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那天在飞机上与那个学生谈完话，我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其
实我对近年来各省的文化行为已有强烈的负面感知，却一直不敢承
认，有我的很多学生混迹其间。现在，在一万米的高空，终于把真
相揭开。
仍然是一个包含着巨大自嘲的悖论。
5
更大的悖论发生在教学中。
在当时，中国大陆高等教育面临的各种两难境地，是现在的
大学校长们无法想象的。
首先是必须把所有的高校教师从长久的灾难和屈辱中解救出
来，提高他们的地位，恢复他们的尊严；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
告诉他们，由于几十年的耽误，他们绝大多数未曾建立起正常的专
业知识结构，又不知道当代国际学术走向，因此基本上不符合高校
教师的标准。
我知道，这种“拉一下又打一下”的手法有点残忍，却是历
史转折处两种需要的必然碰撞，无可避免。我几乎不敢正视很多老
师的眼神，其中包括许多我自己的老师。
于是，上午，我在全校大会上明确宣布，学校的主角是教师，
而不是干部，更不是工人，强令今后学院的上下班校车内，所有的
青年工人必须为教师让座，特别是为中、老年教师让座；下午，
我却以同样严厉的口气在教师大会上宣布，全校在业务上基本不
合格的教师，超过五分之四。
我说这些重话的时候，眼睛先看礼堂远处的墙壁，然后虚虚
地扫一眼全场，便把目光扫到讲台的桌面上。桌面上其实没有讲
稿，但我要假装有一份讲稿存在。我的口气很权威，但心里还是很
脆弱，怕在会场里看到什么。
其实，五分之四这个比例是经过严密调查计算出来的，但总
有不少教师、干部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科学院院
长周光召先生说，连堂堂的中国科学院内，合格的研究人员最多也
只有五分之一，我的心就踏实了。
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世上最惊人的
是真实，最感人的是说出真实。中国已经有人敢于这样说了，一切
都有了希望。那么，我又何必躲避老师们的眼睛呢?
合格的教师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不合格的教师更不可能全
部请出去。因此，当时睢一的办法是让全院所有的课程全都经受检
验，让教师们知道自己所开设课程的差距，然后重新学习，重新开
课。
谁来检验呢?我觉得首先是学生。我相信，任何不好的课程
在根本上是不可忍受的，除了强力安排外，青春的生命不可能一
年、两年地忍受贫乏与无聊。我更相信，在人文科学领域，一切出
色的作品、观念和课程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足以控制大量稍稍
低于自己的接受者。因此，我决定学习国外，由以前永远处于被考
试地位的学生，为每门课程打分。
但是我当然知道，课程光让学生来检验是远远不够的。在改
革的声势已经形成之后，我又快速地组建了一个“老教授听课组”，
聘请那些刚刚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每天来听课，也给予打分。被
聘老教授白发苍苍夹着打分图册列队进入教室最后一排坐定的情
景，成了一种威严的仪仗，对讲台上的教师和讲台下的学生都形成
压力。我想，这种压力可以与学生评课的压力构成制衡。
其实，“老教授听课组”的设置，更出于我的一种心理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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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能公开，现在说出来也不大好听。简单说来，这是一种“利
用”。
我当时就明白，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根本不可能听遍全院的
课程，哪怕是重点课程；我更明白，这些老教师大多专业偏窄、
知识陈旧，很难成为其他老师开设课程的裁判者。但是，我看上了
他们在“教学伦理”上的辈份。当我们的教学改革措施1央速推出，
广大教师已经从吃惊、紧张发展到抱怨，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渐渐
接近极限，一旦有人带头反抗，教学改革很可能崩盘。在这种情况
下，让学院里辈份最高的老教师们夹着打分图册在校园里转悠，客
观上成了我们的一支派遣队，稳住了学院的舆论。我相信他们能发
挥这种功能，因为教改的本质是向昨天挑战，而这些老教师却比其
他教师更有资格代表昨天，甚至前天。如果其他教师为了捍卫昨天
而反抗，这些老教师就会站在他们的背后轻易地让他们缴械。这个
设计有点“阴险”。
那么这些老教师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吗?当然愿意。对于一
个退休群体来说，最看重的已不是观念，而是自己是不是被尊重，
特别是被现任领导的尊重。他们把参加“老教授听课组”当作一件
大事，更何况，我们还向他们支付不低的“听课津贴”。
这件事当然不可能长期延续，因为老教师和新课程之间的隔
阂只会越来越严重。我所需要的就是这一阶段，只要让全院度过教
学改革的首度心理危机，以后就不可能再有崩盘的危险。
因此，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阶段性利用。我知道在行政工作
中为了某种目标可以使用一些计谋，只要这种目标正当就成；我
觉得抱歉的是，居然一直没有向听课和被听课的两方面教师说明我
的真正意图。尤其是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教师，只让他们一天天在
校园里走着，还让他们以为受到了特殊的尊重。
那么，诸位老师，请接受我十七年以后的道歉。
学生打分和老教授听课这两种力量制衡了八个月之后，真正
的权威登场了，那就是学院教务处制订的“全院各专业应设课程总
目”。一共九页，印了很多，广为散发。
所谓“应设课程”，是我会同各系主任和专业骨干经过反复研
究精选出来的带有理想性、引导性的课程结构，研究时参照了国外
和台湾地区同类院校的课程设置。这些课程，学院能够勉强开出
的，大概只有一半，另一半要逐步建立。
所有课程，都按照重要程度标出学分。重要的学分高，不太
重要的学分低。这就是学院对于学生自由选课作出的指导，使他们
在自由中懂得主次，也使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保持了应有的专业高
度。有些课程艰深而又重要，很可能使不少学生怯于选择，那么就
用很高的学分来吸引。
这么一来，不久前还在为获得选择自由而欢呼雀跃的学生们
开始皱眉，他们终于发现自由的选择其实也就是艰难的选择。艰难
什么?艰难于自由本身所包含的规则，艰难于他们对自由中的自我
和规则中的自我，都不认识。
现在说这一些，也许很多学生和教师都会讪笑我对于学分制
常识的噜嗦表述，他们真是让我羡慕。须知在当年，我们的试点在
人文学科的教学领域似乎还是全国领先，因此风险重重。大多数教
师不可能喜欢这一套，大多数学生也都从开始的喜欢转向放弃喜
欢，上级领导机构对这样的问题不会具体表态，一切都靠我们这些
人担待着。我当时心中想的是，即便千难万难，也不能走回头路了。
我在大小会议上不断向教师们论述，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
看似针对他们，其实是针对着几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低效化迷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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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演出中制作人、策划人的地位和功能，也不清楚戏曲危机之深
重、改革步履之艰难，因此经不起旁人撺掇，也产生疑问，酿成了
事端。
我当时确实有点生气，心想老人是看过全部修改稿的，如果
有异议，为什么不在上演前提出?所有的稿酬、奖状、奖金都是发
给修改稿的，既然他都已一一收下了，又反过来否定修改，这让大
家怎么办?老人懵懂，可以原谅，但那些撺掇者们为什么没有一点
起码的良知?
挑起事端的是上海的一家戏剧杂志。这家杂志发行量很小，处
境艰难，曾通过各种关系转达请求，希望我们学院能拉他们一把，
最后，这种请求一直捅到了荣广润副院长那里。荣广润副院长有一
天顺便向我提起，我们两人商量说，每年报考我们学院的考生人山
人海，这家杂志可以对学院的低年级课程作一些社会性辅导，这一
定能打开发行量，我们也可以给它长年资助。那天我们还商定了资
助的数目，并批准立即给予。从此那家杂志的负责人每次在公共场
合见到我总是抢上前来对我一遍遍不嫌重复地表示感谢。
哪里想得到，我刚辞职才几天，这家杂志就请出一个与那台
戏曲毫无关系的人来，以爆炸性新闻的方式发表诬陷我的万言长
文，事前事后没有对我和其他主要当事人作过一丝一毫的采访，其
他当事人寄去说明真相的文章，也拒绝刊登。明摆着就是要给我一
点颜色看看。
事端本身已让我瞠目结舌，更让我惊奇的是这家杂志在我辞
职前后的变脸绝技，简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短短几天时间，充分感受到了“失去权力就失去安全”的残
酷性。你看，这么一家小杂志，只要它执意不发表我的意见我就毫
无办法；其他报刊只觉得事情既琐碎又缠绕，更不想得罪同是
“国家杂志”的小同行，谁也不想染指；而广大读者总是粗心的，
一听到一个无名的老编剧向一个名人发难，都以为是名人仗势欺
人，把自己的名字署到老编剧的剧本上去了。
那位老人在那些人的怂恿下还糊里糊涂地打起了官司，于是
又是一片喧闹。
爸爸在广播上陆陆续续听到有关报道，习惯地联想到了“文
革”灾难，忧虑重重。
但是，毕竟已经不是“文革”，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出现了。
香港评论家罗孚先生从访港的一个上海人口中听到了有关这
一事件的“想当然”说法，便在《明报》上发表了批评我的文章。
我知道后提出异议，罗孚先生立即打电话向上海的几个朋友核实我
究竟有没有在那个剧本上署名，知道没有，他干脆利落，立即在
《明报》上连续发表道歉。
那位老人打官司，聘请了上海的著名律师王国忠先生代理。王
国忠律师调查案情后立即明白了真相，不仅促成老人与我的和解，
而且现在成了我的常年法律代理人。
我能遇到罗孚先生这样的君子，还能遇到王国忠先生这样的
律师，这与爸爸在“文革”中的遭灾相比，简直是一种奢侈。
但是，这件事也表明，在有些方面，我的处境比当年爸爸的
还要凶险。当年批判他，只是大字报和油印材料，影响集中在单
位；今天批判我，是公开发行的报章杂志，影响遍及海内外。爸
爸蒙受诬陷，需要打熬漫长的时间；我蒙受诬陷，需要面对辽阔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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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渐渐，我发现了几起变脸事件的一些共同规律。一般是，以
前对我越谦恭的，变脸越快。
同样一张没有什么发行量的报纸，主编一个月前对我还是超
常敬重，现在我却收到了他的一页回信“谁说报纸发表一个人的
言论必须向本人核对?对这件事我可以在报纸上辟出版面与你公开
辩论。”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他有权“辟出版面”。那口气，就像笑
眯眯地招呼一个流浪者到他家院子里打一架，他有院子。
我原来以为，对于一个因主动辞职而失去了权力的人，势利
者们最多也就是投以冷眼罢了，哪里会紧迫而来，非侮辱一番不可
呢!
现在我似乎懂得，这是他们对过去谦恭的一种补偿。他们在
谦恭中“憋”坏了，一旦失去必要，当然会在第一时间急不可待地
报复。
这是屠格涅夫写过的。一个庄园主特地雇佣以前自己最艳羡、
而现在却落魄了的领主来拉小提琴，那琴声，比什么都让他满足。
他们等待着从我这里听到小提琴声。
除了这种心理报复外，还有一些报复更实际。例如，我多年
来一直担任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还担任
过上海市中文学科教授评审组组长，兼上海市艺术学科教授评审组
组长，各所高校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名单，至少有一半过不了关，真
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有一次，我还吃惊地看到了金牙齿的申报材
料，他想凭着一本与人合写的充斥极左观念的小册子，申请一所非
重点高校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职称。我以他为例，论述了上海
高校守住高级职称评审标准的必要性。在我辞职之后的三个半月，
就有消息传来，他又要重新对我“动手”了。
像他这样的人，当然不仅仅要听我的／J、提琴声。
由此可见，担当有些职务需要预支极大的社会勇气。别看这
些职务当时被一个行政架构支撑着，但当报复终于来到的时候，承
受者只有你一个人，架构已与你无关。
4
做官时的一些朋友，最先敏感到了我辞职后的不安全。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他们称作“昨日同僚”。他们与我在同一座
城市一起升任差不多级别的官职，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各自负责着
相关单位，彼此非常客气。那年月大家都年轻气盛，鄙弃官僚作
风，喜欢爽朗互助，因此关系都很友好。他们后来都理所当然地往
上升迁了，低一点的也担任了市级领导，看到我辞职后遇到的一连
串麻烦，都想为我找一副盔甲。
他们为我找的盔甲，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圈子”。一个人如果
离开了“位子”还有“圈子”，尚无大虞；如果连“圈子”也没有
了，那就真的成了寒江孤舟，无可救援。他们都想为我找一个半官
方的文化社团性的职位，以便需要时仍有资源可以动用。
一个担任了市委领导的“昨日同僚”金先生动员我担任上海
作家协会负责人。我摇头，说：“记不得以前是不是填写过参加作
家协会的表格，但肯定没有参加过它的任何活动，也不觉得它有什
么意思，饶了我吧。”他宽厚地笑了。
另一个也担任了市委领导的“昨日同僚”王先生安排我出任
上海市文史馆馆长。他说，别以为“馆长”小，这是最高等级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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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哭笑不得，拿起电话给李小林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不仅
她，整个《收获》编辑部都笑歪了。他们都劝我写一篇《拔牙记》，
我也答应了，但过后一想，这篇文章所写的事情太离奇，只有点出
什么医院、什么时间才能让人相信，但这样一来，那位粗心的医生
不就麻烦了吗?于是决定不写。
“那篇((拔牙记》写出来没有?”过两天李小林又来电话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最大感受，写不到文章里去。”我说。
“最大感受是什么?”她问。
“不上麻药都可以把一颗大牙齿拔下来，哪有辞不掉的职!”
我说。
10
拔牙之后不久，真生病了，是输尿管结石。这仍然不算大病，
但很不好受。发作时，血压也不正常。本来，我家就有高血压的遗
传病史。
医生要我住院排石，我觉得，既然住了院，就获得了夸大病
情的机会。
从院长办公室和学院医务室传出来的消息，都是说院长医I病
住院，但是谁也没有说什么病。这些消息传到北京的国家文化部，
就变成我的身体垮在病床上了。
我想高茵局长是容易识破真相的，但很快传来反馈，她居然
在文化部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到了我生病住院的问题，大意是，我
们真不该让烦琐的行政事务把优秀的专家学者拖垮。我一听就想，
高局长真够朋友。
胡志宏先生也顺着高局长谈话的意思继续帮我，到处说：
“当年我动员余秋雨教授出山做院长的时候，猛一看他还是翩翩一
少年，几年下来，他却那么疲惫地躺在医院里了……”这些话，正
好遇到一些年轻数学家英年早逝的事件，极有感染力，我想，离辞
职成功不远了。
还要加一把火。我打听清楚当时文化部最有实权的是常务副
部长高占祥先生，就以不可劝说的生硬语气给他写了一封信：
高占祥常务副部长：
这是我写的第二十三封辞职书，辞职的理由不再重
复。由于一直未获批准，我决定在这次养病结束后不再
上班。为此，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直至开除公职。
我知道这样的语气太不礼貌，但我又想，如果高部长是一个
善良之人，一定会从这种语气中看出我的真诚；如果他是一个
霸道之人，一定会从这种语气中产生对我的反感。但我既然已经
决意辞职，还怕什么反感呢?我不认识他，但在脑海中已经多次
设想着他读到我的这封信后的情旦．皱着眉头把手一挥说，这样
的人，去了也罢。
有趣的是，高占祥先生收到我的这封辞职书后没有丝毫批评，
只是催促文化部的教育局和人事局尽量按照我的意愿办理。后来，
我和他同时被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聘任仪式结束后他一把
拉过我的妻子耳语，说的是：“你丈夫是个汉子，我如果是个女
的，也会嫁给他。”
我听妻子转述后大笑，说：“就嫁了?也不问我同意不同
意?也不问你同意不同意?”
总之，在文化部一些领导人的支持下，我的辞职成功了一大
半，接下来是逐个地与上海市委有关领导谈了。他们都能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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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到。我能做到的，是趁某次真的病痛，夸张一点，然后让上级
各部门都知道。
那么，我需要等待真的病痛。
最先等来的，竟然是牙痛。
痛得很厉害，却很难利用。从来没有听到哪个人因牙痛而辞
职的。
9
牙痛最严重的那几天，我匆匆去了一次成都，作了一次已经
拖了很久的演讲。讲完，一个学生见我牙痛的样子，带我去了当地
一家医院。
一位胖胖的中年女牙医看了看，说：“里边那颗大牙不能留
了，要拔。今天你行吗?”
我在犹豫到底在这里拔好，还是回上海拔。医生说：“当然在
这里拔，蒋介石、林彪、江青都在这里拔过!”
我笑了：“怎么全是——”还没等我说完“高官”二字，她立
即敏感地补充：“当然还是好人居多。”其实她误会了我的意思，
牙齿和政治无关。
但是我还是决定不拔了。原因是，正当她拿着医疗器具在我
的嘴里观察的时候，她的小儿子蹿进治疗室里来抱住了她的腿。她
大喝一声“别闹”，我以为在说我，吃惊地睁眼看时，发现她已抽
出左手来拨弄孩子，而右手还在继续操作医疗器具。我无法肯定今
天如果在这里拔牙，她儿子是否会始终抱着她的腿，这让我想起母
子合力拔萝卜的图景，到时候我没准会笑出声来，影响她的工作。
回到上海后去看巴金先生，他愿意听听成都的事。说到牙科
医院一节时巴老说：“那是你去了家庭诊所。”我说那可是家国营
大医院，但巴老总是为成都辩护。
第二天去上海一家医院拔牙，当时医疗室正好没有其他病人。
—位年轻的男医生在病历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大感兴趣，不断地上下
打量着我，然后他坐下来，问我读书的诀窍。谈了一会儿，他抬手
看了看手表，对我说：“不急，还要等一会儿。”我点点头，不知
触要等什么。
忽然，他又看了一眼手表之后站了起来，要我上手术椅，开
始为我拔牙。我这是平生第一次拔牙，完全没有发觉他在一个关键
程序上出了严重差错：没有给我打麻醉针。原来，他平日给拔牙
者打了麻醉针后都会聊一会儿天，大约十五分钟后麻醉奏效，开
始拔牙，今天他先和我聊上了，然后很习惯地按照平日程序看手
表、算时间，时间一到就开始动手，结果可想而知。
我最能忍痛，从不叫喊，但他还是从我无法控制的生理反映
冲产生疑问，并且立即惊醒。大牙齿已经血淋淋地被他拽下来了，
他先惊慌地四处一看，想知道有没有别的医生和护士发现这个事
故，然后立即按我的脉，按了不一会儿又快速而又隐蔽地给我补打
了麻醉针，然后轻声地关照我：“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
儿。”
我怕继续看他这一系列掩掩掖掖的动作，起身要走，他说： 。
“那就开点止痛药和消炎药吧。”话音刚落，药方已递了过来。我浑
身；冷汗未干，疲软地摸到药房窗口，两个一直在嘻嘻哈哈说笑的护
士接过药方，很快就塞给我一包药。等我回到家里，脸部产生一种
奇怪的感觉，一摸，麻劲到了。打开药包，发现全是眼药水，是药
房护士拿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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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劝我三思而行，后来知道文化部的领导已经点头，也就勉强同
意了。
11
不久，我接到新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先生的电话，说
部里经过郑重研究，决定同意我暂时辞职，接受我推荐的胡妙胜常
务副院长接任院长，并任命我为名誉院长。
我说：“胡妙胜院长的头上再顶一个名誉院长，他们工作起
来多么憋气!”
陈昌本副部长说：“这正是胡妙胜教授和其他副院长强烈要
求的，据调查，多数教师也有这种建议。”
我说：“我不是元勋名臣，不存在保留名誉职位的丝毫理由。
如果保留了，就表示我的这次辞职打了一个大折扣了。”
陈昌本副部长说：“名誉院长不必上班，你可以集中精力从
事文化考察。再用一下你的名，一是为了支持新班子，二是为了
工作的连贯性，三是为了学院的社会声誉。”
我说：“陈部长，让我和学院，都离开惯性走一走吧，这会更
好。”
陈昌本副部长非常热情，答应把我的意见转告其他领导，再
作研究。研究的结果是他直接飞到上海，来主持我的辞职仪式了。
那个仪式上，还来了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胡
绿漪女士。两位领导人都对我作出了长篇幅的高度评价，使我坐在
台上惴惴不安。但我深知他们的苦心。按中国官场规则，许多撤职
是以辞职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许多排斥是以颂扬的方式搭建出来
的，因此这天，他们要用大量最诚恳的语言来消除此间有可能存在
的哪怕一丝疑惑。陈昌本副部长特地向大家介绍了部里准备任命我
为名誉院长而被我拒绝的具体过程，胡绿漪女士甚至很生动地说了
她在访问东南亚时当地学者对我的评价。他们两个都成功了，谁也
没有疑惑我是不是被变相撤职。
在他们和学院各位领导一一演讲之后，该我致答词了。现在
还能找到我答词的记录一
感谢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准我的辞职请求。但是，
刚才几位领导对我评价实在太高，就像是把追悼会提前
开了。(众大笑)
这些年我确实做了不少事，而且天地良心，确实做
得不错。(热烈鼓掌)但是，这不应该归功于我，而应该
归功于“势”，也就是从社会到学院的大势所趋。我，只
是顺势下滑罢了。
想起了一件事。前些年云南边境的战争中，一位排
长以身体滚爆山坡上的一个地雷阵，上级决定授予他特
等英雄的称号。但是，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那次不
是有意滚雷，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记者说，特等英雄
的称号立即就要批下来了，提拔任命的一切准备工作也
做完了，你还是顺着“主动滚雷”的说法说吧，这样彼
此省力。但是，这位排长始终坚持，他是不小心摔下去
的。
结果，那次获颁英雄称号的是另外两个军人，现在
他们都已经成了省军区副司令。但那位排张艮快就复员
了，仍然是农民，在农村种地。有人问他是否后悔，他
说：“我本是种地的，如果摔一跤摔成了大官，那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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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第一章
那么走吧
1
“辞职好，你爸爸的眼睛可以保住了!”妈妈说。
“什么?”我听不明白。
“你做院长，他就天天看报，怕形势有变，又来
运动，打倒当权派。他眼睛你是知道的。”妈妈说。
我当然知道，长期的糖尿病损害了爸爸的眼睛，
他平反之后，医生要他尽量不读书报，少看电视，只
听广播。我一直不知道，自从我担任院长，他居然重
新看报了。
“你怕我被打倒?”我笑着问爸爸。
爸爸也笑了，说：“我是看形势。在‘文革’中养成了习惯，
从报纸里辨风向。”
“我记得你在‘文革’后期已经什么也不在乎，‘横竖横’了。”
我说。
“横竖横’，是对他自己，”妈妈解释道，“对你们，就硬气不
了啦。”
一个浑身伤疤的幸存者，眯着眼睛打量四周，只因身后有儿
子，变得最勇敢也最脆弱。他甚至忘了，儿子早已比他强壮。此刻
我看着他，还有妈妈，突然觉得自己始终只不过是一个躲在父母背
后的儿子而已，连强壮也是他们给的。因此在他们面前也无所谓强
壮，有的，只是卑小，只是驯顺。
即使还在职位上的时候，每次回家也相当于“辞职”。每星期
辞一次，今天是总辞。我想，一个劳于事功的人如果想要解除职位
的桎梏放松一下，比度假村更好的去处，是年老父母的膝下。
膝下，多么不希望有惊扰。老人们常说：“我们尽量不生病，
免得惊扰你们。”其实，我们惊扰他们的更多。做子女的在外面拳
打脚踢，总以为父母在安全警戒线之外，而忘了他们一直在与我们
贴身而行。
我饶有兴趣地问：“爸爸，看了那么多年报，发现过让你担忧
的消息没有?”
爸爸说：“没有。报纸对你，总是一片好话。”
我很惊讶：“报纸匕有关我的消息，并不多啊。”
“不少了。”爸爸说，“上海几十所高校，我算过，报纸对你的
报道最多。这几天，还一连读到三篇，几家报纸都有，全是表扬你
辞职的。”
我问：“写什么呢?”
爸爸说：“一篇是关于辞职的一般报道，其中写到了文化部
和上海市委对你工作的肯定；一篇是对胡志宏书记的专题采访，
胡书记对你的上任和辞职都作了高度评价还有一篇是评论，我
看水平最高。”
“评论我辞职?”我问。
“是啊，”爸爸介绍说，“文章的大意是，一个干部如果真要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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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一定要选在工作势头最好的时期，这样才能顺势交班，如果等
到工作走了下坡路再辞职，继任者就不得不为了扭转颓势而大动干
戈，会伤了单位的元气。”
这话确实说得不错，我点头。
“今天上午我打拳时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说南京的《新华日
报》也发表了评论，同样是表扬你在工作状态最佳、个人前途最好
的时候辞职。”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直到我辞职，报纸上都没有半句骂我的
话。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是当权派了。”我说。
爸爸点头。
我在给爸爸暗示一种逻辑：不是当权派，别人也就没有骂我
的理由了。但是，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时至今日，我的那
位学生告诫的“失去权力就失去安全”那句话，已经更有逻辑。我
不能拿它来惊扰爸爸。
爸爸的人生经历使他领受不到后一种逻辑。他连丝毫预感都
没有，只是抬头对妈妈说：“从下个月开始，不订报了。”
妈妈说：“这下好了，要不，废旧报纸就堆满了床底下。”
原来，这些年他们都睡在报纸上，睡在对儿子的担忧上。
我说，什么时候通知废品回收站，全拉走吧。
爸爸、妈妈都说好。
他们真正地放松了。这天晚饭，为了庆祝我辞职成功，全家
都喝了家乡的杨梅酒。我喝得更多，浑身热乎乎地想，这些年要是
知道爸爸天天为了我在看报，我就未必敢于工作得如此风风火火
了。如此风风火火居然没有惊扰老人，这真该暗自庆祝。更要庆祝
的是，从此报刊不进家门，我的人生勇气可以更大了。
怕爸爸积习难改，偶尔再去翻翻，我又给他说了一段话：“其
实我早已不看报了。真有重要的事，电视新闻总会报道。报上文
章，大多还是低层次的宣传说教，加上一些人的舞文弄墨，哪里值
得我们陪着去耗?”我转向妈妈说：“妈妈，下个月真的不能再订
报了，千万不要犹豫。”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不订了。”妈妈说。
2
但是，谁能想到，才过一个月，事情发生了。
这天回家，爸爸气色不好，妈妈看我的眼神也有点慌张。我
忙问怎么回事，妈妈说：“他在广播里听到了。”
“听到什么?”我问。
“批判你啊。”妈妈说。
“批判我什么?”
爸爸这才看着我谠“你别瞒我们了，关于那台戏的事，电台
已经播了三次，都在骂你。”
原来是这件事。
事情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在我辞职前，曾应邀策划了一个传
统戏曲的改革实验，获得巨大成功，不仅场场爆满，而且获得了几
乎所有的全国性戏剧大奖。剧作虽然经过几度重大修改，但在署名
时我和大导演马科先生考虑到年龄关系，让前期参与过其中一个稿
本起草的一位年老的戏曲编剧单独署了名，稿酬、奖状、奖金也全
部给了他，一时传为美谈，皆大欢喜。但是，等到我辞职之后不到
半个月，就有人向那位老人挑唆，说不管总策划和总导演名声多
大，也不能修改他的剧本。老人其实是个好人，但他完全不知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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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呢!”(鼓掌，笑声)
我做院长的顺势下滑，与那位排长的摔跤下滑，差
不多，因此，他是我的人生导师。(热烈鼓掌)
我的另一位导师陶渊明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
胡不归?”
所不同的是，我没有田园，连荒芜了的都没有。(笑
声)因此，我不如陶渊明，也不如那位排长，无法回去，
只有寻找，去寻找我的田园。
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会用文字方式通报大家。(热
烈鼓掌)
谢谢! (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12
会议结束后，我到院长办公室清理抽屉。新任院长胡妙胜教
授和几个副院长都想来帮忙，我说你们先在外面这间会议室休息一
下，我很快就完了。
胡妙胜院长说：‘‘不急，不急，你东西多，这间办公室晚几个
星期搬也不要紧，不搬也不要紧，我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办公。”他
还没有说完，我已经提着一个手提包走了出来，说：“搬完了!”
原来，我从开始辞职的时候起，就已经在天天清理办公室，文
件也已一一归还档案室，最后只在抽屉里剩下一些小零碎了，往手
提包里一塞就成。
大家拉我在会议室里坐下，非常客气地交待几项“后事”。
首先，他们说：“学院司机班还继续为你服务，随叫随到。”
我说：“过一会儿回家还用他们的车，从明天开始就不用了。
坐公共汽车方便，可以摆脱监控。”
他们笑了，又说：“为你保留一间办公室。”
我说：“我不是不办公了吗?”
他们说：“看书、写作也行啊。”
我说：“那都必须在家里。在这里，互相干扰。”
他们说：“还想给你配备一名学术助手。”
我说：“我的学术思路天马行空，找不到这样的助手。”
他们说：“你外出考察时也可以陪同嘛。”
我说：“那很苦，他们吃不消，也跟不上。”
说完我站起来与他们一一握手。虽是情同手足、天天笑闹的
同事，临到正式的告别还是彼此红了眼圈。让我内心一恸的是，直
到现在我还无法向这几位好友解释明白，我这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退位，而是一种真正彻底的离开。
我从此不会再来叨扰学院了，这一点现在说出来很难让他们
接受；我至今还不明白以后到哪里去，这一点现在说出来很难让
他们相信。
那么，就少说一些话吧。我举起手来大幅度地向他们挥了挥，
然后转身，以最快的速度腾、腾、腾地冲下楼梯。他们赶下来送，
却追不上我。门口，司机班的最后—趟车，正等着我。“砰”的一
声，车门已关。我对司机小周说声“走吧”，就走了。
看了一眼车窗外面，微雨中，校园的树丛似有烟岚朦胧。我
是十六岁的那个夏天，踏进这个院子的。
每个人都会对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人物一一告别，
却无法预想告别的方式。
母校，我就这样向你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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