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望他们的次数还不及妻子。他们是越来越显老了，尤其是爸爸，虽
然满睑笑容，也是一派衰相。我年年月月都在中华文明的废墟间行
走，这次才吃惊地发现，很多属于废墟的线条和形态，已悄悄地爬
在我爸爸的脸上。
弟弟们一直告诉我，爸爸、妈妈经常流露出一个愿望，希望
能更多地看到我，让我坐在他们身旁。但一见面，他们又总是客
气：“你和马兰都那么忙，不要老是来看我们，打一个电话来就
可以了。”
马兰去电话比较多，每次接到，两位老人都兴奋极了，你一
句我一句争着讲。马兰问他们好不好，他们都连声说好，但妈妈有
时会加一句：“就是寂寞。”
但“寂寞”一词，妈妈用家乡方言一说，马兰听了好几遍才
弄明白。弄明白之后怅然若失：老人在一座大城市里一次次对着
后辈说寂寞，而且用家乡语言!
马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但这次，我又要离他们远去，而且连
去哪儿也不能告诉他们，连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回来，都是问号。
爸爸说：“去香港那么久，要注意身体，你年纪也不小了。”
马兰听了以后站起身来，走到窗口，抬起头，好像在看天。过
了一会儿，她擦了一下眼睛回过身来，说：“爸爸妈妈放心，我会
陪着他。”
那天晚饭后，妈妈神秘地向马兰招招手。马兰连忙过去，妈
妈说，要送给她一件礼物。
打开柜子门，再打开里边的一个抽屉，妈妈拿出一个藕色绸
布小包。翻开绸布，是一双很小的红缎的虎头鞋，但也可以说是虎
头袜，因为底上软软的，不像是鞋底。
妈妈指了指我，对马兰诡“这是他刚出生穿的鞋，是我在结
婚前绣的花，后来由他外婆纳成鞋。”
马兰一下子跳了起来，两手捧起：“这是他的第一双鞋?”
她轻轻地翻看了几遍，赞叹道，“绣工真是精细，我们这一代谁
也做不出来。”
看了一会儿，她又低头对妈妈说：“妈妈，你当时有没有想
到，那双肉团团的小脚，将会走遍全中国?”顿一顿，又拖了一
句，“走遍全世界?”
妈妈笑了。
第三章
红缎虎头鞋
1
刘长乐先生一见如故。凤凰卫视庞大而有效的
工作系统都以他为终端，他指挥若定，一步步推动
着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沟通和呼应。
他热忱地欢迎我，并建议我在这次万里历险的
电视节目中开辟一个叫“秋雨录”的栏目，每天把沿
途所见所感写成一段散文诗式的语录，以字幕加朗
诵的方式播出。
他还告诉我，由于我的参与，海内外的一些华文
报纸都要求连载我的考察日记。因此，我必须每天写
日记了，每篇一两千字，与“秋雨录”一起传送到香港总部，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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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淘汰了很多从小接受的赞美中华文明的惯用词汇，在对比中找到
了真正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对我本人而言，这是走向文明自觉的
一项大工程。
不错，我沿途见到的每一个古文明的废墟都埋藏着各自极为
深刻的玄机，我也试图一一参悟，但参悟的终点，总是中华文明
这似乎有点狭隘，却又无可奈何。
我无法为了假装胸襟无限，来掩藏自己的真情实感。
为此，我从尼泊尔的丛山间进入国境时产生了一个有关母亲
的联想。本来，把祖国比作母亲是一种做腻了的小学生作文题目，
但我在如许年龄产生这种联想，却有另一番苍凉之情。那就是，我
们过去太不懂事，总是在左顾右盼之间责怪母亲的诸多不是，一会
儿是她缺少风度，一会儿是她不够富裕，直到访遍她同龄人的种种
悲剧，才让我从心底里默认：母亲这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中华文明的同龄者几乎都找不到了，这次我只看到了他们溃
败的荒路、失踪的山谷、陨灭的大漠，以及早已读不懂前辈遗嘱的
成批遗孤，神色紧张而慌乱。这一切，延绵不绝，全在眼前，使我
产生了对中华文明的遥远认知，比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
时强烈得多。
这种认知带有情感，而情感总是不公正的。因此，我至少还
必须投入另一次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来矫正这次的不公正。
新的实地考察，计划尚未形成，地点却已确定，那就是欧洲。
这是一个能让中华文明照见自身诸多短处的地方。我的考察重点仍
在古代，因为只有古代，才能将各大文明的自在形态作互相比较。
中华文明只有在两种不同坐标的辉映下，才能显出立体而完
整的形貌。
突然，从母亲的比喻，我联想到了自己真实的妈妈。妈妈，真
是好久没见了。
她怎么恰恰会在我万里历险之前，把我出生后穿的第一双鞋
子送给我的妻子呢?
莫非，这里真有某种宿命?
多么漫长的路啊，烟尘弥漫、枪林密布，却始终晃动着一双
软软的中国红缎虎头鞋。
第四章
房主不在屋内
1
二000年初春并不太冷，但我越来越觉得寒
气砭骨。
这些地方，当年写《文化苦旅》时都来过，当时
为什么不觉得冷呢?看来还是岁月不饶人。
当然，还有心情。
那么艰辛的万里历险，总算全身而返，正有多少
憋久了的火热话语需要向国人倾吐，谁知一进国门
就遇到了劈头盖脸的大批判浪潮。
掀起这一轮大批判浪潮的，是一个也姓余的北
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正当我穿行在恐怖分子枪口下的时候，他在国
内发表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做“石一
歌”的写作组，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必须忏悔。此
外，满篇都是对他不知道的时间和空间近乎梦呓的可笑臆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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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组的‘党小组副组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狼狈得连工作
也找不到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反，一个在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前被列为审查对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民意测验和
严格考查越级提拔为高校校长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大
灾刚过，是非清楚，社会的褒贬与职位的任免紧密相连，一旦脱节
就会群情激烈。现在，二十年过去，我已辞职多年，而金牙齿却也
慢慢地熬成了一个‘教授’，职位已经不能说明问题；而我又恰恰
比较有名，所有遗忘了历史的民众天然地靠近民粹主义，相信名人
必有劣迹，于是发言权全在金牙齿一边了。”
妻子说：“算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北京的那个余某
还是个婴儿啊。”
我说：“对了，这就是金牙齿当时的远见，把自己翻身的希望
寄托在一无所知的婴儿身上。不仅北京余某，我曾见到几位为此事
来采访的记者，也完全不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就不知从何说起
了，只好请他们离开。后来一想，该离开的是我，面对着当年的婴
儿和当年的打手，面对着当年的打手和今天的‘教授’，面对着渴
望名人出事的民众和记者，我任何一句话都说不明白。”
妻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集体遗忘，成了一堵无理可讲的高墙。除此之外，还有一堵
高墙，那就是无视证据。这是中国文化思维的老毛病，也是历来诬
陷事件的立足点。全国报刊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但没有人对证据
感兴趣，即便少数善良的人对他们的凶狠态度表示不满，也没有人
要这个当年婴儿出示证据。好像金牙齿就是证据。现在，我眼前就
是‘集体遗忘’这堵高墙，我身后就是‘无视证据’这堵高墙，两
堵高墙夹着我，即便高喊也毫无用处。除了逃离，没有其他办法。”
妻子说：“那我也离开，两人一起消失。”
对此我们早有约定，我也深知她身处的环境，但在埃及、以
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考察时，我们又对中华文明产生了特殊的感
情，决定试着再度参与。不知道在佩特拉分别之后的几个月，她周
围又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便用目光询问。
她摇头，叹一口气。
她在大事上不会屈服，但在待人接物上却又特别谦让、柔和，
让她也摇头叹气了，那么，事态一定已经相当乖戾。
2
几年来有一种传言，后来变成一种舆论，好像是说她自己不
想演戏了，或者是我不让她演戏了，因此她告别了舞台。
其实，我作为—个戏剧学者，太知道对—个成熟的舞台表演艺术
家而言，她现在正处于最好的年龄。演戏和写作不同，必须与剧团合
作，好在我早已不在哪一座城市上班，因此一直在她原来工作的城市
找房子，至少已经找了五六处，想选准—处长久安家，一点儿不影响
我的文笔生涯。更何况，我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为她写戏。
但是，她突然地受到了全方位的排拒。
省里一位已经退休的领导人有一次对她说：“他们已经将
‘局’排定了，没有你，不知什么原因。还是走吧!”
我们一直在猜测其中原因，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答案。
“可能是好几次北京有领导人来，省里要我出场，我听说是联
欢而不是演出，都没有参加。”她说。
“可能是我的原因，《红楼梦》和《秋千架》都没有按照当地
惯例，把各级行政领导列为艺术顾问。”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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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还未结束的万里历险的诬陷。他诽谤的特点，是把凭空捏造的
一切说得斩钉截铁、信誓旦旦。
他在文章中一再提到一个所谓“当年同事”，我知道又是金牙
齿在捣鬼了。但是，由于这些诬陷实在太离谱，我没有怎么在意，觉
得只须轻轻一抬手指就能戳穿，便在行途中找来余某责问了几句。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后来竟是这样一个人，更没有想到，这事已经
在海内外引起爆炸性效应。也许是广大读者对我的散文和历险太感
兴趣了，这下便加倍地集中起了全社会的负面注意力，他则把这种
注意力收纳在自己身上，当作战利品。本来那么多华文报刊天天在
连载我的考察日记，转眼全被余某、“石—歌”、“忏悔”所取代了。
于是知道，这是“智取生辰纲”，正好也在半道上。“石一歌”
就是那剂蒙汗药。
还不仅如此。
我在最危险的区域贴地而行，天天抱着日记手稿，准备被匪
徒绑架时与自己的文字共存亡。谁知一到国内，这些日记已经被印
成了几十万册盗版书在到处倾销。终于还是遭劫了，劫贼不是国外
的恐怖主义匪徒，而是“同胞”，他们从凤凰网站，从各报连载，做
了手脚。本来，盗版集团一直在批判我的那份“反盗版宣言”，今
天，他们继续一边盗，一边批，与余某形成合围。一些文人本来心
底就憋足了“阶级斗争”的欲望，多年无从发泄，这次突然看到有
地方可以施展拳脚了，也完全不问证据何在，都快速参与进来，报
刊间一片喧闹。
妻子后来告诉我，她爸爸每次在报纸上看到那些大批判文章，
总是立即藏起来，装在一个塑胶袋里，怕我的岳母看到。他自己躲
在阳台上一篇篇读，然后抽闷烟，整夜不睡。岳母终于发现真相，
于是一天天长吁短叹。他们互相关照，决不能让我妻子看到。
怎么会看不到?这么多报纸的大标题，随处可见。有些大批
判文章发表在小一点的报刊上，也会有朋友打电话来通报。妻子实
在不想看，又忍不住看几眼，她一再叮嘱自己，见到父母亲时要装
出一派轻松，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记得父母亲在“文革”
灾难中的表情。
他们就这样在我远行的日子里一次次见面，两方面都在装扮
轻松，两方面都在偷偷窥视。
相比之下，更艰难的是妻子，因为她还要向老人隐瞒，我此刻
正穿行在什么样的地区。如果看到老人正好在看电视里的国际新闻，
而且又正好在播出中东、中亚或南亚，她会借口嫌吵，起身关掉。
对于另一对老人，我的父母亲，她瞒得更严。瞒住了大批判
浪潮，又瞒住了最危险地区，瞒得密不透风。
等我终于到达这次万里历险的终点北京，知道了事态的严重
性，便对妻子说：“我必须停止写作，离开文坛了。”
“你从来都那么乐观；为什么这次那么消极?”妻子问。
“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恐怖的集体遗忘。”我说。
“集体遗忘?”她有点不解。
“首先是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一条否定‘文革’灾难的
历史界限，一个改变中国人命运的生死关键。北京余某写那篇诽谤
我的文章，正好离那次会议整整二十年。二十年算一代，因此也是
一个天然的集体遗忘点，金牙齿一直苦熬着等足二十年。余某的诽
谤来自于他，他自己很快也从幕后走到幕前，宣布他曾经审查过
我，于是全国肃静，都听他的。”
妻子等着我说下去。
“大家确实都忘记了，一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担任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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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视野，堪称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
我妻子代表我去领了奖，奖座是一只铜铸的握着电视遥控器
的手，上面刻有我的名字。妻子说，这才是大众之手，让那些人嫉
根去。
这一切，使我在接到继续大规模考察欧洲的邀请时，没有推
托。我只是请求刘长乐、王纪言先生允许我好好考虑四天。我在考
虑，能否在完成电视台考察主题的同时，继续我对中华文明的对比
性思考。
第四天，刘长乐先生在凤凰卫视说：“手机打得烫手了，他”
其实，这是他们给我的机会，使我思考延伸，我不知该怎么
感谢他们。他们知道我不会有别的要求，便给予了一个与上次一样
的待遇：让妻子在考察开始时陪一段。
直到走完之后统计，这次考察的欧洲城市共有九十六座，路
过的不计在内。走得那么全，在欧洲旅行家中也寥寥无几。
我还是像上次那样，每天一篇日记，一段“秋雨录”，总是匆
匆写完，来不及修改就立即传出。但那里所写的内容，注重对欧洲
的理解，与我自己的对比性思考很不相同。这也正是我在《行者无
疆》之后，还要作以下提挈的原因。
4
我这次到欧洲，是专门来寻找中华文明的差距的，以便构成
对上次考察的逆向互补。 ．
课题非常宏观。由此想到，我真是命苦，一切宏观的大．思考
历来总要在脏言恶语的缝隙中进行。只要找到一条缝隙，让我遁入
半山，或逃往天涯，总能够俯仰天地、吞吐古今；但这种缝隙中的
宏观劳作毕竟太郁闷了，我已身心疲惫。
在欧洲大地上探索中华文明的不足之处，这样的课题就深度
和广度而言，在我此生已无法多次承担，于是，我像赶时间一样
满地小跑，急急地寻找一个个对比点，赶在他们最后把我灭掉之
前。
总括起来，我在九十六座城市间找到了三十多个对比点，其
中有八个，印象特别深刻。
这八个对比点中——
有一行字母；
有一片墓地；
有一份图表；
有一个城堡；
有一些座位；
有一群闲人；
有一块巨石；
有一面蓝旗。
看上去，这些对比点都不大，甚至有点琐碎，其实都牵连着
两种文明的深层经络系统。我已经习惯于从感性片段来捕捉整体魂
魄，因此总在这些对比点面前徘徊良久。
那么，这些点，也成了我个人在欧洲大地上投下的思考路
标。
忘掉国内发生的一切吧，我又开始在远处流浪了。
5
先看那一行字母。我由此对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文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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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听到我有可能不再写作，都纷纷劝说，并一次次以笔相赠，
使我想“搁笔”也不知搁哪一支了。回来时，行李里的笔有一大把。
3
妻子看到这种情景，笑了：“说是一起离开，看架势，你
还要写一会儿，至少把欧洲文明考察完。我先在阴影里等你
我说：“我写不写，还要再看。但从台湾的演出情况看，我还
要想办法让你在舞△上再逗留一会儿。”
都是“一会儿”。看来，先要打发的，是我的“一会儿”。因
为除了台湾，国际华文界对我的万里历险和写出的日记((千年一
叹》也同样反应热烈，一下子冷却不了。
香港的青年本来对中华文明比较淡漠，这下，香港大学、城
市大学、浸会大学都应学生们的要求来邀请我演讲了。在浸会大学
豳演讲，向校外市民开放，延续了整整一个月。题目也拓展为tt中
华文化的时空解读”。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罗展凤小姐写道，香港的年轻人喜欢听
我讲中华文化，只是因为他们从行为上看出我是一个“铁汉子”。
这个评价使我高兴，就像后来听到台湾著名艺人评我为“第一魅力
男子”一样。用词虽然严重失度，却从一个角度肯定了我的荒漠行
旅对生命力的提升。也许，其中还包含着对于身处诽谤围攻的我的
声援。
香港电台宣布，市民投票，把《千年一叹》评为“最受欢迎
的书”。
由于《朝日新闻》对我历险考察的报道，日本的广岛市长邀
请我担任“广岛原子弹祭”的主讲嘉宾。另外三位主讲嘉宾，一位
是美国当年投原子弹部队的代表，一位是法国世界和平组织的代
表，一位是经历了原子弹灾难的广岛作家。我演讲的内容，仍然是
围着自己在历险考察过程中对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对比性思
考，其中又加入了被侵略民族一员的身份。我对日本听众说，战争
必遭报复，侵略必遭惩罚，这是历史因果，千古血泪，希望能阻断
在二十一世纪。同时，我又分析了中华文明始终没有陷入军国主义
的原因。
新加坡大学、马来西亚华人总商会、((南洋商报》，都来邀请
我演讲通过历险所获得的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每次演讲，还有
不少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闻讯赶来的华人。
凤凰卫视也实在是覆盖广远，有一天我和妻子到离吉隆坡六
十公里的一个小镇去用餐，那里所有的服务员都认出了我，他们都
是我们万里历险的关注者。
只是中国内地的报刊间还是一片骂声。对此我实在不想再说
什么，惟一的态度是，任何有关重新体验中华文明的演讲，只要是
内地的邀请，都一概拒绝。因为我的生命能面对凶险，不能面对恶
浊。
后来有件事使我明白，即使在中国内地，那些大批判干将也
未必能代表多少人。国内目前影响最大的杂志《新周刊》与几家网
络合作评选跨世纪的“中国电视年度榜”，我被广大网友投票评为
“最佳嘉宾主持人”，投票的人数很多，我有幸名列第一。综合各方
评语，给予我的颁奖词为：
在陌生的文化现场，通过电视媒介的影响同步传播
文化，利用文化的力量提升电视节目的品质，扩大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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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在上级耳边递小话，说我不听使
唤，迟早要走。”她说。
“也有可能是，你在北京发表声明，从此不再参加任何评奖。
得奖是人家的政绩啊。”我说。
即便这样无缘无故地遭到排拒，她还是舍不得剧种。几次与
有关方面商量，都没有下文。那就只能真的离开了，却又不准办
调离手续，说是如果办了，“全省人民不答应”。结果，既不给活
动空间又不让离开，如果自己离开了又没有演出许可证，建私人
剧团又没有条件，怎么办?
在国内，同时囊括了舞台剧表演和电视剧表演所有全国最高
奖的，至今还只有她一人吧?
多么想好好演戏，但上上下下都在悄悄传言：她不想演了。
于是，这位“全国劳动模范”不知如何“劳动”了，这位“全
国先进工作者”不知如何“工作”了。
最后一次集中演出在台湾，那是台湾的演出公司早就约定的，
演出的时间是二ooo年三月。这个时间，乍一看无甚特别，其实
正好子是台湾大选的日子，全岛没有一个剧团会在那个时间演出。演
出公可借着她的名字开了一个大胆的例外，而且演出的地点正好是
处于大选造势活动中心的“国家剧院”。台湾报纸在密密层层的大
选新闻中突然冒出一个通栏大标题：“马兰又来了!”
我因有《千年一叹》台湾版的出版事务需要处理，又受到几
个有关万里历险的演讲邀请，也一起去了，成了那次演出盛况的见
证人。
台湾朋友都知道，在大选期间的“国家剧院”演出能做到场
场爆满，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每天夜晚，剧院门口的广场上已
经聚集了几万、十几万的选举造势人群，看戏的观众要在人群中推
推搡搡地好半天才能挤到门口，但在剧场里边，仍然是座无虚席、
一片喝彩。台湾观众最常用的喝彩语是：“一级棒!”谢幕时，鞠
躬多少次还是掌声不息，很久很久。
《红楼梦》以前来过台湾，这次依然大受欢迎，但是，最受欢
迎的是《秋千架》。我构思此剧，是想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处置
民间传说，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已经创造了票房纪录，演出时连剧场
过道和后台都站满了买不到票的大学生，这次在台湾，更是获得观
众的充分理解。
记得当时台湾有一位大选的“总统”候选人在电视里拿着报
纸幽默地说：“我是候选人，报纸上报道我的消息只有豆腐干那
么大；余秋雨先生和马兰女士并不是候选人，却每天整版整版
都是他们!”
这种少有的成功状况，仍然给妻子带来了不好的后果。他们
那里传出消息说，台湾报纸只报道我们夫妻，却不宣传一起去的
剧团组织和集体。演出结束后我因约定的演讲还要停留三天，妻
子想陪我一起回来，有关方面说，不可以，于是我也只好推掉演
讲。
妻子说：“我在台上天天累死累活，最后反倒是处处不是
了。”
她的反抗，就是沉默。
正好，他们也希望她沉默，并在沉默中被观众忘却。
但是，这次在台湾也有收获，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时报》、
《联合报》、师范大学、政治大学组织的一次次演讲，还是诸多电
视台邀请的谈话节目，我都以“万里归来重相认”为总题，倾谈
我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受到广大台湾听众的欢迎。而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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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自杀，被征服即是毁灭的命运。
那么，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却始终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对
大洋彼岸产生领土要求，也不必让我们觉得羞愧难言了。
我还曾以长城、郑和，以及不好远征的历史，沿途反驳“中
国威胁论”。
由此，我对中华文明何以延续至今的另一项感受，也就形成
了：
六、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外部关系上的原因在于
一直因地理阻隔和农耕生态而并不过度热衷于对其他文
明的军事远征。
7
第六项感受中已经交错着第七项感受，但第七项感受的完整
获得，要等到穿行过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后。
那真是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我想，还是先把第七项感受说
出来吧，然后再补叙产生的原因。那么：
七、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内部关系上的原因在于
一直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我在那个地区，真正领略了整体性无序。这种无序对我是如
此陌生，回忆自己以往的经验，有过专制的秩序、极左的秩序、保
守的秩序，我们一直努力想改变这些秩序，建立一种民主、理性、
开明的新秩序，但从来未曾设想过，没有秩序是怎么回事。
我对整体性无序状态的陌生，反证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征。
中华文明的主体非常人世，因此总能伸发出一个个比较有效
的社会管理网络。这也许与农业社会的治水、管水有关，由于黄
河、长江水系庞大，因此覆盖广远，又由于水情年年有变，因此无
可懈怠。后来，由农业水利生态上升为行政管理生态，产生了各种
整合机制和监督机制，使整个社会不至于因无序而破败。当然，中
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接受极权、减损自由等等，利弊
得失，各有短长。
这次我面对的无序，有些还与极权互为表里。那种极权并无
建立秩序的力量，反而成了破坏别人秩序、最后破坏自己秩序的原
因，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都是如此。至于像伊朗、巴基
斯坦那样，对国土的管理能力薄弱，大片地域混乱不堪，结果成了
恐怖主义分子、贩毒集团的重要活动场所。
我们眼前，由无序而上升为实实在在的恐怖的，是在伊朗南
部，巴基斯坦北部，特别是阿富汗边境这辽阔的地域。
在德黑兰工作的一位中国记者对我们说：“我在这里已经十
四年，也从来不敢到那个地区去。有一个北京的地质工程师和两
个外国同行坐飞机到了那里，只是到郊外看地形，就被恐怖集团绑
架，外国同行一个逃走了，一个在逃跑时被击毙，他太胖，没逃
掉，在匪窟里搬了半年多弹药，后来终于逃出来了，须发全白，精
神失常，现在还在北京养病。你们如果不信，我有他北京家的电
话，可以打过去问问。”
当然，这位好心的记者没有能劝住我们。
我曾在伊朗的设拉子与妻子通过电话，她说，这个地名好难
听。但我没有告诉她，在伊朗一般人心目中，我们接着要去的地
方，更难听，几乎全是幢幢鬼影的所在，那就是克尔曼、扎黑丹等
处，所有在伊朗工作的中国人都反对我们驾车过去。
到了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的奎达，我试图与妻子通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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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接通。那个边境小城的恐怖，现在是世人皆知了。
我当时在每天发表的考察日记中判定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
的地区，可能会有读者认为是危言耸听，直到“九一一”事件发
生。 ．
其实，我在日记中对这方面的描写十分含蓄，一是为了保持
住一个男子汉临危不惧的笔底定力，二是怕吓着了能够在报刊间读
到这些日记的妻子。
但是，各地华文报纸的读者还是能从我含蓄的文字间读出一
些端倪：
近两个月内，在这条路上，已有三批外国人被绑架，
最近一批是在五天前。刚刚又接到消息，就在昨天，扎
黑丹地区三十二名警察被阿富汗的贩毒集团杀害，作为
对该集团一个首领被捕的报复。
上午五时起床，六时出发。克尔曼是个小城，刚离
开几步就是沙漠了。
这里的沙漠从她形上就会让人提起警觉：路边有很
多七八米直径的不规则石墩、石台，像地堡。又有不少
自然的石坑，像战壕。
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行进，心一直悬着，设
想着不久前三批外国人被绑架的各种情景。这些外国人
现在都还关着吧，至少五天前绑架的那一批，他们会关
在哪里?
离开北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到了沙漠风暴。只见
一片昏天黑地，车窗车身上沙石的撞击声如急雨骤临。
车只能开得很慢，却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条条黄
龙一般在沥青路面上横穿。风声如吼，沙石如泻，远处
完全看不见，近处，两边的沙地上出现了很多飞动的小
白气流，不知预示着什么。
处在这种风暴中最大的担忧，是不知它会加强到什
么程度。车队一下子变得很渺小，任凭天地间那双巨手
随意发落。
沙漠风暴终于过去了，刚想松口气，气又提了起
来：夜幕已临，而眼前却是一片高山!
两边的山峦狰狞怪诞，车道边悬崖深深。没有草树，
没有夜鸟，没有秋虫，一切都毫无表情地沉默着，而天
底下最可怖的就是这种毫无表情的沉默。
进入巴基斯坦后我们向一个叫奎达(Quetta)的小
城市赶去。距离为七百多公里，至少也得在凌晨一时左
右赶到。
这条路，据曼苏尔医生说，因为紧贴阿富汗，比扎
黑丹一带还要危险，至少已经险过缅甸的“金三角”，是
目前世界上最不能夜间行走的路。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等到明天，只能夜间行
走。理由很简单，边境无法停留，而从边境到奎达，根
本没有一处可安静歇脚的地方，只能赶路。
危险的感觉确实比前两天夜间赶路更强烈了。
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荒芜人烟，恰洽相反，倒是来自
人的踪迹。
路边时时有断墙、破屋出现，破屋中偶尔还有火光
一闪。
过一阵，这个路口又突然站起来两个背枪的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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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谁?是警察吗?但他们故意不看我们，不看这茫茫
荒原上惟一的移动物，因此故意得让人毛骨悚然。
正这么紧张地东张西望，我们一号车的马大立通过
对讲机在呼叫：“右边山谷转弯处有人用手电在照我们，
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朝右一看果然有手电，但又突
然熄灭。
对讲机又传来五号车袁白的呼叫：“有一辆车紧跟
着我们的车队，让它走又不走，怎么办?”
前面路边有两个黑色物体，车灯一照，是烧焦的两
个车壳。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个人。这儿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他们蹲在这里做什么?
正奇怪，前面出现了一辆崭新的横在路边的小轿车，
车上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我们的心一紧，看来必定
会遇到麻烦了，只能咬着牙齿冲过去。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
冲，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五号车的车轮爆了。车轮
爆破的声音会响到这种程度，我想是与大家的听觉神经
已经过于敏感有关。其他四辆车的伙伴们回过神来，当
然也就把车停了下来。这架势让那辆横在路上的小轿车
紧张了，立即发动离去。……
在我们换轮胎的时候，走来两个背枪的人，伸出手
来与我们握。我抬头一看，是两个老人，军装已经很旧，
而腰上缠着的子弹带更是破损不堪。
竟然是这样的老人警卫着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
段?我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从脸色到服装都很像沙漠老树
根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们没有岗亭，更没有手机，有
了事管什么用呢?
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们的车队一定遇到了好几批不良
之徒，因为我想不出这么多可疑人迹在这千里荒漠间晃
动的理由。但我们蹿过去了，惟一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快
速判断这样一个吉普车队的职能、来源和实力，而车身
上那个巨大的凤凰旋转标志，又是那么怪异。
半夜一时到达奎达，整个小城满街军岗，找不到一
个普通人。
除了早晨在曼苏尔医生手里拿到过一个煮蛋外，中
餐和晚餐都没有吃过。可能饿过了劲，谁也不想动了。
几个伙伴一路在劝我，让我一个人拐到某个城市坐
飞机走。我说如果我这样做，就实在太丢人。
伙伴们说：“你是名人啊，万一遭难影响太大。”
我说：“如果被名声所累，我就不会跨出历险的第
一步。放心吧，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文化人都是夸夸其谈，
又临阵脱逃的。”
我在这里写到的北姆，就是不久前发生惨烈地震的巴姆，成
了全人类近年来死人最多的地方。当时我在那里已感到极大的慌
乱：一个除了灰蒙蒙一片泥土色便没有其他颜色的所在，居所、道
路、生态都像是刚刚从原始社会出来不久，十分简陋，却又已全然
朽腐。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机构在进行着管理，遇到灾难，几乎是
束手无策。
至于一路黑影、一路老枪、一路宵禁，现在知道，都与塔利
班极端分子有关，与恐怖主义的基地组织有关。
我们能够全身通过，十分侥幸，因为两天之后，又有了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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