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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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荣誉机构，连每一个馆员都是文坛耆宿，上海文史馆的首任馆长
张元济先生，还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的。我听后想了想，还是
摇头。
还有一位担任了市委领导的“昨日同僚”龚先生很讲义气，反
复劝说我，彻底辞光会吃亏，要我自己随便想一个头衔出来，都可
以批准。当然，我没有想。
我理解这些老朋友们的好意，但我都不能接受。不仅不能接
受，而且还必须中断与这些老朋友们的交往，甚至连私下交往也彻
底中断，使一切对我变脸的人，感受不到来自权力方面的压力。
如果那些人因为顾忌我的“昨日同僚”而重新对我谦恭起来，
我的辞职就失去了全部意义。
那些人在不断地吓唬我，我却万不可以吓着他们。我知道，他
们都声音大胆子小，是连一个科长、一个老板也不敢得罪的。
从那时到今天，这么多年的事实至少可以证明，他们在报刊
上以上千篇诽谤文章、几百万字的辱骂文字反反复复折腾我的时
候，从来没有被任何声音吓着过。我没有向任何权力部门或友情系
统投出过一丝求助的眼神。
只要知道当今中国出版、传媒系统管理体制的人都不难明白，
我要投出这样的日卧申会很有效，也很容易，而在那么多年的狂风恶
浪中从来没有投过，却极不容易。
这样，我也就始终保持着既不沾“位子”又不沾“圈子”的
状态。寒江孤舟，无可救援。
对于这些老朋友，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向他们念
叨：我刻意地避开了一切有可能接触你们的机会，有时甚至做
得非常过分，这倒不是怕那些人说三道四，而是想以“矫枉必
须过正”的方式阻断权力与文化的粘连。我目前身处的危难，正
是一种实验结果的呈现。与你们一联系，实验就会中断，因此
请你们谅解。
5
对我的辞职起关键作用的黄佐临先生，此时已是一个卧病在
床的八十七岁老人。我不愿向一切老朋友求助，却很想把自己辞职
之后的遭遇和决心告诉他，而且只想告诉他一个人，也不想得到他
的指示，只让他知道就行。但再一想，这对老人是一种骚扰，太不
人道了。
暮春时节的一天，我从外地回到上海，先不打任何电话，只
到龙华公园独自走了一圈。桃花已谢，草木茂盛，人迹繁密。从公
园出来到宿舍，门房老大爷还是叫我“院长”，递给我一封信。
信封字迹颤抖，发信地是华东医院。我已有一种预感，i至忙
拆开。果然，是黄佐I临先生的亲笔信。
这是他在生命晚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因此我后来一直把
它看作是他给我的遗书。
秋雨：
去年有一天，作曲家沈利群教授兴致勃勃地跑到我
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有精品出现了!她刚从合
肥回来，放下行李便跑来通报这个喜讯。她说最后一场
戏，马兰哭得唱不下去了，乐队演奏不下去了，在观众
席看彩排的省委领导人哭得也看不下去了，而这场戏则
是你老兄开了个通宵赶写出来的。
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兴奋之余，我与沈利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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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25 22:12:5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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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那个小报告，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
“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车部长有点吃惊。
“他们批评的对象，只不过是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而且，信是从邮局寄的，谁也不认识马天水和他的秘书。”
“邮局寄的?”
“我只是帮了一位残疾人的忙，这算什么小报告呢，居然一闹
两年。”我说。
“嘣!”车部长一拳砸在床头柜上，还骂了一声粗口，把范民
声、王家乐两位老师吓了一跳。本来我还想讲讲与这位残疾人的关
系、讲讲当年在洪水中以身体填堵堤堰决口如何冻僵、又如何被他
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见部长已经发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后几年，我经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讲学邀请，一次次去长
沙。车部长一听到消息必定主动来看我，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几天时间为湖南戏剧界的朋友讲完《戏剧审
美心理学》和《现代艺术精神》，就告诉前来看我的车部长，岳麓
书院必须保护。
“岳麓书院我去看过。是毛主席、蔡和森他们从事早期革命活
动的地方，革命传统纪念地。”他说。
我说“其实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朱熹在那
里讲过学。我这次去，发觉那里只说现代革命，不提朱熹他们……”
“朱熹，是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吧?”车部长疑惑地看了我一
眼，但很快就笑了：“对，先保存，再评价。”
说完岳麓书院，我又随口提议这个省还有一些曾经被整惨了
的老一代戏剧理论人才，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举了一位叫金式
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现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为例子。
几天之后再一次见面，我又向他转述了一位姓李的诗歌评论
者告诉我的种种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帮助。他在小本子上一笔
一笔地记下了这位李先生的名字。
正说着，文化厅的朱静民先生进来了，他看见车部长坐在我
的房间里已经很吃惊，没想到车部长顺着我们刚才的话题对朱静
民说：“我们湖南，再也不准任何人去整文化人了，不管以什么
理由!”朱静民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顾点头。
车部长突然转过脸来看着我，放低声音问：“那帮人还缠你
吗?”我说：“暂时没有太大的动静，只有一个人，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十分狼狈，连找一份工作者很困难了，在一家图书馆打杂，却
老是在外省的现代文学研究圈里散布一些谣言，说我曾被他清查，
问题严重。让他说吧，我才不理呢。”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了，找我!”车部长的这句话透
露出一种军人豪气，洗刷掉了我心底对他的最后一层抱怨。
16
我在内心感谢之余，却也明白，身处现世，靠谁的保护都不
管用。你看，从车部长开始，有多少长辈想保护我、为我说话啊，
但都没用。结果，阴错阳差，他们还可能不经意地伤害了我。人生
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
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自己的选
择。
长辈们无法真正地保护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
有发言权的那个灾难未必还会重现。新的灾难以什么形态出现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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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地方?完全不知道。
在学生们面前我也算长辈了，却完全无法预见他们将会遇到
什么灾难，因此也无法把他们，例如黄见好和黎奕强，保护好。
原以为渡过那隐秘的河湾后一切都会挺直、畅亮、欢快，其
实根本不是。正像幸福是一种接力赛，灾难也是一种接力赛，而且
两条跑道往往合在一起，不分彼此。我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给下
一代讲述过去的灾难，因为灾难并没有结束在过去，更没有结束在
我们身上。他们承受的灾难，很可能比我们承受过的更凶险。
我只希望，下一代的灾难，不要像我们这一代遇到的那样带
有如此宏大的群体性：群体性承受，群体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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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第一章
骆驼殿堂
1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十八日召开的。半年之后，庐山召开了一个衍生性
的会议：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个会，狠批极左
思潮，声讨整人群丑，倡导思想解放，满山云蒸霞蔚。
我是这个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
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
但是，庐山会议也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一是
全国性的精神饥渴和理论欠缺已明显暴露，却又被
一种浅薄的热闹所遮盖；二是为极左政治服务的
文艺方针已经被唾弃，却又在蓬勃滋生各种各样新的“工具论”，
使文化本位和艺术本位仍然无处可以落脚。
为此，我决定离开热闹，离开功利，离开一切泛政治化的慷
慨激昂，走一条寂寞而深幽的学术道路，把上半辈子未曾学得的人
类整体意义上的终极价值、人文取向、文明脉络，艺术哲学，比较
完整地补回来。当然，这主要不是为我自己。
这个决定，是下庐山后在长江轮的甲板边作出的，经历了一
番思想矛盾。这是因为，在这之前我匆匆忙忙在戏剧学、美学和现
代文学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已经产生不小的影响，受到前辈学者的多
方褒奖，而一个出国做访问学者的计划也眼看就雾实现。但是，我
如果不毅然斩断这一切，包括斩断诸如刚刚得到的金国艺术理论研
究会秘书长这样那样的职位，就无法展开一场从零开始的自学大行
动。
这个自学大行动是“文革”灾难时期在奉化芈山的那次苦读
的继续，只不过，当时重在中国古籍，这次重在欧洲经典，兼及其
他古典文明，规模大，耗时久，而且没有外力逼迫，全靠内心把
持。这番自我深造，选定的场所不在佥U桥和哈佛，而在我当时栖身
的上海东北郊一间斜顶朝北的十三平方米小屋，隔壁是两个人口众
多的工人家庭。我相信，陋室才有大静。
做这个决定那天正好是我三十三岁的生日。我站在江轮上，把
一切有可能导致精力分散的课题沉溺、群聚乐趣等等文化界的时
尚，全部抛落在江水之中，以此作为自己庆祝生日的重大行为。新
的一岁，海阔天空。
一些重要的世界文史经典已经可以陆续从书店买到，都是“文
革”前的译本，刚刚开禁。
有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过来，那就到学院图书馆借英文版。我
们学院图书馆里英文典籍不少，据说是很多图书馆合并的结果。也
有不少是个人捐书，在我印象中，余上沅先生捐得最多。在他的捐
书中，还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朋友们当初向他赠书的签名，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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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与所在学院的范民声、王家乐两
位老师一起到湖南长沙招生。中南地区几个省的考生都要赶到长沙
应试，我们从接受报名到设考场监考、口试，忙了好一阵。那次招
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但说来悲凉，居然已去世好几位。
学生之一的黄见好，后来以“伊妮”的笔名成了一位知名作
家，但几年前突然给她相亲相爱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别
信后，不知去向。她家人和诸多社会机构找了好几年，都不见踪
影。连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计已不在人世。但为何离开，至今
无人能说得清，据说与得了一种病症有关，但那并不是绝症。她丈
夫至今还没有停止寻找，一路带着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页上印
着，作者“受业于余秋雨教授”。
与她同班的另一位学生黎奕强毕业后表现卓著，已出任广州
市粤剧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谁知有一年除夕驾车带儿子
回广西梧州的老家过年，夜色中坠入一处断桥河谷，父子两人都未
能生还。
我至今还记得口试他们时的一问一答，还记得毕业送别他们
时的依依情景。我一直以为，灾难结束在我们这一代，我再忍辱负
重，也要让学生们过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宾馆一座现已拆掉的老楼内，我与范民
声、王家乐两位一起住一小间，既拥挤又简陋，为的是替学院省
钱。那天，我们三人正在闲聊，有人敲门，笃、笃、笃，估计是考
生，便大叫一声“进来”，只见急急推门走进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车部长，是您!”
车部长早已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与几年前他所在的上海
市委执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点关系，当然比在上海寂寞多
了。不知道他从哪条管道知道我来了，住在这里，居然准确找到。
须知我当时还籍籍无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统不会因外地来了几个
招生的教师而向他汇报。
“我有多头情报。”这是他对我疑问的回答，与我们首次在上
海大厦见面时一样。
我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介绍给他，他一一握过手后转
身看了看我们住的这个小房间，看得很仔细。
这种拥挤状况对他这—级别的干部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
他似乎由此觉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个床边坐下，关切地问：
“你的事，我后来没时间过问，现在一切还好吗?”
说着他瞟了一眼范、王两位老师，在犹豫要不要在他们面前
谈过去的事。
“我现在专心教书、写书，算是回家了。”我顺手指了指两位
老师，把重音放在“回家”两字上，表示我们亲如家人，尽管说。
车部长一笑，说:“我倒是几次想起你最早对我说的话，能不
能只搞清查，不搞运动。这不容易做到。我们党，还没有找到更好
的办法。”
我说：“事实又一次证明，这样的运动一定会搞乱，甚至颠
倒。”
车部长说：“颠倒只能一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我说：“问题是通向公正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例如，我当时突
然被清查，他们一定向您汇报过，一是我议论了毛主席，二是我给
马天水打了小报告。议论毛主席的事现在不用说了，可您知道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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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还没有要搞的意思，说不定还能偷安一阵。这么一想，她心
情好了。
有一次她对我说：“你大伯一心只想读书，留下一箱子书，
二十三岁就死了。你叔叔也是一样，结果也死了。你现在逢上好
年头了，那就好好读下去吧，你伯伯、叔叔知道了也会高兴。”
4
我终于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重要思想文化的十四个国家的相
关资料读完了。写下的笔记一大堆，抽出其中与戏剧有关的部分就
有八十万字，删削两遍至六十八万字，这便是后来在一九八三年出
版的《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丁景唐先生要为一个
从来没有出版过书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发一部六十八万字的著
作，也实在是气度不凡。当然，他在签发前看到了前辈学者李健吾
先生对我论著的高度评价。李健吾先生是从陈多老师那里看到我的
作品的。
出版前一个月，我爸爸十余年的冤案，终于获得彻底平反。算
起来，我历年为他写的要求平反申诉书的总字数，超过《戏剧理论
史稿》。
对于她的倒下，我们似乎作过长期的准备，但又毫无准备。
那天，是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她去世的时间是晚上九时
十五分。她是在家中去世的。没有什么病痛，却没有了呼吸。
当然还要送到医院抢救，但这是祖母，做事历来干脆，走了
就走了，不接受抢救。
祖母去世这件事，对爸爸来说太艰深了。我说过，爸爸每次
逃过死亡，最大的意志力是要为祖母留下一个送终的儿子，这一点
他终于做到了，松了一口气；但反过来，他又知道，祖母在人生
最后一个大灾难中熬那么久而不离开，最大的意志力是要看到她惟
一留下的儿子申冤。
一年前，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晚上，她旁听爸爸口述要求
彻底平反的上诉书，从历来懦弱的儿子变得越来越峻厉的口气就判
断出时势已经变了，便放下了心。像祖母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在乎
那种故意推三阻四才拿出来的平反文本，但她还要等一年，看看爸
爸那么峻厉的口气有没有招来新的祸害。一年下来，平安无事，她
也松了一口气，知道最后一个大愿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好让年
纪已经不小的爸爸早一天做“大人”。
大愿之后还有一个小愿，与我有关，那就是她希望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看到大孙子结婚。只有了解祖母人生历程的人才会知道，
这个心愿对我和全家具有何种刻不容缓的绝对意义。我立即托老同
学们物色，通过李婴宁、曲信先两位同学的介绍，我快速地完成了
祖母的心愿。但是，如果不考虑祖母的因素，仅就事情本身而言，
那实在是太粗糙了。对方不太了解我工作的意义，却走在时代前
面，早早地投身于商业，去了南方，与我失去了联系。
祖母已经看出自己的心愿出了点问题，却不提，见面只问
我：“你现在能安心读书吗?”
我说能。
她又问：“那些专门害人的坏胚子还来烦你吗?”
我说，好像没有。我非常喜欢听祖母用她那种特殊的语气把
整人专家说成是“坏胚子”，每次听到都觉得一阵爽快。
问了几次，我都说没有，她一算时间，觉得“第二次文化大
革命”还没有要搞的意思，说不定还能偷安一阵。这么一想，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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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粗木条把天花板加固，当作阁楼的地板，再造一个小楼梯通下
来。
天花板顶棚上终于响起婴儿的哭声，我已经在写关于尼采论
超人的笔记了。当时中国大陆凡是提到尼采的书和文章，至少一半
篇幅是在批判他，我倒是觉得应该用他的思维逻辑生活一阵，不
能一开始就那么冷漠。等到读完他的《悲剧的诞生》，我知道，自
己碰上了世间最好的文章。
3
一点不错，《悲剧的诞生》。我正是在夜间不知第几遍读这篇
文章的时候，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
宁波老太和苏北老太都不会敲得这么响，又那么晚了，谁呢?
开门一看，是小弟弟余国雨。
“大哥，，，国雨气喘吁吁地看着我，说，“阿婆走了。”
祖母走了。
她真的走了。走在夜间。
一个在倒下前一刻还是全家最高精神主宰的真正老家长，一
个截取她任何一小段历史都能充分诠释英雄本义的女人，终于倒
下了。
对于她的倒下，我们似乎作过长期的准备，但又毫无准备。
那天，是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她去世的时间是晚上九时
十五分。她是在家中去世的。没有什么病痛，却没有了呼吸。
当然还要送到医院抢救，但这是祖母，做事历来干脆，走了
就走了，不接受抢救。
祖母去世这件事，对爸爸来说太艰深了。我说过，爸爸每次
逃过死亡，最大的意志力是要为祖母留下一个送终的儿子，这一点
他终于做到了，松了一口气；但反过来，他又知道，祖母在人生
最后一个大灾难中熬那么久而不离开，最大的意志力是要看到她睢
一留下的儿子申冤。
一年前，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晚上，她旁听爸爸口述要求
彻底平反的上诉书，从历来懦弱的儿子变得越来越峻厉的口气就判
断出时势已经变了，便放下了心。像祖母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在乎
那种故意推三阻四才拿出来的平反文本，但她还要等一年，看看爸
爸那么峻厉的口气有没有招来新的祸害。一年下来，平安无事，她
也松了一口气，知道最后一个大愿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好让年
纪已经不小的爸爸早一天做“大人”。
大愿之后还有一个小愿，与我有关，那就是她希望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看到大孙子结婚。只有了解祖母人生历程的人才会知道，
这个心愿对我和全家具有何种刻不容缓的绝对意义。我立即托老同
学们物色，通过李婴宁、曲信先两位同学的介绍，我快速地完成了
祖母的心愿。但是，如果不考虑祖母的因素，仅就事情本身而言，
那实在是太粗糙了。对方不太了解我工作的意义，却走在时代前
面，早早地投身于商业，去了南方，与我失去了联系。
祖母已经看出自己的心愿出了点问题，却不提，见面只问
我：“你现在能安心读书吗?”
我说能。
她又问：“那些专门害人的坏胚子还来烦你吗?”
我说，好像没有。我非常喜欢听祖母用她那种特殊的语气把
整人专家说成是“坏胚子”，每次听到都觉得一阵爽快。
问了几次，我都说没有，她一算时间，觉得“第二次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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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衡哲的，梁实秋的……
我的英文不好，阅读勉强可以，笔译学术论著则要请人订正。
当时上海的里弄间还能找到不少劫后余生的博学老者，我总能转弯
抹角找到他们。他们都是那么温文尔雅，但一看见递到他们眼前的
培根和休谟就会激动起来。然后，苍老的朗读声牵带出他们在剑桥
和哈佛的青春岁月。他们当时还者c；f艮空闲，有足够的时间带着我在
那远年经典间缓步徘徊，尽管他们的住所，总是局促而又阴暗。
于是，全部自学课程开始了。
2
我读一段，就写一段笔记，做一段评论。不明白之处读得很
慢，有时遇到艰深概念，三两天才疏通一句。
大热天，北窗的西晒如火如荼，没有一丝风，写笔记和评论
的稿纸上全是汗渍，今天翻看当年文稿仍是一篇篇模糊字迹，逼人
的灼热还在从几十年前的汗渍中散出。冬天裹上棉衣，双脚还是冷
得无可言喻，只得把一个稻草编织的土法保温筐搁在桌下，伸脚进
去，再塞上棉花。
离小屋不远处有一个居民小食堂，每天两次端一个小锅去买
饭菜，再端回来吃，顺便泡一碗紫菜汤。
小食堂的饭菜很难指望，但那碗紫菜汤却因由我亲手操作，绝
对保证质量，百吃不厌。放几枚海蜒稍稍滚煮，加较多的醋和少量
酱油，然后再放入紫菜，就可以了。没有海蜒可用一种被上海人称
作“虾皮”的小虾干替代。紫菜一滚就起，时间稍长就不滑爽了。
这碗紫菜汤，费材极廉，费时极省，一二分钟即得，喝的时候，眼
睛已在书上。
这便是我当时的日常生活。
与我共用厕所和厨房的两家邻居对我很友善，但他们之间却
出现了问题。西屋的苏北老太一直怀疑东屋的宁波老太看上了自己
的丈夫，每天指桑骂槐，恶语脏话不忍卒听。
今天，亚里士多德正在我的书桌上谈论恐惧和怜悯对于人们
的精神陶冶效果，“啪”，一只铝锅摔在灶台上的声音突然响起，然
后是意料中的苏北老太的喊叫：“不要脸!”
她发现公用厨房里只有她丈夫和宁波老太两人在。
“嘭!”这是宁波老太进屋关门的声音。这声音的潜台词我听
得懂：“谁会看上你的糟老头!”
当事人之一的苏北老头几乎不说话，只是冲着老婆“哼”了
一声。苏北老太怕丈夫，不敢硬顶，只嘀咕了一声：“哼什么
哼……”
亚里士多德还在艰难地向我论述：恐惧、怜悯和陶冶。
有人敲门，轻轻的。我拉开一条门缝，一看，是宁波老太的
大孙子，收这个月的电费。我请他进来，他转头一看，“啊”了一
声，是被我四壁的图书吓着了。由于房子太小，我的书架只能从地
板做到房顶，抬头一看，像要压下来。他匆匆收了电费，两眼一直
看着书架，最后终于问了：“你在书店工作?”
“我不卖书，只买书，为了教书。”我说。
那天，我已研究到了日本古代世阿弥的《风姿花传》。
苏北老太家发出了连续的敲击声，实在太闹，影响了我的钻
研，我从门缝里看出去，似乎是在装修房子了，好些人在忙碌。我
到厨房烧水，苏北老太笑着告诉我，她最小的儿子要结婚了，没有
房子，只得在天花板上面的顶棚里搭一个阁楼。要做的工程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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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了。
有一次她对我说：“你大伯一心只想读书，留下一箱子书，
二十三岁就死了。你叔叔也是一样，结果也死了。你现在逢上好
年头了，那就好好读下去吧，你伯伯、叔叔知道了也会高兴。”
4
我终于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重要思想文化的十四个国家的相
关资料读完了。写下的笔记一大堆，抽出其中与戏剧有关的部分就
有八十万字，删削两遍至六十八万字，这便是后来在一九八三年出
版的《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丁景唐先生要为一个
从来没有出版过书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发一部六十八万字的著
作，也实在是气度不凡。当然，他在签发前看到了前辈学者李健吾
先生对我论著的高度评价。李健吾先生是从陈多老师那里看到我的
作品的。
出版前一个月，我爸爸十余年的冤案，终于获得彻底平反。算
起来，我历年为他写的要求平反申诉书的总字数，超过《戏剧理论
史稿》。
这部著作在出版的第二年，即一九八四年，获全国戏剧理论
著作奖。这是一个隆重的奖项，在北京颁发，评奖范围囊括几十
年，因此很多获奖者已经不在人世，奖状由家属领取。连家属也找
不到的，由出版社代表领取。由于带有悲怆的历史总结意义，因
此，这么一个专业性的颁奖，北京学术文化界的多数权威人士都来
了，济济一堂。
我作为最年轻的获奖者，代表全体活着和死了的获奖者致答
谢词。因为提到了在艰难岁月中仍然坚持学术而终于亡故的那一代
老人，我一度有点讲不下去。大会主持者杜高先生在引出我来致词
的时候，称我为“我国杰出的戏剧理论家”，我听了心中一咯噔。因
为虽然今天互相之间称这个家、那个家的比比皆是，但在当时，中
国刚刚结束对“成名成家道路”的连续几十年的批判，说谁是“理
论家”，还十分稀罕。
这部厚厚的得奖著作，在当作教材使用十年之后，一九九三
年又被评为国家文化部系统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不太容
易，因为那次获一等奖的，全国只有两部教材，另一部是北京祝肇
年教授的。
但是，对这些奖，我确实不太重视。这部著作对我最重要的
意义，在于它是我的“求学笔记”。它本身并不精彩，但翻开它，我
眼前就出现了无数辉煌的高山峻岭，我一个人正在朝云夕阳间一步
步跋涉。那是一种无限艰辛又无限舒畅的体验，任何时候回想起来
都万籁俱静、一片圣洁。
就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我的思想观念被一群世界级的大师
从头梳理了一遍。不再像前几年初涉黑格尔《美学》和康德哲学时
的狂喜了，而是把自己的启蒙补课与人类的启蒙过程融成一体，缓
慢而有序地一步步推进。
一句接一句，一篇接一篇，一位大师接着一位大师，一个
国家接着一个国家，我每时每刻都在惊慌地注视着。惊慌于人
类曾经有过那么高明的思维，那么精彩的表述；惊慌于天各一
方的大师们如何在一些基本课题上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当
然，更惊慌于自己以前居然对此近乎无知，而周围学术界的朋
友也大同小异。
我在这一番番的惊慌中知道了生命的归属，毫无抵拒地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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