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余秋雨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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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总想发笑。他说：“院长不忙，那是一种学术荣誉的象
征，只与国外同等级的专家交往。院长一具体，就不是好院长
了……”
为什么后来回想起来总想发笑?几乎所有做过当家官员的人
都明白：我们国家太大，机构繁复，一所高等院校有无数个“上
级”，每个“上级”只要有紧急事务，都会下令由院长亲自负责，不
得由副院长代替。这种紧急事务，当然不是学术。结果，凡是防
火、防盗、计划生育、传染病、校区建筑安全、学生间的殴斗行
凶、食堂的伙食质量……全要一一过问，一件也不能丢开。当然
有副院长，但他们只是按照你的意思在办。
到那时，还找方千司长论理吗?这位忠厚长者很快就退休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没有这种预感。虽然没有预感，我也没
有答应方千司长。
他对我的拒绝有点惊讶，让我回家好好考虑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蒙蒙细雨的淮海路上已决定再度拒绝。
但是，第二天方千司长已经回了北京，委托与我继续谈话的
是胡志宏先生。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卫生办公室的领导，现在
具体来管理我们学院。
胡志宏先生可能参与了对我履历的审查，对我的过去很了解，
因此动员我的话语也更知心，比方千司长更能打动我。
“不要在乎上面，”胡志宏先生说，“你不为苍天为黎民。”
这话就很能打动我。他知道我历来不在乎官场伦理，却会重
视民意测验加给我的责任。
为了避一避他的锤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
作是当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时，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胡志宏先生又一锤打中了我，他绷
道我心中本有这种牺牲自己的豪气。这种豪气正可用来抹去一切艰
辛，让你不好意思再说一个苦字。
但是，我还是摇头。
7
学院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选中，也知道我的拒
绝。大家都等待着，很有耐心。
据说现在很多单位选拔官员的时候，刚有选拔意图，那个被
选拔对象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大量的检举信、揭发信都会以匿名、
具名、联名的方式纷纷投寄到选拔机关。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戏
剧学院真是太纯净了。我拒绝了整整四个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换名
单的四个月的空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否定意见，也没有出现一个
替代名字。
当胡志宏先生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环视窗外的校园，有
点感动。
最终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是张廷顺老师。记忆中，在我刚进
这个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教务处长。记得在“两个凡是”时
期我受到那几个人的审查，张廷顺老师负责学院清查工作，曾与他
们遭遇，张老师厉声质问他们：“小余是我们学院的人，他在‘文
革’中的表现我可以担保，请问，你们是谁? ‘文革’时期你们
在哪里?为什么要查这么好的人?我们学院谁委托你们查了?”那
几个人被这个山东大汉问得怏怏而回。张老师质问那些人的事情，
是当时在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却一直没有遇到张老师。
据说他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养病。这么多年过去，那天正是我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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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高校的招待所实在太俭朴了。这间房子里有一张塑料皮
包的沙发，弹簧都露在外面了，不能坐。方千司长有点胖，坐在一
张木椅子上很不舒服，不停地变换着姿势，这使谈话变得很随意。
他要我谈谈对学院领导班子的看法。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上级领导机构总要经常向群众征求意见，
只是没想到这次是司长亲自征求，而且一对一谈话。
我想，在这种场合不要信口开河地伤着了谁，而且我也确实
不太了解情况。便说，自己一向忙于教育和学术，连系领导也见得
很少，对院领导只有一般印象。例如，已故的苏枋院长很好，现
任的何添发书记很好，有一位院长当了不久就被你们文化部突然撤
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方千司长把椅子向前顿了顿，立即毫无忌讳地向我说了原因。
这种领导层的事，对我这个群众也这么坦率，我有点惊讶。为了回
报他的信任，我也就说了一条意见：“上级向高校指派领导，至少
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在苏枋院长和何添发书记之间，还派来过
一位书记，他的文化程度就太低了，有一次在会议上居然与我争
论，硬说现在是十九世纪，理由是现在叫一九××年……”
方千司长笑了，说：“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文化部决定
先在你们学院做试点，在全体教师、干部、职员中做民意测验，看
大家最满意什么样的人做领导。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悄悄地测
验了三次。”
我暗自一惊，心想这期间我只要有空就到外地考察傩戏，一
次也没有赶上。
5
千司长说到这里，伸手捋了捋头。他在说话过程中，一直有一些很
随意的手部动作，像是为了让血脉畅通。好多长者都有这个特点。
捋完头，他向我一笑，说：“有个人三次都名列第一，你知道
是谁吗?” 、疆
“谁?”我饶有兴趣。
“你。”他用手指轻轻地点了点我。
我一愣，很想辨别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立即知道不是。我
以前并不认识他，没有开玩笑的基础，而且谈话到现在，也还没有
出现开玩笑的气氛。
于是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起来“这不能算数。我名列第一，只
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没有做过官。只要做过一下，哪怕是再小的
这位老教师的提议成真?
我决定推托，却始终没有弄明白一个根本权限：选一个系的
副主任，哪里需要出动国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长本人?
方千司长终于站立着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现在我正式
转达北京和上海两方面领导的共同意见，决定请你出任上海戏剧
学院院长!”
6
离开音乐学院招待所的时候已经下起蒙蒙细雨，但我没有去
乘公共汽车，只是一人茫然地在细雨中走着。在猝不及防的惊讶
中，方千司长后来说的话在我听来似云烟缥缈。他仿佛说，没有行
政经验不要紧，可以先做一段副院长作为过渡。又说，做了院长，
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可以把行政事务分配给各个副院长……
方千司长在我失神之时还说了一段企图吸引我的话，我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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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长假，中国现代文学馆希望我能在长假期的第一天为市民演讲。
但由于通知匆忙，我无法准备，临时凭记忆讲了《艺术创造工程》
第二章第五节中的有关内容，讲题为“艺术创造中的未知结构”。
这个讲演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后来根据观众要
求而重播的次数，破了这个栏目的记录。播出后祝贺电话极多，连
我的最骄傲的朋友周涛也从新疆打来电话予以高度评价，我便得意
地回答：“那只是我十六年前一本著作中的一小节而已。”对着骄
傲的朋友而挥洒骄傲，是人生一大快事。
很多艺术实践家也接受了它。据说，表演艺术家冯宪珍有一
次在火车上与对面的男子随意闲聊，话题终于集中到我的这部学术
著作，一直延续到火车的目的地。结果是，他们成了夫妻，新房里
显目地放着这本书。我对此不太相信，后来见到了冯宪珍，才知道
并非误传。
我当然明白一本书最多只能做个话引子，而成不了媒人，但
是能让艺术实践家们在旅行中随口说起，我的目的已达到一半。
第二章
有人敲门
1
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个下午，我浑身疲惫地回
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门口地上，摸出钥匙刚要开门，脑后
传来隔壁苏北老太响亮的声音：“回来啦?刚刚有
两个传呼电话，叫你的!”
我谢过她，进门，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来
了，真累。管它什么传呼电话，先让我憩一会儿。
看到床下有几个西瓜，我知道，这是爸爸踩着脚
踏车驮来的。他掌握着所有子女家的钥匙，这是他的
一大乐趣。爸爸那么大的年岁，把西瓜驮到这里已不容易，还要～
个个从楼下搬上来，真不知多么劳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没有看望老人了。
轻轻的敲门声。
一听就知道是对门的宁波老太。她从苏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
我回来了，但必定要等到苏北老太进屋关门后才出来，因为她是苏
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见面。
我开门，宁波老太塞过来两张纸条，说：“传呼电话的单子我
替你收下了，一连两张。”她的声音很轻，与苏北老太完全相反，明
显的弱势。
我连忙还给她替我代付的传呼费，边道谢，边看那两张单子，
上面都写着同一句话：“下午立即来系办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这就是说现在必须走。应该先打一个传呼电话过去
问问什么事，但到传呼电话站一看，有七八个人排队，都是等着打
电话的。我摇摇头，赶紧去挤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与往常一样挤，车站上专门有两个身强力壮的退休
工人，负责把最后几个乘客推塞进车门。推塞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力
气把吊挂在车门口的那几个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压进车
门，像在压制一方最密实的大肉饼。
我听到车门已在我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于是前面刚才还
在往前挤的诸多肉体一下子弹了回来，全部压到了我身上。胸口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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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向广大读者揭发我当年曾经被他清查，还说保存着“材料”，
全国一片哗然。我一时警觉，拉着一位政法记者一起转弯抹角终于
找到了“两个凡是”时期金牙齿等人的组长夏某，当面质问当年他
们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说全部上缴了，又反
反复复地说我的好话。后来，我又继续查缉，穷追不舍，终于，有
关领导部门和司法机关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花了不少厨折，在一个
角落查到了当年夏某他们上缴的所谓“材料”，有关我的，还是这
三条。他们读了几遍，不知所云，瞠目结舌。但我估计，我的文字
一定被人改坏了。因为后来据看过这份“材料”的几位负责人告诉
我，既看不出任何问题，也看不出任何幽默。
14
就在我当时以轻松口气做“自我清查”之后不久，北京—位
叫张云义的军人一连几次来上海找我。他是当时北京一位副总参
谋长的女婿，代表国防科委的王素之将军，动员我到军队工作，去
北京。
这事使我很惊异。原来，王素之将军一度曾到上海领导过清
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回北京后对我的政治判断和为人态度
越来越有好感，执意要调我。
张云义先生说：“你受了很大委屈，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
上层人事上比较复杂，考虑大局只能向前看了。军队调你，立即给
你一个像样的级别，正团级，就是为你恢复名誉。”
听了这番话我被王素之将军的负责精神感动了。他只是来过
这么一段，也没有再过问后来的事，却一直记着，尽自己所能，给
一个远方的年轻人返还公道。
我对张云义先生说：“请代我谢谢王老，但调我却不必了。
现在我已找到岗位：为中华文明的重建做点事。在这个岗位上，
是否恢复那种名誉，并不重要。”
此后，张云义先生还来我家四次，他们调我之心一直未泯。
张云义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
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永远默默
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辈子不放过
你。还是离开上海Ⅱ巴。”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文革”中
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
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我义无反顾，向文化走去。这次出发，与我报考大学时对“文
化”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
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
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
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
途成为陌路。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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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别人自然会看出来。”显而易见，他对我充满善意。他所
说的“老夏”，就是他们的临时组长，早年与江青熟识，“文革”
中被隔离过一阵。
但是，我心中充满不平。我说：“老谢，什么时候了，他们居
然在查我的那两篇学术文章?他们也不看看年代，那是在周恩来、
邓小平主政的年代写的，当时敢于写学术文章，还署了我自己的真
名，本身就是在对抗大批判!他们自己写了那么多造反、批邓的文
章反而不查了?这真是历史的颠倒。”
老谢说：“你的不幸，是车部长亲自决定审查你的。他倒是讲
了你很多好话，但后来却撒手不管了。现在，车部长和市委书记苏
振华他们在‘两个凡是’上出了问题，都调走了，清查组的人都忙
着撇清与“两个凡是”的关系，忙着在找自己今后的工作。他们这
次算是又滑过去了。”
13
根据老谢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写了一份自我清查。共分三条，
抄录所留底稿如下——
自我清查
“文革”十年，我受尽批判，历经磨难，家破人亡，
却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邓，殊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
多愧疚，尤其是对父母、亲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谴责，
不便与外人道也。
近两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项问题，现已有中央文
件证明我为正确，毋庸多论。另外曾被清查人员感过兴
趣的，是下列第一项。其他两项虽然算不了什么问题，却
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为教训提一笔。
一，我曾帮助在外地农场一起劳动过的“难
友”——残疾人沈立民先生，从邮局转寄过—封车间工
人的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政府领导马天水。
我和那些不认识的车间工人们都没有预料到他几年后会
犯政治错误。从中得出一个教训，虽然向政府有关部门投
诉是人民的权利，但最好不要投给我们不了解的领导
人；
二，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但在复课后
有一次却对自己所在学院表演系编的一份台词教材，提
出过不恰当的口头意见。我误以为那份台词教材的“绕
口令”有点低俗，可能是“工宣队”插手了，其实是误
伤了与我关系十分亲密的教师；
三，在我生病其间，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
请求我从文字语法上帮助修改一篇谈《红楼梦》的极为
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过，在病床上花了大约十分钟
时间修改了一下。后来这个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帮沈立民
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审查，也紧张了好一阵。由此得出教
训，此生作为教师，只能教书，不能改文。只要在别人
的文字上一落笔，什么都扯不清了。
十年教训，略如上述，敬祈指教。
两天后，老谢告诉我，我的清查结论就写了这三条。但我的
文字“太幽默”，可能会作些修改。我说，要修改可要征得我同意。
但后来再也没有回音。
二十几年后，当年的揭发者，那个金牙齿在上海《文学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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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会被抓回来。就像前几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
他们会来抓。”
“那又怎么样?”祖母还是那口气，“他们也说你爸爸反对毛
主席呢。我算过了，到了阴间，毛主席最生气的就是他们。他一定
会亲自审问：为什么要凭空造出那么多反对我的人，败坏我的名
声?”
说到这里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11
冯岗先生还是经常找我谈话，派人来通知的时候非常严肃，等
我到了之后把门一关，便耸耸肩，给我做一个愉快的表情，几乎不
再谈清查的事情。
“我女儿昨天讲起你‘文革’初期对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
不错哦!”他说。
改天，他又告诉我，他家对窗的邻居是我中学的同学，叫张
敏智，一个中学教师，一有机会就向他打听我的处境，非常关，
还对我的人品作了种种保证。在政治运动中为中学同学作人品担
保，也真够冒险。
看着这位白发苍苍、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里什
么都明白，也有爱憎是非，却又如此谨小慎微，为什么?他当时的
地位，已经比那些翻云覆雨的人物高，为什么不与他们针锋相对?
一度，我甚至对他也有点生气。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语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释：“搞运
动就要鼓励揭发，鼓励揭发就无法提防诬陷，诬陷一旦落实成
文字，再大的干部也没有办法帮你抽掉，这好像已成为规
律……”
我问：“历来的这种运动中，有没有惩处过诬陷?”
他说：“很少，几乎没有。”
老人的内心，比我还悲观。
写作组系统的另一位老人比他乐观，那就是老资格的哲学家
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为老干部也翻阅过揭发我的材料，一天在一
个弄堂口拉住我，说：“相信我，你没有任何问题。”说着他举起了
有伤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战争时我在山东老区受到审查，拴着
大拇指吊在梁上。后来事情清楚了，我用这只手写黑格尔《小逻
辑》阐释。”
相比之下，一些没有太多运动经历的年轻人勇敢多了。有
一次在食堂排队，我前面隔着一个人恰好是那个镶金牙齿的揭
发者，他正在与另一位清查组成员谈话，边上突然冲过来一个
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我身边站定，憋红了脸大声对我嚷嚷：
“别怕，余秋雨!我已经知道真相，‘文革’结束了，看他们还
能胡闹多久！”
她的声音如此之响，使整个食堂一时为之寂然。我牢牢记
住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赵锦绣，不知现在在哪个单位工
作。
其实赵锦绣我是认识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
我正好又被关进了上海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区，她也在。记得
那天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哀乐后，病区里各种职业的病人哭成一
团，包括一些没有文化的环卫工人在内。因为在当时很多中国人
心目中，表情温和的周恩来的离去，是中国最后一个希望的离
去。我记得当天验血，不少病人连GPT指数都上升了，一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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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的护士拿着一叠验血单一边翻阅一边擦泪。
我当时想，这些病人和护士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却那么
急切地在每一个政治老人身上搜寻着任何一点希望，中国人真是可
爱又可怜。
这时突然传达通知，上海严禁各单位的一切悼念活动。我、赵
锦绣，还有静安区一位叫赵纪锁的老干部，三人听了传达后只说了
一句“我们是病人，怕什么”，便立即在病区底楼的一个仓库里布
置灵堂，组织全病区举行隆重追悼会，由赵纪锁先生主持，我致障
词。
我能够推测，禁止追悼活动的命令并不是针对已死的周恩来
的，而是怕“死人压活人”。但是我们，在苦难的大地煎熬了那么
久，已经不怕什么。
事后，我还独自把病床搬到灵堂隔壁守护，以防有人来拆
除。我相信这很可能是当时全上海惟一公众性的周恩来灵堂。这
件事，当年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的所有病友和医护人员，都不会
忘记。
那天赵锦绣在食堂里的大声嚷嚷，帮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决
定像那次在医院里组织追悼会那样，继续壮胆抗争。就从那夫开
始，我不间断地向北京的中央领导机构写信，反映上海清查运动中
出现的投机分子和是非颠倒，呼吁彻底否定“文革”。我说，只有
否定“文革”，才能全盘改观。如果仍然以捕风捉影的“反对毛主
席”作为清查的第一标准，到头来只能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所
谓“誓死捍卫”口号下一系列极左行为的重复。
这一大堆信，我想直到今天，中央的信访办至少还应该保存
着登记目录吧。当时为了防止意外，我把其中一份底稿以给李小林
同学写信的方式藏在她家里，心想她父亲巴金先生已经平反，会比
较安全。
12
历史，终于走上了正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两
个凡是”结束了，“文革”终于被彻底否定了。
清查组在我的问题上不知该如何收场，只是谈话的口气变得
越来越温和。“攻击毛主席”改成了“议论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
“有错误言论”，过几天又改成“说过几句不妥当的话”，后来干脆
不提了，只说大家都有问题，让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他问题”。
一天，清查组里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谢先生轻声对我说，晚
上到他家去一次，还把他家的地址抄给我。
那天晚上我刚敲开门，他就一把拉我在沙发上坐下，满眼诚
恳地直视着我说：“中央精神有变，你的话没有错。那两个人正在
找台阶，证明清查你是正当的。找到你的两篇学术文章，一篇写鲁
讯的，一篇写胡适的，每个字都在啃，啃了几个月，还没有暗出问
题…”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我的清查结论呢?”我问。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们原来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废
了，写不出任何一条问题，现在把球踢到了我这里。我和几个比较
正派的清查组成员商量，还是由你自己写几句吧。”他说。
“没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嘛!”我说。
“那也得由你来写，我们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
事我给老夏说过，他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自
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我建议，你就如实写几句，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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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沉默寡言，满脸老实相。你如果拿着他写的那一叠揭发
材料去责问他，他一定先表白是“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个人恩
怨；然后再谦虚地声明自己很可能听错、记错，诚恳欢迎被揭
发者指正。最后，他希望你也能揭发他，大家一起正视历史，轻
装上阵。
听起来句句有理，但正是这样的平淡言词，直接导致了中国
现代政治史上的无数血泊荒坟。
人一被气愤所裹卷，就很难注意周围的一切，我突然发现，已
到家了。是怎么上车、下车、买票、换车的呢?竟全然不知。
抬头看我家二楼的阳台，依然是那丛蓬勃的夹竹桃。祖母没
有像往常那样，站在那里看街景。
想起祖母，我觉得应该平一平心境，便不进家门，先到昌化
路、安远路绕一大圈。告诫自己，绕圈时决不能去想金牙齿的事，
把气愤在小路上甩干净。
绕完圈，我笑眯眯地上楼，见祖母，叫一声。祖母正在
叠衣服，先应声，同时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去叠衣服。但
她的头又猛然抬了起来，叫我的小名，让我走到她跟前，看
着我。
我口气轻松地问她叫我有什么事，她轻轻摇了摇头，说：“不
对，你今天有心事。”
这怎么看得出来呢?她刚才只扫了我一眼啊，于是我问。
祖母说：“你的心事我看不出来。我只看到，今天你有点硬装
高兴。这就有事。”
祖母这么说具有充分的权威性，因为她一生面对过太多的
灾难，又抚育过太多的子女，最清楚从孩子们的脸上读出灾难
的最初消息。当年，我的伯伯、叔叔、姑姑们遭受危难时也会
强装着笑容来看望她，她太熟悉这种笑容，所以一逮就着，岂
能逃遁。
——仅想到这里，我心头的堵塞就去了一大半。我至今所
承受的一切，哪能和此刻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这位女性相比?
她，活在世上八十五年，仿佛就是专门来领受灾难的，于是也仿
佛是专门来嘲笑灾难的。她亲自送别过几乎所有的子女，只剩下
我爸爸，而我则是爸爸的大儿子，注定要继承她一辈子领受灾难、
嘲笑灾难的命运。
我有能力继承吗，看我这副满心愤怒却又不知如何对付的没
出息样子!
“其实前几次你回家我已经看出来了。”祖母说，“我不问。
你们的事我也不懂。懂也不问。因为烦心事不能多说，说一遍就
长一分，帮了它。”
我点头，真像是在倾听金匮秘语。
“遇事只往底里想。”祖母说，“它到底能把我怎么样?真的
怎么样了又能怎么样?能关我吗?你爸爸关了那么多年，也过来
了。能饿我吗?我们全家饿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别的还在乎
它什么!”
“只是有点气。”我已经说不响亮了。
“我知道，气恶人太恶，气世事不公。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气，
恶人当然会恶，世事从来不公。最大的不公，你气都没法气。你看
我十个孩子死了九个，都死在我前面，我去气谁?”
很雄辩。
“要不，还去乡下躲一阵?”祖母开始为我设想办法了。
我说：“这次下不去了。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我要是躲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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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会被抓回来。就像前几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
他们会来抓。”
“那又怎么样?”祖母还是那口气，“他们也说你爸爸反对毛
主席呢。我算过了，到了阴间，毛主席最生气的就是他们。他一定
会亲自审问：为什么要凭空造出那么多反对我的人，败坏我的名
声?”
说到这里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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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岗先生还是经常找我谈话，派人来通知的时候非常严肃，等
我到了之后把门一关，便耸耸肩，给我做一个愉快的表情，几乎不
再谈清查的事情。
“我女儿昨天讲起你‘文革’初期对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
不错哦!”他说。
改天，他又告诉我，他家对窗的邻居是我中学的同学，叫张
敏智，一个中学教师，一有机会就向他打听我的处境，非常关，
还对我的人品作了种种保证。在政治运动中为中学同学作人品担
保，也真够冒险。
看着这位白发苍苍、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里什
么都明白，也有爱憎是非，却又如此谨小慎微，为什么?他当时的
地位，已经比那些翻云覆雨的人物高，为什么不与他们针锋相对?
一度，我甚至对他也有点生气。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语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释：“搞运
动就要鼓励揭发，鼓励揭发就无法提防诬陷，诬陷一旦落实成
文字，再大的干部也没有办法帮你抽掉，这好像已成为规
律……”
我问：“历来的这种运动中，有没有惩处过诬陷?”
他说：“很少，几乎没有。”
老人的内心，比我还悲观。
写作组系统的另一位老人比他乐观，那就是老资格的哲学家
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为老干部也翻阅过揭发我的材料，一天在一
个弄堂口拉住我，说：“相信我，你没有任何问题。”说着他举起了
有伤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战争时我在山东老区受到审查，拴着
大拇指吊在梁上。后来事情清楚了，我用这只手写黑格尔《小逻
辑》阐释。”
相比之下，一些没有太多运动经历的年轻人勇敢多了。有
一次在食堂排队，我前面隔着一个人恰好是那个镶金牙齿的揭
发者，他正在与另一位清查组成员谈话，边上突然冲过来一个
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我身边站定，憋红了脸大声对我嚷嚷：
“别怕，余秋雨!我已经知道真相，‘文革’结束了，看他们还
能胡闹多久！”
她的声音如此之响，使整个食堂一时为之寂然。我牢牢记
住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赵锦绣，不知现在在哪个单位工
作。
其实赵锦绣我是认识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
我正好又被关进了上海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区，她也在。记得
那天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哀乐后，病区里各种职业的病人哭成一
团，包括一些没有文化的环卫工人在内。因为在当时很多中国人
心目中，表情温和的周恩来的离去，是中国最后一个希望的离
去。我记得当天验血，不少病人连GPT指数都上升了，一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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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
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
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
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合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
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
悦。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
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
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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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
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
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
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
假。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
建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有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
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
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
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
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
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才出了问题。”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
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
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出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
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
还没有出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才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
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道我们为什
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道：“你几岁?我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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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我，不怕受难，只怕受气。
不像现在，连受气也不怕了，甚至连气也不受了。
那天从冯岗先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我显然是气坏了，满眼都
是一个镶着已经发出铜绿的金牙齿的似笑非笑的瘦削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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