛教遗迹，这又与中华文明有关了。
佛教，不仅是古代印度的最高智慧，也是全人类宗教文化的
极致形态。但是，早在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已基本消亡。现在虽
然还有余绪可寻，但与土著的印度教一比，在体量上已到了微乎其
微的地步，甚至还远远比不过外来的伊斯兰教。
在一个地域之内，几种文明的消长起伏不值得大惊／l、怪，但
是伟大佛教的故乡却没有能够好生维护住佛教，却是人间一大恨
事，更是那片土地对文明的重大遗失。
细想起来，佛教所达到的智慧高度确实是一般民众难以抵达
的，茫茫人群由于时间的流逝渐渐对它敬而远之，也属正常现象。
与它相比，作为中华文明主干的儒家文化就出现了不同的后续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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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几乎产生于同时，两千五百年前。后来，也都经历过经
院化锤炼和权力化弘扬，成为气势如虹的东方文明标帜。但是，儒
家文化遇到了一种聪明的社会设计，成为了全体书生问鼎仕途的惟
一教材，于是演化成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科举制度有节律地选拔管理人才，这是中国社会没有长时期
失序的重要原因，也是绝大多数书生追求的人生出路。因此，作为
惟一教材的儒家文化也就在无数人一代代的记诵、复述、阐释中渗
入大地，融入人格。这真是人类文明延续史上最不可思议的长篇传
奇。佛教以僧侣集团作为传播网络的格局，本也厉害，但与之一
比，就显得弱了。
由此产生了第八项感受：
八、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的原
因是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
遗传。
然而，固守精神主轴，并不排斥多方联动，包括与外来文化
的联动。在这方面，中华文明欢迎佛教文化的热忱发人深思。事实
上，现在佛教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风光，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华文明
圈里。
中华文明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不会抵拒其他文明，更多的是努
力寻找其他文明与自身精神主轴之间的同化可能。中华文明在吸纳
其他文明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愿意看到像“原教
旨主义”那般的分毫必究、斤斤计较。以佛教而论，到了中国的信
众间就洗淡了走出家庭的色彩，或以艺术为魂，如敦煌、云冈、龙
门，或与山水为邻，如五台、普陀、九华、峨眉，又有了禅宗那样
的中国智慧介入，成为一个很难脆折和断裂的弹性结构。这种弹性
结构，既是佛教文化的延伸，也是中华文明的延伸。
这就随之形成了第九项感受：
九、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的原
因是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
分大致相安无事。
任何“原教旨主义”都会抱怨，各种文化进入中国时间一长，
都渐渐变得不纯粹、不本真了。可能是这样吧，但正因为如此，在
中国也很难出现耶路撒冷式的“认真”。
9
就这样，我在万里历险间获得了有关中华文明的一系列感受。
如果要把这些感受再重新集中表述一遍，那就是，中华文明
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一些综合眭生命力，主要表现为——
在传导技术上建立了一个既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
在传导状态上建立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的开放式对话系
统；
在生息空间上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在精神空间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
在外部关系上因农耕生态而没有过度热衷于军事远征；
在内部关系上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
泛的生命化遗传；
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
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
很难说这些感受全部都是在考察途中形成的，但实地考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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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题便转到了我国今后歌剧的发展上。沈说，京、昆
音乐结构太严谨，给作曲家许多束缚，而黄梅戏的音乐
本身就很优美而且又给予新作曲家许多发挥余地。今后
我国新歌剧，应从这个剧种攻克。
对种种“风波”时有所闻，也十分注意。倒不是担
心你老兄——树大必招风，风过树还在；我发愁的乃是
当前中国文化界的风气。好不容易出现一二部绝顶好作
品，为什么总是跟着“风波”?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对于你老兄，我只有三句话相赠。这三句话来自我
的老师萧伯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三天我去他
公寓辞别，亲眼看到他在壁炉上镌刻着的三句话：
他们骂啦，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你能说他真的不在乎骂吗?不见得，否则为什么还
要镌刻在壁炉上头呢?我认为，这只说明这个隆老头子
有足够的自信力罢了。
所以我希望你老兄不要一当然也不至于——受种
种“风波”的干扰。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和写作，那
才是真实的文化。
祝你考察和写作顺利。
佐临
华东医院东楼十五楼16床
1993.5.21
看完信，我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女儿黄蜀芹导演，说：“这封信
使我明白，有时年龄能成为一种神圣的力量。”
黄蜀芹导演要我复印一份给她，作为家属的资料留存。“一直
听他在病床上念叨着要给你写信，没想到已经写好寄出了。大概是
小妹给他寄的。”她说。
6
黄佐临先生来信中对我触动最深的，倒不是萧伯纳的三句话，
而是他自己不经意间所说的五个字：真实的文化。
我觉得，只有到了现在，我才能理解它。
真的，离开“位子”和“圈子”的最大收获，不是身心突然
变得自由，而是目光突然变得真实。或者说，变得更敏感于真实和
虚假。
至少有一年时间，我被真伪的界限深深吸引住了。心想这么
一条天下最重要的界限，以前虽然也曾注意，但为什么直到今天，
才能对黄佐临先生来信中所说的“真实的文化”这几个最普通的字
产生一种惊悸性的感受?
变脸和报复事件使我突然发觉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
虚假环境之中，这当然是一个主要触因。但是，这个触因却按到了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穴位，牵动了我们早已见怪不怪的感知系统。
闭眼一想，我生平见到的所有灾难，都来自于虚假。大家总
是把灾难的起因解释为邪恶，其实，以虚假为基座，邪恶才有了粉
登场的舞台。
爸爸的十年冤案，起自于虚假；叔叔的自杀冤案，起自于虚
假；岳父的右派冤案，起自于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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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一点，全中国为什么有几十万、几百万人的“平反昭雪”?
全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极其轻易地营造过几十万、几百万桩的虚假。
这种虚假每每导致家破人亡，因此总会引起受害者的泣血上
诉、拼死剖白，却全然无用，虚假笑吟吟地一次次大获全胜。
虚假，太强大了。
固然，中国历史素来有平反、昭雪、申冤、翻案的传统，但
中国文化不具备日常意义上的实证、辨伪、纠错、排毒机制。当虚
假积聚得实在不太像话了，大家只能期待政治手段。这是文化的失
职。
中国文化，在乎的是忠奸、善恶、曲直、利义、贪廉、朴奢、
祸福、凶吉、安危、成败、尊卑、荣辱、兴亡，却极少在意真假。
所有的历史血泪、人间悲剧，几乎都在真假的基点上出了毛病，然
后，其他堂皇的命题全都成了虚假的帮凶，把受害者层层叠叠地包
围起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进一步理解了鲁迅。鲁迅的勇敢，在
于强烈抨击了中国文化在骨子里的虚假。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瞒”和“骗”的文化。
最让鲁迅伤心的是，当虚假成为一种负面遗产，广大国民就
会眼睁睁地欣赏着瞒和骗，而深感有趣：
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和自己也
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要紧。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
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
《世故三昧》
在围观者兴致勃勃的关注中，造假者的动作那么娴熟，那么
自鸣得意。
这是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和现实。
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破除了一个虚假
的经济谎言，社会就立即有了起色。这个经济谎言是：形势一片
大好，而外国，到处水深火热。
但是，破除这个谎言的动力，在经济，在政治，而不是文化。
我们的经济已在快速转型，但文化还没有。
因此可想而知，我们会在文化界遇到什么。
本来，中国人有一种心理安慰，把破除谣言、揭穿虚假的任
务交给文化，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谁料想，正是文化本身，在
营造虚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辞职后的首度观察，以虚假文化为目标。
7
早在辞职之前，我已经多次公开发表文章严厉抨击过那种被
各级官员捧持、由巨额资金支撑、充满“假、大、空”气息的排场
文化、欢庆文化、滥奖文化，并多次从理论上全面质疑“主旋律”
这一概念的真实性；同时，我以更大的愤怒抨击了后来越来越
普及的谣诼文化、投污文化、盗版文化，只不过我的这些抨击在
文化界很少有人响应。例如直到今天，我还始终被人们称为“中国
反盗版第一人”，没有另一个替代人选。这使我产生一种怪异的体
验：一反虚假，便陷孤立。
辞职之后，我观察虚假文化的重点更多地转到严格意义上的
文化圈内。首先，是逼视已经取得坐标性地位的“伪精英文化”。
我国当代伪精英文化的外部特征，是自筑高台、自喷烟雾，让
人无法正面看清，因此成为人们“高山仰之”的对象。举一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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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例子，电影虽然也可以拍得非常深刻，在本性上还是一种
大众文化吧，但让伪精英文化一解读就完全变成了一门玄奥的学
问。我实在忍不住，要抄录一段他们对张艺谋先生的评论让大家
看一看：
后现代的色块，尘土飞扬地在镜头间旋转出了瑞恰
兹和维姆萨特的技术预测，演员本身很难让个性脱颖而
出，与观众苟合，那是因为艾略特所说的只活在诗里而
不活在经历里的非个人化追求。导演是诗的白金丝，演
员是叙事体的氧气和二氧化硫而化合成了硫酸，虽有刺
激但价值平平。正如拿破仑点将，博弈者下棋，将和棋
都何论“自在”之此岸抵达“自为”之彼岸也哉。writing
is a system of signs，一点不错，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
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
是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福科则认为不必复现创
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那么，又何
必细分呢，正如《白虎通义·天地篇》所言：“混浊相连，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濯出布，
庶物施生。”其实，最困难的不是区分，而是体现，也即
是弗赖塔格(Freytag)的本义，将抽象体现为感性，将
生活体现为意象，亦即黑格尔老人赫赫之言之当代表述
之通俗模式是也。张艺谋的成果和差距全在这里，固不
言自明了。
在我国现在的文化水准上，这样的伪精英话语确实能把很多
人唬得一愣一愣的，甚至引起学生们的崇拜和仿效。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提醒学生，这些云遮雾罩的文字间表现
出来的学问、逻辑、姿态、腔调，全是假的。
在精英的旗号下，一批咬文嚼字的冬烘孑遗也快速地参与进
来了，情景更是有趣。我曾在文章中提起过一个事件，十分典型，
这里不妨复述一遍。一个戏曲作者写的唱词中有“牛女迢迢”这几
个字，导演觉得用“牛女”来简称牛郎、织女，不仅文理欠畅，而
且当代观众不懂，于是随手改成了“天河迢迢”。谁知戏曲作者勃
然大怒，认为这样一改破坏了原句的平仄，犯了文史常识上的错
误。他发表文章批判道：
我坐在剧场里听到这个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
全体观众的嘲讽目光全都从背后对准了我，一时真如芒
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个洞，一头钻
下去。
我和一位教授在一本戏剧杂志上读到这段话时忍不住都笑了。
那位教授说：“这真是小题大做!女是上声，河是下平声，能唱就
行，唱词中屡见不鲜。”
我说：“这里不存在对错，只存在真假。与他讨论平仄，就上
了当。”
“真假?”那位教授不解。
我说，时至今日，剧场里哪里还会有什么观众如此熟悉古代
音律?即便熟悉，又怎么可能因为一两个字的平仄而怒视作者?这
个作者，又何以知名到这个地步，居然能使全场观众仅仅从后脑勺
就认出他来?全在作假。他连自己的内心也伪造了，如果不是精神
失常，怎么可能为了这点小事就“芒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
座位底下挖个洞，一头钻下去”?
我还说，他捍卫古典音律的这股劲头，也是伪造出来的。早
在明代，汤显祖已经明确反对在唱词中“以律害意”，此人未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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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荒凉的土地上，这种喊叫声会被人误听成“道义的呼喊”、
“知识分子的良心”，其实全是假的。在我印象中，二十几年来每当
改革力量与极左思潮搏斗的时候，从来没有见到过现在这些大批判
干将的身影。偶尔看到，那也一定站在极左思潮那边一次次点名整
人。只是等到事态平静，他们便漂染成了别的形象。
这种“大批判文化”的本性，是依仗着权力却伪装出向权力
挑战。这情景，仍然如“文革”中的造反派，手握生杀大权，却把
毫无抵御能力的受害者说成是“权威”和“当权派”。现在报刊上
那些天天骂人的大批判干将们显然也是在伪造勇气，最简单的技术
性证据是，他们发表文章的报刊，没有一家是民办的，全被称为
“政府的喉舌”。他们明明是在动用公权力围剿个体文人，根本不
需要半点勇气。
我对这种“大批判文化”的虚假性看得很透，除了“文革”中
目睹过爸爸和叔叔遭受大批判的经历外，还因为知道现今在传媒上
最活跃的几个大批判干将的真相。
印象最深的是上海一个年岁不小的文人，曾经说过一句“‘文
革’可以被遗忘，但不可以被掩盖”的名言，被很多人反复引用，
几乎成了传媒间批判“文革”的经典话语。但我很清楚，在“文
革”初期用一封揭发信把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送入牢狱的，正
是他本人。同时，他也揭发了我的朋友张攻非先生。这些，都有
受害者平反时的档案作证。
那次我辞职前住在医院，他并不是我所在单位的，却到病房
里来看我，进门就向我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白、又大、又厚，但
我像被雷击中似的突然想到，这手可是沾过别人血泪的，便没有
伸手去握，任它尴尬地缩回。当然，这只手也不会放过我的这次
失礼。
另一位批判者笔触尖利，甚至在台湾、香港的读书界，常被
看作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大陆文人。遗憾的是，我不小心碰到了那个
夜晚。那是一次演出的休息时间，我坐的沙发高背后面，连着另一
张沙发，那里有两个人在低声谈话，被我听见了。一个我熟悉的声
音在向一位官员汇报文化界有关人士的“思想情况”，倒是那位官
员听得不耐烦，一再在劝阻“现在提倡言论自由，文人发点牢骚
很自然，不能当一回事。”但汇报者还在急切而低声地说着，打不
断。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站起身来绕了一个圈子从比较远的
斜角上看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他，我没听错，他也发现了我，向我
摆了摆手掌，还把身子稍稍从官员身边挪开一点。
内地有一个大批判干将一直保持着义愤填膺的激昂劲头，近
几年就编过好几本厚厚的大批判文集。但有一次，北京一位著名作
家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我在新疆受难时的批判者，我还到处打
听他的下落呢，原来他躲回自己家乡去了!”
正是这些人，使我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疑问：为什么在中国境
内，他们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向别人发起进攻就取得了批判的资
格?他们可是隐瞒自己的全部履历，而被批判者只能乖乖地向他们
交代、检讨、忏悔?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时时可见的“私设公堂”。公堂是假，判官
是假，案牍是假，审讯是假，师爷是假，皂隶是假，说词是假，整
个儿一片虚假。
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大家找不到全社会文化精神层面上的
真正的“公堂”。
有些大批判干将比较年轻，暂时还没有这么多肮脏履历，却
也在极力伪造着整人的资格。例如他们中最糟糕的几个，一般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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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懂汤显祖，却打扮得比汤显祖还要古典。要不了多久，他还会与
司马迁商酌史料、替李商隐修理韵脚、为辛弃疾改正词牌呢。
这便是由虚假而失控的中国文人。
卖弄自己在文化细节上的叮咬狠劲，会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民
众留下一个有学问的假象，其实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由虚假而
衰败的一个主因。当文化失去了整体大道的控制，被蠢虫所控制，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远的不说，“文革”的造反“精英”中，有
很大一部分就以咬文嚼字的冬烘孑遗方式罗织别人罪名的。我爸
爸不是文人，却在“语法”上被人咬嚼而戴罪十余年；有的教授
因讲授古代《毛诗》而被咬嚼出诸多影射领袖的疑问而锒铛入
狱；有一个学者因朗诵过“日出东南隅”的诗句而被咬嚼出是在
歌颂台湾，结果更惨。在他们面前，有一大帮“职业咬嚼户”，能
轻而易举地从任何一个路名、店名、人名、校名中考证出一大串
严重错误来，结果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名、店名都不得不改了
一遍，真可谓咬嚼万里、气吞山河。
这些人今天在中国重新走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文革”结
束后，人们的文化向往被渐渐调动起来，但是理性精神和文化人格
已经破碎，文化基础和文化坐标已经失落，有学问的老人也已经一
个个去世。在这种情况下，假洋鬼子和假古董商最能行世，并快速
地铺展成一个越来越大的行市，甚至还形成了某种帮会。另一个原
因是，各家传媒的编辑们年轻而又繁忙，没有时间钻研学问，看人
家甩几句文言文就以为遇到了大师，便整版整版地发表那些胡言乱
语，当作“精英话语”请读者享用。
与此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化界，种种“泛精英原则”或“准
精英规范”如所谓“潜心研究”、“拒绝传媒”等等旗号所遮盖的虚
假，更触目可见。“潜心研究”当然不错，但像样的研究成果为何
几十年未曾看到?还要让这片大地“潜心”地等待多久?“拒绝传
媒”更是露馅儿，至少他们在批评别人“频频上电视”时，证明自
己在“频频看电视”，连一次也没有拒绝……
无处不在的小虚假终于积累成了触目惊心的大虚假：二十余
年历史大转型，全社会多么需要获得文化的指引，而旗幡飘飘的伪
精英们究竟提供过什么?
中国急需真正的精英文化，好弥补我们在终极关怀、人文精
神、高层思辩、准确论证、专业学理、创新实验等方面的一系列历
史性缺损。但是，这些年随处速成、随意自封的伪精英文化，以偏
窄替代高度，以生涩冒充深刻，把无聊扮成风雅，把肉麻当作有
趣，使中国人离真正的精英文化更远了。
8
我观察的另一个重点是更加虚假的“大批判文化”。
批判——一个多么珍贵的人文命题。中国本应凭着批判精神
获得理性重建和历史反思，谁知它却被历次政治运动和整人事件屡
屡冒用，更被“文革”大批判全盘败坏，至今尚未修复形象。其间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的“大批判文化”已经虚假到匪夷所思
的地步，更遑论让它去改正以往了。
这种“大批判文化”构成了一种“虚假之链”，几乎无处不假。
， 虚假的起点是他们的姿态。装扮出一派“抛头颅、洒热血在
所不辞”的英雄身段，但是，他们只敢对着那些有名而无权的人物
大声叫阵。叫喊几声，他们还会停一会儿，警觉地四处查看，是不
是安全，如果没有让他们担心的动静，便更加大声地喊叫起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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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出身，有的还写过几篇小说、散文、实在不堪卒读，做文学
评论又显然缺少审美素养，于是凭着还算文笔通顺，便悄然改行闹
起社会政治批判来了。但他们毫无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基础知
识，只把在文学中学到的那一点夸张、虚构、臆想、渲染、编排、
煽情，全都用在批判中了，冒充成了整人资格，转限便颐指气使，
鞭笞四方。
在中国，要识破这种人的虚假并不容易。当年“文革”中～
些歹徒成天高喊“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举着鞭子到处抽打无辜
者，逼迫“坦白交代”，一开始被抽打的人还会在鞭影血光中向他
们表白自己不是牛鬼蛇神，直到很久才终于醒悟：他们是谁?真正
的牛鬼蛇神不就是这些天天打人的歹徒?天下因他们而丑恶，而他
们居然还要评判天下!于是夺鞭。
但是，由于一直找不到全社会文化精神层面上的真正的“公
堂”，这条鞭子刚夺下，那条鞭子又来了。其实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以虚假为基础的“大批判文化”，永远是专制的帮凶、人间的
暴虐。现在有些大批判干将在海外冒充成“人权斗士”，其实他们
在国内留下了多少血泪孽债!我不知道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让海
外的有识之士看穿他们的虚假。
中国知识分子对之无能为力，有时还跻身其间，因为自己身
上也有太多虚假。
9
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在想中国知识分子与虚假的关系
问题。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千年难题的延续。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当时笼统地称为“士”吧，似乎都认为自己
对社会承担着某种超越性的精神责任，这与西方社会长期由教会来
承担这种责任很不相同。然而，在封建极权之下，这种承担就带有
很大的虚假。进入近代之后，西方出现了教会之外的“俗世化”
(secularization)知识分子群体，试图“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
性”，而中国知识分子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近代定位。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不是被政治化了，就是被技术
化了。我们从小就听到的有关理想知识分子标准的所谓“又红又
专”，正是政治化和技术化这两端的拼接，恰恰抽去了知识分子这
个称号的真实本位。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余年，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主轴，知识分子
的技术性职能被重视，很多人渐渐发现“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加在
自己头上过于空洞，也就干脆强调自己的专业行当，更愿意被称作
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经济分析师、桥梁技术员、建筑设计师
等等。这样，他们在实际上也就是更换了帽子，洗去了虚假，走向
了身份的真实。
当他们成批离开之后，“知识分子”的帽子大多滑到了尚未转
型的人文学科一边，但那个领域正门庭冷落。人文学科方面真正的
重大研究还受到太多的限制，因此就为低层次的狂躁群落让出了言
路。这就像，大河不畅，导致乱流横窜、满眼浑浊。如果还把它们
当作河看，就虚假了。
我所佩服的作家余华在回答意大利《团结报》记者的问题时
说到了他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切身感受：
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阶层是一个庞杂的群体，里边
有一些优秀的人，可是更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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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话语。
3
范克峻先生听了这个写作方针，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已经
表示全力支持。这位斯文的老汉用浑厚的甘肃口音说：“我就知
道，中国的雄魂在古代我就知道，文章的极致是寻常。”我笑了。
“要不要把我家的一个破台灯拿来?”他问。
“桌子小，放了台灯就放不下纸了，有顶上的日光灯就行。”我
说。
“要不要稿纸?可惜我们这里的稿纸太薄。”他说。
“稿纸要。薄一点带着轻，寄也方便。”我说。
于是我就开始了。
我无法事先向范先生夸口的是，我要在这间小屋里开始的，是
一个足以贯串我后半辈子的系统工程。我的文章表面上会是散落的
短篇，否则很难进入寻常巷陌，但这些散落的短篇有一种内在的脉
络绾接，因此也可以看作一个长篇的自由章节。
它必须由一个钥匙孔来开启，打开中华文明的一系列重要话
题。
只要找到这个钥匙孔，也就找到了足以提挈今后万千话语的
完整性和统一性。
正是在甘肃，这个钥匙孔找到了。
是敦煌，是敦煌的莫高窟，是莫高窟里的那个藏经洞。
为什么?因为这个藏经洞藏下了中华文明最辉煌的年月，又
被发现于中华民族最悲哀的时刻。它发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晚春
季节，与八国联军发起向中国的攻击几乎同时。焚烧圆明园的烈焰
即将腾起，远远地照见沙漠深处的这个洞窟，正悲叹似的泄漏出唐
五代和北宋的傲世余光。
千年荣辱集中于一个洞窟，我去时，洞窟早已荡然无物，只
成了我的钥匙孔。
那么，嘎、嘎、嘎，《文化苦旅》的入口打开了。
先写藏经洞，再写整个莫高窟，再走开去一点，从阳关写整
个唐代。才写三篇，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把自己介入历史，同时又把
自己和历史一起介入地理的痛快。
历史纵然沉重，脚下纵然崎岖，但我的步履应该轻快。因为
只有轻快，才有广阔；只有广阔，才有浩叹。
因此，我既沉重又轻快地离开了甘肃，去寻找别地的废墟和
故迹。我觉得应该以一个不大的篇幅，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
陂化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当代书生心中的中国文化概念。我所说的
书生概念很泛，既不是江南才子、淮阳遗老，又不是燕京名士、川
湘怪杰，但又可以包括他们。这一来，就要把圈子绕大。
下笔后最大的苦恼，是怎么也摆脱不了学术习气，这几乎成
了我的初写散文的首要障碍。 例如，我早就明白，好的文学
作品是一个充满质感的感觉系
统，因此必须避免逻辑结论。但是已经写了那么多年学术论著，脑
子养成了逻辑整理的习惯，就像一个资深的清洁工人到别人家里去
做客，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整理起来，忘了在这里自己并不具备整
理的权利。
我一写就明白，在散文写作中，逻辑结论就像铁栅栏，把感
性世界的无限春色都关在外边了。我既然从学术跳到了文学，就必
颧从头来起。不仅要躲避结论，而且特别要寻找不可能得出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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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难题。
开首那篇《道士塔》，写到敦煌藏经洞里的文物被斯坦因、伯
希和等西方探险家运走，本有两种相反的结论可供选择：一是斯
龃因他们盗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应予严厉批斥；二是当时
兵荒马乱的中国无法保存这些文物，不如让他们作为人类文化遗
产，收藏在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里。这两种结论中不管选哪一种，
都能写成痛快淋漓的文章，而且我也已经读到过很多。但我的内心
却很矛盾，不知运送这些文物的车队应该驶向何方。我设想，如果
我早生一百年，会到沙漠里去拦住斯坦因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
论，万一他们辩不过我，又比较讲理，把车队留下了，我该怎么办
呢?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
后大哭一场。
想到这里，我知道，文学出现了。出现在真实的两难间，出
现在孤独的无奈里，出现在质感的荒凉中。
于是，这也就成了我打开文学实践之门的钥匙孔。
多年后，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
我有一个分工，把已经找到了结论的问题交给课堂，
把能够找到结论的问题交给学术，把无法找到结论的问
题交给散文。
无法找到结论还写，这不是太不负责了吗?不，正好相反。世
上有一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结论却永远盘旋于人们心间，牵动着历代
人们的感情。祖先找过，我们再找，后代还要继续找下去，这就成
了贯通古今的大问题。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也正是出现在这种永
恒的感受和寻找中。
学术习气对于文学写作的损害，还有更具体的方面。例如，学
术语言追求全面、完整、周密，而文学语言却并不拒绝片面、残
缺、偏执。中国古诗中特别动人的句子，总是夸张醒目、痴拗．人
的。一旦用全面、完整、周密的笔触一改，立即诗味全无。这个道
理，我作为一个欣赏者、研究者和诠释者都懂，但作为一个实际写
作者，就必须面临一次次自我释放。
甚至，在一件小事上我还绊了很久。我的散文写作经常涉及
各种典故，而很多典故往往存在五六种不同的说法，七八种有趣的
考证。按照我的学术习气，多么希望在文章中一一罗列出这些说
法和考证，然后说明我为什么要选择某一种，至少，让我在注释中
发挥一下也好。但是，散文写作不允许这样做，因为这会使文气受
阻。即使躲在注释中发挥，也会成为一种“后门口的炫耀”，令人
发笑。
这一些，我都挺过来了。哪怕处处与学术有关，我也必须让
它们经过感觉系统的严格过滤，粹炼成纯粹的散文部件。开了这个
头，就越写越顺。因此，后来听到有些批评，心中反而沾沾有喜，
觉得自己的散文确实把那个“以学术代文学”的奇怪天地搅乱了，
而这正是我所乐见的。
我不作任何辩白。没有人为自己的散文作学术辩白的。这就
像，我到茶馆去喝茶，有人把茶碱的化学分子式写在墙壁上要与我
讨论，我只能端起茶杯轻轻摇头：这是茶馆，我在喝茶。
由于洗去了学术习气，广大读者直接感受到了我诚恳的内心，
随之，也认同了我对中华文明的恭敬和忧伤。
4
兰州那家小招待所往北走，有一条东西向的街，西边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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