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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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快速地碾过湿漉漉的落叶，悄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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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找我在高安路十九号的
办公室谈话。副部长在干部级别上与我相同，因此他说：“像我们
这样一级的干部中，经常声称要辞职的人不少，但真正锲而不舍地
当作一件事来做的，至今只有你一个。一共写了几封辞职信了?”
“十五封。其实只写了五次，每次都分送三个上级。”我答道。
副部长说：“我们昨天与文化部在电话里商量了，决定再正
式问你一次：既然你如此坚定，我们可以报告上级暂时关闭对
你进一步选拔的工作程序，你不会后悔吧?”
“当然不会。”我说，然后兴奋地问他， “批准我辞职了?”
“不是。”副部长说，“只是暂停进一步选拔的程序。至于院长
的职务，已经是既成事实，你又拿不出辞职的正当理由，批准不
了。”
走出高安路市委组织部办公室时，我忧喜参半。
我已经明白，从现在开始，要设计辞职的“正当理由”。
8
几天之后，我与副院长胡妙胜教授商量，请他出任常务副院
长，主持日常工作。我声称的理由是，有一个“紧迫的学术任务”
需要完成。胡妙胜教授同意了，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内部的分工变
动，不必向上级报告。
三个月后，国家文化部教育局局长高茵女士来上海，住在上
海教育会堂宾馆，我去禀报工作。
我一坐下就问高茵局长：“这个学期以来，我们学院的工作
还好吗?”
“很好。’高茵局长说，“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还是领先。
你有功。”
“不，”我说，“这学期的工作是常务副院长胡妙胜教授在主持。
实践证明，他能做院长，而且做得很好。他比我大整整十二岁，再
不扶正，就晚了。”
高茵局长一听就笑了：“这就是你的辞职设计吧?没用。现在
提倡干部年轻化，哪有把年轻的正职除掉，让给不年轻的副职
的?”
她一句话，就把我一个学期的设计归于无效。我着急了，开
始与高局长套近乎，甚至假装随意地提到，我认识她的丈夫沈竹先
生。高茵局长温和善良，立即感受到我辞职的要求实在是出于真
心，就设身处地为我谋虑起来。
“我们国家的干部体制，还没有建立自动辞职的机制。”她说，
“有时说辞职，其实是处分。你犯点错误就好了，讨论辞职就有了
理由。但现在你能犯什么错误呢?生活问题?人家不会相信，上面
也不太追究了；经济问题?学院清水衙门，即使有心也无处下手
啊……”
。 说着她又笑了。
“更麻烦的是，你一直算是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典型，大家
怎么可能放弃一个典型呢?除非你生重病，但你好像一直都精神焕
发。”她说。
“这么说，我能够辞职的惟一理由是生病?”我问。
“对。”高局长说，但她又警觉地注视着我一笑，“可不能装
病。”
我也笑了。心想，既然只有一条路了，我一定要走通它。
离开高局长后，我想，假装生病很难，天天都需要表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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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嫉妒……这种力量，已经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潜在气候。”
“我辞职了，就不在乎这一些了。”我说。
“不能不在乎。”他说，“你的名声还是会引起传媒和读者的长
久兴趣。只有两种方法能够改变这一切，一是你与他们广泛交往，
成为朋友；二是你永远有职有权，使他们很难下手。但我知道你
决不会走第一条路，那就只能守住第二条了。因此不能辞职。失去
权力就失去安全!”
他谈论这些问题，深通人情世故又合乎逻辑，这也是我当时
很乐于与他通话的原因。但是，他显然不了解作为老师的我，还有
一种远远超越生存技巧之外的人文勇气。
“靠权位来维护个人安全，那就不是我了。”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他知道人文道义的所在，但不具
体，却又怕被我视为不知道。 ’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想了很久。是这个学生首先告诉我，辞
职的麻烦不在于无处可去，而在于不安全。只不过，他后来仍然把
文化界那股上海小市民的力量看得太大太重，自己混迹其间，做了
一件对不起我的事。他以为我永远不会知道，而我却立即知道了
因此停止交往至今。但我还是经常为他可惜，凭他的聪明和才亩
他的文化地位本可更高一点。我也有责任，没有用强烈的方式及时
告诉他：上海文化的尊严不在于小市民，我们生命的尊严不在
技巧。
我不会不知道“众口铄金”的古训。经过“文革”，我更知道
中国文人在大批判上的情结和才华。我还知道，不管“众口”还是j
“大批判”，确实都会对着有名而无权的人物倾泻，而且一旦倾泻就
不再停息，直到被攻击的人物声消身灭。如果这一切都将落在我的
头上，我是感到恐惧，还是豪迈?
豪迈。真的，我觉得生命对我只有一次，我若能有机会遍俸
鳞伤地笑傲万夫，将不虚此生。
在这一点上，我发觉自己与爸爸有很大的不同，大概，是祖
母大人的隔代遗传吧?
想到这里，我对辞职更加着迷了。原先着迷于辞职时的潇洒，
后来着迷于辞职后的孤独，现在，则着迷于不安全的预感了。就像
小时候半夜闯坟地、月下攀高山，越是不安全，越急不可待。
本想过几天再开始行动，现在决定，明天上午，立即动手，写
辞职书。
7
辞职书一式三份，一份给国家文化部，一份给上海市政府教
育卫生办公室，一份给上海市委组织部。
送出几天，毫无回响。估计去研究了吧，耐着性子等了一个
月，仍然没有音讯。打电话去问，几个地方的回答一模一样，都是
乐呵呵的三个字：不可能。
让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不批准，而是他们的不在意。他们为
什么对我这么严肃的辞职要求不予答复，去问时还用那么轻松的口
气来对付呢?
后来才明白，在仕途上递辞职书，大多出于“以退为进”的
技巧，领导部门见过不少，因此也误会我了。
惟一能够证明我是真辞职的办法，是继续不断地辞下去。除
了书面，还有口头，只要见到上级部门的官员，不管有用无用，逮
住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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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形成了“南黄北焦”两大师分领中国剧坛的局面，但由于上海柯
庆施、张春桥等领导人极左，黄佐临先生的政治境遇远不如北京的
焦菊隐先生。不良的政治境遇反而进一步保全了他的文化立场，他
在“左倾”思潮最严重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学
说，推介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和实践，倡导写意戏剧观，成为当时
中国文化界空谷足音般的纯文化建树，这就不是当时在政治上过于
受到抬举的文化人所能做到的了。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在灾难刚刚
过去不久的关键时刻去北京执导《伽利略传》，解剖知识分子的人
格悖论，震撼了几乎所有京城智者的灵魂。
黄佐临先生说：“文化人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固然不能同流合
污，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也没有必要成为政治工具，永远要明白自己
是吃哪—碗饭的。”与他相比，绝大多数文化人实在太惦记自己饭
碗之外的菜肴了。
然而正是他，在我担任院长之初说了“可喜、可惜”四个字。
我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判断，这四个字的重点在后面两个字。我如
果要像他那样回归生命的真实和创造的轻松，回归文化的本位和艺
术的本位，毫无疑问，迟早会选择辞职。
是的，我完全能胜任行政领导工作，但另一端，一位老人极
具魅力的笑容，在默默地召唤。这种笑容里，还沉淀着萧伯纳们的
几许笑意。历史已经证明，温暖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不是口号，不
是打斗，而是这种寂寞的笑容。
6
这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我的一个学生打来的。这个学生现在我已经不交往，但在
当时，却是一个热络的交谈者。他很聪明，能写剧本，而更重要的
是，他深谙世情。他从外地的底层社会进入上海，必须摸爬滚打、
事事警觉，才不至于被别人随手扼杀。他把自己的人生战场构筑在
上海的低层文化圈内，认为在那里胜利了，便能一步步攀入高层。
这种设计，按照常规奋斗模式并没有错，但在文化领域却犯了一个
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文化领域里的低层和高层，并不是像官场和
商界那样可以一级级自然攀援的，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天地。
当你终于成了低层文化圈的小台柱，那么，离巴金、黄佐临、谢晋
的领域，不是近了，反而远了。
这便是我在课堂上反复告诫学生的“人格等级的奠基成本”。
奠基于大山背后的低洼泥潭，哪怕筑造得再高也显得阴暗局促、不
伦不类，永远成不了气象。
但是，在当时，我的这个学生能够经常在电话里告诉我那么
多近在咫尺的山后风景，让我颇感新鲜。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上海
文化界里边的事，也有一些名目，如某杂志、某协会、某作家、某
科长之类，但我听起来为什么那么陌生?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
他所描述的，是上海社会中一个生生不息的小市民群落，不管渗入
文化领域多深，都无法改变这个实质。我当时还无法作出这种判
断，甚至误以为碰撞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波希米亚(BoheⅡ讧a)圈
子呢。
那天我在电话中告诉这个学生，我准备辞职。
他沉默了几秒钟，立即回答：“万万不可!”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你不知道，一种广泛的嫉妒早已
集结在你周围。写了那么多本书又从政，让很多文化人嫉妒；从
政雷厉风行，让很多同级官员嫉妒；言论的社会影响力又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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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们说：“真是神了，说得都对。”我听说后立即前去禀报，说
还有最重要的两项暂不公开。他仔细听我说完，几乎是顽皮地朝我
一笑，又用手指点点我，满脸愉悦。
当时没有发表的有关他的第一项人格特征是：剥除资历迷
思，回归生命的真实和创造的轻松。
这里所说的资历迷思，也可以称之为文化身段、权威架势、名
校光环、职称冠冕、师从辈份，这一切，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文
化界都在着急编织、慌乱拼凑、苦心营造，连极左时代毕业于北京
某校、在大教室听过某位教授报告都成了永不离口的资格，因此如
果我当时指出这一点，就会得罪绝大多数同行。黄佐临先生完全不
在乎这一系列资历迷思，一味孩子气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有趣的创作
计划，还像大学生似的不断向我们报告新读到的外国学术新动向。
对于我新出版的每一部学术著作，他都像普通读者一样写读后感给
我看。知道我的烹调技术不错，他居然认真地谋划开一家“余教授
餐厅”，他为我“坐台”一星期……
事实上，最有资历的就是他。前辈学者中，像他这样在三十
年代前期就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剑桥大学的还能找到，但作为萧伯
纳嫡传弟子的还有谁呢?记得钱钟书先生欣然同意由黄蜀芹导演来
拍摄电视剧《围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知道她是谁的女儿。
据回忆录记载，当年黄佐临先生从英国回来执掌上海剧坛，刚从南
通来到上海的青年赵丹简直不敢仰视这位萧伯纳弟子的熠熠光辉，
赵丹住在黄佐临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冰箱，每次好奇地偷偷打开，
总发现里边的灯一直亮着，整夜都为如何关闭冰箱里的灯而暗暗着
急。几十年过去，谁曾在赵丹主演的电影里演过一个群众角色都成
了一种无上的资历，而黄佐临先生还一如既往，似乎从来不知道有
谁动过他的冰箱。
我因为早就习惯了一个“没有资历”的黄佐临先生，．因此那
年与他一起在新加坡访问也着实惊讶了一番。新加坡外交部长与我
年岁相仿，见了黄佐临先生便礼貌地询问是不是第一次到访，黄佐
临缶先生说：“六十年前来过”，外交部长以为是说“六十年代来
过”，一算也二十多年了，连声感叹黄佐临先生来得早。黄佐临先
生立即更正，让他再往前多算四十年。
这样一位资历惊人的大师，平常只是轻松度日、畅快说笑、随
心创造，这实在是对社会上越陷越深的资历迷思的最彻底的挑战。
他让我看轻了那些早已被大家供奉为堂皇的虚假，这对我后来的文
化选择关系重大。一切名号、头衔、机构，既不能诱惑我，也不能
吓着我，只要想到黄佐临先生，我总能穿越种种迷雾，去把握自身
的轻松和自由。
当时没有发表的有关他的第二项人格特征是：剥除政治迷
思，回归文化的本位和艺术的本位。
这里所说的政治迷思，是中国文化人长久以来的一种人格错
位，很少有人能够摆脱，但黄佐临先生摆脱了。一九三七年从英国
回来参加抗战，当然是出于一种反法西斯的爱国热情，然而他又明
白，自己的岗位在文化。直到他年迈，还有一些文化史研究者责怪
他当时既没有靠近国民党，又没有靠近共产党，政治态度不够鲜
明。为此他曾写过一份很长的材料给我看，说明当时的自我定位。
有趣的是，我后来看到了音乐家李德伦先生的一个相关的回忆录。
李先生当时已是地下共产党员，被秘密委派到黄佐临先生的剧团里
去做工作，结果，真正被“改造”的反倒是他，他被黄佐临先生
所代表的国际文明和上海文明融化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上海的黄佐临先生和在北京的焦菊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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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雅宝的空军招待所里，我被一个领导部门的官员约谈。
有两个显赫的职位可供选择，我委婉的拒绝使他产生误会，以为我
只是不想再接受与文化相关的职务。他略作迟疑便提出了另一番建
议，并且很知心地首肯我刚才的拒绝，认为在官场升迁的大盘子
上，文化方面的职位近似于“盲肠”，最容易导致边缘化滞塞。当
我告诉他，我连文化之外的职位也不想担任，他沉默了。他凭经验
判断我还有更加深沉的要求，便很老练地不再谈下去。而我，实际
上并没有这种要求，却必须花时间把思路理清，再找一个有说服力
的表述方式。
我知道不管哪一个表述方式都不会有说服力，因为当时全国
几乎还找不出一个这样级别的官员在无缘无故、无病无灾的情况下
彻底辞职的先例。在中国，没有先例就没有说服力。
但是，我必须先说服自己。因此，需要好好想一想。
3
想的地方，是离家不远的龙华寺。
那些日子，上午在学院处理好一天的工作，吃过中饭就对几
位副院长和办公室主任说，我要回家写点东西，便提早走了。至于
写什么东西，那是不必给他们说的，这就是做院长和副院长的区
别。如果是副院长，少不了要告诉院长自己回家要去写什么，带有
一点“请假”的性质。正是这种细节性的差异，我想，我是只能做
师长而不能做副军长的，或者说小一点，是只能做村长而不能做副
乡长的。
半天时间能写什么东西?我全去了龙华寺。一天又一天，断
断续续去了好几个月。
庙宇对我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亲切，估计前世必是佛家中人。回
想我出生之时，外寇方逐，内战已炽，民生凋敝，土匪横行，乡间
能够维持最终精神底线的，只有佛教。我的祖母和她的老姐妹们，
是一个立足灾难的信仰者群体，她们并不能读懂佛经，却处处行
善，天天互助，心态平和，遇事无惧。
现在我重进庙宇，闻着从小就熟悉的香烛气味，霎时剥去了
从乡间小庙到龙华寺之间的种种加入，发觉自己原来没走多远，绕
了几步又回来了。
朝拜完大雄宝殿往南，不远处有一条小小的横路向西，穿过
一个门，就可看到一片茂密的树木，这便是当时被称作“龙华公
园’’的所在了。龙华素以桃花闻名远近，这个公园是欣赏桃花的好
地方，但在几十年前，却是刑场，很多革命者在这里被杀，包括一
些年轻的革命作家。记得鲁迅曾在一封书信里告诉日本朋友，龙华
是看桃花的好地方，但他决不会去看，因为自己的很多青年朋友死
在那里。
那天我坐在一把长椅上。这把长椅藏在树丛里边，对着一个
杂草众生的小池塘。我想，坐在这佛寺和刑场间的最大好处，是能
够让一些问题超越种种世俗的坐标、现实的迷误、自欺的借口，直
问简单的真实。那就自问一句：如果我要放弃仕途，将会寻找一
个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
做官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受人尊重，二是能够有效地在公共
事务中实现自己的良好意愿。这两点加在一起，能够产生很大的优
越感，使生命获得某种满足。这便是很多好人也想做官的原因。但
是，这种优越感中包含着很多虚假的成分，已经被我触摸到了。
说起尊重，在全院三次民意测验都首选我的时候，还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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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讨论的余地。而且已经急不可待，就像救灾除疫，没有磨嘴的时
间。试想，如果我为了博取“民主”的美誉在要不要拆仓库的问题
上把八大仓库和下属十几个仓库的管理人员全都找来开会讨论，结
果将会如何?我想所有的仓库大约到今天还巍然屹立，一个也拆不
了。
我对这样的问题只作一种选择：一言既下，梁坍柱倾，灰飞
烟灭。
13
这种选择，也与爸爸有关。
爸爸一生谨小慎微，在“文革”之前，不管有谁提出批评，明
知不对，也不予辩正，只谦虚接受。结果怎么样呢?那样的批评者
越宠越娇，变本加厉，直到灾难一来，把你彻底打倒。
当谦虚和宽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们也就成了鼓励诬陷和伤
害的“恶德”。在“文革”中，我全看到了。
现在连爸爸也早已明白，在远不健全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模式
中，那些永远滔滔不绝又不断变更立场的激昂言辞，绝对不能当
真，不管它们是不是打出了旗帜，戴上了袖章，占据了传媒，装成
了学问。如果有谁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无
处下脚。
此外，也有一些是民众间的闲言碎语，虽然没有那么讨厌，却
也不能多听。社会封闭已久，缺少思维资源，处处积习难改，事事
坐井观天，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意见?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我家的经
历：“文革”十年，“群众专政”，那么低层的单位，那么熟悉的人
群，却从来没听到一个人提出，应该释放我爸爸。
既然如此，还多听作甚?
爸爸的这个人生教训，换来了我的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因
此也换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精彩岁月。
14
这次又受到表扬了。国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对我说，我们
学院的工作，在文化部直属高校中已遥遥领先，希望我能总结“治
校经验”，以便推广。
我说：“我的经验很难推广，因为容易产生误读。”
副部长说：“不至于吧?说说看!”
“我的经验是：苦难产生蔑视，蔑视产生强硬，强硬产生高
效，高效产生轻松。”
副部长听了这四个句子果然开始沉吟，终于说：“别的都好，
就是‘蔑视’有点不妥吧?”
我谠“这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的历史教训，在于宠坏了本
该蔑视的一切。”
我所要蔑视的，并不是上海戏剧学院里哪几个具体的人，而
是超越任何具体单位的一种全社会的构成，一种悠久的历史沉淀，
一种顽固的思维债陛。因此我所说的四个句子，也是一种泛化了的
历史哲理。
后来我在美国一位传媒巨匠的书中读到一句话，不禁哑然失
笑，觉得遇到了异邦知音。那句话是：“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
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不放在眼里，就是蔑视。
想来想去，除了蔑视，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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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媒巨匠的意思很明白：没有蔑视，就没有伟大。
“文革”十年的教训也很明白：当我们停止蔑视，那么，世上
正常的一切都会被蔑视，包括伟大在内。
记得戏剧文学系的徐闻莺老师听了我的这类表述后曾为我担
心，说：“如果形势有变，当社会上那些被你蔑视的一切联合起来
对付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那我仍然将用蔑视，来证明他们即便联合起来也
真该被蔑视。”
“如果他们采取了更恶劣的手段呢?”她问。
我说：“那就让他们知道，中国还剩下一些男子汉。”
其实在那个时候，事情还没有这么悲壮。恰恰相反，似乎到
处都是胜利的信号。一个院长的骄傲和蔑视直接影响了整个校园的
集体人格。大家都不难回忆起，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上上下下
是多么骄傲啊，即便不能说没有蚊叮鼠咬，但它们哪里敢发出一点
咬嚼之声?
有时我想，如果时间倒转，把现在报刊间那些蝇营狗苟的言
行放回到那个年代，不必说别的地方，只说在我们小小的校园里，
换来的也只能是一阵哄笑：哈——哈一!
那真是伟大的年月，高贵的蔑视。
一位英国学人说：“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伟大，但在道德革
命之后，伟大的特征是傲而不高。”(兰多：《想象的对话》)
我们不是高大的伟人，但我们有资格骄傲。历史留给我们的
权利并不太多，但灾难毕竟教会了我们嘲笑。
我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如果你们读到这段文字，不
妨在心底招回几声昔日校园里的那种笑声。那是我播种的，我能听
到。
第四章
湿漉漉的落叶
1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
择。
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
体量和影响。
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天鹅在世界美禽大赛中得了
金奖，偶尔放飞时却被无知的猎人射杀，这两件事都
够大，但对这只天鹅来说，都不是它自己的选择。相
反，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杀后哀鸣声声、绝食
而死，则是大选择。
回想起来，我以前不管是经历灾难，还是获得荣誉，也都是
被动的，并不是我的选择。我的种种表现，只是大被动之下的小选
择，很多人也会这么做，而且并没有突破我已经形成的人格定势。
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
这实在很难。
缺少参照坐标，也就是缺少解释话语，不仅不能被周围理解，
也不能被昨天的自己理解。因此，一般人只作小选择，拒绝大选
择，包括以前的我。
然而，我有幸遇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期，环顾四周，产
生了一些特殊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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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选择发生在四十岁之后，发生在看起来“运程亨通”的
年月，发生在人们的意料之外。
因此，也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人生才真正有了一点比
较主动的哲学意义。
2
在我国的行政生态中，一个人担任了高等学校的校长，他的
首要身份不再是一个学者、教育家，而是一个级别不低的领导干
部。高校领导干部的级别，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相同的，与学校
大小无关。而且，这个级别可以随时转换成高校之外的职务，全国
通用。
这还不算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任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这恰恰是中国官场的一个全面腾跃期，类似的时期在历史上
很难找到。
原因是，“文革”阻断了原先的行政擢升规程，以造反派和工
宣队为选拔主体，而他们又不能沿用于十年之后。因此“文革”结
束后只能全面恢复老干部的职位，由他们重掌帅印。但他们毕竟已
经老迈，体力渐渐不支，而且在知识结构上也难以应付新时期的发
展需要，忙碌几年后不得不集体退居二线，一大批重要的职位都空
了出来，等待成群的年轻人去填补。由于高层职位的空缺程度比低
层职位还要严重，所以当时干部提拔的速度非常惊人。一位大学毕
业生在短短几年之内成为市长、省长都是有可能的，与现在大批干
部拥塞在台阶上慢慢熬上几年才挪上半级的情景完全不同。在当
时，一个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如果进入厅(局)级，那就更是
进入了擢升的快车道，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这是历史的大转折
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正巧被我遇上了。
除了这个时间上的因素之外，还有地域上的因素。历史的指
挥棒常常会在一个时期内频频指向某些地域，例如在战争年代，大
批将军总是集中涌现于少数几个地方。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所
在的上海，肯定已经成了这样的地域。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当时几乎天天都能感受到，自己
的“仕途”突然变得非常平整和开阔。总有那么多上级机构一次次
来考查，而每一次考查的结果都一样“非常满意，准备挑更重的
担子。”照理，考查的结果是不应该告诉本人的，但是，这种保密
的程度，取决于考查的性质是正面还是负面。如果是正面的，下来
考查的干部对被考查者没有太大防范，两方面级别相近，今后很可
能是被考查者更高，考查者也乐得略略表功，因此保密程度就大大
减弱。
上海市委一位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和国家文化部一位人事部门
的负责人在考查之后悄悄告诉我，厅局级干部再往上升，“硬件障
碍”是年龄和文凭，“软件障碍”是人缘和能力，我都不存在。在
年龄上，我虽已四十出头，却还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正职负责
人，文凭当然更不成问题。人缘已由民意测验证明，他们一次次来
考查的是能力，顺便了解一下是否有太多的私心。据说，结果比他
们预计的还要好得多。
“注意：身体，今后有你忙的了。”这是他们对我的共同告别语。
第二句共同的告别语是：“尽快物色上海戏剧学院的接班
人。”
不久，美国一家华人报纸和香港《明报》都刊登消息，我将
在北京或上海出任重要的职位。
事情终于越来越紧迫了，我必须作出一个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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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纯净的，但当任命一下，性质就变了。以前的尊重，已经被这个
任命收纳、化解、了断，以后的尊重，主要是投向这个职位了。我
曾经努力地想模糊此间的区别，但只要稍加留意，什么也模糊不
了。
例如，我陈述着一个又一个的观点，属下的干部和教师都频
频点头，在很长时间内我以为是完成了一次次“精神对接”，但后
来有大量的细微末节告诉我，大家主要是出于行政服从，而不是观
念皈依。这个行政职位，以前很多人做过，以后还有很多人做，我
与他们不同的，是我的观念，但大家服从的主要是职位，那么，我
的意义何在呢?再进一步想，如果大家皈依了我的办学观念，这个
观念也并不是我的，而只是对国内外一些既有办学经验的选择和挪
用。我的意义，仍然微乎其微。
这种微乎其微，能够支撑得起他人的尊重和自己的优越感
吗?显然不行。
我的惶恐在于，原以为自我发挥最好的时期，却发现了自我
的最大失落。
想到了西方现代哲学家论述生命与死亡。任何人都不可能对
自己生命的产生获得主动权，惟一能主动把握的，是生命的离去。
最大的主动是自杀，因此自杀成了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生命行为。
海德格尔说，惟一能把握生命的机会，是放弃生命。
如果把问题的等级降低，那么也可以推衍出这样一个逻辑结
构来了：似乎是尽显自我，其实是失去自我；要找回，只有辞去。
有人说：这么年轻就辞职，可惜了。
我说：再晚辞，可惜了。
如果把自我剥离出来的时候已经年老，那就没有力量处置这
个名叫“自我”的不速之客了。
4
促成这个决心的，还有一些具体动因。
例如，我的朋友胡伟民之死。
因为失去一个朋友而离开一个地方，这有可能吗?有。这就
像，我们会因为一口泉眼的堵塞而离开一座山寨。
胡伟民比我大十四岁，一代著名导演。他二十岁时从上海戏
剧学院毕业，留校任教，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服苦役，后
又流落到其他一些地方，一九七九年上海戏剧学院为他平反，那时
候他已经四十七岁。他一回来就出手不凡，导演莎士比亚、奥尼
尔、萨特，每台戏都引起巨大轰动，成了上海这座城市重新获得人
文启蒙的艺术闯将。
胡伟民的这种超越灾难、问鼎经典、着力启蒙、投身创造的
生存状态，让我产生了一种全方位的认同感，而他，似乎也从我当
时接连出版的一本本学术著作中获得了认同。我的那些学术著作篇
幅很大，并不好读，但出版后第一个读完的总是他，感想最多的也
总是他。在社会上的众多评论中，我觉得，惟有他的评论看透了我
所有学术著作背后的诗学灵魂。
以艺术直觉面对古今中外一切作品和创造者，本是我的立论
之本，尽管不得不把它埋藏在厚重的史论结构中。这就像不得不在
一个自然园林前造一座迎宾大堂。我多么希望有很多读者能够快速
地穿过大堂进入园林，但是学术文化界的绝大多数同行都晃悠在大
堂中了。第一个出现在园林中的重量级人物，只是胡伟民，因此，
弛也就成了我难得的知己。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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