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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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琴笑一笑，回答说“那我们是同乡了，我离开那里已经
很久，现在住在朱家村。”
“这下你有穿旗袍的伴了。”小阿婆笑着对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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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识字班就开办在祠堂里了。那里离村庄有点距离，村
民不会去挤，疯女人更不会去。但是，在堂前开班的第三天，我家
后门窗台上出现了五个麦秆编织的小动物。
祖母对妈妈说：“痴子明大理，这是她给你的奖赏。”
妈妈说：“那可要收好，都是细细女人心。”
识字班其实办得很苦，大多是，下雨下雷，不能干别的活了，
就上课。两个女子撑着伞，在泥路上走，从来都是她们等学员，没
有让学员等过她们。妈妈平日不在乎打扮，但每次去识字班前总要
在镜子前梳妆打扮一下，因为会遇到王逸琴，其实王逸琴也是同
样。
她们去识字班，必定都穿旗袍。祠堂在田野间，两个女子从
不同方向同时到达，完课时一同出来，站着说一阵话，又朝不同方
向回家。由于她们总是比大家先来后走，因此一眼看去，田野上常
常只是她们两个女人的身影，悄悄走拢，悄悄分开。
识字班办了三年。这三年间，先是王逸琴的丈夫朱炳岱先生
英年早逝，再是王逸琴再嫁，不幸，第二个丈夫又去世，她就实在
悲痛得没法教下去了。
妈妈说：“她的人太好了，她的命太苦了。”没了她，妈妈一
人就没有办法把识字班支撑下去，只得解散。
妈妈从此很少再穿旗袍。而且，再也不愿踏进祠堂。
识字班不办了，妈妈天天晚上一如既往，要给乡亲们读信、写
信。我家的前间，还是夜夜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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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拥挤，还有一个很琐小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村里很少有
人家舍得点一盏油灯。除了这间屋子，全村早已沉入黑暗的大海，
深不可测。
有月光的夜晚，孩子们会离开这间屋子到外面去玩。夜间的
船坞、树权、坟堆、桥基、蟹棚、芦荡、苜蓿地、河埠头、风水墩
都充满了影影绰绰的鬼气，这对小孩子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一种
裹卷着巨大恐怖的吸引。
我想，我应该感谢这些夜晚。一个开始曾被小伙伴们称为“上
海人家”的孩子，趁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趁祖母在给这黑
压压的人群烧水、沏茶，便大胆地向着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
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之一，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
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堆，都是我带的头。
直到今天才真的明白，这种无所畏惧的“幼功”对我的一生
是多么重要。当时妈妈并不清楚我在夜间到过一些什么地方，但有
很多迹象告诉她，她的这个幼小的儿子对什么也不胆怯。这一点对
她可能有一点误导，后来她对我的几个弟弟，也从来不在胆怯的问
题上作任何考虑很多作家描写过的在童年时代听到响雷一头扎在
妈妈怀里的情景，在我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发生，一定会比
晌雷更让家人吃惊。回想起来我妈妈自己也够大胆的，因此年长以
后读布莱希特的作品《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便哑然失笑。
我一直记得一个堪称美丽的场景，可惜说出来旁人很难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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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六岁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饭时发现妈妈不在，祖母说，
到上林湖山岙里边的表外公家里去了，表外公一定会留她吃晚饭。
祖母一边对我说，一边又向那些陆续到我家聚集的乡亲们解释，乡
亲们也都回去了。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搁下饭碗就到外面去玩。
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为的是迎妈妈。
从我家到表外公家，需要翻过两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吴石岭，
第二座叫大庙岭，妈妈曾经带着我翻过。后来造了上林湖水库，淹
了这两座大山之间的山谷，这条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时候是通
的，很多老人还记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去翻山了，只觉得妈妈很快就会迎面而
来，见到我一阵惊喜。我的心里，就贪图这一阵惊喜。我知道这山
里有野兽，却觉得野兽没灯，一定已经睡了，只要放轻脚步，不会
惊醒它们。
翻完了吴石岭还不见妈妈，我就开始翻越更高的大庙岭。大
庙岭已无大庙，山顶却有一个供人歇脚的小凉亭，当时正住着一家
乞丐。他们在月光下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居然独自在走山路，
非常惊奇，那位女乞丐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坐一会儿?”我向他
们摇摇手。
走过山顶凉亭后便是下山路，走了很久我开始担心起来：下
山后怎么找到表外公家呢?想来只能在山脚的路口等。正犹豫，听
到了极轻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正是妈妈。
现在回想，妈妈当时才二十多岁，单身一人在夜间翻山越岭
也真大胆，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见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亲热
地叫了我一声，拉着我的手，然后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觉得孩子
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时来陪她，居然丝毫没有产生其他母亲
都会有的担忧。
真是“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
只有一件事我变得比其他小朋友都胆小，那就是西屋楼上的
疯女人突然因病去世后，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楼去看摆了满地的
麦秆编织的小动物，只有我不敢上楼。为什么?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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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胆大，但不泼辣，反而常常害羞，说话也不响亮。只不
过，她轻声答应的事常常连泼辣的人也会迟疑。
一天，村长找来了，说村里要办“生产互助组”，缺会计，也
只能请妈妈当。妈妈每天为大家写信、读信，已经那么忙，但还是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每天夜间先记劳动工分，再写信、读
信。这个房间更拥挤了，我们全家熬夜的时间也更长了。
当然，连记工分也没有报酬，因为我家属于“非农业人口”，
进不了村里的分配系列。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身子轻的采桑，手
劲大的搬磨，识水性的过河……我识字，这些事本分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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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这间屋子里还作过一个胆大的决定，与我有关。
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
新生，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单当大幕，绑在八仙桌的
桌腿上演戏，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对老师说：“在地上爬着的要
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之后，我就上学去了。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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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他们为什么没有?我该不该推让给大人?这好像是祖母和妈
妈对我的教育。
姨妈立即看懂了我的眼神，笑着抬了抬下巴，鼓励我吃，也
不说什么。真正懂得此间道理也是后来，在上海的高层社会看来，
雪糕、棒冰之类不属于正式冷饮，而属于“零食”范畴，大人一般
不与小孩一起吃，更不会两个大人与小孩一起吃。什么是可以一起
吃的正式冷饮呢?那就是一碟碟可以分开来的冰淇淋，或者一碗碗
可以舀开来的冰镇绿豆汤。
更麻烦的是，这些道理不能讲，只能彼此领会。讲破就俗了，
因此姨妈也只是向我笑着抬了抬下巴而已。
这便是一个农村小孩子到上海要面对的一切。
3
在我吃雪糕的当儿，姨妈在查看我这个小小的温课环境，爸
爸跟在她后面。
终于，姨妈转身作出了一个总体判断：“不行!这是让孩子住
监狱!搬到我家去住。为什么一定要赶在今年考?急急忙忙考得上
吗?温课一年，两年也行，后年与益胜一起考。”益胜哥虽然比我
大一岁，但比我低两级。
要我在家温课一年到两年再考中学?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
我一再说明，住在这里非常舒服。爸爸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又用手
势阻止我，怕我讲过分了，让姨妈难堪。
姨妈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我拉到她跟前，换了一种非常温
和的语气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虽然都一样叫小学、中学，上海
与农村的距离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一所学
校与一所学校，差别也非常大。你看益胜，天天那么用功，就想转
一所区里的重点小学，几年都没成功。你今年先考着试试也可以，
我先帮你打听打听，找一所录取线最低的中学……”
我知道姨妈为我好，但我从小听不得窝囊话。听到“录取线
最低”之类就受不住了，抬头看爸爸。
爸爸显然也有点不高兴，特别是姨妈说“我先帮你打听打听”
这样的话，好像他作父亲的在这件事上什么也没做过。他便对姨妈
说：“已经找了一所中学。”
“在哪个地区?”姨妈问。中学数量太多，校名说不过来，只
能问地区。
“玉佛寺北边。”爸爸说。
“哦，那是药水弄了。”姨妈理解地点头。药水弄是当时上海
生活层次最低的棚户区，可以想象那个地区中学的质量。 、
“离药水弄还远，是重点中学。”老实的爸爸也开始话中有话。
“区重点?”姨妈非常惊讶。
“市重点。”爸爸平静地说，“去年大学录取率是全市前三名，
与上海中学和松江二中并列，但那两个中学太远。”
其实爸爸当时对我并没有把握，但偏偏要在姨妈面前表现出
他这个平时讷讷寡言的妹夫也会做一些大事，而且做得不露声色。
姨妈一听，知道爸爸今天与她有点顶上了，便笑一笑，低头
问我：“敢去考吗?”
我说：“敢。反正高的低的都没有把握，一样。”
姨妈抬头对爸爸说：“这不是小事，等他妈来了再仔细商量
吧。这两天秋雨不去我们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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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侄帖
1
一九五七年，为了我考中学，爸爸把全家搬回了
上海。
这是一个大动作，意义远远超过我考中学，这一
点爸爸心里清楚。但他是一个低调而又胆小的人，什
么都不会往大里说。
他不是一个创业型的人物，但他不能让十九世
纪后半期余、朱两家先辈无畏的上海之旅，因自己的
无能而中断。这中间，朱家订婚时对他的信任，更使
他别无选择。
我比全家先到上海，爸爸想让我集中一段时间温课备考。他
在江宁路、海防路口找到一所住房，准备今后全家住，当时正由几
个木匠师傅在装修。
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乡下时天天给乡亲记工、写信，根本没
有时间温习功课，早就养成了直接面对任何一次考试的习惯，而且
每次都考得很好。我把这个习惯告诉爸爸。
“你在乡下天天给人家记工、写信?从来不做作业不温课?”
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
从前他回乡探亲，只见妈妈在做这些事。近两年都是家人轮
番来上海，他一直没回去，所以不知道事情的发展。
“你妈也真是!”他有点发火。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不会讲一句乡下方言，每次回
乡探亲的时间很短，又一直准备着把家搬回上海，因此在很多问题
上有强烈的“上海优越论”。他不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连他小
小的儿子也无法沟通了。
他既然把儿子“寄存”在乡下，那么儿子不是物品，已把生
命与那片土地连在了一起。
2
这小楼有一个阳台，我趴在那里看着上海的街道景象。后来，
怕爸爸在路上看到，就回到屋里看木匠师傅干活。只有听到爸爸上
楼的脚步声，才把目光回到书本。
这天脚步声很杂，一看，是姨妈和益胜哥来了，爸爸陪着。
姨妈还是那么漂亮，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满眼含笑地把我上下
打量了一下，然后打开手提包，取出两支用厚毛巾包着的雪糕，给
我一支，给益胜哥一支。
按照农村的眼光，盖被子是为了保暖，把雪糕包裹在厚毛巾
里不是更容易融化了吗?后来才知，厚毛巾本身不产生热量，它的
作用只是隔离，把炎热的天气和雪糕隔开。但在当时，我只觉得姨
妈像魔术师一般不可理解。
还有一点不可理解的是，益胜哥跟在她身边，她买了雪糕为
什么不立即让他吃，却把他的那一支也一起包在厚毛巾里带到这里
来呢?
后来才知，这也是上海规矩，文明人不会在街上边走边吃东
西。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我这个小孩子的礼貌，应该让益胜哥陪我
吃，而不是看我吃。
你看，两支小小的雪糕就给我带来了好几个不明白。看益胜
哥在剥雪糕外面的包装纸，我也开始剥，但又抬起头来看姨妈和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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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说：“等考过以后吧，怕去了你太客气，他反而不专心
了。”
姨妈说：“这倒也是。益胜天天在边上，只顾玩了。”
4
看的出来，姨妈开始变的有点气馁，这是以前很少从她身上
看到的。
爸爸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姨妈和益胜哥走后，他一直
在唠叨，好像是说给我听，又好像是自言自语：“以前总是你姨妈
好胜，今天连我也好胜了，这实在不太好。……一个人有孩子在旁
边就会好胜……”
我问爸爸：“姨妈要我到她家里去住，她家什么样?很大
吗?”
爸爸说：“姨妈完全是为你好，为我们家好。她很苦，再过几
年你就知道了。”
5
其实哪里需要几年?妈妈到上海后当然要去姨妈家，回来悄
悄给祖母说了很多，祖母一直叹气。几个舅舅来我家也会轻声与我
爸爸妈妈说起姨妈的情况，然后一起作一些讨论。这一切，当然瞒
不住我们小孩的耳朵。
原来，姨妈在丈夫去世之后靠夫家的接济过活，夫家富有，相
安无事，但在一九五二年的“五反”运动中夫家被判定有囤积居
奇、破坏经济秩序的事情，遭到法办，姨妈的经济来源也就断绝了。
她为儿子王益胜定了一个很高的培养标准，花费不菲，这时
只能把原来的房屋出租，自己和儿子住到一个十分简陋狭小的房间
里。她还悄悄地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场做早班，卖菜。
照理，每月所得房租和菜场工资加在一起，也够他们母子两
人生活了，但姨妈又特别讲究排场，希望能在一些交际场所，尤其
是原来富贵亲戚间的姐妹圈里保持形象，每月做头发不是国际饭店
就是南京理发店，标准降不下来。这样，经济就十分艰难了。人们
无法想象这个在清晨的昏暗中包着头巾、衣衫草草的劳动妇女，下
午将会步履高傲地踏进南京路时装公司或德大西菜馆。
有时，她在我家遇到舅舅，就会说：“上个星期天下午三时，
我看到你在南京路上，手上拿了个灰包。”
舅舅惊讶：“是啊，我去了，你为什么不叫我?”
． “那天要与乔莎去红房子，我先去国际饭店底楼烫发，头顶罩
着，怎么叫你?”
听到这种对话，祖母总会给我妈妈使一个眼色，却又不说什
么。
但有一点心照不宣，只要姨妈在，所有的人都不会提到菜场。
等姨妈走后，祖母、爸爸、妈妈总会充满同情地感叹很久。尤其是
祖母，姨妈最崇拜的女性，必定在任何细节上袒护姨妈，说：“一
个女人带着儿子苦熬，太难了。”
6
太忙，正急着回乡张罗搬家，想来想去，只能挽请安徽的叔叔请假
到上海来，监督我温课。
叔叔知道，无论是搬家还是升学都是大事，正在思虑自己怎
麽出力，一收到爸爸的信，第二天就到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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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靠象形又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他妻子是
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
惑地看着我，然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
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
何声辩。让我写回信时，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要丈夫下次来
信时写得浅白一点，不要太深奥。我当然没有把这个意思写进去。
相比之下，其他人家的信，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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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写信、读信，还要记工分、算账，这对我稍稍有点障碍。
因为，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
时间，突然呼唤声响起，大多是祖母的声音，其他小男孩一听便立
即笑我：又要去记工分了!
我怏怏不乐地离开小伙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里，一见我
进门就一叠连声地夸奖，我也就快乐起来。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
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
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
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了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
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
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
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
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
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
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
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
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
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
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
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
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
一串大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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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
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镕纯诗句枕边得
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
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
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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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
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
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
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
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
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但很快又点
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
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
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
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
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
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
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
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
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
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
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
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
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
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
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
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
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
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
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
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
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
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
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
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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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
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
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
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
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
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
正是从这间小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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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回乡去那天还是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我却当着叔叔的面
用大人的口气与他商量“爸爸，搬家时别忘了把伯伯的那个书箱
搬来。”
爸爸好不容易终于想起了那个箱子，却又觉得那都是一些陈
年老书，不值得整个儿搬来搬去，便说：“箱子太大了，这次行李
又多，你就说要带哪几本吧。”
我说：“尽量都要。《史记菁华录》、《世界名作选》、((芥子园
画谱》和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还有，我正在练的颜真卿字
帖。”
我故意有点炫耀，为的是向爸爸说明，一个每天给人家记工、
写信却从来不温功课的孩子，反而能接触不少书。
叔叔笑了，看了我爸爸一眼。
我转身对叔叔说：“还有一部《石头记》，妈妈说这就是你最
喜欢的《红楼梦》，但我看不懂。”
叔叔收住了笑容，又重复了几年前在乡下给我说的那句话：
“这书你不要看，太悲苦。”
7
爸爸回乡搬家去了，叔叔倒不太在乎我温课，只领着我在上
海各处走走。他觉得这门课更重要一些。
到很多地方，我会说：“这儿外公领我来过。”叔叔听到这话
很警惕，立即问：“他给你说什么了?”我立即知道我错了，不应
该在叔叔面前提外公。
叔叔其实并不了解外公，他只记得在我爸爸和妈妈结婚时，
余、朱两家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他这么一个青年学生来说非常
敏感，直接联系到了他已经偷偷接触过的阶级斗争学说。土改时，
叔叔是工作队员，而外公成了地主，这条界限一直横亘在两人中
间，严格说来是横亘在叔叔心间。
去年暑假我跟着外公来上海玩时，叔叔也来过几天，有过一
次见面。外公为躲过叔叔的冷脸，便说：“下午我带秋雨到跑马厅
去看看。”
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却没有看着外公：“不是跑马厅了，是人
民广场。”
我连忙问：“为什么过去叫跑马厅?”在小孩听来，“跑马厅”
比“人民广场”来劲多了。
外公正要解释，叔叔正色道：“那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
堂!”外公也就噎住了。
一来二去，叔叔和外公似乎见不得面。一见，刚刚还在说笑
的叔叔就会严肃起来，就像披上了盔甲，而什么都不在乎的外公，
也会一脸沮丧，似笑非笑，真像过去确实罪大恶极一样。
后来我在很多次政治运动中经常会想起叔叔和外公见面的情
景，领悟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往往都是一种扮演。双
方一旦扮演就无法沟通，越是无法沟通越是扮演得逼真，时间一长
彼此都以为是真的，再也无法撤退。
今天外公不在，叔叔也就没有警惕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
是站在外公一边的，觉得外公是一个最简单的人，根本不像叔叔想
的那么复杂。让人费解的倒是叔叔自己：为什么对外公这么警
惕，对我妈妈却那么尊重?还有，外公说的“跑马厅’’被你说成
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堂”，那么你喜爱万分的《红楼梦》也不
会是新社会的名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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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正说着，我们已经到了福州路一家旧书店的门口。叔叔说：
“这个地方最有意思，我每次到上海把一半时间耗在这里。'’
这时我已经跟着他走进了店堂，他还在解释：“全是旧书，比
新华书店更有价值……”他见我不声不响，便低下头来看着我，而
我完全是一副被什么震傻了的模样，只是两眼发直地叫一声——
啊，书!
这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高墙又层层叠叠。一种巨
大的敬畏推拒着我，又有一种巨大的吸力拉拽着我。
叔叔觉得我的发傻一定出自一个乡下孩子的大惊小怪，便用
一个具体的书目打断我：“你说你正在练颜真卿的字帖?这好，
我也给你买一本吧。”
这很有效，我从发傻中醒来，心想叔叔怎么也会看重书法?
这可是外公的强项，让我练颜真卿，也是外公的意见。
9
叔叔引我到碑帖柜台，请营业员找颜真卿。那位上了年岁的
营业员打量了他一下，说：“我们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罗
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
“多少?”叔叔说。
“九元，这是叶家的藏品。”营业员说着已把那个帖子拿了出
来。
叶家?我长大后还曾经回忆到这个细节，是叶楚伧家，还是
叶恭绰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常识随口吐出，可
见上海是有一些惊人的家族的，能把一座城市罩住了。
老年营业员这种轻描淡写的口气，真不知要比那些大声嚷嚷
的推销者高过多少气势。上海给人的压力，就在这里。至少在当
时，即便在上海长大的叔叔也失去了追问哪个叶家的勇气。
那个营业员递过帖子后就走开了，在柜台另一角翻动着一些
书籍，只以眼睛的余光注意着这边。我猜，他这样做，是要表现出
一家大店对顾客随意翻阅的尊重，仍然是一种若即若离的上海气
度，既让人佩服又让人生气。
叔叔恭敬地把帖子移到柜台外沿，让我一起看。封面上直书
一排字：“颜真卿书祭蛭帖”。
叔叔按了一下我的手说：“你每次给我写信，署名前的蛭字
都像这个，用女字边，现在报上说，北京的语言学家有了新规定，
写竖人边。”
“那我下次一定改写竖人边。”我立即响应，却又提了一个问
题：“颜真卿祭侄，他侄儿比他先死吗?”
叔叔说“这事我倒不知道。也可能是别人的祭侄文稿，请他
书写。”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一对当代叔侄在这样猜测着一对
唐代叔侄，有点好玩。
他抿了一下嘴，双手已经打开了帖子。
10
分明他惊慌失措地屏住了气，没有了声音，我能见到他捧帖
的手在微微颤动。
我连忙伸头去看，也大惊失色，眼前出现的完全不是我平日
见过的那种字帖，而是满篇烟云，黑雾森森，潦草恣肆，时断时

sincn

续，涂涂抹抹，极不规整。我疑惑地转脸看叔叔，满眼是疑问：这
也算好字吗?
叔叔根本没有理我，只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营业员过来，再
问一次：“多少?”
“九元。”
“我买下了，包一下。”
九元区区之数，在当时，无论对叔叔而言还是对这家旧书店
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门时神色凝重。我知道，
那本字帖他将自己收藏，不会给我。
11
出门后看到旧书店西边还有一个小门面，写着“旧书收购处”，
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带我来上海时，曾到这里卖过书。
四函《苏东坡集》，用一块包袱布包着，从乡下带到上海，据
他自己估计，能卖一个好价钱。
那天他在这儿小心翼翼地揭开包袱，把这一大沓线装书捧上
去。一位中年营业员将手上握着的圆珠笔夹在耳朵上，取出一函，
好多薄本，他极为熟练地把书礅齐，横过来，让线装的书脊朝上，
然后用大拇指斜批一下，就像只是在丝线订扎处摸了一遍。
做完，再礅齐，放过一边，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这时营业员才抬起头来看外公，说：
缺了两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这个数买了一本，去年外公用这个数
字卖了一堆。
外公当时觉得开价实在太贱，便茫然地看着营业员，嘴里只
吐出含糊的三个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营业员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们是国营单位。”
当时连“国营企业”也不习惯说，只说“单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归属，觉得如果再哕嗦下去就是在与
国家讨价还价，而他是个地主。他立即点了点头。
12
外公拿到钱后说要请我吃饭，其实是他自己想喝酒。
“东头的杏花楼太贵，还是对面的鸿运楼吧。”他把我带过了
马路。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老一小在外面吃一顿饭，全部费用也就是
七八角钱，可那是我第一次进上海馆子，觉得处处新奇。
外公还在生刚才那个营业员的气，对我说：“这一带以前叫四
10
分明他惊慌失措地屏住了气，没有了声音，我能见到他捧帖
的手在微微颤动。
我连忙伸头去看，也大惊失色，眼前出现的完全不是我平日
见过的那种字帖，而是满篇烟云，黑雾森森，潦草恣肆，时断时
续，涂涂抹抹，极不规整。我疑惑地转脸看叔叔，满眼是疑问：这
也算好字吗?
叔叔根本没有理我，只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营业员过来，再
问一次：“多少?”
“九元。”
“我买下了，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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