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sincn

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
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
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
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
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
“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l生善良，因
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
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
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
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才长时间地盯着我，
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
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
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专案
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
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
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
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
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
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
“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
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
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
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
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
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
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
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
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
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
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
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遍性、延绵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于恶化了的人际关系。因此，我
们的矫枉过正，是在结束一段历史，截断一种灾难。再过分，也值
相信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们在回忆我任职期间的成败得失时
都会肯定这一点：那几年虽然还有诸般不是，却因为几乎没有人
际争斗而轻松愉快。
11
这是一幢三层小洋楼，三十年代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工程
师的住宅。院长办公室在二楼，一个小套间。
打蜡地板、钢窗、壁炉，小套间里有两个卫生间，纯粹的欧
洲气派。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坐在这里的是老院长熊佛西先生。那
时上海早已受极左思潮统治，熊佛西院长没什么权力，只是小心翼
翼地看管着窗下的这个小院子。小院子里有一条弯曲的小路穿过草
坪，有的同学抄近路踩踏草坪了，就能听到头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
音：“同学，请不要破坏绿化!”
后来，他觉得窗口喊叫也不文明，干脆就在这条小路上来回
散步，做一个“护草使者”。我们碰到他，叫一声“院长好”，他拿
慈祥地询问：‘‘哪一个系的?哪一个班级?叫什么名字?几岁
了?”
过了五分钟，我们拿了一本书返回，又碰到他，再招呼一声，
他又慈祥地询问：‘‘哪一个系的?哪一个班级?叫什么名字?儿
岁了?，，有时为了一件什么事来回穿行几次，他都是如此慈祥询
问，不知内心是否怪异：同名同姓的学生怎么那么多!
听老师们说，学院从横浜桥搬到这儿来的时候，市政府原本
划出的地很大，把现在的华东医院、华山医院门诊部、上海宾馆’
静安宾馆、希尔顿饭店的地域全部包括在里边了。熊佛西院长背着
手走了一圈说：“这么大，谁扫地?”
这么昂贵的黄金地段被老院长放弃了，一直让后任者一次次
扼腕，但我倒能领会这位前辈书生的观念：办学校，一要种草，
二要扫地。这个观念十分环保，十分节俭，因此也十分现代。
我站在窗口想了一会儿，便转身坐在办公桌前，打量起这间
屋子。刚才进来时我没有把门关死，留了一条缝，这也是因为想起
了熊佛西院长的一件往事。 ．
当时熊院长坐在这里，服务员老杜每次都不敲门，一拧把手
就进来了。熊院长对此颇为恼火，一次次告诫，但老杜实在想不出
敲门的理由。他觉得自己既不是客人，又不是汇报工作，只是来送
开水、擦桌子的，当然是越轻越好，敲门干什么?因此到时候还是
下不了手，只是把动作放得更轻，试图在熊院长毫不觉察的时候做
完他要做的事。可想而知，这种踮脚屏息的状态更把熊院长吓得魂
飞魄散，一怒之下命令老杜退回门外，敲三下门，听到屋里说“进
来”，再推门。但是，可怜的老杜试了几次老是觉得不是味道，总
是期待着熊院长不在屋里的侥幸。可惜，熊院长每次都在。最后只
得让老杜离开院长办公室，到理发室去了。老杜很快学会了理发手
艺，直到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去理发，他还在一次次感叹：“熊院长
真是奇怪，他在屋子里又不做坏事，老要我敲门干什么呢?”
后来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是苏枋院长，一位河南来的革命军
人，在军队里领导过一个剧团。他与熊院长就完全是两路人。他也
有一个服务员，是他在军队里的马夫，姓张，跟他一起进了上海。
听老师们告诉我，当时英武魁伟的苏枋院长在礼堂里向全院教师
做报告，气氛庄严，北方口音在上海人听来是一种天然的领导者语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言，大家都恭敬地做着笔记。突然，礼堂后面响起三声敲搪瓷碗的
声音，紧接着传来一个沙哑的河南口音：“团长，别说了，吃饭
了!”
全体教师愕然，苏枋院长则一笑，停止报告。
老张觉得团长还是他的团长，便乐呵呵地跨着牵马般的步子，
朝食堂走去。
苏枋院长出于好奇，用过办公室里的这个壁炉。麻烦的是找
不到柴禾来烧，伙房里也没有，那里用煤，因此还是要请老张去拾
捡枯枝。当壁炉终于点燃起来的时候，苏枋院长通知其他干部一
起来取暖，北方来的干部们早就受不了没有取暖设备的上海寒冬。
据说那次坐在壁炉前的干部们坐下后的第—件事就是脱下鞋子、袜
子向着火焰烤，因为最冷是脚。人多势众，那味儿，使苏枋院长
不敢再试第二次。
苏枋院长爽朗可爱，一直保持着河南人的习惯，平生饮食至
爱，是油条和豆浆。他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应由这两样东西组
成，当然也可以再加一点其他东西。就在我担任行政工作前几年，
他还在做院长，亲自写了一首校歌，让全体同学学会，准备在院庆
大会上全场齐唱。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同学们的顽皮劲头勃发，不
知事先有谁组织过，那天全场唱出来的，居然齐刷刷的是河南方
言!对此，苏垫院长一点也没有生气。
“浦江之滨，有一座艺术殿堂……”过了很久，校园里还有学
生边走边用河南方言哼唱着。
想到这里我笑了出来，没想到门外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报
告!”
我一时没回过神来，想不到这声音与这屋子的关系，与我的
关系，只当是门外有表演系学生在练台词。
“ 报告！”又是一声．更加响亮。我突然想起当年熊院长要老
杜敲门的事，觉得这声音似乎与我有关。
“进来!”我说。
进来的是一位老人。我一见就站起身来，却不知叫他什么合
适。
他姓吴，在我考进这所学院的第一天，就见到了他。他是我
要就读的那个系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军人，是我
们这些学生平日能见到的最高领导。“文革”中当然被作为“走资
派”而打倒，但始终没有成为焦点，“文革”结束后那么多年，一
直没有见着。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面前，我立即回到了刚刚
考上大学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居然用军人的姿势向我“报告”!
“院长，”他说，“我向你检讨!”
“吴老师，”我终于憋出这个称呼来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做过
老师。他早已离休，我上任时翻看各级干部名册都没有他的名字，
因此叫老师比较合适。“请坐，慢慢讲。”我说。
他说他犯了一个错误，离退休干部们不放过他，要求学院给
予公开处分。他来找我，一是检讨，二是表示愿意接受处分，三是
希望这个处分不要张榜公布。
“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问。
原来，一位老战友病逝，他赶回家乡去送葬，回来时另一位
老战友出点子，说自己的儿子是火车司机，让他坐在驾驶室后面的
角落里回上海，不用买车票了。他真的这样做了，却想不到，到了
上海，没有车票是出不了站台的。他被火车站当作逃票者扣押，后
来只得由学院派人领回。领回后，老干部们一片哗然，认为他丢了
老一代革命军人的脸，不仅要处分，而且要开批判会。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其实这事用不着找你院长本人，我……”他显然已经被一批
与他同资历的老干部搞得很紧张。
“吴老师，你应该找我。我保证，你不会为这事受任何处分。”
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无法向他说明理由，便把惊讶不已的他送出了门。
理由很简单，这是贫困造成的，与品质无关。
革命军人进驻上海后，虽然做了干部，有很大一部分还过着
相当艰苦的日子。照理，他们的薪水在当时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
不太美满，又要抚养一个不小的家庭，情况就很严峻，这位吴先生
就属于这种情况。我还记得做学生时有一年春节给各位师长拜年，
其他老师家都会端出一点糖果，而他家端出来的却是一小碟“炒米
花”，可见家境拮据。
他用几十年前做军人时的一声“报告”，不经意地提醒我，他
一直处于军人般的清寒之中。这样的事情本来我只需同情，不必负
责，但他向我“报告’’了，因此又不经意地提醒我，从此，这个院
落里的很多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人际关系，并不是我想简化就能完全简化。你看这位吴先生
差一点就要接受处分和批判了，而且，说起来，处分和批判都有理
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来消除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这个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斗争和
批判。
12
吴先生走后，我又站到了窗口，再一次看着这个不大的院子。
熊佛西院长多么想让这里变得葱茏整洁、文明雅致，但结果呢，多
少呼啸、狂喊在这里发出，多少冤案、惨祸在这里产生。我又沉陷
到那血泪斑斑的岁月中去了，当时，这间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
后来，是所谓“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办公室。
现在总算安静了。
能一直安静下去吗?
能出现熊佛西院长理想中的世界吗，连进门都要轻轻敲三
下?
正这么想呢，“笃、笃、笃”三下，真有人敲门了。
已经受过“报告”的惊吓，这下我从容了，松松地叫一声“进
来!”
我扭头一看还是站了起来，进来的是导演系的薛沐老师。
薛沐老师与我私交很好。在那么多老师中，熟悉学院历史上
的每一个重大关节、重要人物，却又能不掺杂自己感情作出冷静评
价的人并不多。导演系却有两位，一位是胡导老师，一位是薛沐老
师。胡导老师我接触较少，但我每次发言和报告时只要看到他在
场，总会特别注意他的表情，因为他历来最为客观、公正。薛沐老
师曾多次与我相伴到外地讲学，客舍空闲，时时长叙，无话不谈，
便成密友，尽管在年龄上他是我的长辈。
他受过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时期，学院内一
、{立清室弟子疑点甚多，被人揭发，蒙冤入狱，他受不住逼供，胡乱
交代说，曾与薛沐老师和陈古愚老师一起图谋成立一个地下组织迎
接国民党回来。幸好这份交代破绽太多，没法定案，但薛沐老师已
成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他揭发，就被划为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当然不必细述。历尽如此灾难他还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那口气，那声调，很像
是从船顶嘹望台上发出的。报告那天，据说连全院所有的清洁工
人、汽车司机也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了。
这个报告，立即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
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评价。他在同济大学专门召
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也就站在驾驶舱里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
的其他船只，也都在倾听我们这艘船发出的信号。
9
当然还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舱房”收拾一下。
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
我对何添发、胡志宏这两位同事说，先得给我一点时间，把
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写完。这篇论文，就是我考察傩文化的总
结《论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的美学特征》。它的中文本，发表在
北京的《戏曲研究》学刊上，它的英文本，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
的《亚洲戏剧》学刊上，题为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一
thetics of Primitive Chinese Theatre，很多外国同行都读过。
写这篇论文的感觉，与我以往写那么多学术著作有很大的不
同。笔下的主要素材，不是来自别的书本，而是来自我本人的考
察。因此，这就成了我向国际学术界所作的一个发现性报告。我知
道在现代学术等级上，这种报告的地位最高。
这篇论文向我开启了一个现代学术等级，但我却要离开。我
在高高的书架前不断抬头仰望，心想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购而来
的书，以及由这些书组成的那种氛围，那种气场，那种生活方式和
心理方式，都将弃我远去。表面上，它们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
心不在了，它们也就形同虚设。
从今以后，我只能在办公桌前、会议室里、演讲台上，偶尔
想起，想起这破了围的氛围，漏了气的气场。半夜回来，照样居
息，却不敢再抬头仰望。
这等于一个领主拔离他的营寨，一位酋长告别他的邦国，频
频回首，茎断根连，夕阳故国，伤感无限。
既然代价如此之大，那么，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里才会略
为舒坦一点。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钟与学术研究的每一分钟，放
到了同一架天平的两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钟稍稍失重，学
术研究的那一端就会怆然坠地，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于是，对
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经直接关系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
能有丝毫懈怠。
正因为我并不害怕免职，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
测验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种强势。我满意这种势头。行政工
作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强势，否则便是浪费，浪费自己和属下
的生命。
还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谁会把一艘装满乘客的船，交给一个
犹豫不决的人?谁会把一个连接生命的舵，交给一双软弱无力的
10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决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点，那
就是：迅速简化整个学院的人际关系。
乍一看，入口点不应该放在这里，而应该放在教育改革、人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才引进、精简机构、提高待遇等项目上。但我敢于担保，不简化人
际关系，这一切都做不好，全会变成一片吵闹。公开的吵，暗地的
闹，直到最后只得反复谋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图一一消
耗。
这是中国的国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谁也改变不了。即便是
最没有人际关系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动手也会被人际关系的网络缠
住。什么课程的优劣，立即变成了谁的课程的去留。业务水平的考
核，也会变成谁整谁的问题。可以设想，这一切会引出多少私下聚
会、暗中串通、公开顶撞、以牙还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
这个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没的泥潭。
我发现，在高等学校这样的机构里，一般的人际关系虽然复
杂却不至于频频左右全局，如果频频左右了，一定是领导者本身把
它强化的结果。
很多领导者为了自己的权威，会若明若暗地培植亲信。这是
一个单位人际关系恶化的重要起点，因为这种培植的举动人人可以
看到，而亲信之所以成为亲信一定时时有所动作，处处有所炫示。
亲信一旦产生，又会渐渐扩大为圈子，圈内圈外会有磨擦，不同的
亲信间也会争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者还想利用磨擦和争宠
来办事，那么整个单位已经不可收拾。
上海戏剧学院的人际关系也堪称复杂，但是“文革”灾难打
倒一切，反倒把它简化了。现在灾难刚过，大家同仇敌忾，共同
语言还没有消散，正是继续简化人际关系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机一
旦错过，再也追不回来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规则。
例如，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我们上任后，愿意听取一切意
见建议，院长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但是，如果有谁到院长办公
室里来说某某教师的不是，我们会立即起身，请他离开。
我说，学校里如果真有歹徒恶行，可以报告保卫部门和检察
部门，如果事情还达不到向他们报告的程度，那么更没有理由向院
级领导报告。
我说，以前在评定专业职称过程中，总有不少教师向学院领
导报告自己的业务成绩，指责同一个教研室的其他教师的业务水
平。今后，只要还有教师向我作这种报告，我在职称评定中一定不
投他的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报告了，他的单独报告制造了
一种不公平；他对其他教师的业务指责，更是一种缺席审判，这
是第二层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种信息引导，这
是对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这三层不公平，我惟一的办法是对他
进行否决。
我说，我要用实际行动让全院上下放心：院长办公室里的全
部谈话，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
这种公开宣布，效果很好。在我任职几年间，没有一个人在
我面前说过另一个人的坏话，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谁是我的亲
信。
有时，人们出于以往的语言习惯，说着说着就牵涉到别人的
长短，或开始对我有所奉承，我会微笑着伸手阻止，立即转移话
题。几次一来，大家开始习惯我，习惯于在一切领域对事不对人。
对此我有点矫枉过正。其实我心底也有对人际关系的好恶评
价，有时还很强烈，但我明白，这一切都不能影响行政行为的走
向。行政行为越干净，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国家政治大局上，“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方针已经停止，但对于每个基层单位，“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普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绝出任的四个月后，在学院的大草坪边遇到了他。
他拉着我走到一棵树下，说：“我找了你好些天了。这个学
校，几十年都没有安定过。你们也可怜，没上过什么正经课，全
靠自学。我这个老教务处长，于心有愧!”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
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
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
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
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
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
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
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
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
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
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这年月，
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8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
定。”
胡志宏先生厚厚的限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
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才发
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文革”后一切重起炉
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
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
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
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
在这种阅读中，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我的大忙，我已习惯
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只要找到了逻辑支点，
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国内高校中，我觉得，华中理工学院的
教育改革经验比较切中要害。
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
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尽量不遗漏任何一个群落。每次
谈话我都劝阻他们发牢骚，也婉拒他们对我个人的鼓励，而只是排
列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区分这些问题的主次缓急，然后再一起探
讨解决的方法，方法越具体越好。
半个月的感觉一言难尽。如果打一个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缩
在一条大船的某间舱房里用功，虽然也能感觉到船在晃动，却不知
道所处的位置，行驶的方向，海域的风浪，天象的变化。现在，我
登上了船顶嘹望台，看清了这一切，又问明了航海规则，突然觉
得不应该再一言不发地躲缩回自己的舱房里去了。
后来回想，才知道，我同意调查研究，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
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么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个月前的眼神了，说：“好吧，开一个全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了他办公室的门，一看，是当年学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两个昔日
对手，今日四目相对。侯先生问：“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想申请一
份毕业证书，也能申请到吗?现在找工作需要。”
何添发书记一笑，说：“为什么要申请?我替你留着呢，只是
找不到你。”说着，转身就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侯先生的毕业证书，
用双手郑重递给他，并与他握手。侯先生不断感谢。
我知道这事后当面赞扬何添发书记：“你把造反派司令的毕
业证书放在手边，时时准备补给，这事很有象征意义。这是一段历
史的‘毕业’，而我们是颁发者。”
一次我去广西讲学，报告结束前有一个中年男子站起来提出
几个水平很高的学术问题，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诉我，他是该省
顶级的美术设计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只是一直有人揭发他做
过造反派头头，因此无法提级、重用。
我问了这个设计师的名字，一听大吃一惊，原来是他，我居
然没有认出来。当夜，我就找了该省文化厅的周厅长说了一番话。
我说：“他做过造反派常委，我当时属于他们批判的对象，无缘相
识，但今天却要以学院院长的身份郑重证明，他没有做过任何坏
事，而且早早地贴出声明退出了造反派。他年岁比我大，已经是一
个头发斑白的老人了，惩罚了那么多年，够可以了。别再听那些没
心肠的揭发者的话了。”周厅长不大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但完全同
意我的意见。
后来这位设计师到上海举办个人画展，点名要我剪彩，我二
话不说，立即前往。
同样，我向山西电视台陆嘉生台长为一位从我们学院毕业但
我却不认识的优秀编剧开脱，认为他虽然如揭发者所言，曾在造反
派报纸上写过几篇应时文章，但他那时的“左倾”观点绝对不会超
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因此，他毫无责任。更何况，他后来
的全部剧作都充满了人性的光泽。我们难道要用他早年的几声追
随，来抹杀他成熟后的几十万言作品?
由于有人揭发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时参
与批斗过老师，他现在在报社的工作都产生了问题。我们学院无权
证明每一个学生在初中时的行为，而且这位学生也没有向我们求
助，但我听说后立即以院长的名义给他们的社长丁先生写了一封
信，说：“算下来，他上初中时还只有十四岁。如果一场民族大
灾难要一个儿童来分担，而且分担几十年，那就证明，灾难还在
延续。”据说，丁社长在编委会的全体会议上朗读了我的这封信，
结果皆大欢喜。
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汪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报考了我们学院
的研究生，正准备录取，就有揭发信说他有政治问题。我当时已经
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亲自赶到那所中学调查，中学的一位负责
人说他是因为“收听敌台”被划为“现行反革命”的。其实，那只
是他为了锻炼英语听力而听英美电台广播。这个结论终于推翻后，
那所中学里又有人揭发，这位老师在“文革”初期也参与过批判
会。对于这种永无尽头的揭发我很愤怒，再一次赶到那所中学
质问：即便是他参加了那次批判会吧，两小时，但怎么不想一
想，你们在“收听敌台”的事情上斗争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
良心何在?
现在这位汪先生早已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资深教授。他执意
要走，因为他对揭发、批判还是有一种后怕，又有一种预感。他走
前我还想去劝阻，他说：“很难说不会有政治大潮，因此i丕是会有
很多人溅湿了脚，又总会有一批打手出现，把溅湿了脚的人一个个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能保持冷静，真是难得。
“头开得非常好。”这是薛沐老师对我上任的称赞。“我看出来
了，你在转换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过去历届的领导想的是，重新评
判历史，你想的是，彻底了断历史。”
‘‘到底是你眼辣。”我说，“但是，有了他们的评判，我才能了
断。不了断，老评判，没完没了，只能延续灾难。只有了断，才是
对过去的最大评判。”
‘‘是啊，解放初期斗争最卖力的人，反右斗争中被抓住了把
柄；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党委的爪牙；
‘文革’中反对造反的，很快被批判为反对革命路线；支持造反
的，工宣队一来又成了五一六分子……闹来闹去，活像一个轮盘
转，全都成了牺牲品。只有一帮特殊人物一直活跃，那就是永远在
揭发，永远在批判的人。你把轮盘转停住了，他们就没有空间了。”
薛沐老师这番话，又一次表现出了他出众的冷静和睿智。
“薛沐老师，你讲得很好，但我主张的了断争斗，并不是我的
发明。你没听说邓小平一再强调‘不争论’的原则吗?这就从根本
上阻断了那帮以争论为业，以批判为生的人的很多门路。我们也要
阻断。”我说。
这时，薛沐老师伸出一个手掌，按在我的手背上，说：“我今
天找你，是想主动要求在全院大会上发个言。这个发言的题目感
《我们过节了，我们到家了》，行不行?”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声援，连忙说：“太好了，谢谢!谢
谢!”
13
薛沐老师的发言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他那次关于“轮
盘转”和“特殊人物”的谈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
我希望那个“轮盘转”真正停住，停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现在真的停了吗?
我想到了一个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们在处理“文革”时
期犯错误人员的时候，有没有延续以往的错误?
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是，我们每次在纠正前一次错误的时候，
总是把纠正过程中发生的不公平不当一回事。因为前一次错误还历
历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盖了新的不公平。其实，“轮盘转”就是
这样转动下去的，那批永叵的“特殊人物”也就是这样一次次找到
自己新的揭发空间和批判空间的。
我们学院所有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也没有留校，全分配出去了。
现在我看着窗外的校园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即使是犯了严重
错误的毕业生，能不能依然把这个院子当作他们的母校?而母校，
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样给他们足够的温暖和关爱?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我做了院长，在这间屋子里办公，但我知道，一个人
在“文革”中如果参加过造反队，做过一些过分的事，说过一些过
火的话，现在连做一个副科长都不可能，尽管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
年。这种事情，只要有一份检举信，便立即奏效，连已经通过的任
命也要否定。在斗争欲望、防范意识、忌妒心理都超浓度积聚的土
地上，这样的检举处处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夹杂着大量的揣测、想
象、夸张、推理、诬陷、诽谤。
可庆幸的是，我的同事们对此有一些基本共识。善良的何添
发书记在“文革”中也和我们一起与造反派抗争，不久前有人敲开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

sincn

作家和一部部作品了。与此相呼应，不知哪个部门又严厉地管束起
年轻一代的服装、发式来，例如规定男学生不准留胡子，女学生不
准留长发，说胡子和长发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学校还
请来了理发师，要强行剃剪。但是“文革”毕竟已经结束，大家
不愿俯首帖耳了，我的一位女同学在南京任教，居然领着一些不愿
剃胡子的男学生举着胡子茂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校内游
行，以示抗议，上级倒也是无可奈何。
上海的话题主要是集中在牛仔服上，一度居然有那么多官员
和文人坚信学生穿牛仔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事件，强烈
呼吁以严禁。翻开报纸，一篇又一篇杂文、小品文、随感录把批
判的矛头直指牛仔服，那种冷嘲热讽实在叹为观止。有的说美国牛
仔有大量犯罪记录，抢掠淫荡近似日本侵略军；有的说牛仔服直
接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中国青年穿上了，证明杜勒斯“和平演
变”阴谋正在实现；有的杂文家更是异想天开，说过去美国人把
中国劳工说成是“猪仔”，现在又让中国青年当“牛仔”，今后一定
还会有“羊仔”、“驴仔”和“狼仔”；有的杂文家则独辟蹊径，说
美国人自称“约翰牛”，把中国青年当牛仔其实是想“讨便宜”，用
一堆劳动布换取了长辈的身份；也有杂文家比较抒情，提出了～
个自以为很巧妙的口号：“喇叭裤吹不响中国人民新长征的进军
号角……”
就从这时候起，我对中国当代自称继承了“鲁迅遗风”的不
少杂文家，再也不敢盲目恭维。他们中的某些人，其实还是过去的
大批判专家，只不过在腔调和形态上作了一点装扮罢了。
这些大批判专家的共同结论是要大家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服
装传统，但他们又明确反对舞剧《丝路花雨》所传达的唐代服饰的
“妖冶”，因此只捍卫“中山装”。他们所说的“中山装”又不是孙
中山穿的有很多纽扣的那一种，其实在我看来还是在捍卫“文革衣
冠”。
这种大批判发展到后来连西装也否定了，认为中国人流行西
装是崇洋媚外的“西崽相”。“为什么不能让欧美人士穿一穿孔子、
屈原的服装?”这是他们最得意的爱国主义语言。
幸好后来从可敬可爱的胡耀邦先生开始，多数中央领导人出
场也穿了西装，那些大批判专家才一时语塞。但是，中央领导人没
有穿牛仔服，大批判专家们依然对牛仔服恶语滔滔。我当时还不大
了解牛仔服，但太了解这些大批判专家，又坚信时代已经变了，便
到静安寺的一家百货公司买了一套穿上，再动员学院内外一些年轻
一点的教授一齐穿上牛仔裤在各个校园里大摇大摆，人称“牛仔教
授”。当时教授人数少、威信高，那些大批判专家也奈何不得。
这样的事，等到我担任院长，就不必做了。既然掌了一点杈’
就用不着采取抗议形态，只须在行政行为中表明取舍爱憎就行。
例如有一次在院长办公会议上，一个干部说到舞台美术系某
青年女教师行为不端，居然在学生宿舍里与男友拥抱接吻，被一个
学生在钥匙孔里看到，这就为学生做了反面示范，应该批评。
我对大学里某些干部喜欢查缉年轻人恋爱的嗜好最为反感，
认为这种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变态窥视心理最容易扭曲校园里正常的
青春气韵，因此除非不让我听到，只要听到，我总会抓住不放，予
以呵斥。这次我又一次抓住了，而且与往常一样问明了真相，然后
在办公会议上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在校园里引起很大的反响。
我说：“女教师谈恋爱，天经地义。我作为院长无法分配给她
一间单独的宿舍，耻辱在我，而不在她。对于那个在钥匙孔里偷看
人家的拥抱接吻并来汇报的学生，应该给予口头警告处分，责令今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