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主观的，单向的，复仇式的，
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不屈服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
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
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
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我在狂风卷窗的冰岛旅舍里
写道：
这两个男人的关系已使人们看到，在当时的冰岛，
男人们的终极追求是荣誉，而荣誉的主要标志是不计成
败的复仇……
在复仇的血泊边，也有一些智者在开始构建另一种
荣誉，这种荣誉属于理性与和平，属于克制和秩序，但
一旦构建却处处与老式荣誉对立。尼雅尔和贡纳尔就长
期在这两个荣誉系统间挣扎。他们眼前有亲属的哭诉、
真实的尸体和雄辩的怂恿，他们都忍下了，同时也忍下
了众人的讥笑和内心的煎熬。
他们已经意识到，只要稍有不忍，就会回到老式荣
誉一边，个人受到欢呼，天下再无宁日；而如果能忍，则
有可能进入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新天地，但此刻
却要忍气吞声。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
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
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我来
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12
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我由此对中国文化中越
演越烈的民族主义偏执，作对比性思考。
这是在八个主要对比点中最现代的，因此可以作为归结。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
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
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
我不无震撼。
历史的话题、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
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最后升
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最后升起的旗
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同
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实，但对这个现实中所包含
着的深意，却还比较漠然。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欧洲是最有声有色的。从古代
到近代，世界历史上最英勇、最传奇、最残酷的篇章，大半发生在
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而其中突现而出的民族精神、爱国热情、感
人言行、大将气魄，也都作为全人类的正面财富，深入人心。对
此，欧洲居然有更宏伟的良知，提出了反证。
中华文明具有一种开阔无垠的天下意识。民族国家的概念，则
兴盛于真正面临国破家亡的年月，例如宋末、明末和清代后期，而
且一时成为文人官吏的人格操守，楔入中华文明的显赫部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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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
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
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
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件事上，
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这是我今天在欧洲的“最后一课”。
13
八个对比点，概如上述。
其实，在欧洲寻找与中华文明的对比点，真可谓无处不见。小
到生活细节，大到历史名邸，都让我感慨万千。就历史名邸而言，
例如德国柏林斯泊利河畔那幢白楼，一百多年前中国公使馆的所在
地，以及在英国、法国的类似地点，最可以用来作为中国文化和欧
洲文化近距离对比的遗迹现场。而且，我本人也搜集过中国第一代
夕卜交人员的种种资料，其中有些人物如驻英公使郭崧焘、刘锡鸿等
人的政治文化纷争，很适合我的表述方式。但是，我又提醒自己，
这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时代的题目，现在我的考察已承担
不同的任务。
我写那两本书时，态度是诚恳的，却稍稍表现出一种现代人
的优越感，似乎对笔下的种种事情，已经有资格远眺和俯瞰。这
次在欧洲，我否认自己有这种资格，因此也舍弃了那些使馆老
楼。
八个对比点，与上一次考察时发掘出来的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的一系列原因，数目相近，如此一正一负，一阴一阳，也就构成
了大体平衡。上次发掘出来的一系列原因，有明显的逻辑关系，
这次的八个对比点，看似比较随意，其实逻辑结构还比较完整，
读者不难寻找出来。
我的叙述比较匆忙，原因是要与国内的诽谤围攻者们争抢时
间。在欧洲各座城市，只要遇到华文读者，交谈七八分钟之后必
然会问起我被诽谤的种种话题，我都不知从何回答。由此想到，金
牙齿和北京余某等人，实在是威力无边。我想不起在历史上有哪一
个文人遭受过如此国际规模的伤害。但是，完全没有心思来做自我
洗刷了，只想在下一拨恶浪来到之前快一点把我在欧洲的考察结
果告诉读者。因为等到下一拨恶浪掀起，任何诚恳和叙述都会被
彻底败坏。
14
在欧洲考察，当然不会像上次那样恐怖，但也不是预想的那
样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义集团在不断地制造事件，我们在那里
时天天受到人们紧张的提醒，不能不小心翼翼德国的“新纳粹”
专挑外国人动手，这又要让我们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在意大利南
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我们被告知，即便是在街边停车吃一顿饭，出
来时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车轮；一个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区，至
少有一半人进过监狱。”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追捕黑手党的凄厉警
笛却确实常在耳畔；欧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
者，因此偷盗事件的发生如家常便饭，连法国图卢兹这样原以为最
平静的城市，我们也遇到了大爆炸……
我们车队的勺重大失窃发生在巴黎，车上的几个大箱子都没有
了。后来经过细致的回忆，发觉由于我们不熟悉市内交通而临时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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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欧洲文明放回到了灾难的边缘上，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一
切文明的第一本质在于它们与非文明的区别。这一点，远比文明与
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冲突重要。因此，只要是文明，就不必在互相对
比和冲突中过于自卑，或过于骄傲。
以此为归结，显然与现在多数欧美学者的主流思维有很大不
同，这大概是因为我立足于中华文明的缘故。我在《行者无疆》自
序里说：
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
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
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
共同的敌人。
我写这段话的时间是二oo一年二月三日，七个月后，发生
了“九一一”事件。从“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二天开始，我不断
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来电，对我的预见表示赞扬。他们倒不是针对
这番论述，而是针对我在《千年一叹》中指出目前全世界最恐怖地
区的所在，并发出警告。韩国和日本快速地翻译了那本书，并把这
件事说成是“亚洲人自己的发现”。
我的回答是“断言什么地方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并
不需要很高的水平。任何一个文化人，只要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
重，只要放下那些自欺欺人的概念游戏，睁大自己的眼睛去看，都
会得出近似的结论。我自己更珍视的考察成果，是从对比中获得了
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千年一叹>修订版说明》)
至此，我对世界各大文明的考察，大体完成了吧?
我自己默默点头。
在赫尔辛基，一位芬兰教授说我“可能是世界上走得最远的
文化人”。他的理由有两点：一、很多年来没有发现欧美文化旅
行者走通过从埃及到南亚的危险长途；二、即使有个别人走通
了，也一定没有深入地考察过中华文明。
15
台湾《中国时报》的朋友们兴奋地来电告知，我因两度大规
模的越野考察和写下的考察日记，获得了“白金作家奖”。怕我对
这个奖项不重视，还特地告诉我，前次获奖的是美国最著名的刑侦
专家李昌钰博士。
我与妻子立即商量决定，这个消息与以前的其他类似消息一
样，暂时不在中国大陆透露。因为在我考察欧洲期间，对我的诽谤
声势更大了，而诽谤的内容，则越来越不知所云。我从来就没有怕
过他们，但怕奖项受污。
’ 大陆有些记者从海外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打电话来询问，妻
子总是回答：“没听说，可能是误传。”
不久深圳书城的总经理陈锦涛先生打来电话，说据市场统计
报表，近五年国内十大畅销书的排列中，我一个人占了三本。妻子
马上就希望他不要对此作任何宣传。妻子也早已不怕那些诽谤，只
是不想自家窗外有太多的蚊蝇和异味。
考察欧洲时，她陪了我一小段就回国了，主要原因是上海的
家要搬，她要回来张罗。
我家最多的是书，整整一百二十箱，全由她一个人整理、捆
扎、装箱。只向在汇金百货公司工作的朋友金国良先生借了一批用
过的纸箱，没让其他人帮忙。这事后来被我责怪，她说：“花费几
个月时间翻阅那么多书，翻完一叠捆扎一叠，实在是得益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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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司机有极大的疑点，他很可能是盗窃集团的成员，停车时故意
没有把车门锁住。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停在不同停车场的几辆车，车窗
全部砸得粉碎，几台手提电脑不见了，连我的数码相机也不翼而
飞，包括全部弥足珍贵的考察照片。去警局报案，警察平静地说，
那是吸大麻的人没钱了才这么干的，但这样的案子天天发生，从来
没有破过。
，一 这一切说明，尽管我一路都在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
文明的短处，但欧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烦也很多。人类的很多灾
难是互渗的，连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种种危险，也都在欧洲有
明显的投射。可惜，优秀的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灾难已经
失去敏感和关切，对于已经来到身边的危机也缺少应对能力。我
写道：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
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滥情
和浅薄。这种倾向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原因是它突然
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
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当历史不再留有
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
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的旅途使我对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
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 Kojeve)的观点产生质疑。
这种观点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
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
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已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
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
戏。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一种躲藏在自己价值系统里的闭目
塞听，是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对各地实际存在的危机、积怨、恐
怖、暴力的故意省略，因此，也是对人类正义和公平的冷漠。欧
洲的这种心态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为当一种文明
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失
去以往在与蒙昧和野蛮搏斗时沉淀的历史力量，削弱了自己的
体质。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学习欧洲文明的时候，不能继续像文
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的态度，而应该用“旁观者清”的目
光作出另一番透析。我一直在想：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
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贯穿数千
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
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沉的告诫和遗嘱。
只有找到了这些，才能实实在在安顿我们原先熟悉的那
些学说、大师和规程．
结果，我一方面在寻找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一个个对比点，
一方面又描绘起欧洲本身的魂魄图谱，并让它梳理成一个宏大的情
节。
宏大的情节居然由“散文”组成，只因它的主角是一片大地。
昧，愚昧的行动是迫害，迫害的对象是智者，因此，佛罗伦萨的黎
部大海边的远航，使这片土地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巨大的
文明脚步，伴随着巨大的人格灾难，也卷起了巨大的战争尘土，终
于，由现代智慧抚摩着千古伤痛，而归于平静。以后会是怎样?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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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要整理我的全部来信，把海内外重要的学者、作家的书
信按时间一一排好，却又惊讶地发现，现在对我诽谤最凶的那些
人中，以前大多写来过最甜腻、最恭敬的信，只是我从来没有回过。
整整一百二十箱书，整整几个月时间，仅仅她一个人，如此
耐心，如此刻苦，还是让人费解。其实，这与她知道我在远方正做
着什么事情有关。
四周都在叫骂着我的名字，而被叫骂声包围的屋子里边，并
没有我。只有一个女人在慢慢地打理我的书籍，悄然无声。她喜欢
这种感觉。
这情景，有点像日本风格的古典唯美主义电影。黑发垂地，素
面黄卷，纸门布袍；屋外有冷铁刀兵，杂牌武士，如林如墙，在
月光下低吼声声，要捉拿房舍主人。
月光也穿过窗棂照见了屋内的情景。房舍主人不在屋内，在
万里之外，也在女人心中。即便杂牌武士破门而入，也不能改变屋
内的平静。依然是黑发垂地，素面黄卷，好像没有听见刀剑撞击的
声音。明眸仍如深潭，不起一丝波纹。
搬家不只是搬书，杂事极多，她都慢慢地独自处理。我回来
后金国良先生告诉我：“太厉害了，那次我在汇金百货公司见到
她，不仅两手提满了口袋，肩上背上都挂满了东西，就她一个人!”
我听了，看了妻子一眼。她笑笑，没说什么。
我的被骂，她的被逐，都出于对方一堆堆难于启齿的原因，因
此也可以说是没有原因。那么，最好的回答就是这样：不向任何
人求告，静静地过着最寻常的生活。
如果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让过了，我们也不和他们打斗，只是
一味躲避。躲到这个城市又被骂，那么再换一个城市，一路逃下
去。最后，也有可能放弃城市。好在就像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咖啡馆
里说过的那样，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空间很大，有地方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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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第一草
墓地和法院
1
二00二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一位年近八
旬的老者在穿越上海沪太路、灵石路的道口时突然
摔倒在马路中央，不省人事，满脸鲜血。路人立即打
110专线电话报警，很快就有救护车把他送到附近的
同济医院抢救。
老人在脱离危险后被包扎，瘦削的脸上缠着绷
带，绷带上渗着血迹。白发凌乱，衣衫不整，言语迟
钝。医务人员一时问不清他的身份、住处，便让他一
个人蜷缩在病床上，等待家属来寻找。但是，他们估
计，这更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来寻找的年迈流浪汉。
这就是我爸爸。
那天，爸爸、妈妈一起上街，妈妈拐到一家杂货店买东西，爸
爸不愿意在店门口等，就独个儿穿越马路回家了。妈妈在店里，完
全不知道路上发生的一切。她只知道爸爸已经回家，便放心地一家
家商店连着逛，这是她一生中最后悔的一次逛街。
终于，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发出了轻微的声音。护士一听，是
一串号码，而且听起来很像是电话号码。照着一拨，找到了我的弟
弟。
当时，我在北京，我的妻子在另外一座城市。等到我们回到
上海，知道情况后急急赶去探望，爸爸居然能起身，站在那里迎接
我们。
摔了一跤，一番折腾，本来已经是一把骨头的爸爸显得更清
瘦了。他穿了一身旧中山装，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压住了包伤口的
纱布。我摘下他的帽子看了看，便问起出事那天的种种细节。爸爸
口齿清晰地叙述着，我听了一会儿便开始走神，总觉得今天的他，
是从远处走来的。
远处?哪儿呢?我疑惑了。
我一遍遍重新打量着爸爸，终于明白，问题出在那身旧中山
装。爸爸这些年像一般老年人一样一直穿那种休闲式的布夹克，我
们看惯了，今天，他大概怕自己受伤后的衰相让我们担忧，才特地
换了一身旧制服。这一换，他就回到了三四十年前，那时的他，基
本就是这个模样。而且……
我从椅子上猛地站起身来，一步走到爸爸跟前，用手去摸他
穿着的旧中山装，特别是摸那肩。妈妈在旁解释道：“他受伤后怕
冷，这件旧衣服厚一点。”
我的手已经摸到了旧中山装肩上的那块漆渍。不错，深棕色
的，像台湾地图!
我再一次打量了一下爸爸，轻轻叹一声“这衣服，四十多年
了!”
“四十多年?”我妻子大吃一惊。
“那时他被选为人民陪审员，做了这套制服，穿上的第一天就
沾上了这块漆渍……”我想说下去又语塞了。我不能当着爸爸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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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而且，在我离开很久之后才有其中个别人开始写一些跟风文
章。读遍全文，没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话、哪
个字，出于我的手笔，但居然用了这么一个标题。文章还故弄玄虚
地说，有关证据刊登在香港的《明报月刊》。我托香港朋友查证，没
有；再问《明报月刊》编辑部，还是没有。显然，这是欺侮大陆读
者读不到《明报月刊》。
这个骗局本来很容易通过法律手段来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
人生态度，还是没有起诉。
已经决定不起诉的事情，对方再闹，我也不会改变主意。从
北京余某和上海《文学报》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五
年，我知道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见缝插针、巨细无
遗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间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据说把十年间的每
一个月都排了个遍，更没有放过北大胡传的所谓多少篇文章。凭良
心说，全中国知识界有几个人经得起这样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结
果如何，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我把十年的大门彻底敞开，任那么多极不友好的人士在里边
东敲西打地盘查了一千多天。对此，我深感骄傲，又深感遗憾。骄
傲的理由不必细述，而遗憾的理由却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
正的作家都懂。
一个作家，如果在一场民族大灾难中合情合理地做了几件值
得深切忏悔的事，那该引发多少刻骨铭心的精彩文章啊，实在是求
之不得，但我由于父亲的原因连做那样的事的机会都没有，至今只
能时时扼腕。
然而，“石—歌”事件总需要有一个了结。我的了结方案是这
样一个声明：
“石—歌”事件已经闹腾了整整五年，影响遍及海内
外。为此，本人要对这一事件的两个主角、三个配角，发
出悬赏。
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从本书出版之日起再顺延一
百天，只要能出示我用“石—歌”名义写过任何一篇、一
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
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同时，把揭露出来的
文字向全国媒体公开。
如果仍然找不到，他们可以自行裁处，我绝对不会
要他们忏悔。
这样的方案，总算够愉快的了吧?
但是，那天面对缠着白绷带、穿着旧制服的爸爸，我的心情
发生了变化。
我怔怔地想，诽谤在中国，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不是个
人事件。我个人可以宽恕诽谤者，但有谁来解救无数被诽谤者?按
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诽谤的，因为我不属于任何社团机构，不
跻身哪种代表委员，构不成和谁争权夺利，从不批判别人，从不参
加争论，从不参加会议，还长期不在城市，不在国内，然而即便这
样，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诽谤。那么，中国还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诽谤
而无处讲理的人呢?
我细细回忆，当年我捧着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离室和叔叔
的墓地中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时，既不想报仇，又不想反击，更没有想到哪一天能够伸
冤和平反。
最大的愿望，只想找到一个能够讲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个地方说一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们也许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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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那个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实在想不出普天之下会有这么一个
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发抖、缩肩跺脚。
没有地方讲理，也就使得那位从甘肃写信来的造反派头头，以
及“文革”中的其他大批判干将，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讲理，也不知
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做人的道理。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他们最后终于皈服了一些
道理，却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代价。
时至今日，能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们少付一些代价呢?那就
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
3
我找鲍培伦律师咨询。我问：“对于诽谤和诬陷，不作刑事案
件起诉，而作民事案件起诉，有可能吗?”
鲍律师想了想，说：“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为什么要违
避?”
我说：“中国文人多数是法盲，不教而诛，马上把他们关起
来，于心不忍。而且，要关的人不少。”
鲍律师点点头。
我又问：“诉讼请求中，能够只要求他们道歉，不让他们赔款
吗?”
鲍律师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我说：“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
“你又于心不忍了?”鲍律师笑了。
“对。”我说。
鲍律师说：“仅仅要对方道歉，作为一个诉讼就太小了。现在
社会上严重的案件那么多，法院要受理你这么一个连赔款都不要的
案件，说不过去。还是要象征性地定一个赔偿数字。”
“你定?”
“我定吧。”他说。
我又问：“这样的诉讼，能让传媒不报道吗?”
鲍律师说：“现在司法公开，不可能不报道。我们这方，也只
有通过报道才能辟谣，为什么不?”
我说：‘‘就怕给对方造成太大压力。因为事实的真相是颠覆性
的，他们承受不住。”
鲍律师说：“没有压力还打什么官司?”
我说：“我只想借着法官在场的环境，让他们安静下来，好与
他们讲讲理。”
鲍律师说：“你打官司是为了使他们恢复理智?”
我笑了：“有点这个意思。”
鲍律师沉默了一会儿，问：“你想从哪一项诽谤开始起诉?”
我想了想，说：“先找与一九六八年冬天相关的诽谤吧。”
“这个时间有特殊含义?”鲍律师问。
我说：“是的，前两天我见到了一套旧制服……”但这么一说
把事情绕远了，不知怎么绕回来，因此就没有说下去。
4
这些年报刊上针对我的大量诽谤文章我自己当然不会一一去
看，据广西的杨长勋先生查阅，里边好像已形成一种分工，一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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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妻子，“文革”中爸爸曾在隔离室几次索要这套制服，准备穿
着它自杀。
但我还是说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乡前到隔离室与爸爸
告别，爸爸就穿了这套衣服，人也像现在那么清瘦，这也三十多
年了……”
我这一说，爸爸和妈妈像突遭雷击一般，刹那间成了泥塑木
雕。
爸爸终于回过神来了，低头看了看这套旧制服，自言自语地
问：“是这一套?”
我面对穿了这身旧制服的爸爸，压抑不住要说一句话，这是
几十年前面对这身制服时该说而没有说的。我说：“爸爸，你很了
不起，面对暴力，强硬不屈。”
爸爸眼中又出现了我们过去见过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来了，
他轻声说了一句：“我这种态度苦了你们，苦了全家。''
“没有!”我说，“你和叔叔带了头，我们也跟着一路强硬下
去，反而简单了。”
我与爸爸常常见面，但与这套制服的最后一次见面却隔了整
整三十四年。那次站在这套制服前的我强硬到什么程度，本已淡
忘，不久前却被胡锡涛先生的那篇回忆文章重新搅起。现在连我自
己也无法想象了，一个立即要以自己的体力劳动养活八口之家的年
轻人，怎么可能会在下乡前的极度卑微、极度饥饿中，坚持最后一
分钟的学术立场，读完最后几页英语经典?
这真是二十二岁的我?
“你下乡前一天到隔离室来看我，手里还拿着一小束白花。”爸
爸说。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对你说，不能给打倒对象献花。你说，你
是到古北公墓去献给叔叔的。”
这下我想起来了，说：“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
墓。当时觉得路很远，要换公共汽车，中间在虹桥路上等了很久，
冷得缩肩跺脚，就是现在上海市中级法院那里……”
“中级法院搬到那里去了?”爸爸问，“我做人民陪审员的时
候，中级法院在福州路外滩。”
他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家里谁也没有见过他在法院当陪审
员的样子，只记得他穿着这套制服做“被审员”。不是被法院审，
“文革”时期没有正规法院。他的法院在外滩，那简直是一个太远
的梦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图像。两个血性汉子，两个余家长
辈，一头是隔离室，一头是墓地，我站在中间，寒风刺骨，手上拿
着一小束白花。
现在，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灾难能避免吗?
爸爸对此历来悲观。
我比他好奇。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为什
么正好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
2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到法院起诉诽谤者。理由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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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猖狂，天理难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理由是：让他们出名，何苦来着。
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爸爸在“文革”中受
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头头。这事比我在做院
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脱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的，是整整威
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爸爸原谅造反派头头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
演讲中提到过。根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
……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
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
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
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
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
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
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
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我
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
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干什么?他那次
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封来自甘肃的信。信中说，他
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感到深深的愧疚，
因为他是“文革”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头头，给我们
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
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
父亲根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
过神来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
远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
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
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
向宁静。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
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的读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东海大学)
记得我刚刚收到这封甘肃来信时曾反复想过，写信的这个人，
究竟是我们记忆中的哪一个?是那个能言善辩、怪招迭出的戴眼镜
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还是那个长得极像我们学院工宣队头头的瘦
个子青年，或是另一个我当时没有注意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不写
这样一封信来，但他写了，而且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
是他的勇敢，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他的来信，以及爸爸对他的原
谅，却是对灾难岁月的另一番承受。当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现在要
重新唤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无异于一场心理苦役，分量与以前
的承受一样重，就像把一副重担原路挑回。这是渗透到家门里的
事，信封内的事，老人床边的事，其间的隐痛难以描述。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承受，我对于震动海内外华文读书界的“石
一歌”事件也没有起诉。
“石一歌”事件发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鲁迅的学术刊
物发表了一篇题为《余秋雨与石—歌》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在无限
上纲的声调中，不小心也泄漏了一点实情，例如，那个教材编写组
确实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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