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我和他的友情，直接贯通着上海戏剧界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
人怦然心动的那些年月。记得一九八六年举办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
剧节，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把孙大雨、卞之琳、杨周翰、方
：平、孙家绣、陆谷孙等先生都请来了，更有大量国际同行参加，真
为上海争脸。胡伟民显然是其间最耀眼的明星，那天晚上他刚在九
江路人民大舞台的《第十二夜》终场中谢了幕，立即拉着我赶到黄
河路的长江剧场，去为《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谢幕，两个剧场
都人潮汹涌，我甚至恍惚觉得半个上海都被胡伟民的莎士比亚搅动
了。
他推着自行车，我走在他身边，心想，这座城市放逐了他二
十多年，二十多年间这些街市都在折腾些什么呢，而他一回来，立
即把这座城市推向了国际艺术的前沿。此刻已经夜深，历来喜欢折
腾人的人都入睡了吧?胡伟民只知道，路的两头，有他的观众。
人的一生，陪在一起走路的人很多，但有的路程，只须短短
一截，便终生铭记。
后来，他要把白先勇先生的《游园惊梦》搬上大陆的话剧舞
台，并让昆曲名旦华文漪女士暂时改行，担纲主演，这个构想本身
就出奇制胜。他请当时还健在的俞振飞先生担任昆曲顾问，要我担
任文学顾问，结果，组成了不同地域、剧种、行当、年龄的艺术家
大聚会，连白先勇先生也从美国飞来加入了我们，连走路已经需要
有人搀扶的昆曲泰斗俞振飞老先生也I力口入了我们，连作为中国古典
女性美代表的华文漪女士也在我们的蛊惑下穿上了一身牛仔装成天
与我们切磋笑闹。
那个年代的艺术活动，还不习惯于聘请顾问。胡伟民聘俞老
先生担任昆曲顾问无可非议，但聘请我担任文学顾问却是一个颠
倒年龄的惊人行为。他只比我父亲小十岁，间乎两辈之间而更靠
近长辈，却一味诚恳地让我行使顾问的实权，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
私下场合都要我提出最严厉的批评。由他领头，后来年龄比他还大
的大导演马科先生也来找我了，坦言希望我与他建立一种近似于与
胡伟民先生建立过的美好关系。与我父亲同龄的谢晋导演，则也屈
尊聘我担任他唯一的艺术顾问。
这几位长辈，名满天下，又嫉恶如仇，根本不需要谁来为他
们做摆设，更不会容忍脱离艺术直觉的滔滔高论，他们凭什么长久
地信任了我呢?我想，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毫不掩饰的尖锐和坦
诚。现在我手边有一本胡伟民的著作《导演的自我超越》，扉页上
有他写的一句话：
秋雨兄教正：
请继续鞭打我，让我始终有疼痛感。
胡伟民
后面还注明了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三日。今天重读这句
话，才让我将信将疑地记起，我对这位真正的艺术大师曾经是多么
不敬。但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艺术批评者和艺术实践者之间的关
系，虽然是真实的“鞭打”，真实的“疼痛感”，却有一种情真意切
的痛快。
这种友情，如山巅对弈，一步不让，却温煦高迈。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
坐着，他敲门进来了。坐在我对面，一支支地抽着烟，不断摇头、
叹气。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而受到文化部的审查，揭发的是
新问题，有关重大政治立场，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审查者很同情
我。胡伟民看着我，说：“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间你担子最重，管
着这么一个学院，带着这么一批学生，千万要保重!”接着他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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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起，说昨天晚上，他狠狠地骂了一个我们过去共同的朋友。“一
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历史人格和文化人格!”他说。
“你要保重!”他再一次叮咛，便站起身来。
我问他去哪里，他说这两天身体不太好，想到华山医院配点
药。
“那真要好好检查一下。”我说着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
下楼。想到他的身体，我又回身到窗口看了一会儿他骑着脚踏车离
去的身影。那辆脚踏车很旧，我们都称为“老坦克”。
华山医院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锁
上，就进去了。
很长时间过去了，“老坦克”周围的其他脚踏车一辆辆骑走了，
最后，只剩下它一辆。昏黄的路灯照着它，夜行的路人匆匆从它身
边走过。
没有人知道它在此时此刻的特殊含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
一个辉煌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
能是他，因此我连“喂”也没喊，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那一夜，我在拒绝、惊叫和麻木中，体验了人生的撕裂。
几天后，我在他的追思会上说：“仅仅一个人的去世，居然
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一个行业的基本关系。从今以后，除了家里
人的业务之外，我将不再与上海和外地的戏剧界来往，因为，我的
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
十年后，戏剧界纪念伟民，我应该去，但一去又成了“来往”，
便请现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荣广润先生带去一篇祭文，祭文最后
说：“伟民，还记得你刚离开时我的那个诺言吗?今天可以告诉
你，我用整整十年时间，做到了。”
我的这篇祭文在纪念会上被朗读。伟民的儿子，当今的优秀
电影导演胡雪桦后来每次遇到我都说：“大家都看到，您确实做到
了。在现代，找不到您这样的人了。”
我说过，泉眼既已堵塞，那就不再是我的山寨。
5
不想再与戏剧界来往，除了胡伟民去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那就是我所敬爱的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真的老了。
本来，说黄佐临先生老了有点多此一举，他不仅是我的前辈，
也是胡伟民的前辈，甚至在年龄上，还算得上是我爸爸的前辈，因
为他比我爸爸大了整整十六岁。“文革”之前他早已是一代泰斗，
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当然无缘拜识；等到“文革”结
束，他已七十多岁，我才与他进行没大没小的交往，几乎把他的年
龄忘记了。无数事实证明，整个八十年代，前后十年时间，就活跃
的思维、天真的心态、创造的激情而论，这位古稀老人全都超越了
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但到九十年代，他终于病倒了。我不得不经
常小心翼翼地向我所熟识的他的女儿黄蜀芹、黄小芹那里打听消
息，并由他的健康，为上海戏剧界，乃至整个上海文化界担忧起来。
黄佐临先生对我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前辈学者。其他前
辈学者对我有很多学理上的帮助、风范上的启迪，而黄佐临先生则
以他全方位的人格魅力左右了我在三十岁之后的人格重建。我曾写
过一篇论述他的文化人格的论文，但他对我影响最深的两项人格特
征，当时却不便发表。他在学术刊物上看完我的那篇论文后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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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sincn</I>在2004-12-25 3:15:41的发言：</B>
今天先到这里。。太累了～！</DIV>
<P>
<P><FONT color=#1111ee size=4>     辛苦了~！圣诞快乐！</FONT></P>
<P><FONT color=#1111ee size=4>    可以考虑用一个文本扫描器帮助输入~！</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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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加我的妈妈，还有我。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
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
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
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
“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
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真有本事，一句
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
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
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
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
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
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
‘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尽管当时乡间
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
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
播吧。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毒
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
“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
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
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11
很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
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
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
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
一点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
了。
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
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
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
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排
场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
儿子走上去。终于她下狠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
施：让我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那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
账的事务，也交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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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宠若惊。不仅是受妈妈之“宠”，而且是受全村之“宠”。
从此以后，这间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
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
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
12
读信、写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记工分、算账，是
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现在回忆起来，最
复杂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东头的讨饭奶奶。她过去讨过饭，现在早已不讨，住
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她有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
了。因此她是“军属”，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
毛笔字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每逢过年过节，村
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慰问，还会送上一点粮食。但是，这并不能改
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
总能听到她“哎哟、哎哟”的呻吟声。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寄一点
钱来，给她治病。但是，作为普通战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
谁陪去?住哪里?该出多少钱?这事，连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
为力。
地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她口述写给
儿子的信，口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
毛病没有好转，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她儿子
的来信，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估计那信
是由部队的文书代写的。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
说到朝鲜天冷，鼻子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
冷等等。老奶奶让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
子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儿
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
了一页给乡政府。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
但我知道，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从小
屋中传出。
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那家
属是妻子。军官姓余，是我们本家，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
山，那么近了，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有很长时间，他妻子一
直以为他战死了，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村长、乡长告诉
她，如果战死会有通报。于是她让我一封一封地给原先那个部队的
番号和驻地写信，句子都差不多。终于有一天，军官来信了，口气
冷冷的，说是自己受了伤，没法写信。他妻子听我读完信，二话不
说，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当时的妇女，单纯到居然没有在那
么长时间的杏无音讯中，产生丝毫关于移情别恋的怀疑。那女子在
军官那里获得了准备离婚的确切信息，回到村里就不想活了，几次
要投河。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我这个小孩子的事了，还是由我妈
妈出场，与几个婶婶、阿姨一起，陪着她，劝着她。半年后，办成
离婚，那女子就回了娘家，军官也从来没有回来过。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
是姓陈，现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
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
他来信。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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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秋雨上学”。
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一个才四岁的小不点
儿独自走在长路上已经让人怜惜，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
是去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那么，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这
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我们这里
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结束。
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而且从书写的功力
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岁
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
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
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
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
叔叔、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z,4A，小学入学的
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
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
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
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
过的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
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
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
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
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说：“真懂
事。”
10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
课铃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
的老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
来的特权。拧脸，女老师拧得不疼，男老师拧得有点疼，特别是那
位叫胡光华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
书，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钟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
“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
认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
一个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
师，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
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那是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
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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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妇人一定不会理解妈妈的眼色，妈妈这才慌忙看一下四
周，开始移过信纸。读信时，妈妈会把声音尽量放轻，但她发现，
越轻，凑过来的脑袋就越多，而他们口中吐出的劣质烟气也越是呛
人。时间一长，她也就放开了声音。
3
妈妈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
很合身，但对高地地的人来说，却是奇装异服。
结婚那天下轿，穿的是织锦缎旗袍，酒红色中盘旋着宝蓝色，
让村里人眼前一亮。但村里人更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而且，乡
下人历来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嫁妆看成又高又远的事，即使从眼前擦
过，也只当戏文传奇，不会用寻常目光评判。美丽的婚服穿过一次
也就压到箱底去了，没有机会再穿，成了一个缥缈而匆忙的回忆。
但是第二天，村里人奇怪了，新娘子还是穿着旗袍，只不过
换成阴丹士林的，一色正蓝，与织锦缎那件一样合身。更奇怪的
是，她居然穿着这身旗袍拎着篮子到河边淘米、洗菜去了。
在妈妈看来，阴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这身旗袍的颜色比
村里其他女人的服装都要单一，而且料子也极普通。
妈妈出门很少，但不管走到哪里，稍一回身，总能看到窗口、
门边星星点点注视的目光。她以为是乡亲们对新人好奇，便红脸低
头，用微笑打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
烦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来自上海，当然看不出妈妈的旗袍有什么不对，反而
觉得这个儿媳妇处处让她顺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余孝宏先
生对妈妈说了一句话，才传达出了一个村庄对一种服装的嘀咕。
孝宏爷爷坐在草垛边的石墩上，叫了一声妈妈的小名。这小
名，是他从祖母的呼叫声中听来的，他与祖母同辈，这么叫很合适。
妈妈停步，恭敬地等他说话。
他说：“你这种穿法是朱家的，这里不这么穿。”
妈妈看了一眼自己的旗袍，没有听懂他的话，看着他，等他
说下去。
孝宏爷爷其实是个很轻松的人，平日里习惯说说笑笑，一点
也不想摆长辈的架子，看到我妈妈发愣，就笑了，说：“你看这里
的女人，都是穿老布裤干活的。你这身，又不过节又不做客，太齐
整。”
在我们乡下，“齐整”这个词，含有漂亮的意思。
妈妈“哦”了一声，点点头，便转身回家禀告祖母。祖母一
听就来气：“就他管得宽!把他老婆都管成了痴子!”
话虽重，口气却是打趣式的，祖母说的时候还笑出声来了。
“痴子”也就是疯子，是指孝宏爷爷的前妻，祖母的妯娌，一
直蛰居在我家西边邻屋的楼上。这是我们童年时代最渴望见到又最
害怕见到的人物。她比我祖母年轻多了，我见到时大概也就是四十
多岁吧，偶尔下楼来，不讲话，也不给谁打招呼，不胖不瘦，表情
平静地轻声自语着什么，走不了几步又上楼了。
记得我五岁时有一次从山里采了一大把杜鹃花回来，在后门
正遇到她下楼。她眼神定定地看了我手上的杜鹃花一会儿，又移眼
看了看我。我分出两只花来送给她，她把花拿到眼前又细看了一
下，却立即塞回到了我手里，转身便上了楼，没发出一点声音。
前妻疯了，孝宏爷爷又续娶了一位，那就是至今健在的我的
小阿婆了。小阿婆只比我妈妈大三岁，却长了一辈，她干练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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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读信、写信的结果使她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义务在这
些村子间办识字班，在年轻人中扫除文盲。以前已经有一些小媳妇
想识字来找她，她觉得不如干脆把事情做得更像样一点。
东边一里路之外的桥头已有一所简陋的小学，办在一个破败
的尼姑庵里，但是，当时那里招生太少，要收学费，一般农村青少
年进不了。妈妈知道，要吸引大家来上识字班，第一个条件是不收
学费，第二个条件是上课时间要顺农活，也就是要在大家收工以后
或不出工的日子里上课。
这样办，她粗粗一算，来的人会很多，光她一个人来教，吃
不消。
要找一个人来帮忙。
有文化，能教书，愿意尽义务，完全没有报酬，又必须是一
个女的，出来教书不影响家庭生计……
这样的人，在当地农村，哪里去找?
终于，她想到了自己娘家——朱家村，西边半里地之外的斯
文富贵之地，只能从那里搬救兵了。
外公是地主，妈妈去朱家村找人有点不便，但妈妈一直缺少
政治意识，心想义务教人识字，这样的好事谁会反对呢?
找到的那个人，便是朱家村除外公之外的另一个“破产地主”
朱炳岱先生的年轻妻子。
朱炳岱被划为地主也是因为父辈的家声，到他自己已没有地
产。他的妻子身材娇小、美貌惊人，比妈妈小一岁，也是从新浦沿
嫁过来的，与小阿婆一样。姓王，叫王逸琴。
在妈妈还没有嫁到余家时，王逸琴已经嫁到朱家村了。妈妈
一直说王逸琴比自己漂亮，但大家都说妈妈的气度更大一点。妈妈
出嫁前与王逸琴谈过两次话，彼此印象都好，妈妈也由此知道她文
化不低。
现在，妈妈抱着我，敲开了王逸琴家的门。
开门见山，妈妈对她说“你帮帮我。高地地太苦了，年轻人
都不识字。我打听了，别的一些村也是这样。我们两个一起办一个
识字班吧，我教语文，你教算术!”
王逸琴说：“亏得你还想到我。”
妈妈说：“这事没有报酬。”
王逸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是地主的老婆，别人
都不喜欢我到外面走动。”
妈妈笑了，说：“我还是地主的女儿呢。”
王逸琴问：“万一人家拖脚怎么办?”她说的“拖脚”，也就
是一般所说的检举、揭发，我们那里把“拖”字发音成“得唉”。她
的意思，如果有人检举、揭发，有一个地主的女儿和一个地主的妻
子一起办了一个识字班，一定有什么不良目的，该怎么办。
妈妈回答道：“有人拖脚，我们歇手。”
“脚”和“手”对仗，说出口之后妈妈自己笑了，王逸琴也笑
了。
那么简单就说定了，王逸琴把妈妈送到她家东首的竹园边。妈
妈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美丽的少妇，问：“你这旗袍是上海做的
吗?”
“我没去过上海。这旗袍是在娘家新浦沿做的。”王逸琴说。
“新浦沿人穿旗袍吗?我婆家一个长辈亲戚也是从新浦沿嫁过
来的，看不惯我穿旗袍，说那里只有王尧辉的家眷才穿。她还见过
王尧辉本人。”
耳边传来轻轻的声音：“王尧辉是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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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妈妈对王逸琴更敬重了。倒不是因为知道了她美貌和受过良
好教育的原因，而是因为她在父亲还非常得势的时代居然没有让大
家知道她是谁的女儿。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十分困难，必须由王尧
辉本人作出决定和安排，因此，妈妈对王尧辉先生也产生了几分尊
敬。
识字班在我家东门口的堂前开办。妈妈亲自在高地地一家家
动员，一些青年听说可以不交学费、不误农活就能识字，地方又那
么近，都抢着要来。妈妈交给他们一个任务，到邻近的村庄如车
头、田央里、顾家村、陈家村去看看，有没有也想进班的人。她
想，人多人少同样上课，多一个人识字总好一点。谁知这么一来，
人就太多了。开班那天，人一批批来，挤在小小的堂前，桌椅就不
够，临时到村子里各家各户去借。
借桌椅的事搅动了全村，有两个女孩子忽发奇想，觉得我家
西边邻屋楼上孝宏爷爷那个疯了的前妻屋里，一定有一些空置不用
的桌椅，也就壮着胆子蹑手蹑脚上去了。
她们小心地向那位安静的疯女人说明来意，疯女人一直低着
头，没有表情。两位女孩子站在屋子里四周一看确实有几条空置的
长凳，就说“阿婆，我们先搬走了，上完课马上来还。”见疯女人
没有表示反对，就去搬了。
刚向凳子挪步，发现满地都是一些浅黄色的奇怪物件，蹲下
身去一看，全是用麦秆编成的各种小动物，惟妙惟肖，生动可爱，
密密层层铺了一地。
两个女孩子抬起头来看了疯女人一眼，心想你长年不下楼原
来在编织这么一个热闹的世界。最后，她们搬出长凳时忍不住又对
疯女人说“阿婆，你编得太好了，那么多，送我们两个吧。”疯女
人仍然没有说话，但似乎嘴角有一点轻微的笑影。两个女孩子也就
一人扛了两条长凳，各拿一件麦秆小动物下楼了。
堂前乱过一阵，妈妈开始讲课。她把一块深色门板当黑板，拿
着几支从半里外的小学要来的粉笔，教几个最简单的字。这在村里
算是一件大事，男女老少都拥过来看，许多纳鞋底、抱小孩的妇女
也都挤挤地站在边角，高高低低都是人头，嗡嗡蝗蝗。妈妈知道，
这样下去没法上课，要另换地方。妈妈讲了一会儿之后，王逸琴开
始讲算术。她显然比妈妈更受不了这种混乱局面，经常停顿，但还
是讲了下去。突然，她发现站着的妇女都把头转向了一边，全场突
然肃静。大家注视的，是一个头发不整却表情木然的女人。
王逸琴面对这个场景不知所措，妈妈一看也吃了一惊，是西
楼的疯女人，她也下楼听课来了。疯女人的存在，使全场不再喧
闹，但大家的注意力再也集中不到老师身上，这一点，王逸琴很快
明白，她无法在这种奇怪的安静中把课讲下去。
散课之后，妈妈把自己刚刚作出的决定告诉王逸琴：识字班
到祠堂里开，那里桌椅很多，地方很大，只须叫两个学员去打扫一
下就成。
王逸琴的心思还是留在刚才那个表情木然的女人身上。
妈妈说：“她是疯子。”
王逸琴说：“不知怎么总觉得睑熟，一定在哪里见过。”
妈妈说：“不可能，她从来不出门。”
正说着，小阿婆过来了，热情地挽着王逸琴的手问：“听口音
你也是我们新浦沿人吧?哪家?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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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腴白净，是村子里的一个人物，如果用现代传媒的语言来定位，
算是“该村妇女界的言论领袖”。小阿婆是从北边的新浦沿嫁过来
的，那里靠着海，有渔业、盐业、航运业，这比我们村里开化。据
说小阿婆还见过在整个浙北、浙东都鼎鼎有名的强势士绅王尧辉先
生。王尧辉的强势，在于他有效地掌控了三北地区的盐业，这可是
身价无限的土皇帝，早被此间村民神化了，小阿婆居然见过!光凭
这一点，就使她在村民中的地位不凡。
小阿婆告诉乡亲：“连王尧辉家的佣人也吃得起馄饨。”然后她
细细讲述馄饨是什么。非常薄的面粉皮子，包住了一点点最新鲜的
肉馅儿，水一煮，薄皮子像云一样飘起来了。乡亲们一听，心也飘
起来了。
孝宏爷爷把这么一个见过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里，实在让
村里人佩服不已。他总是坐在村头草垛边的石墩上，晒着太阳，调
笑着每一个走过的人。但是，别人不敢反过来调笑他，一是因为他
辈分高，二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样一位妻子。连妻子都能随口说说王
尧辉了，那丈夫如何了得，天下还有什么事不在他的眼皮底下?
但是，正是这位孝宏爷爷，不能接受我妈妈的旗袍。难道，连
见多识广的小阿婆也没穿过旗袍?王尧辉家如此豪门，女眷如云花
团锦簇，小阿婆没穿过总也见过吧?
妈妈问祖母，祖母想了想，说：“她当然见过，却真没见她穿
过。新浦沿再怎么，也不能和上海比。”
“那我改穿长裤吧?”妈妈征询祖母的意见。
“其实随便，都可以。”祖母说。
妈妈改穿长裤的第三天，孝宏爷爷又在草垛边的石墩上把她
叫住了，说：“你这长裤也不对，太瘦，这里的裤子要宽大。也不
能长到脚背，只能到膝盖下面。”
这次妈妈不理了，仍然穿着长到脚背的瘦长裤，过几天又轮
换成旗袍。后来自己缝了一条裤子，宽大了一点，但还是长到脚背。
乡亲们天天晚上聚到我家来，看妈妈读信、写信，时间一长，
也都习惯了她的旗袍和瘦长裤。
4
读信写信，是在读写一座村庄。
妈妈快速地进入了村庄的内心。
其实远不止是这座村庄。读信、写信的另一端，大多是上海。
上海是由一批批闯荡者营造起来的，来自浙江农村的闯荡者又显得
特别重要。例如，我家向南不远龙山镇农村的那个闯荡者就当上了
海商会会长，他叫虞洽卿，上海最热闹的一条大路曾以他的名字命
名。但是，多数闯荡者都没有出名，他们中的一小拨来自我们村
庄，平生只有我的妈妈在不断地书写着他们的名字。
终于，妈妈发现，外出的闯荡者也都不识字，收到乡间妻子
来信后还要请别人来读。这让她愕然了。
她原来以为自己是一对对夫妻间惟一的“传话者”，因此尽量
把妻子们的委婉心语细致表述，谁知，这种表述仍然不能直接抵
达。对方找到的读信者一定是男人，他们能传达这些哀怨村妇的隐
隐心曲吗?
那么上海，浙江农村为了造就你这座城市所支付的情感代价，
实在太大了。
妈妈太熟悉上海，因此深知两端之间的不公平。
她知道不公平是永恒的，但她要做点事。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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